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0日，在郑州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坐飞机到新乡，与铃木启久商谈进攻京汉铁路西面太行解放区和京汉铁路东面第八路军的作战行动。
9月2日，铃木启久在新乡师团司令部召集所辖各大队开会，传达对林县、滑县作战的意图和计划。“师团首先要捕获和歼灭林县地区的*匪共**。步兵第八十七旅团长吉武少将指挥有关部队，经过彰德、水沿镇，攻击占领林县。占领后，将林县周围村庄彻底搜查铲除。”
铃木启久从“1944年9月上旬到1944年10月上旬期间（注：指日军于9月10日至10月5日进行的‘林县作战’和10月6日至10月30日的‘滑县作战’），计划和指挥了第一一七师团林县作战。该作战结束后于1944年10月上旬，作战部队撤退林县地区时，命令第一二军配属来的军防疫给水班（注：田村防疫给水班、矢尾板防疫给水班），在林县城、合涧镇、东窑、林县城北部等地区散布虎烈拉（指霍乱）菌苗，由于霍乱，集体*杀屠**了该地和平居民100名以上。”（1956年5月5日，中田卯三郎检举铃木启久的材料。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防疫给水班表面上是防疫和检查水质，实质上是撒播细菌的。”（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林茂美供词）
明知菌苗毒性的防疫给水班在林县作战中，又一次公然违背了1925年日内瓦国际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之规定，置一切战争禁止条款于不顾，并伤及无辜百姓，可谓卑鄙无耻、穷凶极恶。
此时驻扎“暴张公园”的第1855部队新乡出张所所长濑户丰军医中尉，在新乡城内亦是极尽一切险恶丧失人性之能事。在他的技术“指导”纵容下，一幕让新乡人难以忘记的行凶图出现了。
该部队把“实验材料”称作“猿”，中国人就是日军眼中的“猿”，他们可以肆意使用、处置。
“1944年9月，在平原省新乡，第二〇四大队军医中尉大道文男以集训教育大队卫生兵为目的，将第二〇四大队本部卫生所内绑着的一名25岁左右中国男子，用*刀军**砍掉头，并由大道文男、川上军医见习士官，将其胸部解剖，又由监山军医见习官将阴部解剖，用活人体进行了卫生兵的现场教育。解剖后，尸体由卫生兵掩埋于坑内。”（1954年8月18日，第一一七师团第八十七旅团第二〇四大队本部长田政雄的笔供。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被日军抓入军营、实验室、宪兵队的抗日人士或普通百姓，非死即残，那么这些魔窟外的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呢？
1944年5月16日，汲县一区发现长30华里、宽15华里的蝗虫带，已吃麦苗900余亩。7月，长垣亦是蝗灾严重，“飞蝗蔽日，势如狂风，五昼夜不散，全县秋禾损伤殆尽”。
天灾使粮食绝收，民为之饿殍枕藉、流离失所。即使是幸存勉强度日之人，也要面对日军种种的无以复加的盘剥、强虏。
新乡城外建的*锁封**沟，日伪军均设有检查点，对于商民进出货物，规定非经许可不得私自进行流通交易，一些民众日用品甚至实行配给制。
*政府伪**与日军勾结，在获嘉、延津、封丘等地组成经济*锁封**委员会、经济检查班、经济警察班等机构，借此对占领区人民进行了经济上的多重压榨盘剥。
掌控经济命脉的同时，一些青年人也成为日军的目标，通过欺骗、强迫等手段为其服务。据1943年1月27日天津《庸报》载：“扩充劳工宿泊所，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度已设立者，除北京、天津、开封三地外，本年内预定在塘沽、新乡、济南等普设劳工宿泊所。”
1941年6月中旬，一批约1500人的战俘，从新乡送至天津。1944年7月，原阳县青年农民240多人被日军掳掠到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充当苦力。是年秋，日伪军又从获嘉、辉县、新乡抓来200多名劳工，押往日本大江山充当劳工。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些苦力有的历经磨难返回了祖国，有的积劳成疾身死日本，有的因伤致残痛苦终身。
1944年下半年的豫北新乡竟是如此的令人凄绝肠断——
腥风残照嫦娥怨，太行落泪卫水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