冀西烽火岁月（下）：我在高邑县政府见到了陈毅司令员
作者 王书科
编辑 刘星
本篇涉及到人物众多，有的健在，有的成为烈士，有的在和平年代去世，刚刚去世。比如马闲李卓识、宋凤楼、北焦李文绅、刘书科、曹焕章。
不平坦的路
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实际需要，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县大队进行了全面调整，由马林、李玉科、高喜录为政委、队长、参谋都是新的，高赞元县大队成立了。其工作活动的范围更广泛了，处理问题和情况的机动性、灵活性更高了，便捷、精干的队伍也更加适合开展对敌斗争的新形势。王寿昌大队长带领我大舅等两个班的年轻战士，奉命调往分区独立团。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增强战斗力，开始精兵减政，减少非战斗人员，提高队伍的素质，为大*攻反**做准备。我（县大队）和牛顺宽（政府）是第一批被精减下来的。在赞皇县南峪村同欢送王寿昌大队长等人合伙开的一个会。我们俩老家都在敌占区，谁都不敢回去，我被安置在董家沟，以后又到石路村，和一个白铁匠任师傅住在一块；顺宽到口头（编者注：口头是赞皇县的村名）给村民干活住了下来。
说来也巧，高喜录（学名高运卿，南邢郭人）的家属也住在石路村，他的爱人是东王俄村张银枝，和我妈同是张家门的闺女，我一直叫她姨妈，自从她在王俄和我妈分手后不久，也搬进了解放区，安置在石路村。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银路，一个叫银山（小名三儿）,也都是县大队的战士，老高常在敌后，很少回家。她家有个独生女儿叫娥子和我同岁，我每次到她家，姨妈和她总是热情接待我。我到她家一看，院子也大，住的房间也大，房东反而住的是小房间；另一个西房也是抗日家属住。这种怪事儿我起先并不以为然，因为我在大队部时，几十号人住房都是我和司务长给号的房子，所以对房子的事儿我特别敏感，今天此事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在部队里，也都是房东住的小房，大房让给部队，包括家具炊具在内都是先尽我们用，而且毫无怨言，谁若提费用的事儿，他们都会直率地说：“这是什么年月？如果提钱那还叫人吗？”这样做是应该、必须的。
当时我并不介意，但又见到银枝姨妈她们住的大院大房引起了我的思索。是解放区人的素质、觉悟高？还是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是政府的统一通知？还是出于当地人善良心的自觉行动？只有淳朴的义务和无偿，而费用这个词好像根本不存在！几年来到哪个村哪个家居然均是如此。对此，我们的人只有一个声音：“解放区的老百姓真好！”但总也没有找出一个合适的、确切的答案来。数十年后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这不就是我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全民抗日、驱除外敌凝聚力的表现吗？这不就是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本能体现吗？
这天我到娥子家，她妈见我突然说：“今天正是石路过集，给你俩一元钱去集上买点喜欢吃的东西玩去吧！”那时一元钱的“南北银行”票子，能买不少东西，这时有江米、黄米粽子，一角钱买4个，两角钱的粽子还没吃完，我穿原来发的灰粗布军装走在街上，虽然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好像她比我还高（因我褂子太大）,她的脾气和她爸一样，大高个儿说话语速快而利索。不过她的穿戴也有别于当地农民，我已察觉到有人在偷偷看我俩，娥子还傻乎乎没有注意，人家看她，她也看看人家。我心里说：“我在队上的时候，别看我二虎哥外表粗犷，他内心还挺细的，他常给我说‘三*纪大**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是‘不准*戏调**妇女’。看人不能偷看，尤其看女人，要看就正视一眼，马上离开，要自然，要恰如其分，弄不好会被人误会你不是好人。他说这还是年长者告诉他的。”
县大队改编后，我爸被分配到分区敌工站工作，经常出入敌区，他的直接领导先是赵雨亭（以后调正规军当团政委，在打太湖战斗中牺牲）,后来是马芳廷（都是赞皇人，马在上世纪50年代调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这次我爸下敌区有两个任务，一去找单线联系人我村的李文绅（小名万祥，万贵之弟）;另一个是到石门大药房(后来才知道是石门地下联络站）取中药（信悉）。李文绅在县城有买卖，和敌伪军几个头头拜了把子（盟兄弟）,这次主要联系倒运那批食盐、*用军**纽扣和药品。
这次我爸看了我一下要走，再到曹家庄一带找一下我妈和两个弟弟，我爸的两项任务的时间是一个月。这两项任务说着容易，实际运作起来难度相当大。从敌区运出、存放，再过沟爬壕运进解放区，那时一是敌人监控的相当严，二是运输工具全凭人力两条腿担挑、背。
后来我告诉爸说：“有任务你走吧，看到时完不成任务，找我妈和弟弟的事儿，我去跑，反正我没事儿，耽误两天夜校的课程后来再补！”
他带上手枪和4颗*榴弹手**刚出门，碰到李老诚，他是城照村人，和我爸是挚友，又是老乡，他个子不高戴着深度眼镜，一见面先抓住我爸双手，伤心地痛哭流涕。我爸说：“别这样，别这样，怎么回事儿？”赶忙把他请到屋里，他擦了擦眼泪和眼镜说：“唉！增录啊，咱们的新环牺牲啦！”说着伤心地哭起来。他有3个儿子，大的新令、二的叫新位，这个新环是最小的儿子，刚20岁，很精干很勇敢，是129师11旅第7连的战士，上个月在赞皇黄北坪东北部的长沙，被进攻解放区的敌人包围了(出了内奸）,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因为第7连是能打硬仗的一个连。其余两个儿子都在抗日政府工作（大儿子李新令解放后调到北京，在市化工局工作，我到京后去会见过他，现在全家都在京）,全家都为抗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焦城照这一带全是敌占区，敌人的炮楼、密探很多，谁都不敢白天活动。不过广大群众的心，都还在咱中国人这一边，在外表上都是顺民，对敌伪军也是恭恭敬敬，对密探汉奸走狗，表面上更是尊敬，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看看他们能横行到几时！看他们的下场吧！”李老诚好几年没有回家了，想偷偷回家看看再想法搞点盐这些事儿，尽管同情理解，但我爸与他私交深厚，立马直说：“五十多岁的人了，光为看看家人，我看还是不去为好，又是夜里，眼又不好使，还要爬沟过壕的，敌人再一打就更麻烦了；光为吃点盐，你就靠给老兄弟我吧，回来有你的盐吃不就行了嘛？”
李老诚住董家沟，离这儿不远，我爸劝说了他，送了他一程，回来也走了。我也就向曹家庄一带找我妈他们去了。这几个庄，在划线上是壕内外“拉锯”区，敌人并没有实际严控，经过打问才知道，虽然控制不严，那些家属们自从“扫荡”后就失散了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流落何方了。
白费了几天功夫，回来我就到了娥子家告诉了我银枝姨妈说了，她说：“是不是又回王家洞还是东王俄了？那是敌占区呀？说不准，等咱们的人从敌区回来一打问不就知道了吗？”她又猛一惊说：“你先别走，别走，村长通知下午开大会，有上级*长首**要作报告，让所有人都去听，先在这吃了饭，下午和娥子一块儿去听报告。”我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942年5月的一天下午，在赞皇石路村的村南一块较平坦的地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冀西游击队队长杨秀峰同志，在当地驻军和村干部并随身武装护卫人员的簇拥下（他的武装人员都是穿一身灰蓝色军装）,进入了会场。说是会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农民的打麦场。群众坐南面北席地而坐，从农户家搬了一张桌子，后面放了一条长条凳，杨主席也未坐，就直接站在群众面前，明知道这是根据地、老解放区的群众，他很放心地在主持人的简单介绍下就开始讲话了。
我和娥子就坐在地上最前边，仰望着杨主席高大的身躯、白哲的皮肤，听起了报告：他先讲了日前形势，介绍了近期各战场概况，和各地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情况并提出了今后任务。主要精神是：一是敌伪军已经孤注一掷地集中全部兵力，向路东、路西（平汉铁路）开始了大“扫荡”，我们的军民要团结一致作好空室清野，重要物资要转移隐蔽好，并组织机动力量伺机打击敌人，作好反“扫荡”；因地区的不同，大“扫荡”开始的时间先后和规模也不一样。二是今年是个灾荒年，久早不雨，镍虫漫延成灾，敌人又对解放区进行经济上的严密*锁封**，特别是对食盐、棉花、约品，号召解放区军民要团结起来，同甘苦、共患难，自力更生、抗灾救灾、度过灾荒年。最后一个，为了作好对敌最后一战，准备大*攻反**，减轻人民负担，部队要精干，素质要提高，要进行精兵简政。一方面将分散在我祖国大地的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分而歼之；另一方面，开往敌后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
因为这是解放区的军民，他也有到家的感觉，人们也感到很亲切，站着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话顿挫有力，精辟而深刻。讲话后没有休息，在群众热烈鼓掌下，护卫人员簇拥着离开了会场，沿着李川沟往西了。
在杨主席走后不久，一个中午，我们看到村南沿着这条山沟小溪，自东向西过了有一个连的部队，都是身着绿色斜纹布军装，短小精干行动有素，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我们冀西的八路军。
我离开部队太可惜了，心里也很难受，那时什么消息都知道，现在什么消息也不灵通了。后来和这里留守人员混熟了，人家才告诉我，这是昨夜咱们冀西部队到壕沟两侧接过来的冀中警备旅，是保卫吕正操司令到路西解放区的。
还没多久，我爸从敌区回来了，又路过这里告诉我，只完成了一项去石门情报站的任务，最重要的一项未完成，而且出了大事：我村的李文绅和刘书田（奶名叫小和尚，家贫，不到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同一个早晨，天还不亮，就被跨县来的赞皇县郭家庄炮楼上的敌人，行动极其诡秘地把他俩人一块儿抓走，没有被带进炮楼，到王俄和郭家庄之间的河滩里，就地杀害了。如果他们被带进炮楼，高邑城一个电话过去，李文绅是死不了的，可惜，蹊跷点就在这里。因为他在城里和村里（尤其和王老瑞、陈老奉都是平起平坐）都是和那些穿长袍短补的头头们称兄道弟的。此案的背景是神秘而复杂的。很久都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不过多数人猜疑是地主、汉奸们为了在敌人面前争宠（名利和嫉妒）而经过多方联系、周密策划下的毒手。我爸告诉我情况后，我也告他说妈和弟弟都没找到，他喝了两口水急急忙忙地走了，说赶快回去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些情况。
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看，绝对是按照毛主席“论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规律进行的，1943年是关键的相持阶段的后期，敌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从我们这个地区也毫不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有广阔的山川和大地，足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可让它打足消耗战，然后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分而歼之，中国每块土地都是埋葬敌人的战场。敌人向解放区进攻，包括他进行的大“扫荡”，已使他的优势兵力施展完了，逼使他走上了“黔驴技穷”之势。我们的高赞元县大队，活动面广，除奸面大，已使敌人汉奸受到了巨大的震慑，并且也配合了华北的百团大战，足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和不足，这一点也暴露无疑。但是，敌人凭借各地的地主、汉奸和伪军的协助，还在虚张声势竭力反扑，妄图继续他们的统治。但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外强中干”的实质了。不过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虽是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但还是要作最后孤注一挪的垂死挣扎，我们绝不能麻痹大意。李文绅身、刘书田被害，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从上级掌握了这一情况后不久，我们县大队就采取了果断措施，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和分析之后，很快将我们村密探特务和郭家庄炮楼上姓聂的翻译官，一并予以处决了，对当地敌人的震慑和影响是很大的。
岁月的转折
随着形势的好转从1943年到1944年间，在敌后我高赞元县大队和开辟敌后工作的人员，也逐渐开始公开活动。除奸反霸打击敌人，在这三县范围的广大地区，此起彼伏在进行着。而炮楼上的敌人三五成群到各村胡作非为的，也大为减少，一到天黑，都龟缩到炮楼里。
不过敌人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还是虚张声势，恐吓群众，有时名为搜索八路，还是出来活动，但一出来就是集中兵力搞突然袭击。
东王俄的群众基础好，参加八路军的人多，抗日家属自然也多。敌人对该村的情况总是感到有些神秘莫测，因为外表维持和招待他们总是很好的。郭家庄炮楼
离这儿很近，不断到村里来收募捐款，发国难财。近来听说八路到过这儿，这给他们进村增添了理由；不过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夸大自己的力量是敌人的特点。村民们早就同仇敌忾，恨透了他们，但对此，敌人狐假虎威地做着“黄粱美梦”，还蒙在鼓里，以为该村百姓仍是软弱可欺的“愚民”。
我大舅到分区独立团后，1944年初秋，团长派了两个排的兵力，几天前已埋伏到该村西头几家房子里，我大舅是本村人，自然熟悉本地情况，工作布置由他安排。
这天中午，真的又有四五十名伪军，自西向东神气十足、盛气凌人、扬扬得意地从郭家庄炮楼下来，直扑东王俄来。待敌人进西口一半多，房顶上、周围墙里的*榴弹手**、排子枪像倾盆大雨般地向他们打来！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他们头晕转向，吱呀乱叫，伤亡惨重，还没进村的敌人，拔腿就往回飞跑，当时我二舅正在村南头的张良山割草，他事先并不知道，后来他说：“忽然听到枪声响成一片，再往村西路上一看，约有十多人拼命地跑，比兔子跑得都快！”一场伏击战一结束，这两个排的人，也随即迅速撤离，直奔王家洞方向的山里而去。
在1943年下半年，我新组建的县大队是高赞元三县的辖区，在敌后正开展着除奸和重点打击敌人的活动，而分区敌工站的信息联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我爸奉命要到万城去找崔老帽（外号崔大鼻子，他身材高大又有文化也是我敌工站工作员）,路过我村时恰巧遇上突袭我村的大股敌人，被敌人抓住后同其他被抓的人很快被押送到高邑火车站，共集中了100多人，随即又被押送到天津塘洁军港，临时关押在像水牢一样的浅海集中营里，准备再来一批够一船人再运往日本国做劳工作为皇协军（即伪军）,从整体上说毫光疑问的是日寇的帮凶，走狗，为虎作伥，令人厌恶而被唾弃。但也有个别人还有中国人的良知，也有侧隐之心，其中有一个人是我县古城人，我爸同他叙话，他说：“明！咱是混一碗饭吃就行啦，这比当长工还轻闲点儿。”经他指点：“沿着这边走，水浅点儿，可以逃生，其他地儿是死路！”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有我爸。
这时为了对日大*攻反**，形势发展很快，从部队、到地方，各级组织机构，人员都发生了“闪电”式的变化。经过九死一生几个月的波翻浪滚的折腾，我爸从塘沽港摸了回来，仅在夜里到我大伯家看了一下我奶奶，就急忙又走了（因这儿是敌占区）,到赞皇胡家庵，黄北坪一带，寻找自己的组织，结果是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庙拆神走”，机构人事整编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此，他脱离了自己的组织。到了1944年这个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根本上的变化，而且发展迅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国内外新形势的急速发展，像催化剂一样渗透到了城里敌伪首脑机关和各级人员中，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维持着日前局势，从外表上看不动声色，仍旧虚张声势，装模作样，武的练兵，文的维护市街的萧条市场，其实色厉内荏，内心空虚和紧张。
由于王豹和王永录各自奴隶般地供职于宪兵队和警备队，对形势的变化也都有所察觉，并将此信息及时密报给了他父亲王老瑞。身系4条人命的他，也看到了各村八路军的干部又在公开活动，揣摩了许久，又接儿子的密报，他觉得大势已去，在“物命”相比之下，他很清醒地选择了弃物逃命。他也怕耽误时机，因此，于1944年冬，又是一个深夜，第二次用大车携载了贵重物品弃家逃往城里，死心塌地地投靠到日本人的怀抱，等待他的唯一希望是救世主对他的搭救，最后一次苦思冥想选择的这条末路。逃到城里后，住到西门里，路北与路南高邑县警备队大队部正对过，西街一号院。
就在时局动荡敌伪军收缩的形势下，1944年冬王老瑞逃进城的同时，我妈带着两个弟弟，听说敌人管得不严了，经过了千辛万苦一路乞讨从山里又摸到了王家洞我奶奶的娘家，打问了山下的情况后，又急忙到了东王俄我姥姥家。听说王老瑞又逃跑了，用我妈当时的话说：“真恨我没长翅膀，不能一下飞回我的老家！”到家后，我大伯家的人和邻居、老乡紧张地忙了好几天，把原来的破家暂时略加修整，先将能够正常生活的食宿安置下来，而后再详作整体的安排，待恢复原家后再将奶奶接回家来。
这时四邻八家的乡亲们像穿梭一样你来我去，为临时救急送到我家来的有吃的穿的用的。一连好儿天的忙乎,和看稀罕,看热闹一样，我妈说婶子大娘还有和她同辈儿的,有哭有笑。几天几夜的话都说不完。爱说笑话的人说:"这几年你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啦!"我妈说:对。这都是地主汉奸鬼子王老瑞逼得咱长了"见识”，要说世面,那就是受罪!可别忘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呀!多亏老解放区的人心善良啊!救苦救难,鬼子大扫荡,民兵带着转移,要不,和孩子爬不出那些大山沟!"
人们在乌云遮天的阴霾气候下生活,几乎窒息。又几经折腾，挣扎到阳光初露的天气,是多么的艰难呀!那是在乱云飞渡、急流冲撞的殊死搏斗中挣扎过来的。众人渴望着的形势变化、时局好转,将必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着不可阻挡之势。境射面出的阳光将是不可逆转地普照中华大地!
我爸针对展现在眼前的此种形势，在人员机构大调整后，他的直接领导马芳廷、赵雨亭、董月三等敌工站人员不知去向，既然找组织落空，就暂告一段落，也就直接到董家沟、石路村找我，要带我步步为营地向老家方向逐步靠近,以达返家的目的。这时他也深知我银枝姨妈对我的精心关照要走，也必先到她家作诚挚的感谢和婉言告别,同时还可告知他老高(高喜录)在敌后的安全情况。
但是,阴错阳差的父子俩,心情各不相问,而除回家相同外，还有点相同处那就是心情都复杂。他因失掉组织而悲愤万分心情极度烦躁,心猿意马怅然不快。
虽说久盼返家的愿望将能变成现实,但马上要离开董家沟又别石路村，对居住两年与同龄人玉太等玩耍怀有深厚的感情，还有和我住一个房间的白铁匠任师傅，对我特别好(说我有前途，将来别忘了他)对这些都难以割舍，有说不出的留恋滋味儿。更有我银枝姨妈对我的关爱,还有娥子温情地待我,说走就走,更使我激动的心情一时陷人悒悒怅惘和缠绕不清的感情纠葛。也许是要走的想法来的突然,一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来。
收拾行李后，将家三伙四无法带的,留给了任师傅,而衣物类另打一包,送给我姨妈。为了轻装行动，将换洗衣物和一条小薄被,折了一个和行军背包一样井字形的行李,背上去了姨妈家。
一进门,她母女俩并未像以往一样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先是震惊，而后表现了一种惊讶、诧异迷烟和不知所措的样子。待我爸告诉她，我们要回老家,是来告别的。姨妈表示出惊懂，突然潜意识地说:"这说走就走啊?敏捷地思索后,又看了我一眼,愣然嗔道:“你这不行,这不是行军,也不是去打仗,上穿二尺半(当地人对军装的称呼)，背上是行军包，人家看你就是个小八路,你现在应该是逃难的老百姓!还要过沟、爬境，你能隐瞒过敌人的眼睛吗?"我猛然醒悟到是自己犯了个大错误,怪不得人言"女人心细”,今日一见,果然不差。连我爸也粗心大意"人忙失智”了，不过他有心事困惑烦躁不安，尚可谅解。姨妈立即将行李解开，用一个大包祈裹了个大包袱，把我的军上衣脱下，换了邻居一件破上衣，说：“这才像个逃难的！”她还一定要我们吃了饭再走。我很注意娥子的表情，她不说话，独自一个人孤寂地含着泪花跑到了里屋不出来。后来我爸告诉姨妈说：“老高在敌后很安全，来时我俩见面了，你放心吧，他们活动都是联手行动，快要*攻反**胜利了，你也该往回搬了，那时咱们到老家再见面吧！”反正当时在童言无忌、洁白无邪的心灵驱使下，我大声喊妮子：“娥子，等*攻反**胜利了我到你家去看你，咱们还买粽子吃！”她苦涩地一笑说：“好吧，那我等你！”而后将我的安置费冀南银行票夹在了两层衣服中间，临走，姨妈说：“穷家富路，还是多带点钱好。”又硬塞给了我5元钱，母女俩送我俩上了路。
此次小聚而告别，所剩的最大遗憾（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见面容易再见难！
很有“他乡遇故人”，但比故人更有亲切之感，此后，真的大*攻反**胜利了，等待我们的却是各自紧张地上学、工作，此事被扔在了脑后。到后来却是：只有再见心，却无再见日！悠悠人生路，憾事知多少？尤其难中见，最是难忘掉！
沿着解放区到敌占区的沟壕和哨卡，虽说“监控”有所放松，还是不好通过，查得很紧，为了安全，沿着这个边，走了好几天，经过几道哨卡，最后不知不觉绕道走到了南豪村，这天正是这个村过集，趁人多混了进来。
当时解放区和敌占区，皆为中华大地之国土，硬被罪恶之剑劈为两重天。解放区民间通用的是“冀南银行”的钞票，而敌占区民间则通用的是日本的“准备银行”钞票。这两区两样的关防，各明令规定各用各的票，但人们在暗中两币通用。
人们为了生活生存，货币交换总是不能缺少的，而最便捷的集市贸易，在日伪统治区还是半死不活地、无奈地存在着。今日南濠民间的集市，人还是不少。忽然从炮楼里下来几十名日伪军，将赶集的所有人包围住，都赶到了村东离炮楼不远的操场里。人们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知要干什么。没有被困住的人四散逃跑了，被围困的人足有一千多，人们惊诧、观望，束手无策，无奈地排着长队，顺从地跟着走，有不从者遭致命打击，我父子俩也被围困起来。只见在排头前面操场中间放着一口大铁锅，里边有火，有两个鬼子兵，每人都要搜身，收到“冀南票”即放入锅内烧掉，收到“准备票”即放行。人们一看便知“谜底”了。走得慢了还要挨枪托子戳。轮到我爸爸了，什么也没有搜出，抽了一巴掌放走了；到我这边搜出姨妈给的五元翼南票给放火中烧了后放我走了。我刚走出不远，就听叭、叭、叭几声枪响，又听“哄”闷雷般的一声响，上千人哗啦一下四散逃走，那些日伪军也急速向炮楼方向跑去。后来听说是八路趁炮楼空虚，把炮楼给炸了。
当时正是秋后季节，大街上满街筒子都是瓜、果、梨、桃、馒头、烙饼……人们逃命要紧，被踏踩得像烂泥一样。但也有不怕死的穷苦人在冷冷地挑拣着没被踩烂的果品、食品。
我同爸爸趁机溜进了敌区，我爸说:"我的钱就藏在鞋底儿下边，他就没搜到“我说:我夹在衣裳用的一百多块钱他也没搜到,这小日本快完蛋了，还这样横行霸道道!我父子俩幸运地问老家方向试探着前进。
曲折的人生
一个老少三辈儿女满堂、老实巴脚的幸福农民家庭，自日寇人侵后，就理下了一系列的祸根。为了抗日救国,驱除外敌,铲除地主的剥削,惹下了杀身之祸。而日寇、地主、汉奸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又相互利用,是老百姓受祸害的根源。
这个悲欢离合的家庭,在历史行进的烟云中,遭受了流离失所、颠簸坎坷的巨大挫折。在长期的兵荒马乱中,家人又被灌残成天各一方,四处流浪的单独生活。各自为了生存,单独地在死亡的边缘上命地挣扎着。特别是又有谁还能知道。一个坐过日本大牢的村妇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幼儿,在敌人大"扫荡”的日子里,奔波在那人地两生的山野密林中，过着怎样的人间地狱般惨苦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奶奶、爸爸、妈妈与两个弟弟和我，还在牵肠挂肚地暗暗相互寻觅着。
我和爸爸闯进敌区后，小心翼翼地边走边打问着前进。因人地两熟的原因,还是先到了孤山,又趁黑摸到王家洞这些经常穿梭沟壕内外的常道。首先又到了我奶奶的娘家,听我增玉大伯介绍了敌情和附近村庄的情况，并又特别听到"王老瑞又逃往城里，我妈和弟弟已经回去了”我俩的心同时为之一动，眼睛突然发亮了，恨知情太晚。原打算过了王家洞再到东王俄今儿一听这一介绍,我的心早已飞回老家去了，我立即说:走吧，对我们来说八里地算什么?夜路又算什么?!”增玉大伯还是不让走，非让第二天饭后走，双方的心情互相都能理解,我父子俩还是齐声说:"王俄不去了,直奔老家，天不亮准能到家!”就在前半夜动身了。
王家洞在北焦西南端有八华里是个山区。我父儿俩趁月牙有光，离了王家洞,登上母猪岭,越过死人沟,到了白家窑。这个数里长岗,也叫母猪岭,就是“薄大胆儿”阎东昌独身斗三个汉奸被砍伤的地方。我爸到这儿还特意告我说:"这个荒山秃岭,是个很危险的地段，前无村后无店,咱们的人凡到此地者,都格外小心，为什么叫"死人沟"哪?从清朝到民国，被不明不白杀死在这个沟里的人,不知有多少了!边说着边走着。
光阴荏苒,人生如梦,一晃就是几年。久久渴望回到生我养我的村、我的家，虽然到了门口,不能贸然进门,生怕夜半声响,惊吓了老人和孩子。我爸一挥手，我心领神会，把我一挡,翻墙进家开了街门。我爸就是不让闹动静,我心里更明白,听到屋里熟睡的家人内心欢喜不尽眼含热泪，就是不忍心惊醒数年不能香睡的一家，让他们享受一会儿得来不易的平静生活吧！
尽管我俩声音极小，也没有逃过饱经风霜、受尽人间残酷生活折磨的妈妈的耳朵，是她先发觉院里有动静，轻轻抓醒了熟睡的二弟（在这屋里男性最大的就是他已有10虚岁了）,他已翻身爬起，拟应对动静，再采取措施（这是妈后来告诉我的）。我俩听见屋里的人已经醒了，我不顾一切地敲门叫妈！妈听见是我，赶快点燃棉籽油灯，我爸也进屋了，奶奶、妈妈和两个弟弟都无法控制骨肉团聚的情感失去理智的的喜悦心情，相互抱头失声痛哭！我爸立即制止道：“小点声、小点声！这是后半夜，天还不亮，不要惊动四邻八家睡不好觉，离明不远了，到天大亮再说！”从1944年后半年到1945年初，这段时间，这个地区的形势是微妙而又神秘的。阴雨连绵的气候过后，透过稀薄的云层，仿佛见到了初露的阳光，总的趋势是阴转睛。我们的县大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筹建村政权，同时也在打击瓦解敌人。
而这时的敌伪军仍是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然而敌人内部的大小官员则是自作打算。县城的鬼子兵，先后借命令陆续近进石门；伪军、伪警察悄然地在暗暗远适。而奇怪的是县城原宪兵队的“新民会”却堂而皇之地变为“国民*党**县*党**部”，郭哲生为书记，按照蒋介石的“曲线救国”旨意，由暗到明地渐渐活跃起来。
在这种局势下，我们村同周边村一样，广大群众已经高兴得喜形于色，但仍在观望着时局的进展和变化，渴望阳光普照的那天早日到来。但村中的复杂情况不容乐观。全村当时约有160户，700多人，当伪军、伪警察和作密探的就有八九人。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庙破人散，匿影藏形隐蔽起来，静观变化，但也潜伏了不安全因素。还有，地主富农也有七八户，更值得关注的是：天主教徒就有50多人（户）,包括王老瑞全家，教徒中的国民*党**员就有25人（摘抄自敌伪档案材料）。这中间又有8人是发展对象，名单中确实有他们。这股潜在的势力（伪军、地富、教徒、国民*党**员）若沉渔一气，绝不可小视，也并非等闲之辈！
还有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而值得关注的是，我村小学校办得兴旺、红火，但校董是陈老奉（地主、教徒、国民*党**员）,教师是外请的名师张彰武（宁晋人）,二人均为教徒，住在天主堂内，不断有黄发、蓝眼珠、大鼻子的洋人传教士，骑摩托车（我们学生都叫它“电驴子”）在找张先生传教、议事。
我们小学的教材、规章都沿用民国时期的一套。体罚、打学生是常事儿。张老师近几年教出了不少学生，他看重的高年级（家庭富裕）学生都入了教，我们这些贫寒子弟不被看重，但也常听老师教唱歌：“牛儿鬼进日黄昏，月儿东升阳逃逝，惨女儿，多薄命，怨苍天，骗弄……”是何含意？至今也不理解。
他在讲：“入了教，长大以后吃好的，穿好的，享一辈子福，死后*天升**堂；不入教的，受一辈子穷，死后还人地狱。”并且还配有“天堂和地狱”棚棚如生的精美油画图，挂在教堂内，一个是美好生活图，另一个是有蛇、畅、恶鬼残害人的极其恐怖的地狱！我们这些充满好奇心的学生还最爱看画，但看后却令人恐怖发指，夜里常被噩梦所惊醒。
非常奇怪的是：八路军工作人员，先后到村进行教育，宣传抗日教唱新歌，选村长，组织建立农会、民兵、妇女会、儿童团、青抗先还在萌芽时期，刚刚开始，张老师就不知不觉莫明其妙地抛下他的教堂遁迹不见了，神秘地不知何时，从我们村永远地消失了。
阳历年刚过（1945年初）我村全新的小学校开学了。新老师一个是我当村的曹焕章老师，一个是南焦的刘俊秀老师，全是新教材、新规章，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新时代的学校开始了！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第二首是：“太行山冬天里呀，北风凉，不觉得春风吹呀，鸟语花香，新年来，带来新消息新希望，全世界一十六国来打东洋。”第三首是：“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酬陵县，他是中国*产党共**的优秀*党**员。”曹老师领导我们组织了儿童团、青抗先，又组织了联欢会庆祝抗日大*攻反**胜利，兴高采烈地化装踩高跷扭秧歌；我们学生分男女两队，向大街祠堂宽广
地儿进发。男队我和刘占科领头，女队由李新竹和刘兰英领队，边扭边唱欢欣鼓舞，由于是新事新办围观看热闹的人特别多，人心欢乐，场面壮观。
然而只顾陶醉在欢乐中的我，消息闭塞，散场回家路上，突然从村西过来了四五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漂亮小伙子我认识，他是我银枝姨妈的亲弟弟叫张银山(小名三儿，是高喜录最小的内弟）,我该叫他三舅，顺口喊了声“三舅”！他勒马站住（因在解放区的山里会过面）一看是我，他没有下马，我到他跟前，他在马上弯身向下告我说：“秦司令员命令独立团，要攻打高邑城，让我们县大队配合，我骑兵先到城周围侦察敌情；你大舅还在独立团，他也下来了，还要组建独立营，你赶快找他，趁热打铁去抓王老瑞*仇报**！”这时我真恨我自己，太愚蠢了，只顾欢乐，却把大事忘在脑后！
我爸是村里的公安员，又恢复了*党**籍，只顾忙村里阶级斗争那一摊子事。几个月后，待我到城里，县城被围困之后，通过内线赵岐的配合，瓜熟蒂落地已把县城拿了下来，那是1945年阴历八月十五日（阳历9月20日）。
我进城没到公安局去找凤楼，而是抓紧时间，先到西门里路南大楼里（简易的二层木板楼，原是伪军警备队大队部驻地）即独立营去找我大舅（张文志）,他带了两名战士，同我急忙到王老瑞住地——西门里路北一号院，进家到几个屋一看，遍地都是破旧被褥和衣物、鞋、袜；厨房的锅、碗、瓢、勺都还在，吃的剩菜、炖肉洒了一锅台，早已人走房空了。
这时我才去找凤楼，他告我说：“这时你才去抓他，连赵广大队长（他不仅是高邑县警备大队长，这时已升为高赵宁联大队长了）和赵载南（县伪警察局局长）许占庭（*大伪**队副）几个大汉奸头子，咱们来攻就早就选跑了！不过，不要紧，抓住他们是迟早的事，暂且不忙，后天城里开公审大会，先把几个被逮住的不大不小的几个头头，还有你村王永录（伪警备队分队长，工老瑞的二儿子）这些汉奸走狗、刽子手都是些残害百姓的罪大恶极的家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会后立即处决。别忘了让你爸也来参加大会，大会发言控诉的有他，完了到我那吃饭！”
说起我们和风楼、东昌的关系，那非同一般，也是敌人逼得我们到一块的。从石柱山，到散人大“扫满”，从打游击，到穿梭敌区，到驻军、大“扫荡”在山津里，都滚爬棒睡在一起，就是多么隐私的话，都敢敞开谈。就在解放前后的日子里，他们白天黑夜，每当路过我村到我家时，先向我妈要吃的，自己动手到锅里、篮子里找干粮。高粱面饼子，糠窝窝头，摸到啥吃啥，吃了喝两口凉水就走。
我到县里工作后风楼有病在家，我特意到马闲家里去看他，他爱人还和我开玩笑：“你快把他还叫走吧，在家事儿太多。”那时他还有个小男孩儿（叫占岐还是占曲？那时我已20多点、小孩约有七八岁。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石家庄，我在参加地委整*党**组织员训练班，星期天几个人逛朝阳路，万也想不到碰见他，一个大个子，迎面而来，背着个大挎包，我一看是他（那时繁华街上的人也没多少，与现在无法相比）,他也认出了我，真是不期而遇，我俩紧紧握手，久久不想松开，我先问他：“干嘛去啊？”他说：“去山西汾阳市。到那里去了，在这儿换车，想吃点东西再走。”我一见他从内心涌上一股亲热感，因平时各自的工作忙得撒不了手，很难见面，我一想朝阳路上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和轩“的包子，我请他吃了一顿包子。他最后告诉我：”你村有两个人你要特别注意他们，一个是刘某，一个是曹某，他两个在那次特务*动暴***特中**别起劲，手头还狠。“我真佩眼他的记忆力，事隔十多年他连我村那两个人的名字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都是在1945年冬“土改”运动的前夜，王老墙走后留下的班底。以地主陈老率为主，收买了另外两个村干部，把杜石妮的胞兄杜孟兰（也是村干部，因与一个妇女奸靠）以“于部搞破鞋”为名抓住不放，而我爸（村公安员）又和杜孟兰的关系很好，以“同盟作弊”为名也被抓起来，昼夜看守他二人的“民兵”，酒肉美食概由陈老奉暗中提供，还操纵了一帮人到城里（到半路只剩下了十几人）*愿请**（李卓识县长亲自接见的）,要求回村开群众大会处死他二人。李县长说：“有羊慢慢地就赶到山上了，不要忙，先把他二人看好！”
*愿请**的人走后，李县长与公安局紧急碰商后，在这危急时刻，由风楼带领公安人员和外村民兵，几十人连夜赶到我村，把当晚由陈老奉贿赂的干部（村长）强行召开的群众大会（顺从观望的群众还蒙在鼓里）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主持人讲话后，就要动手杀人的一瞬间，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会场（在天主堂）大乱，想四散逃走的人，因*锁封**了大门，谁也跑不出去。风楼等十多名公安人员七手八脚逮捕了十来名主要嫌疑犯。重整了会场（此事参加者公安干事张更新事后告诉我说了详情）。
大会重新开始，由四区区长王玉山讲话，他宣布：将这两个人由政府带走，被我们抓的这几个人，是闹事的主犯，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今后要擦亮眼睛，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敌人，什么是错误的东西！
不久，澄清是非后。四个主犯交由群众予以处决了。“土改”运动开始了（先排队摸底进行调研）,逐步走上了正轨。那些蠢猪们天真可笑地企图收买干部、“扫除障碍”改变“土改”路线的美梦破灭了，其结果是自不量力地“玩火*焚自**”！
这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而饱经风云的宋凤楼，在风口浪尖的关键时刻，处理这种生死做关的事件，那是轻车熟路，在时间、火候和手段的掌握上，既迅速敏捷，又准确无误，恰到好处，不能不使人佩服！
这个小插曲，在我脑子里回荡了好久，我俩在石门朝阳路上，慢行慢聊着。“咱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我问他，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在我的脊背上拍了两下说：“唉！再说吧！”他原本是性格开朗的人，今儿怎么变得郁闷，我心里的阴影油然而生。本来有好多话要说，可又不知从哪儿说起，心里很难受，心情复杂起来，喉咙好像堵了什么东西。快进车站了，他说：“你回去吧，问你爸妈好，我要进站了。”我看着他有心事的样子，我说：“不，我一定要送你上了车！”车不开，我们温馨地聊着，车已启动，我的心陡然而动！随着车速的加快，我心酸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滑然而下！远望飞驰的火车，我眼前一片茫然。
这个真实的事实，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难受，自此：憾事一生几十年，追悔莫及难再见！
人生的转折
到家后，向爸妈汇报了同我大舅追找王老瑞的情况和城里要开公审大会的事儿，并传达了凤楼让我爸一定要去，还要在大会上发言控诉，我爸说：“早准备好了，四条人命，只还一个，还差三个！”正说话间，同学们来通知我，说学校接到通知，县城成立了“高邑县立抗日高级小学校”，谁愿去可报名，自带行李和粮食，另外学校“保送”的两名学生中，有你一个。我到学校一核实，果真有我。
我到家一说，全家都支持我去，我妈说：“要工作，没文化不行，再说咱们的人从山里都回来了，在城里的有李卓识（小名李文山）还有宋风楼、阎东昌，张文录你大舅，都是你爸爸苦难中的好兄弟，你都认识，也都是领导人了，到城里后都去看看人家，不能忘本负义。”
我背上二升小米带上行李到学校报到了（学校在县街门正对面路南）。到学校碰到的第一个熟人是李德书，我俩热谈了一阵（他后来在石家庄桥东区审判厅当厅长）,他是李卓识的大儿子，我俩在山里见过面，我俩同岁，他家和我家的情况大同小异，都被敌人杀过俩人，都在1939年。那时李卓识当政府民政科长，住赞皇曹家庄时，为家人被害，几天光睡觉不吃不喝，我爸劝过他，我给他打过洗脸水。
“抗高”小校第一任校长是赵清峰，后调走另有任用，新来的校长是田静之（宁晋人）,学生会主席是王育民（西关人）,生活大队长是程玉盛（马闲人）,管行政生活的老师是王德容；模范教师是李择善（城照人）。每次考试第一二名的是宋振乔(南岩人）和储集成（大夫庄人）。学校刚开始人不多，有一百出头。
这时社会上的政治斗争既尖锐又复杂，战争在继续，扩军任务也很重要，周边县城都已解放，唯独元氏城难打久攻不下。因为周边县城的解放，被打散的游兵伪特等残渣余孽都逃到了元氏县城，投奔了顽固不化的军阀魏永和手下，并组织了自已县的还乡团，困兽犹斗、孤注一掷地作拼死一搏，几乎每天夜里到各村烧杀抢掠，活动非常猖狱。有时还到城关来骚扰，我们学生们每天晚上，带上*榴弹手**，轮班站岗，正常学习受到了影响。
因此，经政府批准，学校西迁至赞皇赵家庄。为了节约开支，学生们一面上课，一面轮班上山打柴，边劳动、边唱歌，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师生们虽生活艰苦，但喜气洋洋、其乐融融。
就在西迁期间，根据我入校后在学习、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等系列的表现，由校长田静之等人介绍，我参加了中国*产党共**，时间是1946年阴历十月，地点是赞皇赵家庄，时年17虚岁，当时*党**是不公开的，学校第一个支部*党**员只有3个，田静之校长、董秀芳（董月三的胞妹）和我。搬回县城后又发展了张庆云（后任石家庄市建委主任）和张桂（以后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是我和秀芳做的介绍人）。
在时局稳定之后，我们学校又搬回了县城。这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增至200多。
由于第一任学生会主席王育民参军已走（以后到部队当了团长）,校长提名、学生通过由我担任了第二任学生会主席，协助学校管理行政生活和学生方面的事宜。
仍是为了节约开支，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秋后在学习空闲，组织学生们到五百村的村东北荒凉地带*攻围**打兔子，学生们兴高采烈地一天打兔子200多只，供师生们享用肉食好多天。1947年是解放战争最紧张、最艰苦、最关键的一年。我们抗高在参加社会活动和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方面，那是从不落后的，尤其在拥军优属和迎送新兵方面，总是站在最前列。我们学校有一批多才多艺的优秀活跃分子，如雷文治（大夫庄人）、马新科（坊珊人）、王星辰（女，城照人）、郭淑姿（女，花园村人）、焦兰义（王全庄人）,我也积极参加演出。如新编内容的“小放牛”“孟祥英”“老汉赶船”等等。
前天刚欢迎完“冀南部队”（高树勋起义部队）进城整训，今天又欢送500名新兵由县武委会主任王振海带队赶赴邯郸；这些活动，多由学生会配合学校行政领导共同进行，我是学生会主席担子就更重了。这天，热火朝天的事情刚完，田校长让我到他办公室，找我谈话，先让我汇报了学生会工作，之后说有重要事情要谈，他说：“现在全国形势发展的很快到处缺人、要人，政府向咱们学校要一名干部，经我们研究，这是第一次抽调人，决定调你到抗日政府工作，看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我是*党**员，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天带上介绍信和*党**的关系就走了。
到政府报到了，接待我的是石鸣岐秘书，时间是1947年4月15日，地点县衙门二堂，时年18岁。他们都热烈欢迎我，当时有高邑第一任县长李卓识，副县长张维民，分配我在秘书科工作，同事有赵诚（西关人）和赵福保（东驿头人）具体管收发文印保管文件和“高邑县抗日政府”的关防大印。具体分工后，我请了个假去学校向校长汇报一下报到前后和分工情况。
当我还没有走出大门口，迎面过来一辆中吉普车，进到大院从车上下来了七八位全副武装的战士，而且长短枪都有，最后下来一位*长首**，穿着深绿色的呢子军装，披着大衣刚下车，我历来就好奇心很重，在我的印象里，军人行动迅速敏捷，而这位*长首**是慢条斯理，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在前边，卫兵紧跟其后，与我正好走了个头碰，我错了一下身，有意认真地看了一眼，那是陈毅同志，我在报纸上和解放军画报上见过他的照片，“错不了”，我心里肯定地说。他进了里院，我就看不见了。不过几个时辰，我返回来不久敌机绕县城低空旋转了好几圈，人们多数都进了防空洞，别人让陈毅同志进洞，他不进，在洞口边举日仰望，在揣测敌机的动向，而后边人们小声在议论：咱们县城肯定有特务！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有敌机多在铁路上空或县城高空直飞而过，从未在县城旋转过（此事在我脑子里装了儿十年，也未听到过结果）。
田静之校长特别提醒我：“现在全国形势飞速发展，你要时刻跟上新形势，不要落伍，时刻注意接受新鲜事物，一定要养成天天看报纸的习惯。”对此我表示诚恳接受。从此，我的人生道路走向了在政府工作，走向了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