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配祀即合祭，也叫“配享”或“配飨”，一般用于祔祀宗庙的功臣。

祭祀在中国古代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视作王朝层面的宗教；因此受祭于庙廷的人员，实际是被从人格晋升为神格，可以看作一种封神的另类形式。

注：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

有鉴于此，祔祀于宗庙的“非帝王类人物”，也就带着各式各样的政治寓意。剖析他们的成神之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王朝在不同时期的宣传需要。

魏室肇始之后，曾先后配祀过五批功臣。这五批人物数量不等，配祀原因也各异。

本文想针对上述人物，分析其配飨庙廷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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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曹魏的配飨名单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

曹魏的配飨活动共五次，始于青龙元年，终于景元三年。即从曹叡开始，至曹奂为止。

以配祀人物的具体名单来看，高平陵之变（249）以前的配祀活动，大抵是以曹氏的意志为主导；高平陵之变（249）以后的配祀活动，则以司马氏的意志为主导。

有鉴于此，魏廷的配祀，具备分析价值的其实只有前三次。即青龙元年（233）由曹叡主导的首次配祀，以及正始四年（243）、五年（244）由曹爽和司马懿主导的第二、三次配祀。

至于之后的配祀，分析价值有限，完全以司马氏的意志为转移。

比如嘉平三年（251）的第四次配祀，仅有司马懿一人入选，背后隐喻昭然若揭。至于景元三年（262），即曹魏灭亡前的最后一次配祀，仅有郭嘉一人入选。

由于配祀制度本身带有“封神”的性质，因此在分析配祀人物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

首先要精确判断从祀功臣的籍贯族望与人际网络，方便划分集团归属。这是配祀制度的明线。

其次要注意到该制度的“选拔”作用。即着重提拔某一类人物，其实就是变相贬低另一类人物。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王朝的价值观，这是配祀制度的暗线。

青龙元年的首次配祀

曹魏的祭祀制度曾经多次更改，曹操时实行五庙制，曹丕时实行四庙制，至曹叡景初年间改为七庙制。

注：见朱丹丹《曹魏宗庙祭祀研究》。

彼时关于宗庙制度与祭祀礼仪，两派学者相争不下。一派以郑玄门人王基为代表，另一派以王朗之子王肃为代表。

注：见宁镇疆《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张焕君《从郑玄、王肃丧期之争看经典社会的互动》。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王）基据持（郑）玄义，常与抗衡。--《魏书 王基传》

曹叡的老师高堂隆，甚至主动改易汉朝的配祀制度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点在《通典》中有详细描述，兹不赘述。

有鉴于此，在首次配祀时（233），曹叡显得相当谨慎。最终仅入选了三个人，即夏侯惇、曹仁、程昱。

（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魏书 明帝纪》

诏祀夏侯惇、曹仁、程昱于太祖庙庭

此三人都是曹魏集团的奠基元勋，入选绝无争议。但考量三人的出身背景，便会发现曹叡用心良苦。

曹仁与夏侯惇，出身谯沛集团，分别代表着曹魏宗室与姻亲；出身东郡的程昱，则代表着兖州集团。

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也。--《魏书 程昱传》

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在曹魏的首次配祀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谯沛子弟，其次是兖州集团。至于荀彧为代表的颖川集团、崔琰为代表的河北集团则不在其中。

实际上在曹魏的五次配祀活动中，荀彧均未能进入配飨名单，这对颍川士人不啻为一种敲打。

至于河北士人，本属袁绍故吏，其集团首领崔琰又与曹植存在姻亲关系，且遭曹操隐诛，因此也未能进入配飨之列。

（曹）植，（崔）琰之兄女婿也。--《魏书 崔琰传》

兖州集团在曹氏阵营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该集团在兴平年间（194-195）经历过一次分裂，以陈宫为代表的大量兖州士人变节出走；程昱、满宠、薛悌、乐进、万潜等少数兖州人则追随曹操平叛，并因此得到重用。

兖州从事薛悌与（程）昱协谋，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魏书 程昱传》

换言之，曹叡提拔程昱而弃选荀彧，其实是对“忠君”行为的明确鼓励，借此凝聚人心。第二次配祀时提拔庞德、李典、典韦等人，其实也是出于类似考虑。

一言蔽之，曹魏首次配祀的作用在于定下基调，即魏室是以谯沛子弟为核心，以忠诚于曹氏的附庸势力（兖州集团）为辅弼的政治集团。

正始四年的二次配祀

正始四年（243）五月，曹魏进行了第二次配祀。此次入选的功臣数量巨大，比其余四次加起来还要多。

此次配飨人员，分别是：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阶、陈群、钟繇、张郃、徐晃、张辽、乐进、华歆、王朗、曹洪、夏侯渊、朱灵、文聘、臧霸、李典、庞德、典韦。

（四年）秋七月，诏祀故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魏书 齐王纪》

由于彼时曹叡已死，曹芳尚未亲政，因此该次配祀活动实际是由两位辅政大臣曹爽与司马懿所主持。

从配祀人员的出身上，可以看到曹爽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正始二年（241）司马懿在樊城大败吴将朱然，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地位。曹爽为了与司马懿抗衡，便发动伐蜀之役，以获取政治资望。

（二年）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魏书 齐王纪》

曹爽先派自己的表弟夏侯玄赴雍凉探路，之后在正始五年（244）正式发动了骆谷之役。

（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魏书 夏侯玄传》

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魏书 齐王纪》

五年春二月，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

换言之，正始四年（243）的第二次配祀，其实正好发生在曹爽筹备军事活动的前夕。

了解到时代背景，便可以将配飨人物划入不同的集团。

（1）诸夏侯曹氏

曹真、曹休、曹洪、夏侯渊、夏侯尚无疑可以归入一类。

曹真与曹休作为文帝、明帝时代的柱国大将，入选毫无争议。鉴于曹真是当时辅政大臣曹爽的父亲，配祀庙廷更是板上钉钉。

曹洪的情况略为特殊，他在文帝末期曾被废为庶民，明帝时期重获启用。此次配飨，可以视作一次历史功过的盖棺论定，恩怨既往不咎。

（黄初）七年正月，骠骑将军曹洪免为庶人。--《晋书 天文志》

明帝即位，（曹洪）拜后将军，更封乐城侯，邑千户，位特进，复拜骠骑将军。--《魏书 曹*传洪**》

夏侯渊不仅是曹氏姻亲（夏侯渊与曹操为连襟兼亲家），还长期在关西征战，有“虎步关右”的美名，十分符合曹爽西征的宣传需要，因此亦入选。

太祖下令曰：“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魏书 夏侯渊传》

夏侯尚功绩不如上述诸人，还一度因为冷落正妻（曹真姊妹）受到曹丕的憎恶。

（夏侯）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绞杀之。--《魏书 夏侯尚传》

不过夏侯尚既是曹爽的姑父，又是司马懿的亲家（尚女嫁司马师），可以作为一个协调两位辅政大臣意见的平衡点，因此也得以入选。

毫无疑问，上述人物的入选，基本是以曹爽的意志为主导。

（2）公辅之臣

桓阶（荆州长沙）、陈群（豫州颍川）、钟繇（豫州颍川）、华歆（青州平原）、王朗（徐州东海）等人，出身各异，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地域集团。

上述人物基本都在三公之列。桓阶虽然官止九卿，但长期担任尚书令，是曹丕时代的宠臣兼权臣。他的入选，也算是给了建安十三年（208）归降曹操的荆州集团一个交代。

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也……文帝践阼，迁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魏书 桓阶传》

至于陈群、钟繇的入选，可以视作荀氏家族未能入选的替代方案（荀攸在两年之后才配祀庙廷），相当于对颍川集团的安抚。

考虑到荀彧生前与司马懿的友善关系，这些人物的入选，应该是司马懿在背后起作用。

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指荀彧）者也。--《荀彧别传》

司马懿盛赞荀彧，称贤才未有及之者

至于华歆、王朗的入选，无外乎是对清贵耆老的政治表彰。

（虞）翻谓（华）歆曰：“窃闻明府与王府君（指王朗）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吴历》

王朗与司马家族存在姻亲关系，其孙女是司马昭之正室，即西晋追封的文明皇后。其入选背后无疑有司马懿的影响。

（3）外姓大将

张郃、徐晃、张辽、乐进、朱灵均出任过四方将军（即前、后、左、右将军），可以划分为一类。

其实这类人物的政治隐喻最为浓厚，因为他们的架构形式完全遵照“五子良将”的模式，只是“五子”中的于禁被替换为朱灵。

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魏书 卷十七》赞语

因此这种配祀模式，与其说是对入选将领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禁的公开*辱侮**。

于禁由于“弗克其终（指投降关羽）”，导致历史评价暴跌，连谥号都被追为“厉”，一生的军事功业被概括为“杀戮无辜”，还被曹丕羞辱致死，作笑当时。

谥（于）禁曰厉侯……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魏书 于禁传》

实际代替于禁入选的朱灵并不受曹操宠爱，还一度被于禁夺了部曲。讽刺的是，最终朱灵入选，于禁落选，黑色幽默十足。

太祖常恨朱灵，欲夺其营。以（于）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魏书 于禁传》

由此可知，张辽、朱灵等人的入选，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此严厉警告外姓将领，绝不能投降敌国，否则于禁就是榜样。

此次配飨虽然没有于禁，于禁的影子却无处不在。

（4）死于国事者

这类人物有李典、庞德、典韦。

李典死于合肥之战（一说死于战后瘟疫）、庞德死于襄樊之战、典韦死于宛城之战。曹丕继位后，曾亲自为庞德撰写墓祭，歌颂其忠诚。

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庞）德墓赐谥。--《魏书 庞德传》

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庞德墓赐谥

因此这类人物，与上述的外姓将领属于同类，都是曹魏为“忠臣”树立的榜样。只不过他们去世时位阶不高，达不到四方将军的名位，因此单列一类。

实际上述两类人物，都是以忠勇著称的外姓军官，可以视作曹爽出征前夕的一次军事动员，即表彰力战之士，同时杜绝潜在的投敌行为。

由于后世学者经常把典韦与许褚视作同类，因此认为典韦入选而许褚未入选，似有不公。

且潼关之危，非褚不济，褚之功烈，有过典韦，今祀韦而不及褚，又所未达也。--裴松之

其实了解到历史背景，便会发现此次配祀的核心，乃是激扬士气，鼓励殉难报国。许褚以寿终，自然不能入选。

（5）半独立性质的地方督军

这类人物有文聘、臧霸。

文聘“在荆州数十年，名震敌国”；臧霸则是青徐豪霸集团的代表人物，其子臧艾甚至承袭了青州刺史，割据性质较浓。

不过严格意义上说，曹魏政权中，这类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军阀，远远不止文、臧二人。

文聘虽然于事有功，但与其作用相似的吕虔却没有入选；臧霸晚年被夺兵，长期处在软禁之中，亦谈不上得宠。因此他们的入选，其实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

（吕）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魏书 吕虔传》

（文帝）遂东巡，因（臧）霸来朝而夺其兵。--《魏略》

这个背景就是尚书台的掌管人选。

彼时控制尚书台的是曹爽的三个心腹，谯沛出身的丁谧，与南阳出身的何晏、邓飏。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当作黠，即曹爽小字）作疽囊。”三狗，谓何（晏）、邓（飏）、丁（谧）也。--《魏略》

南阳何晏、邓飏，沛国丁谧执掌尚书台

有趣的是，文聘的籍贯恰恰是南阳。因此何晏、邓飏替老乡说好话也合乎情理。

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也。--《魏书 文聘传》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魏书 曹爽传》

至于臧霸，虽然不是南阳人（臧霸籍贯兖州泰山），但臧霸的儿子与邓飏交往甚密，还私自把臧霸的爱妾送给邓飏以为贿赂。

（邓）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指臧霸）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邓飏字玄茂）。”--《魏略》

这种丑态百出的行径，被时人称作“以官易妇”。不过邓飏既然吃了臧氏家族的好处，总归要办一点事。

换言之，在曹魏诸多外姓督军中，文聘、臧霸力压同僚，配飨庙廷，实际与何晏、邓飏等人的私心高度相关，其背后应该也有曹爽的默许支持。

正始五年的第三次配祀

此次配祀仅入选一人，即荀攸。

（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魏书 齐王纪》

实际正始五年（244）的配祀，发生在十一月。而同年五月，恰好是曹爽兵败骆谷的时候。

（五月）丙午，大将军曹爽引军还。--《魏书 齐王纪》

彼时曹爽雄心万丈，结果一败涂地，丧师辱国，和表弟夏侯玄狼狈逃回雍凉，声望受到极大损害。

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曹爽）入谷行数百里，贼（指蜀军）因山为固，兵不得进。--《魏书 曹爽传》

军事行动的失败，也意味着政治风向的改变。有鉴于此，曹爽不得不重新考虑朝中的*战统**工作，因此提拔荀攸配飨庙廷。

荀攸是颖川集团的代表人物，地位高于第二次配祀时的陈群、钟繇；且荀氏与司马氏交往甚密，荀氏子弟大多成为西晋篡魏的爪牙，相关记载见于《晋书》、《晋阳秋》，兹不赘述。

司马宣王见（荀）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偘，亦曜卿（袁涣字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晋阳秋》

（荀）恺，晋武帝时为侍中。--《荀氏家传》

因此荀攸的入选，可以视作曹爽在军事失利之后，与司马懿进行的一次政治妥协。

鉴于荀彧晚年与曹操决裂，污点太深，实在不方便配祀庙廷；因此提拔荀攸为替代品，借此安抚颖川集团。

嘉平三年的第四次配祀

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的卒年。此次配祀，仅入选了司马懿一人。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司马懿的入选无外乎一种既成事实般的“走形式”，并无太多论述的必要。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司马懿的单独配祀，改变了魏太祖庙的配祀顺序。司马懿成为了祔祭众臣之首，力压曹仁、夏侯惇等“魏之元功”。

（三年）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魏书 齐王纪》

（夏侯）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晋阳秋》

司马懿功高爵尊，居配祀众臣之上

如果注意到司马懿配祀于曹操庙，便会发现这种行为的不合理之处。

司马懿在武帝时代基本没有功绩，他的发迹之旅，始于文帝，显于明帝，极盛于齐王。司马懿在太祖庙的配祀众臣中高居首位，纯粹出于时代需要。

学者徐冲曾把改朝换代归类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相对*力暴**的易姓革命；另一种是相对和平的禅让。在禅让制的要求下，受禅者需要以“前朝功臣”的身份晋升为新朝的开国之君。

注：见徐冲《禅让与魏晋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

换言之，司马懿高居魏廷受祀功臣之首，其本质是服务于魏晋禅代之目的。

景元三年的第五次配祀

景元三年（262）是魏帝曹奂在位时，也是曹魏灭亡（265）前三年。彼时的魏室已经毫无存在感，朝政完全操持在司马氏及其附庸手中。

此次配祀，也是曹魏时代的最后一次配祀。仅入选一人，郭嘉。

是岁，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魏书 陈留王纪》

郭嘉的单独入选，由于相关史料的稀缺，一度引起过许多质疑。其实它与当年典韦等人入选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服务于政治需要。

郭嘉的儿子郭奕，被《王昶传》记载为“好尚通达”。这个词汇在魏晋时期有特定含义，既包含了“放达”的个人气质，也隐喻“懂风向，识时务”的政治智慧，即与新晋的统治集团积极合作。

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魏书 王昶传》

曹魏学者傅玄（即《傅子》作者）对此论述为“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学者柳春新在《释魏文慕通达》一文中，对此也有探讨，兹不赘述。

（傅）玄上疏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天下无复清议。”--《晋书 傅玄传》

王昶表示，自己对郭奕虽然“亲之昵之”，却“不愿儿子为之”。结合郭奕“好尚通达”的描述，以及郭奕之子郭敞显赫于魏晋的记载看，基本可以确定，郭奕彼时属于司马氏集团的一员。

颍川郭伯益……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魏书 王昶传》

（郭）嘉孙（郭）敞，字泰中，有才识，位散骑常侍。--《魏晋世语》

《后汉书 列女传》记载，郭奕的妻子，是同郡荀爽的女儿。荀爽是荀彧叔父，荀彧又与司马懿关系密切（见前文引注），因此郭奕无疑也是司马氏着力拉拢的对象。

同郡（指颍川郡）郭奕丧妻，（荀）爽以采许之。--《后汉书 列女传》

当然，由于荀爽的活跃时间问题，郭奕之妻到底是荀爽的女儿还是孙女或有争议，但郭奕是颖川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无疑问。

景元三年，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魏晋之交有两个郭奕。一个是颍川郭奕，字伯益，即本节的主角；另一个是太原郭奕，字大业，相关事迹见于《晋书》。不过这两个郭奕都*党**附司马氏，立场倒是十分一致。

不难看出，郭嘉单独配祀庙廷，实际是司马氏代魏之前的一次政治宣传，即释放友善信号，鼓励魏廷功臣及其后裔与新朝主动合作。

小结

正如开篇所述，祭祀活动属于王朝层面的宗教，因此庙廷中受到供奉的人物，在身份上等同于神祇。

从人格晋升为神格，个中艰辛自不必多言，尤其考虑到这些配飨者中大部分并非王朝统治者的直系亲属，因此他们的成神之路也就特别值得探究。

不难看出，曹魏的五次配飨活动，均掺杂进大量的政治考量，高度结合时势。

明帝时宗亲将领凋零，因此曹叡刻意提拔谯沛集团与兖州功臣，树立其核心地位。

齐王时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因此出于各自需要，大肆提拔旧日功臣配飨太祖庙。

另外由于骆谷之役的历史背景（244），曹爽在提拔功臣时，尤其强调“忠君殉难”色彩，因此庞德、典韦入选，而许褚、于禁落选。

正始五年荀攸的单独配飨，可以视作骆谷之役失败后，曹爽与司马懿的相互妥协。

至于高平陵之变（249）以后的两次配飨，基本可以视作掌权者的“营立家门”，毋须赘言。

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夏侯）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汉晋春秋》

有趣的是，配祀虽然是人臣的成神之路，但其结果却不并由配飨的人臣所左右。

理由相当简单，提名配飨的臣子早已作古。因此由后人主导的配祀活动，不免存在各式各样的“用人以亲不以贤”，乃至明争暗斗，蝇营狗苟，最终贻笑大方。这又是制度的建立者所始料未及的事情。

概而论之，政治活动，无论出于何种名目，总归服务于时代的需要。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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