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一石激起千层浪，返乡者吐槽家乡成为这个春节最大的网络话题。有人在哀叹故乡的塌陷，亦有人忧心忡忡地要开展乡土保卫战。今天，我们特约六名豫记成员从自己的观察着手，讨论故乡是否沦陷？农村将走向何方？乡愁如何寄托？豫记最近三天将推出专题，老乡们可以后台留言、私信豫记新浪微博或发邮件至豫记公共邮箱yujimedia@163.com吐槽家乡。
孙旭阳：农村早已沦陷，城市也已无药可医
孙旭阳，南阳籍，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
我比较*制抵**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在我看来，不仅农村早就沦陷，城市也早已病得无药可医。
权力的自利，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1982年版宪法中，添了一句“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又通过土地法，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之后，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有者，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改造城中村等，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大搞土地财政。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划图走，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城市建设“摊大饼”，甚至“造鬼城”因而无法叫停。
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立恒心，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要想解决城市病，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可现在，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
这听起来难免让人不快。但正如罗素所说，所谓理性，指的是某人通过可以验证的科学原则判断出自己将很快死去，在死亡来临时，他固然会为告别人世而伤怀，但更因判断得验而欣喜（大意）。
丁永勋：乡愁要寄托在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身上了
丁永勋，周口籍，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华社记者，前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评论部主任，现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产品部主任。长期关注教育、公益和社会管理等领域。
这些抒发乡愁的，大多是早已脱离乡村的城里人，终究隔了一层，也未见得能代表农民的声音。现在的农村，的确有青壮年离开后衰落的一面，但这也是社会转型和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希望回到过去或保持原样，已经不太可能。
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之前可能真的存在，但在中国彻底转型之后，闭塞匮乏的乡村，对生活在当地的年轻人来说，绝非乐土。城里人希望保留那样的乡村，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异乡的想象，保留自己的优越感而已。
农村怎样才算好，农民最有发言权。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新乡村建设，主体都应该是农民，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权利。所谓“留得住乡愁”，也应主要考虑农民或者农民工的感受，而不是以早已逃离农村的人看法为准。
从政策层面，亟须保障农民的土地等权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让农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除此之外，就是要尊重市场力量和农民主体地位，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可以借此获得财富和尊严。
有学者预计，在农村长期被汲取并陷入落后之际，未来的几年将迎来较大规模的返乡潮。其中，第一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成为新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城里人看起来飘渺无依的乡愁，就要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了。
陈磊：我的故乡还好吗
陈磊，驻马店籍，1979年生人，南方人物周刊上海站负责人，*京大南**学新闻学硕士。1994年离家在外求学、工作至今。每年都会回老家——河南新蔡县涧头乡黄楼村。
故乡是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乡。哪怕是两个同一村庄的人，由于学历、阅历等的不同，心中的故乡或许也不尽相同。
这次春节，很多高学历人群开始慨叹自己的故乡，从各种角度来描述，不一而足，褒贬皆有之。但慨叹阻挡不了现实的迅速变化。正所谓，最大的不变，是变化。
那我的故乡还好吗？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观念，我一直认为，我的故乡应该只是我们那个村儿。谈县城，可能就有些大了。
我的老家在河南新蔡，豫东南和皖北交界之地——就是很多媒体同行提起来大笑不止的驻马店。再具体些，也是当年以艾滋病闻名的地方之一。
村子是新蔡县城以东大概15公里出的一个小村，在我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为黄楼的自然村有两百多口人，现在常住人口已经不足一百。
人当然都是流到了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和大多数老弱病残留守的村庄一样，平日里，村子几乎见不到一个壮劳力，只是看到不断有两层的小楼冒出来。
这次春节回乡，村里很多人的门前已经停了不少的车辆，人们在议论着车的好坏与价格，包括城市房屋的价格，很少再有人谈论农作物的问题了。仔细想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难道都要像以前一样，拥挤在一个人均只有1.5亩地的村庄里才好吗？
乡愁是必然的。
小时候的小伙伴们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有的已经逝去。即便见到了，也是不知从何处说起，只有感叹时光的无情，很快便无话可说。像一群鸟，在春节的时候，偶然聚在一起，很快，又四散开去。
刘栎毓：故乡山未变水未变，何曾沦陷
刘栎毓，河南内乡人，05年以来，在网易新闻，腾讯大秦网等门户网站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最近众多博士、精英回乡过年，列举了种种事实，称对乡村未来很迷茫。不可否认，他们说的是事实。若在十几年前上学时，我也曾有过跟他们一样的感叹。
我17岁之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从未出过我们县的穷孩子。父母常年辛苦劳作，但年年因为提留款、农业税等，再加上我读书，年年的提留款都要信贷员上门按手印*款贷**，且利息奇高，年利率高达26%，没两年我家已经负债一两万，母亲也曾经被他们扣到派出所，要求还款。
再看看现在呢，什么钱也不用交了吧。农民不再因被逼债而东躲*藏西**，不用再交什么公粮、提留款、农业税，农民赚多少，都是自己的。
十多年前，爷爷奶奶去世前几年，没钱看病，在家活活等死。最近几年，国家实施了新农合，看病报销。我年二十九还接我一个姑姑出精神病院，姑父说，住院费用全部报销。前几年母亲做手术，也报销了50%，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农民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了。
虽说现在回到家乡，看起来跟十几年前差不多，因为房子变化不大（房子多是90年代盖的），但农民的手头宽余了。我家是一个小山村，2000年前后，我家连肉都吃不起，一年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次肉。
这两年回家，我了解的情况是：邻居好几家的存款，远超过晚上这个所谓的城市白领，家里种的香菇、果树，一年少说好几万，农闲时再出去打打工，一天200-400元，一年也有好几万，每年收入在十万左右，好几家在县城早已买过了房子。
每一个偏远的村庄，几乎都铺了水泥路，农村的小汽车拥有量也越来越多。别跟我提什么小汽车显摆之类，农民兄弟完全有资格通过自己的劳动，拥有小汽车，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便利。农民怎么了，农民不能有车吗？拿这个说事儿的，本身就看不起农民。
博士说，知识无力，这个我更不认同。我们的小村庄四面环山，大约只有十户人家，自从我考上大学后，几乎所有的小伙伴，都是走的读书上学这条路，不会再像90年代那样，初中一毕业就去南方打工。也许他们上不了名牌大学，但都通过读书，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用知识吃饭的工作，而不再需要靠出体力赚钱，也不用像父辈一样在田里劳作，尽管他们赚的钱不一定有父辈多。脑力劳动战胜体力，这是比金钱更重要的幸福感。
再说说养老问题，我爷爷奶奶十几年前，也无钱看病，尽管他有儿女，仍然是活活等死。我七爷无儿无女，最近几年已经被接到镇上的福利院了，自己不用出一分钱。大家都再说：他算享上福了。现在每人都可以领到养老金，尽管只有可怜的几十块，但比起之前，亦算进步。
山未变，水未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不是拍谁的马屁，这是我的亲眼所见。
邵海鹏： 萧索之际的迎春花开得甚是灿烂
邵海鹏，现在供职第一财经日报，老家在郑州郊县。
说实话，老家变化有些出乎意料。很多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大部分已经消失。
要想富，先修路。为了修路，自然要*地征**。为此老家地头上便划出一块来，也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条从商丘到登封的高速公路将要建成，不论是去郑州东站，还是到开封少林寺，路途都将变得更为便捷。村邻交通道路两边已经栽树绿化，再加上丘陵地带本就因土壤贫瘠而农作物产量不高，不再种粮食改为林地了。
新常态下的经济，基层经济末梢有切身感受。市场的萎缩，让从事建材等行业的村民，因过年工资发不下来而不愿意再涉足。做一些生意的村民，也一直感慨：去年不好做，今年更难做。
年前有几天，老家阳光明媚，天气晴好。已有迎春花绽放，远看黄色一片，煞是惹眼。“俏也不争春”虽说是梅花，但在冬日一片萧索肃杀之际，看到如此暖暖的迎春花色，仍然感到一股希望和力量。
刘雷： 我叮嘱父亲不要卖一分土地
刘雷，商丘夏邑人，现任广东科技报社记者，广东院士联络中心秘书，高级摄影师。
年二十九，几个兄弟说来我家里看父亲。下午接到一人电话，说有事要晚些到。问及原因，却是在乡里承建了几栋房子，开发商欠80万尾款没给，正在堵门要账。
近几年，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收紧，县域经济中积累下第一桶金的各行各业的商人将眼光转移向农村房地产，通过与当地乡镇政府官员利益均沾的方式低价从村里拿地，再由乡镇或村里权贵阶层承包建设，县政府层面则通过国土、住建局驭使各乡镇土管、住建所严厉压制村民自建房屋，以保障开发商所建房屋之销售。最终，这些小产权房以成本2倍以上的价格卖给村民。
暴利之下，纷纷效法。一时间，各乡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商勾官**结苟合而出的所谓的小区，有的冠以新农村之名，有的叫做某乡中心社区，有的则模仿城市叫某某花园，绝大部分楼房并没有产权，唯一的功能就是替代村民自建房屋，售价都在几十万左右。
强压之下，必有反抗。针对基层政府禁止村民自建房屋，有村民报以服毒自杀，更有人将负责执行的乡干部打死打伤。。。一系列惨剧之后，针对村民自建房屋的高压政策松绑，一时间，村民纷纷选择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造屋，乡镇一级几乎所有小楼盘开发商立马陷入困境。
我家四表叔，在乡村社区开发中，有3亩耕地在规划范围内，他死顶压力不卖，最终拿到三亩地的征用资金6万9，额外夺回1亩3分宅基地，建了两栋两层半的小楼，小的一栋被二表叔以22万买去，差不多收回了两栋房屋的建房成本。如果同样是这两栋房子要从开发商手中去买，至少需要70万，绝非普通农民可以负担得起。
也是四表叔，去年正月初六商议购买邻家220平方宅基地，作价2万8，约定三日后付款。初七却被人加价到4万截胡，他大怒之下，放言绝不让对方建成。最终以4万买下，今年这220平方土地已有人出价10万，表叔没卖，说开春建房，再挣笔小钱。
千古以来，神奇的土地承载着孵育文明的重担。对农民而言，土地则是命脉，这芳香的泥土是农家安身立命的本钱，可以开出绚烂的希望之花。
临行，我对父亲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卖出一分土地。
（内容编辑：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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