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明朝理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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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前言
中华五千年，华夏文化一脉相承，厚积薄发，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哲学体系。至明末清初，中华儒文化的积累已然抵达了历史的高峰，儒家知识沉淀闪耀着智慧的光华。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广大读书人的家庭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宅第，兴起了儒家文化字板刻制之风：即以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木板为载体，在其上刻制儒家经典语录或记述儒家圣贤格言，用于家中摆设，以自勉或激励家人遵守儒家为人之道。
这些字板文化，可谓字字珠玑，无不是儒家智慧的结晶。对于今人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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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现藏有一套制于清代的儒家文化八屏字板。抚去灰尘，颇为惊艳。该套字板记述了宋明清三个时代一些理学名家或儒风大家的哲理思想，每一屏单独记载一个人物，总计八屏八个人物。
因此，该套字板每一屏都是独立成篇的启示格言，屏块之间可忽略次序。笔者试着分别予以解读。
1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上最重要、最突出的思想结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地位。
倘若以标志性的历史人物为线索，给儒家文化发展史排次序，在宋及以前，大抵可以概括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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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尧舜禹汤”，是古代最具贤明色彩的四位帝王，也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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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周公”，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尤以周公为圣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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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董韩”则指孔子、孟子，以及西汉的董仲舒，和唐代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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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张朱”，都是宋代的理学大儒，分别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
当然了，历史上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该包含谁，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绝对的标准版本，但上述名单基本是得到公认的。
问题是，宋代以后，能进入儒学思想大家名单的人，该有谁？
实事求是地说，宋以后，历史进入了近一百年的蒙元统治时期，儒家文化的进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扼杀或减缓。
原因很简单，蒙古铁骑统治下的元朝社会，儒学没有地位，儒家知识分子甚至被排在“十民之九”，估计跟*女妓**的地位不相上下。
如此一来，儒家知识分子都改行写小曲儿去了，儒学出现断代是必然的。此间儒学没有覆灭，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此可见，宋以后能称为儒学思想大家者，必然是进入明代后才会产生，而且历经蒙元断代，儒学光景必定不复宋以前的华彩。
明代最负盛名的理学大儒，当然要数王阳明，“阳明先生”的名号那不是盖的，其“王学”或曰“心学”之说，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宋代大儒朱熹。
但是，这是后世演变的结果。就在明代彼时而言，影响力第一的理学大家，恐怕还轮不到王阳明，而是一个叫薛瑄的人。
放眼整个明代，薛瑄和王阳明基本齐名，当时人称“南王北薛”。薛瑄的学问叫“朱学”，他主要对朱熹的理学进行了继承性的改良和扩大。
论后世影响力，当然王阳明更胜一筹；但薛瑄在当时有他的优势。
薛瑄画像
首先，薛瑄是明代第一个理学大儒，“出道”比王阳明早了近一百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对王阳明也影响颇大。
其次，出生于明初的薛瑄，对明代理学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公认的明代理学奠基者，这种地位是王阳明无法超越的。
其三，薛瑄是孔孟之道的忠实继承人，他的学说更接近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因而也是比较正统的儒学思想家。
薛瑄作为理学大儒，绝不像有些儒家学人那样，只在口头上宣扬儒家之道，而自己的行为却未必周正。
薛瑄是知行合一的人，现实中的他，处处身体力行，以君子风范诠释儒家价值观。他未必是个圣人，但他的为人处世绝对正直，几乎找不到瑕疵。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现藏的“儒家文化”八屏字板，其中有一屏记述的就是薛瑄说过的一则话语：“薛文清曰：予每夜就寝，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则恬然安寝；若有不合，则辗转不能寝，必更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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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薛文清，指的就是薛瑄。文清是薛瑄过逝后的谥号，所以世称他为薛文清。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思考一遍这一天所做的事，如果做得合理，就能安然入睡；如果有做不合儒家礼法之事，就会睡不着觉，必定提醒自己纠正。”可见，薛瑄是个善于自省的人，绝对严格要求自己。
2
薛瑄，1389年出生于今山西万荣县。薛瑄的祖父在家乡教了一辈子的书；他的父亲虽然是做官的，但做的也是教育官员，一辈子干的职务都是“儒学教谕”，相当于公办学校的校长。
所以说，薛瑄的家庭是教育世家，他本人自幼耳濡目染，对儒学文化当然熟悉。
薛瑄的父亲在河南、河北多地担任过“儒学教谕”一职，薛瑄本人也就跟随父亲辗转多地居住。他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只知道埋头读自己喜欢的书。
年近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研读程朱理学；既不去考科举，也不出去做事，用世俗的标准看，这时候的薛瑄也算得上是个“废材“。
明初时期，朝廷有个规定，如果一个地方长期没有人考上举人、贡生，那么该地的“儒学教谕”，也就是公办学校的校长，就要被发配到边疆地区去任职。
当时薛瑄的父亲在河南鄢陵县任职，刚好此地的“升学率”特别低，他着急得不要不要的。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薛瑄是有本事考功名的，为了避免自己被发配边疆，从来不干涉儿子研究理学的老头子，不得已催促薛瑄以鄢陵县考生的名义参加全省考试。结果薛瑄“一不小心”就考中了进士。
既然考中了进士，薛瑄只好顺势走上仕途了。其实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父亲已经老去，他总不能啃老一辈子吧。
从第一天当官任职起，薛瑄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仅要做清官，还要做一个正直的官。”他先后任职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等，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纪检、法院系统的官员。
宣德三年（1428），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兼管湖广银场。
什么是银场？说白了就是挖银矿、造银两的机构，想一想都明白，这单位富得流油，贪污现象肯定也严重。结果薛瑄一去，就断了很多官员的财路，严打贪污受贿。
古往今来，有的官员是对下属严格，但不耽误自己“跑部钱进”。但薛瑄不是这样的人。
做了多年的官，薛瑄长期租房居住，后来实在被妻儿逼得没办法，才买了两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屋子里潮湿阴暗得犹如地下室，惹得老婆孩子好一通抱怨：“跟着你真是倒了霉，人家做官发大财，你做官却像个贫下中农。”
正统六年（1441），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高等法院副院长。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明朝情报机构东厂，当时的首领叫王振。此*权人**势熏天，到了把持朝政的地步。他“善于”拉帮结派，想把薛瑄引到自己的利益集团中来。
为此王振不惜“自降身价”给薛瑄送礼，结果薛瑄根本不买账。王振气得咬牙切齿：“从来都是别人送礼巴结我，想不到老子主动送礼给姓薛的，他还不知好歹。”
不久，薛瑄在审理案件中发现，东厂和锦衣卫制造的冤狱案比比皆是，他只得亲自主持工作，为被*害迫**的人平反昭雪。这进一步得罪了王振。
又有一次，王振的侄子，锦衣卫军官王山，为霸占别人的小老婆，明目张胆地炮制了一件冤狱案，受害人被判处死罪。
薛瑄在复审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猫腻，提交刑部为受害人平反。
不仅如此，薛瑄眼里不揉沙子，上书朝廷要对制造冤狱案的有关官员进行弹劾。这一次，薛瑄彻底惹毛了王振，后者眉头一皱，决定置薛瑄于死地。
于是，王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指示谏官反过来上书弹劾薛瑄，理由是：“薛瑄对朝廷不满，大逆不道。”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薛瑄毫无抵抗能力，终于被投入大牢，候时问斩。
好在薛瑄的君子之风自有正直人士相护，坊间为之叫屈的声音络绎不绝。最终，在兵部尚书的抗辩下，薛瑄终于被免去死罪，削为平民。
在丢官的日子里，薛瑄回到老家居住。这是一段难得平静的岁月，薛瑄借此机会潜心研究理学，获得了初步成果。但在数年之后，薛瑄终被朝廷平反，官复原职。
众所周知，在东西两厂和锦衣卫当道的时代，明代曾有过一段恐怖政治“黑暗岁月”，其典型的特征就是假案、错案、冤案特别多，久而久之，办案机关甚至习惯了炮制假案，以杀一儆百或制造存在感。这种手段，也被用来对付民间百姓。
景泰四年（1453），明朝社会发生大面积饥荒，江南一带出现了贫农烧抢富农粮仓和房屋的事件。本来这是小规模事件，结果办案机关小题大做，抓捕了数百人，并打算处以问斩。
而薛瑄平生最看不得的，就是冤案。所以他冒死纠正此案，释放了大部分清白无辜者。仅凭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薛瑄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生死的仁者。
天顺元年（1457），年已六十有九的薛瑄，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算是进入了内阁。但由于朝廷昏暗，举目所见，跟他作为儒学仁者的内心价值观，实在不符；加之薛瑄心中挂念理学研究之抱负，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再晚就来不及了，他已然心生去意。但告老还乡，需要一个契机。
不久，皇帝明英宗听信谗言，要斩杀忠良之臣于谦。满朝大臣，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于谦说话。薛瑄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于谦抗辩。
但一个人的声音终究势单力薄，于谦到底还是被谋害至死。这件事，直接强化了薛瑄的辞职念头，这样的朝廷，实在不好玩了。
薛瑄毅然辞官后，明英宗连他回家的盘缠也没赏赐给他，薛瑄两袖清风，一无积蓄，只得租借了一条破旧的小船，一路风云飘摇，回到了家乡。
对此，薛瑄的儿子多有埋怨：“别人做官都是大富大贵；您做了几十年的官，到底落了什么好？”但薛瑄心无悔意、不改初衷：“我一生为官，廉洁正清，为民做主，这样的为官之道，才符合儒家的道义。”
3
薛瑄年近七十，回到故里，终于可以了无牵挂地研究他喜爱的理学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辞官，是儒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幸事。薛瑄研究理学文化，是中华儒学继蒙元时代处于断层之后，重归进化轨道的一个社会缩影。
从儒家文化的视角看待，在退休的日子里，薛瑄的理学研究主要实现了三大成就：
其一，薛瑄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提出了不少唯物主义的观点。譬如，朱熹说“理在气先”，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而薛瑄则明确反对，写下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
其二，薛瑄创立了“实学”。所谓实学，说到底是提倡求真务实、讲求实用的学风主张，换句话说，他认为学问要从实践中得来方为真。后世的“实践出真知”论，跟薛瑄的实学主张是异曲同工的。由此可见，薛瑄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
其三，薛瑄十分注重家训家规文化的塑造，他写下的《诫子书》，含有多篇用于训导子孙后代的文章，涵盖了为人处世的多个方面，每一篇都是经典语录。因此，薛瑄的《诫子书》被誉为古代20大家训家规之一，享誉历史。
天顺八年（1464），时年七十六岁的薛瑄溘然去世。为表彰他的生前成就，明朝廷下诏书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薛瑄虽故去了，但他创立的理学朱说却影响深远，他的学说被称为“河东学派”，该学派的“弟子”遍及全国各地，徒众数不胜数。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这也给了后来的另一个理学大师王阳明不少启发。
鉴于薛瑄的理学影响力，1571年，也就是在薛瑄过逝一百多年后，大明朝廷诏令将薛瑄请入孔庙。由此，薛瑄成为明代从祀孔庙的第一人。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明代那个时候，薛瑄的思想地位确实是高于王阳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