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是中医药之“魂”，这一核心价值为什么被凝练为“仁和精诚”四字？四字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深刻涵义？本文对此作一探讨，以厘清关系、阐明内涵。
“仁和精诚”四字的凝练
2009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正在制定《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医政司领导特委托我负责完成《指南》三大部分中 “中医医院核心价值”和“中医医院的行为规范”两个部分的任务，为此专门设立“中医医院核心价值和行为规范研究项目”，要求尽快凝练出中医院的核心价值，并梳理出行为规范。好在当时由我负责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医德规范研究”项目刚完成结题，这一研究历时三年，从60 余万字的古今中外医德文献资料中梳理出“中医医德八纲”。以这八个字为基础，经进一步的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反复筛选，决定凝练出“仁和精诚”四个字作为中医药的核心价值。
本项目结题时得到专家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并正式写入2009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国中医药发〔2009〕23号）：“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大家普遍认为，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理念，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同时，我和我的博士生周晓菲联名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认识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文中写道：“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核体现了中医药的本体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我们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这是第一次在报刊公开发表将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凝练为“仁和精诚”四字[1]。
凝练这四个字，是充分考虑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作为中医精神理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的总和，应当综合体现中医药学的生命观、身体观、天人观、疾病观、诊疗观、养生观，应当成为中医学、中医人、中医院、中医校共同信奉和遵循的精神信仰，所以必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既要有历史文献依据又必须简明精练。
“仁、和、精、诚”四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难以被替代的。具体说就是：医心仁，医道和，医术精，医德诚。“仁”是中医学与中医人的出发点，是内心的信仰；“和”是中医药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学的灵魂所在；“精”是掌握中医药技术的根本要求；“诚”是对中医药从业者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总体要求。其中“仁”和“诚”往往容易混淆，其实结合孙思邈“大医精诚”的论述，不难看出“仁”偏重于内在的“大慈恻隐之心”，“诚”偏重于外在的真诚救人的行为规范。
“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中医药界的普遍认同，在中医医院、中医高校、中医科研院所、中医药企业得到广泛应用，不少机构直接将它作为院训、校训、企训。然而对“仁和精诚”四字的丰富内涵，却不一定理解得全面准确。故有必要对这四个字作一深入阐释。
01
医心“仁”
中医之“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术之仁——“医乃仁术”，二是医者之仁——“医者仁心”。
“仁”的意思就是“爱”，仁者爱人。《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徐铉注“仁者兼爱，故从二。” “仁”又写作“忈”是亲爱、仁爱的意思。“仁”字古文又写作“忎”，徐灏《段注笺》“千心为仁，即取博爱之意”。这个解释是错的，从郭店楚简“仁”字写法看，上面不是“千”，而是“身”，下面是个“心”，表明爱人要从内心和行为上都表现出来。“仁者爱人”含有爱自己、爱别人、爱众人之意。
先说“医术之仁”——“医乃仁术”。“医”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一职业特点被称为“仁术”。“仁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一开始并不是指治人、治病的医术，而是指一种仁爱行为，进而推广到治国之术。孟子针对齐宣王以羊易牛、不忍见其死的做法评价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就仁爱、无伤这一点来说，医术表现的最为明显。所以后世“仁术”专指医术。仁爱之心通过医这一“术”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仁”是“术”的前提，“术”是“仁”的体现。医术使爱人、爱己的“仁爱”思想得以落地落实。于是“医乃仁术”成为人们的共识。如：“良医以仁术救世”（北宋《太平圣惠方卷第一》），“医者，圣人仁民之术也”（明•刘纯《玉机微义》），“医乃仁术也，笔之于书，欲天下同归于仁也。“（明•汪机《推求师意•序》）。此外一些书名中直接用“仁术”，如明代张浩《仁术便览》、清代王士雄《仁术志》，都是医书。
“医术之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医为寄托性命之术。《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晋代王叔和《脉经•序》说：“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宋代朱肱《活人书•序》说：“夫术至於托生命，则医非小道矣。”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序》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代王珪《泰定养生主论•序》说：“医者人之司命，任大责重之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褚氏遗书》）医术不仅直接关乎人的生命，而且与天地相通相应。《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岁露篇》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明代张介宾《类经•序》说：“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瞡瞡治疾方术已哉!”
2．医为济世救人之术。《灵枢•师传》说：医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优，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医者作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唐代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医者目的就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宋代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序》说：“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不仅如此，医者还可治国济世，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治国、治人、治病三位一体，理无二致。
再说“医者之仁”——“医者仁心”。中医之“仁”是通过医者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既表现为医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的“仁心”，又表现为医者行医过程、进药炮制过程中的“至诚”行为。为了区分“仁”和“诚”，特将医德行为规范放在“诚”中阐述。“医者仁心”主要表现为：
1．大慈恻隐之心。这是孙思邈《大医精诚》开篇提出的：“凡欲为大医，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大慈恻隐之心” 是成为一个“大医”的第一条件。这里的“大慈”就是“大慈悲”是佛家用语，予乐为慈，拔苦为悲。“慈”同样是老子提出的三宝的第一宝：“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恻隐”是儒家用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告子上》）。做一个大医，必须要有菩萨心肠，要有仁爱之心。因为医者面临的患者，都是身心有疾病痛苦的人，所以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嫌弃、厌恶、冷漠之心，反而应该更加同情、怜悯，“其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志也”，这是医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
2．普同一等之心。普同一等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医者与患者是等同的，二是所有的患者是等同的。首先医者要做到与患者等同，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只要就是推己及人，视患若己 ，正如孙思邈所言“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对待患者“皆如至亲之想”。清代喻昌《医门法律》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清代徐延祚《医粹精言》说医者要“以局外之身，引而进之局内，而痛痒相关矣”。其次，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要一视同仁。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医家陈实功所立“医家五戒”，第一戒便是“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视者便可往之，勿得延迟厌弃，欲往而不往，不为平易”。
3．不私其有之心。古代医圣、药王、大医、良医都不会把医道、医术、良方据为己有、秘为私藏。无论岐伯黄帝问对的《黄帝内经》、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还是后世大家著书立言，皆以医道示人、以良方传世，以济世救人的胸怀在传承医道医术。吴有性称赞“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万世，用心可谓仁矣。”（《瘟疫论》）刘纯序感叹“良方录传，不惟及于一家一国，且遍于天下而传于后世，岂不愈于身亲为之者耶?”（《杂病治例》）然而后世的确有医家藏为己有。宋代医家陈自明批评“今之医者，或泥古，或吝秘，或嗜利以惑人，其得罪于名教多矣。”（《外科精要》）批评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毫无医德科研。清代陆以湉则谴责这种“每见得一秘方，深自隐匿，甚至藉以图利，挟索重赀”的行为“殊堪鄙恶”（《冷庐医话》）。
由于“仁”乃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医乃仁术”源于“仁者爱人”，所以历史上出现了医儒相通、儒医不分的现象，出现了因儒而医、“儒医”群体。范仲淹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儒医”群体从汉代已经逐渐形成，到了宋代更是蔚为大观，“儒医”之名正式开始流行。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说“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儒医》中说：“吾闻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其实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家的慈悲心、菩萨心渐渐和儒家的仁爱心、恻隐心相结合，共同成为医家的发心，如孙思邈《大医精诚》的开篇所说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即是例证。
02
医道“和”
“和”，是中医药的核心和灵魂。我认为，中医学的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和”字。[2]中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一个字就是“和”，两个字就是“中和”。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到《周易·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从西周末年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春秋末期老子“冲气为和”、孔子“和而不同”，“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并在中医药学中得到最好的应用和发展。
“和”的内容极为丰富，“和”主要是指相对的两类事物、两个方面即“阴”和“阳”的中和、和合、和谐，“阴阳和”可表现为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形神合一，以及合一之后的和谐圆融的“太和”状态。“阴阳和”将宇宙万物、将人与自然、将人与社会、将人体本身构成一个有机的、生生不息的整体。“和”是宇宙万物生命生生不息的前提和基础，人体只有“和”才能达到健康、快乐、智慧的最高境界。“和”的价值观念表现在中医药学所有层面：
1、在自然观上是“天人相和”。就天和人的关系而言，天为阳，人为阴；天人合一，达到太和。“太和”是《易传》提出的最高价值观念，对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起到导向的作用。《周易•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朱熹认为“太和，阴阳会合冲和”。《黄帝内经》充分表达了这一核心价值，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素问·宝命全形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皆通乎生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人居天地之间，天地人只有得其“和”，才能风雨有节，寒暑适时，天地和而气和，气和而心和，心和而形和，人才得以长生久视。中医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自然达到“太和”状态，如明代李盛春《医学研悦•伤暑全书》说：“庶起轩黄岐伯于当年，以常回太和之宇也。”医者治病首先要顺应人与自然，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明代万密斋《痘疹心法•自序》说：“所谓无伐天和，无翼其胜也。”如果人与天地自然失去和谐，就会得病，医术就是使“失和”重新恢复到“天和”，如宋代《重刊本草衍义•总叙》说“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顿失，圣人悯之，故假以保救之术，辅以蠲疴之药，俾有识无识，咸臻寿域。”
2．在社会观上是“人我相和”。作为医者，其社会关系主要是和患者的关系、和同道的关系，要做到信和、谦和、温和。对待患者，要言语温和、待患若亲，动须礼节、举乃和柔，勿自妄尊、不可矫饰，诚信笃实、普同一等。对待同道，要礼让谦和，互资相长，互学互帮，顾全大局，打破门户之见。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对医者和患者、同道和谐相处做了具体的规定。医患关系的“和”对于解决当前医患矛盾、和解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在身体观上是“形神相和”。《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养生的一大总原则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人体而言，形与神、身与心、气与血等等都是“阴阳”，该篇提出了养生的四大方法：“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饮食要与自己的体质、身体状况相和，起居要与时令、昼夜规律相和，运动要与自己的年龄、身体相和，心神要与形体相和。从某种意义上说，饮食、起居、运动表面上看都属于“形”的层面，其实都要与心神相合一，不能分离。前三个层面最后都要落实在“形神相和”上。人自身的起居服食、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无所过，达到身体的情志和、气血和、脏腑和、经络和，也就是形神合一、心身合一，那么必定能宝命全形、健康延年。
4．在治疗观上是“阴阳相和”。《黄帝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大道也……治病必求于本。”中医认为疾病就是阴阳不和，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中医用药疗疾的目的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为医者在诊断治疗上整体审查、四诊合参、辨证求本、处方用药，都是以调中致和为价值取向，无论是汤药、针灸、砭石、导引，其目的都是要使患者形神相和、气血相和、四气相和，形神、气血都是阴阳，四气五味、五脏六腑也是阴阳，五行是两对阴阳加上中土。“阴阳”不仅是生命的根本，而且是治病的根本。阴阳调和了，疾病自然就消除了。中医用阴阳二气互根互用、消长转化的平衡“调和”关系来描述身体的生理病理过程，“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四诊八纲辨证就是在动态中寻找“失和”，各种治疗手段都是使患者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平人状态。
03
医术“精”
“精”和“诚”是药王孙思邈提出的作为一个“大医”必备的两方面价值要求，其中“精”是医术要求，“诚”是医德要求。“精”体现了中医医术要精益求精，怎样做到医术精？我认为不仅表现在学医行医的行为上，而且还表现在研医悟医的思维上。
1．学医要“博及医源，精勤不倦”。孙思邈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千万不可以“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故学医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医源在哪里？其实孙思邈已经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明确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我把孙思邈学医的要求，概括为两门专业课、六门专业基础课，两门专业课即医学和易学课程，六门专业基础课为五经、三史、诸子、内典、老庄、天文。这些课程“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可见学医不仅仅是学习医书、医方，而且要学习以《周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后者正是“医源”。所以明代医家张介宾发出感叹：“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诚哉斯言！医圣张仲景早就说过：学医必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学医之大忌就是“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伤寒论序》）唐代王冰说：拯救百姓疾苦而达到健康长寿的医学，“非三圣道，不能致之矣。”这个三圣道就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黄帝内经素问序》）虽然这三圣即“三皇”之书今已不存，但从三皇传承下来的《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却经后人整理保留下来，这些都是学习中医必须要精熟于心的。然而环视一下当今的中医教育，对“医源”之书，对以《易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课程已经几乎不开设了，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2．行医要“精益求精，臻于至善”。中国古代医者被称为“工”，《说文解字》则明确说：“医，治病工也。”中医也自称是“工”，《黄帝内经》和《难经》都称医为“工”，但对“工”做了区分，分为“上工”“中工”“下工”三等。为医者应该成为“上工”。这不全是因为中医很低调，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看得很轻，而是中医人深刻认识到治病的过程其实就是“工匠”制作和打磨产品的过程，对一个病人从四诊合参、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针灸导引，每一步都好精雕细琢，不可以有任何差错，如此才能把病人变成健康的人。但中医治疗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所以又与一般工匠有重大的不同点，它是“至精至微之事”，又是至高至深之事，涉及到人命，人命关天，“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所以一定要加倍地精益求精，一定要掌握一种释缚脱艰、安身立命、救死扶伤的高超技艺，要成为“上工”。只有专心医道，寻思妙理，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持之以恒，把精勤治学、精研医道贯穿一生，方能临证不惑，救死扶伤。切不可浮躁偏执，一知半解，浅尝辄止。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倡“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当代中医人应当而且可以成为“工匠精神”的楷模。
3．研医要“惟精惟一，精思妙悟”。我曾在《中医哲学基础》[3]中说过：“中医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象数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直觉思维。”“中医学的象数思维主要体现在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之中，运用取象比类，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功能结构，建立‘藏象’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上，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象’，建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所谓‘藏象’、‘脉象’、‘证象’等，其本质就是‘意象’。”这种“意象”是源于实体又高于实体的，需要有高超的直觉思维、悟性思维来把握，中医学称之为“心悟”、“心法”，“在直觉思维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能动性被充分发挥，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从而具有逻辑思维无法代替的功能。”而要培养这种高超的直觉心悟能力和取象类比的能力，就必须要“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精惟一，就是要用功精深，用心专一。王阳明解释：“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允执厥中，主要指持守中道，同时“中”也可指“心”，总之要守持精深、专一的心。这原本是尧舜禹时代相传的挽救人心、彰显道心、治国安民的“十六字心传”。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所以同样也是一个大医、上工应该要修炼的功夫。
04
医德“诚”
医德“诚”是医心“仁”的外在表现。如果说“仁”偏于恻隐为端、慈悲为怀的医者之心，那么“诚”就是偏于心怀至诚、一心赴救的医德行为。孙思邈《大医精诚》，为后世医家之树立了典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一心赴救。”“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后世苏耽橘井泉香，董奉杏林春暖，壶翁悬壶济世，华佗青囊度人。此等苍生大医，都是“医德至诚”的模范！
“诚”是对一个业医者从内心到行为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医者发愿必须“心地诚谨，心怀至诚”。诚有诚信、诚实、真诚、诚敬等意思，《说文解字》说：“诚，信也。从言，成声。“按照《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都是说诚是天道法则、是天地的根本属性，而做到诚、追求诚是人道法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个医者面对是病痛缠身、羸弱无助的患者，所以必须要以至诚之心相待，痛病人之所痛，苦病人之所苦，要推己及人，从局外进到局内，易地以观，换位思考。如果把自己当成患者，站在病人的立场、处境，那么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会发生变化，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这时所发出来的就是“诚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也就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开端。“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四心、四端就是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至诚至信的。这种“至诚之心”也就是医者之仁心。
2．医者对待患者的行为必须“真诚恳切，守信戒欺”。孙思邈对医者看病的行为规范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在患者求救时要求“深心凄怆，勿避险隵，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面对患者“其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志也。”明代太医龚廷贤提出“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明代外科大家陈实功提出“医家五戒”“医家十要”，都是对医者及患者行为做出具体规定。对待患者要严守医密，不以虚言诳人，不以危言相恐，不以神方秘术炫世惑众，不曲顺人情以保己名。在处方用药上要实事求是，切忌为了牟利过度诊疗、过度处方。在进药炮制上，要剔除伪劣，选药上乘，如法炮制。老字号药堂之所以兴盛数百年而不衰，正是坚守了“诚信”“戒欺”的信仰，“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3．医者自我行为必须“诚信求真，慎独自律”。《大学》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孟子也说“君子慎独”。可见“慎独”主要是对“诚”而言的，“圣人重诚，敬慎所忽。”“慎独”是儒家提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概念，通俗的解释就是谨慎独处，在没有人在场或监督的时候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层次。作为一个医者更要“慎独”，要始终保持医德之“诚”，不忘初心，不欺天、不欺人。由于医学的不断发展进步，所以要求医护人员要求真务实，踏实进取，要终身学习，不能有半点马虎。同时还要从事科研，要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一定要严禁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在为人处事、对待同道上要诚笃端方，力戒傲慢偏见。孙思邈明确指出：“夫为医之道，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
中医“仁和精诚”的核心价值对于解决当前看病难、看病贵，解决医患矛盾、和解医患关系，对于培养中医药高端人才、推动中医药的科研创新、促进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助推“健康中国”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其成,周晓菲.认识中医药文化的内涵[N].中国中医药报,2009-07-16(003).
[2]周颖.中医应当坚持主体发展——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N].中国中医药报,2008-04-17(003).
[3]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89~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