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至清，《周易》学说的发展大体上是在汉、宋两大流派的基础上衍申开拓的。
元代《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等皆是代表作。
明初叶仍是如此，如胡广《周易大全》、蔡清《易经蒙引》等书影响较著。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狂禅”解经的学者，如方时化《学易述谈》四卷，总是以禅机作为抒论的要点；徐世淳《易就》六卷，解《易》言辞处处流露出禅家的语调；苏溶《周易冥冥篇》，观其书名，便可知显示着援禅人《易》的特色；至释智旭《周易禅解》，更明言以禅解《易》，是这方面著述的重要代表作。这又是当时《易》学流派的一个旁支。
至清代学者辈出，注重汉学，务求征实，如惠栋《周易述》《易汉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即是著名作品。此时，“宋《易》”遂饱受攻击而渐趋消沉，风气又为之一变。
元明清三朝的《易》家，兹举吴澄、智旭、惠栋、张惠言四人略为简介。
吴澄(1243～1313)，元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字幼清。曾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因他所居的寓斋题为“草庐”，学者又称为“草庐先生”。其学说本于南宋朱熹，兼采陆九渊的说法，主张折衷朱、陆。他的《易》学著述《易纂言》，是《五经纂言》中的第一种。
智旭(1599～1655)，明末高僧，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俗姓钟，名际明，字蕅益（一作藕益），号八不道人，又从所居而称灵峰老人。少年时研习儒家经典，誓灭释、老，著有《辟佛论》数十篇。后来读了莲池《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才开始笃信佛教，将过去的论著尽数焚毁。二十四岁就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改名智旭。此后广涉各宗，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儒三教一致。与憨山、紫柏、莲池并称明代“四大高僧”。崇祯间住持江浙各地，佛学著述甚丰。其中介绍佛教典籍的目录学著作《阅藏知津》四十四卷，为研习佛典的入门书。又本着“诱儒以知禅”的宗旨，作《周易禅解》十卷，援引佛理说《易》，所论并非尽涉虚无，颇有可取的地方。
惠栋(1697～1758)，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为著名经学家惠周惕的孙子、士奇的次子。惠家世代笃守古学，而惠栋所得最见精深。早年研究文词、史籍，旁涉诸子百家及佛学、道教，后来专心于经术。治经以博闻强记见长，主张尊古训、守家法，认为汉经师之说与经并行，凡是出于汉儒的说法都应当遵循。《易》学著作《周易述》，继承父辈治《易》传统，专门搜集汉儒《易》说，加以编辑考订，末编附以己见，以发明汉《易》之理，并论述《河图》《洛书》和宋代先天、太极之学的关系；又有《易汉学》一书，罗列汉代主要《易》家的说《易》条例，详加考辨，为研探汉《易》的重要参考书。
张惠言(1761～1802)，清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平生治经最重《易》《仪礼》。在《易》学方面，认为汉魏《易》家所传学说唯虞翻之说较为详备，所以专治虞《易》，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候》。除关于虞氏《易》的著述外，又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易图条辨》等传世。
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综观《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把先秦以来的《易》学发展概括为“两派六宗”。其说指出：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機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这一说法归纳了《易》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总其大端，即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的正宗学说，见于汉魏学者以《易》象（八卦的众多卦象）、《易》数（阴阳奇偶之数）为解《易》途径，既切合占筮的用途，又发挥《易》理的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已开其风气，至胡瑗、程顾则萧为大观，而李光、杨万里援史证《易》则又将义理《易》说进一步引申推展、发扬光大。平心而论，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执泥卦象，并杂人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援玄理为说固属一弊，但他也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实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所以，“象数”“义理”两派立说互有可取之处。近人吴承仕先生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检齐读书提要》)，即是表明两派的主张应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但“两派六宗”只是针对《易》学的主要流派而言，尚不足以尽赅《周易》研究的广阔领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继续说道：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可见，从先秦到清代的《易》学研究史中，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