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开始，日本派使团到中国交流，对遣隋、遣唐使帶回的文明顶礼膜拜，对大唐的建筑、茶道、禅宗、相扑、蹴鞠、服饰等文化全面模仿。唐朝之后，中日的正式交流停止。
1279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崖门镇）将最后的南宋军歼灭，蒙元占领中国，日本“举国茹素”（全国戴孝），向西哭拜哀悼宋亡。
元灭宋过程中，日本因得台风（日本人称为神风）相助顶住了元世祖忽必烈数万大军，数千战舰的两次进攻（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得保天皇“万世一系”。
与此同时，越南三次重创蒙古大军，也免于被蒙元征服。日本、朝鲜、越南不再仰慕游牧民族统治的中国。
相比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长期进贡的朝鲜、越南，日本始终保持独立，与中国平等交往，未受外族入主，日本人从元朝开始“神国”观念日益强烈，认为中华文明【相关阅读：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源于夏，传于秦汉，兴于隋唐，亡於南宋，“崖山之後，再无中华”，正宗传承已经移到日本，开始自称中华，鄙视亡于人数很少外族的中国。
清灭明后，日本、朝鲜、越南都认为汉人剃发易服臣服少数夷蛮是中华的耻辱，李氏朝鮮，阮氏越南长期着汉服，禁止满清服装、发型，李氏朝鲜长期保持崇祯年号，自称小中华，越南自称南朝，日本开始称中国为“*那支**”，称朝鲜为近藩，称清国为远藩，称自己代表“中华”、“中国”。
十九世纪初，受日本幕府派遣到“东鞑”（黑龙江流域）侦查的国事侦探间宫林藏在其《东鞑纪行》一书中指出，与其与俄国人争夺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库页岛，不如把视线投向富庶的“东鞑”。
明治维新前，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吉田松阴提出：
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北海道），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称中国是“极不廉耻”的“恶邻”，与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
明治时期，天皇参议江藤新平提出：
“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那支**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都迁**北平，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各界形成了“不甘处岛国之境”的共识，向中国扩张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日修好条规》（18条）和《通商章程》（33条）时，日本反对清国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要求称大清国，后接受了李鸿章的妥协建议：“汉文约书中国、日本，和文约书大日本、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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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认为：
“鞑虏”满清可以入主中国，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国，准备向中国扩张。
日本政府接受江藤新平《对外政策意见书》中为向中国扩张作准备的建议，开始派情报人员到中国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其中，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人奉命到满洲活动后向政府提交了绘制出的地图，实地调查报告和《满洲视察复命书》，书中建议向满洲扩张；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提交了中国南方的调查报告；军事间谍岛弘毅提交了两卷本的《满洲纪行》调查报告。
1879年，新设立的直属天皇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始派遣大批军官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
其中的桂太郎中佐和小山又次少佐侦察后向参谋本部提交了《对清战争方略》，呼吁扩军备战。
1881 年，鼓吹“破*那支**，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玄洋社在日本九州福冈成立，并立即行动，派大批浪人和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
1884年，玄洋社在上海开办了东洋学馆，派佐佐友房和宗方小太郎步行考察中国东北、华北，搜集情报。
1886 年，被日本人誉为“大陆浪人先觉者”的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东方斋，1859—1896）奉命潜入中国搜集情报，在上海日商岸田吟香（1833—1905）的资助下在汉口创办了情报兼贸易机构乐善堂。
乐善堂各地支部对外是杂货铺。
间谍们模仿清人蓄起长发，扮作商人或乞丐，冒着生命危险赴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疆新**、*藏西**，搜集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情报。
宗方小太郎加入乐善堂，继续在中国各地考察。
他注意到了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在呈送日本政府的《经略长江水域要旨》报告中指出：
“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者必为湖南人。”
他建议：
“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
接受宗方的建议，荒尾精在长沙设立了乐善堂支部，派宗方坐镇北京支部，负责对清廷中央、华北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
宗方派出间谍以学生名义赴东北搜集情报（他们中很多人没有能够活着回来。战后日军方将被中国处决的间谍的遗骸棺木送回家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葬礼，在*国靖**神社为他们设立灵位），赴华南各省联络各省的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等会*党**。
1887年，日本对华情报首脑，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再派山木清坚中佐和滕井茂太到中国东北侦察渤海湾登陆地点。
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与清国斗争方案》和《清国征讨方略》，提出：
“‘乘彼尚幼稚’，以*力武**分割中国。”
“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
并提出了向中国扩张的时间表，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
这两个官方文件标志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的“大陆经略”成熟。
1888 年，荒尾精在乐善堂年会决议中表达扩张决心说：
“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十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同年，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到日本，玄洋社为俄国向东扩张态势忧虑，要求加快向满蒙扩张的步伐。
1889 年，荒尾精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根据乐善堂三年来搜集的大量情报整理出的数万言的《复命书》。
在报告中，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
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其中“豪杰”被定义为：
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华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报告提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为这一目标，日本须以商战养谍战，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
根据间谍们搜集到的大量情报，乐善堂汉口总堂整理编辑成了2300 多页，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清国通商总览》。
日本朝野将此书视为向中国扩张的指导文件（后来也成为研究晚清中国国情的权威文献）。
大阪富商冈崎荣次郎读了该书后决定资助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间谍学校。
甲午战败使中国朝野看到了日本维新富国强兵的成效，形成了应当向日本学习的共识。
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生13人赴日留学。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出100名官费生赴日留学。
拳乱过后，清廷宣布变法，张之洞建议奖励出洋留学说：
“非育才不能图治，非兴*党**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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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张之洞、袁世凯等重臣的建议，清廷批准了外务部制定了留学生章程。
该章程中规定：
凡学成归国者，分别授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按等录用；自费留学考试合格即可由政府出具公文保送，费用困难者还可酌情补贴，毕业归国，与官费生同等对待。
清廷还批准了张百熙等人奏请的派“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包括宗室、京堂、翰林以及侯补道府各级内外职官以官费出国游学的具体奖励条款。
在清廷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学子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留洋运动。 拳乱中，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军纪良好，不参与烧杀抢掠，在占领区内维护秩序，派兵守卫故宫，经报纸报导，使国人对日本充满憧憬。
新政中，清政府以日为师，大量聘请日本顾问，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幅减少，新兴的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加上地理接近和费用较低等原因，留学日本成了潮流。
1901年当年，赴日留学生增至500多人。
1903年，张之洞制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继续推动赴日留*运学**动，赴日留学生增至1300多人。
1904年，学务大臣张百熙上奏了《奏请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赴日留学生增至2400多人。 到日本后，有留日学生感叹道：
“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片鸦**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
当时日本学校派发的《留学生自治要训》让很多留学生颇不习惯，但这些规矩至今仍然适用。
例如：
不可随地吐痰；不可随地小便；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夏天也不要赤身露体；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同住者写信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在室内应坐下、不要徘徊打转；出入房之时应行礼；出入房时要记得关上门户；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室内要打扫干净；夜间不要大声呼叫；对下女（女佣人）要庄重等等。 因应中国的留日热潮，日本学校设立了专门适应快速拿到文凭需要的“速成科”，即贩卖文凭的学店。
速成科通常课堂上配翻译，学制最短能够一个月就拿到毕业证。
超过九成五的赴日留学生进了速成科。
例如，招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弘文学院有近两千中国留学生，只有129人进入了学制三年的正规“普通科”，杨度等人在弘文学院一个月就拿到了速成师范文凭。
弘文学院的速成学生鲁迅承认，速成科的留日学生主要忙于“往*会集**，听讲演”。
留日学生中众多的*会集**、演讲和汉民族主义刊物的背后是得日本民间慷慨资助的排满运动。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赴日留学生猛增至万余人。
1905年9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派了两名教育家来华，与张百熙、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讨论中国留学生教育状况。
清政府对拨出宝贵经费推动的赴日留*运学**动变成了排满革命运动强烈不满。
日本教育家则指出：
“我国过去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的经验表明，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危险思想，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者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
针对留学生现状，张之洞派人拟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条，要求驻日机构约束规范留日学生，要求留日生不论官费私费，无论入日本官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均须由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非有病不准请假外出；学生应以学业为本分，不准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对留学生中品行不端者，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即知会该学堂请为斥退，同时还拟定了对归国服务的奖励办法和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授予实职的计划，以鼓励留学生专心学业。
11月，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约束）清国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加以限制，提高了学生注册及入读的条件。
规则颁布后，同盟会策动八千多留学生举行*课罢**，抗议当局对留学生的排满革命活动的限制。
这八千多速成班学生本来就专注于革命活动，并也不上什么课，*课罢**只是一种扩大影响的说法。
*课罢**运动中，宋教仁、秋瑾等会*党**领袖号召全体留学生归国开展革命。
秋瑾在浙江同乡会*会集**上以刀插桌，称谁回国后再投降满清就给他一刀。
出面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的留学生组织干事长杨度反对同盟会拉留学生入会*党**阵营的作法，主张抗议活动局限于要求取消《规则》中的第九条（各公私立学校要管束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第十条（各公私立学校不得允许被他校以行为不良命退学的清国人），而接受其它约束规则，反对*课罢**运动，更反对罢学回国革命的主张。
中国留学生的*课罢**抗议行动持续月余，受到日本舆论的谴责。
1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留学生不务正业，不承认自身的缺点，反而聚众闹事。
陈天华对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感到悲哀，反对同盟会组织*课罢**、罢学的闹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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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回国，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动暴**事泄后逃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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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会召集成立同盟会后，他对革命越来越怀疑，对大多数留日学生投身会*党**从事革命活动失望，决心以自杀惊醒留学生们。
当晚，他写下三千言的《绝命书》寄给留学生总会，次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
陈天华蹈海引起日本当局震惊。
日本政府对约束规则作了新的解释以平息留日学生的不满。
而同盟会则以陈的自杀作为煽动革命的题材，推动*课罢**退学回国革命运动。
其实，陈天华的《绝命书》没有抨击日本政府，认同报纸指责的中国留学生“东奔西走，逞无所之”，“一些留学生出入于酒楼妓馆，恣意游荡，乐而忘返，多有荒废学业，相率而堕落者不可胜计，先来者既作俑于前，而后到者更尤而效之”。
他疾呼：
“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国亡**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他对学生们投靠外国势力悲愤而死，而革命*党**们“不见省”，以安排陈的灵柩回乡隆重安葬的方式推动更多国人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将陈宣传为革命烈士，只将他鼓吹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文广为宣传，而将他痛心革命*党**人“放纵卑劣”的《绝命书》隐瞒。
1906年，清政府学部两次颁布条例，收紧出国留学的条件，规定不再公派留学生进日本速成科学校，日本学部因应清政府的要求和日本教育界的抨击，取缔贩卖文凭的速成科“学店”，宏文等著名学院也大量取消速成课程，至此中国留学青年的“速成科时代”结束。
1907年8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的十五年协议和《五校特约》，规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等五所最好的正规高等学校每年招收165名中国公费学生。
事实证明，张之洞和清政府要求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政府出台《约束规则》正确而及时，张与日本文部省联手结束“速成科时代”对中国留学生有益，也对中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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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廷来说，推动赴日留*运学**动极其失败。
留学生们没有带回专业知识和宪政思想，而是带回了种族主义、*力暴**革命的思想和恐怖*杀暗**、武装*动暴**计划，成了立宪的大敌。 与留学日本相比，同期留学欧洲的学生只有数百名，多数集中在巴黎。
其原因是法国政府补贴使费用相对低廉，以及法国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中心。赴欧洲的学生受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同样偏激。
至1906年，巴黎和东京两地留学生中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
由于国情差异大，晚清的留学热潮主要流向日本和法国，而很少人赴英美，这是中国的遗憾。
中国留学生的流向引起了美国的有识之士的注意。
他们认为美国有责任推动中国走向自由、宪政之路，游说政府发起了退还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并影响了庚子赔款的其它列强效法美国退庚款。
但是，英美为代表的宪政国家离中国遥远，美国对中国没有野心，不像日本人那样为“大陆经略”投入血本，因此自由、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