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自行车
陈 洁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有一辆很笨重的自行车，好像是上海长征牌的。自行车的前三角的三条杠很粗，印象中比茶杯小不了多少，车座后面的架子是一个30*40公分的长方型。说它笨重，是因为，它一旦倒地，需要两个人从两边，一个从上面往上拉，一个从下面往上提，同时使劲才能将它扶起来。但是，正因为它笨重，它的载重量是绝对OK的，装载三五百斤不成问题。
父亲视自行车如命，平时是不准别人碰的，因为如果碰坏了，修起来很麻烦，也很费钱。父亲的自行车是我们家最值钱的财物了，同时它也是我们全家生活的依托，因为有了它，我们全家的生活得以改善。
那时候，国营商店在每个村设一个代销点，全村人的生活用品也就在代销点上购买，小到盐、油、酱、醋，大到锅、碗、瓢、盆、鞋、祙，还有纸、笔、信封之类的，应有尽有。既然有代销点，那销货之后就要进货啊，父亲抓住了这个商机，把这个运货的差事给竞争来了。
可别小看这个差事，在那个年代，可是个肥差。那时，在生产队里上工的人，一个男女劳力劳动一天记10分工，结算1毛2分钱，好的年景大约是二毛钱，父亲每向队长请假运一天货，就要向队里上缴一元钱作为生产队里的资金积累，队里就给父亲记10分工。父亲身强力壮，也为了多挣点钱，每次都把车子装得满满的，足有三百斤以上，每次也总能挣一元二角、三角钱以上，除去上缴队里的积累，多的钱就是自己的，所以那些年，我们家吃的穿的总比一般村民家要好一点，当我的一个同学因为几毛钱学费，家里拿不出，而被家长把耳朵打坏时，我的学费父亲总是及时缴纳的。
父亲的自行车除了运货外，也带着我们出门走亲戚。姐妹几个轮流带的，这次带你，下次就带另一个。出门走亲戚时，我们就坐在他的自行车前横杠上，路上遇到熟人、或乡邻时，父亲就让我们叫人（和人打招呼），什么爷爷、奶奶啦，大伯、大妈啦，叔叔、婶婶啦，姐姐、哥哥啦等等。但是，如果父亲第一次教了你对这个人的称呼，你就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当第二次再遇到这个人时，一定要准确无误的叫出来，否则是会被父亲训斥的。父亲的绰号叫：发火！他发起火来，像炸雷，震得房子都要颤抖，不过对我们他只有训斥，从来不打的。他常说：舌头打个滚到老不亏本，你叫了人家，人家也要应答你的。呵呵，话糙理不糙，道理简单易懂。
坐父亲的自行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8年的秋天。那年，在部队服役的小舅舅要两张我和妹妹的照片，那时农村没有照相馆，要照相，必须去县城的照相馆，而我们家离县城有近四十里的路程。那天一大早，吃好早饭后，我和妹妹就坐着父亲的那辆笨重的自行车出发了，一岁半的妹妹坐前面，不到六岁的我就坐在后面长方型的架子上。那时的路不好走，都是乡村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直到现在的磨头镇往北才有公路（那时叫柏油马路）。一路颠簸，到了县城西大门时（记得那时县城还有大城门的，和电影里的一样），我的屁股和双腿已麻木得不行了，又疼又酸。进了大门，两边都是小摊小贩，有卖菜的、有卖小物件的、有卖小玩意的，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因为人多，父亲只能推着自行车向前走。从来没有进过城的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热闹景象吸引住了。那些赤、橙、黄、绿、粉、紫、蓝的玩意儿，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和父亲说要下来走走，于是父亲就让我下来了，并让我一只手一定要拉住自行车的架子不松手。一边走他一边告诉我，那叫什么、这叫什么。不一会儿，小小的我就被街上五颜六色的东西吸引住，驻足不前了，拉着父亲自行车的手也渐渐松开了。
蓦然回首，不见了父亲和妹妹，我立即大哭起来，一边哭，我一边往西大门走，我记得是从西边进城的，我要自己从西大门往家走。我伤心着急得哭的样子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对卖菜的聋哑夫妇拦住了我，立即围上来好多人，七嘴八舌的，好像是叫他们俩把我领回家，好像说他们家正好没有孩子。聋哑的男人立即买来了糖给我吃，我就是不吃，还是哭，聋哑夫妇焦急的打着手势，我不懂什么意思，只是摇头。别的人又帮腔说，聋哑夫妇让我坐着不要乱走，等我父亲来。但我还是坚持要走。正在僵持不下时，我父亲带着我妹妹满头大汗的找来了。原来，我父亲到了照相馆门前回头一看，我没在后面跟着，赶紧从原路往回找，终于在聋哑夫妇的摊位前找着了我。父亲对聋哑夫妇和周边的人千恩万谢，带着我和妹妹去照相馆照了相，照片洗出来时，我的眼泪还挂在脸上。
父亲的自行车还是我们生产队一半以上家庭的免费运输工具。我们生产队大约有30多户农户，那时除了生产队集体养猪外，为了挣肥料工分，大部分家庭都会养一头肥猪，从年初养到年尾，那时养猪可不像现在，饲料一吃就疯长，几个月就好出售，那时都是用粮食和野草喂大的，长得慢慢的，肉香香的，等到腊月十五向后，肥猪也都有二、三百斤，要统一到公社食品站上去卖，但要把这二、三百斤的活猪弄到离家五、六里的食品站去卖，还是比较费事的，于是他们就来请父亲用自行车把他们养的肥猪运到食品站去。遇到这类事，父亲从不拒绝，总是有求必应，而且从不收钱，都是免费的服务，那时乡邻之间是从来没有付钱之说的。父亲常说，有人求你帮忙是看得起，家里的事先放放。于是，全生产队有一半农户家的肥猪都是父亲帮他们运去卖的。
父亲的自行车还是我们生产队一些农户的免费交通工具，有些人生病住院啦，家里又没有自行车啦，父亲就帮忙把这些人送到医院去。有一天，大约夜里两点多钟，我们全家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听到“嘭、嘭、嘭”又快又急的敲门声，同时传来邻居大妈焦急的喊叫声：快开门啊，我家小宝得急病了！！快点啊！！我父母立即开了门，随大妈回去一看，他家十六岁的儿子已经昏迷，地上是呕吐物，父亲当机立断，说：快！快送公社医院！
父亲说完立即回家，找了两根长长的横杠绑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又在两根横杠上放上我家的凉扁（一种用竹子做成的，约有两米长，一米五宽，夏天放在两条长凳子上，供家人纳凉用的一种物件），然后几个人把邻居大妈家的小宝抬上凉扁，盖上被子，再用绳子绑好。父亲用最快的速度，把小宝送到公社医院，医生立即诊断出是脑膜炎，医生说再晚一会儿脑子烧坏了，就成傻子了，当医生给邻居大妈家小宝输液时，父亲才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喘口气。
邻居大妈一家非常感谢，说要不是我父亲，小宝就成傻子了。但几个月后，因为一点小事，邻居大妈和我母亲吵架，一点也没有省力，嘴巴骂得唾沬子乱飞，娘就叹气：这家人怎一点不知好歹呢。
让我比较难过的一次，是我上初中那年，春节已经临近，天寒地冻，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刮着，像要卷走世间万物。天上下着雨夹着雪，到处雾蒙蒙的，看不清路。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年的东西。
已过了中午，父亲外出运货还没有回来，娘一会儿就到门口焦急的张望着，雨雪天，路滑，娘担心父亲的安全，锅里盖着留给父亲的午饭，我坐在桌边一边做作业，一边心里也担心着父亲。大约一点多钟，父亲终于到家了，娘赶紧拿来毛巾擦掉父亲头上、脸上的雨水，拍打他身上的雪花。父亲说，你不要忙了，我还有一趟货要运。娘说，雨雪下得这么大，你不要去了。父亲说，今天不去不行，要过年了，货销得快，还要备点余货。娘让父亲吃饭，父亲说在商店食堂吃了。说着就往外走，到了门外，父亲叫娘拿点塑料布给他，然后他将塑料布扎在两个袖口处，原来，雨水已将父亲的两个袖口处淋湿了，用塑料布扎住是防止再往里渗透，看到这一幕，我背过脸去，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生活的不易，人生的艰难，父母的辛苦。我看见，母亲的眼圈也红了。
父亲没上过学，但记忆力超人，头脑很聪明，他最值得炫耀的就是虚龄14岁那年，和村里的大人去盐城买了头牛回来。所以，在运货之余，他还做点小生意，比如贩卖树木啦；到东海盐场运点盐回来卖啦；每年春节后农闲时，收点土鸡蛋去上海换粮票啦等等。
我父亲有个表姐住在上海，也就是我的表姑，那些年父亲经常春节后去上海，除了带点土产给表姑，其余的就拿去换粮票了。记得我上初中那年，父亲带我去上海，他骑着他那辆笨重的自行车，后面架子上放着两根横杠，再在横杠下面挂两个大大的竹篮，里边放满了鸡蛋。上面盖着旧衣服，我就坐在后面的横杠上，虽然路途比县城还远，但是，一是我已长大了，二是心中对大上海这个远方大都市的向往，激动不已，也就不觉得累了。那天，我们夜里两点多起床，父亲和母亲把收购的乡亲们的土鸡蛋装上车，父亲骑了近三个小时，正好天刚亮就到了南通港码头，然后买票坐船，再到上海十六辅码头。因为码头上有坡度，上下船都要先把货物缷下来，父亲嘴巴甜，叫人家老兄老弟的，人家就帮忙，帮他把货抬下抬上的，再装上车。
印象中，表姑家离十六辅码头不太远，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看得出，对于我们的到来，表姑不是怎么欢迎的，不过父亲全然不顾，在表姑家吃过饭后，父亲用一个小竹篮子，里边装满鸡蛋，上面用旧衣服一盖就带着我就出发了。上海的弄堂，比较难认，就是现在去，我也搞不清方向，那时，我跟着父亲几条弄堂一转就晕头转向了。
只见父亲，遇见那些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抽着香烟的大爷时两人眼神一对，就两个人并排着到墙角去了，然后父亲伸出手指，一会儿伸三个，一会儿伸两个，也有伸一个的，那些大爷也跟父亲伸出手指，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双方都不说话，好像地下*党**接头时对的暗号，非常默契，然后父亲从篮子里拿出鸡蛋，那些上海大爷从袋子里拿出粮票，互换好后，各奔东西，整个过程双方不说一句话。那天换完鸡蛋回表姑家，我感觉父亲走错路了，父亲说肯定没有，我不信，拐过几个弯，真就到了表姑家的那个弄堂，只是去的时候从这头，回来的时候从那头，父亲说，走路要记，要看两边的建筑物，才不会迷路。父亲从上海换回来的是全国通用的粮票，那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凭着全国通用粮票，在每个粮站都可以购买到大米，那个年代有大米吃也是十分奢侈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取消，村里没有了代销点，但父亲仍没有停止做生意的脚步。白蒲是黄酒之乡，黄酒厂比较多，父亲找到一家品质比较好的黄酒厂，要为他们代销酒，他拿出厂价，然后卖给人家批发价，从中赚点差价。一开始，这个酒厂将信将疑，心想，看你这个四五十岁的人有什么能耐，能帮我卖酒？谁知一年下来，父亲帮这个酒厂销了有三分之一的酒，生意遍布原来的桃园、马塘、磨头、长庄、场南等几个乡镇，父亲的自行车也鸟枪换炮，换成了电动的。
父亲做生意讲究诚信，人家一说酒的味道怎么不行，他马上去换回来，久而久之，他积累了一大帮人脉，帮他宣传，说他人好，销的酒也好，价格也合理。就这样，他的客户越做越多。到了年底，黄酒厂的老板亲自来给父亲拜年送年礼，让父亲来年一定要帮他们销售黄酒，害怕被其他酒厂挖过去。并且服务上门，用卡车将酒运到父亲家，再由父亲向周边销售。
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我们担心父亲的安全，让他不要再销售黄酒了，在家歇歇，父亲说：等我八十岁了，就不卖酒了。
八十一岁那年，父亲正式封山，不再销酒了，但是，在外跑惯了的人，突然一下子回到家里，他浑身不舒服，不久就生病了，前后九个月住了八次医院，不到一年他就离去了。父亲过世后，妹妹买了一个大大的纸汽车，烧在他的坟头，妹妹说，老爷子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到了天堂也让他弄辆汽车开开，显显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