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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FP）
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2000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伍羡掏空积蓄，“花巨资”买了一辆自行车，专门陪客户出行。最多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拜访了30多个顾客。
那一年，他刚刚应聘成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的销售员。
选择外资企业在伍羡和他的同学眼里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他说：“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我们都愿意尝试外国企业。”
2001年，伍羡加盟外企后，中国正式加入WTO。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与“八五”同期相比。
1994年，在伍羡在外企打拼之前，15岁的王爱国带着他的衣服和被褥来到天津打工，成为亿万农民工中的一员。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爆发式增长后，王爱国的工资从每天5元涨到了2008年的500元。
工资的逐年上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建筑工人的行列。但2008年之后，虽然房地产行业持续增长，但王爱国指出，此前逐年上涨的工资增速已经放缓。
四年后，苏展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程序员。继房地产之后，新兴的互联网将成为未来几年的新趋势。
当时，苏展并不看好2012年初开始的团购业务。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只是一个实验。他用“昙花一现”来形容一些企业团购业务的发展。
基于此，他选择加入一家更为传统的航空国企。很快，“多轮融资”、“程序员薪资翻倍”等信息开始出现。苏展果断辞去了工作，加入了一家大工厂，希望再次尝试增加个人财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劳动致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致富之路。 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将占一半以上，约为2万元。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好工作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有时这种划分与行业有关。建筑业、互联网等行业在快速发展时期创造了更多财富；有时与所有者有关，例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不同时期不同年轻人的喜好。进入正确行业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过上一帆风顺的生活。即使他们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并不如意，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重新进入该行业并不困难。
“最好的青春是在外企度过的”
曾经“可乐就是青春、激情和梦想”。
伍羡听着校园广播里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广播，感觉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外资企业纷纷落户中国，纷纷涌向内地招商引资。他看到，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这些新进入中国的品牌，几乎每次开店都火爆。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九五”期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他们投资的一个关键领域。在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伍羡表示，在那个时代，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背景、没有背景，非常愿意到外资企业工作。他甚至放弃了留在母校工作的机会。伍羡说：“我果断决定进入市场。”
当时，虽然没有微信和智能手机，但新兴的互联网通过上网、QQ交流，为包括伍羡在内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视野。
他形容自己对信息的获取和理解是“饥饿”的。他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就越想在外企挑战自己，充满希望和好奇。
回想起来，伍羡的同学中，选择去国企工作的人也很少，但并不是主流。伍羡当时并不喜欢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一点也不“时髦”，无法引领行业。
在他选择外企之前，1998年1月，国家减产改革第一重锤打响，3000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作岗位。
伍羡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阶段，发展活力有限。她每天的工作只是一份报纸和一杯茶。他诚实地说：“我根本不向往国企，去了就没有未来。”
当时外资企业的薪资比国内企业要高。那时还没有网上招聘会，他带着简历来到拥挤的人才市场，一份一份地投递了简历。伍羡的简历只提供给台资企业和欧美企业。在现场，伍羡看到，外资企业的招聘摊位上堆满了简历，而国企的招聘摊位则相对冷清。
成功加入可口可乐的伍羡在可口可乐工作了10年，从业务员到主管再到分公司经理。
为了经营生意，伍羡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八点，早会结束后，他就一一去找客户下订单。
虽然困难，但他相信自己足够年轻，有资本，可以坚持下去。当时，可口可乐的企业文化被认为是中国快消品行业的“黄埔军校”。如果你能在可口可乐取得成功，那么你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功。
伍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的工资稳步增长。他还获得了非凡责任的称号，并获得了远高于同事的奖金。
伍羡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外企工作的经历，我在外企成长、发展，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我要实现美好的生活”
15岁的王爱国站在天津街头，身上带着一些衣服、两双鞋和一床被子。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天津街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萧条而冷清。
1994年，天津刚刚提出全市重点建设实施项目66个、基本建设项目27个，总投资191亿元，当年安排投资约62亿元；改造项目25个，总投资63.6亿元，当年安排投资63.6亿元。超过26.8亿元；外资企业项目14个，总投资6.2亿美元，当年安排投资约2.3亿美元。
同年3月，天津市还首次制定了“用10年左右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建设规划。
王爱国入住的第一个项目地点是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一个住宅项目。工作结束后，他来到了天津日报大楼的工地：“那时候没有收音机，农民工连报纸都拿不到。后来，在天津日报大楼，他们有他们报纸的底片，我们看，底片开始接触一些外在的东西。
王爱国健身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好学好学，在天津日报大厦工地工作期间，向师傅学习电焊。
勤劳的王爱国，年年看到自己的工资。进入这个行业后，他的收入逐年增加。 1994年，他开始做小工。他很累，而且钱很少。他一天只能挣三块钱。
他为“三块钱”感到高兴：“确实很累，但我拿到了钱，工作也很积极。学会焊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开始照顾老师，开始做起工作。”与图纸一起工作。”
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元，第三年，工资涨到了每天10元。
1998年，王爱国基本搞清楚了水电工作流程，工资一下子翻倍，一天能挣20块钱。那时，王爱国觉得自己是“珍贵的”，他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在没有系统的教育的情况下，王爱国寻找学习技术的方法，逐渐积累丰富的劳动技能。
1998年7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公告，宣布彻底结束保障性住房分配，彻底开启住房商品化时代。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道路。
王爱国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开始四处奔波。 1999年，他成为一名建筑工头，工资逐年上涨。那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0元，2000年又达到了每天100元。2001年，工资提高到每天200元。
不久，非典来了。
王爱国被迫回到家乡，收入减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典结束后的第一年，行业开始复苏。他来到北京，拿到了历史上最高的薪水。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当时房地产、建筑业还处于蓬勃发展期，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2542万人。
王爱国明显感觉到，2008年以来，工资涨幅就没那么快了。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至今他平均日薪维持在500元左右。现在，由于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等因素，他也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他尚未收到 2022 年的全额工资。
为了养家糊口，他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一年只花一个月工资的习惯。疫情期间，他收入减少，想过转行，但一出门就无能为力，又回来了。
对于未来，他希望“按照国家政策，达到一个好的生活水平，现在我的收入不够养家糊口，每年能存2万到3万元就不错了，我现在的积蓄大约是四万元。”一万元左右。
在他看来，所谓保护财富就是“少花钱，不买别的东西”。
“我想在40岁之后回到政府公司”
苏展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最前沿。
2012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他，隐约感觉到了互联网行业萌芽的迹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团购业务。比如2011年成立的美团，以及当时不温不火的京东，都首次尝试从线下向线上发展团购。
起初，苏展并不看好这些新公司。他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行业前景未知。因此，他选择在航空国资子公司担任程序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这个行业的变化比他想象的要快。加入公司后不久，滴滴就于2012年上线。当年“双十一”期间，电商大战爆发。天猫、苏宁易购、易迅网、优购、京东、一号店、国美等众多电商企业纷纷争夺消费市场。 “双十一”活动当天，支付宝交易笔数突破1亿，交易额达191亿元。
这些变化渐渐让苏展“感觉不太对劲”。他刚进公司时，每月税前工资为6000元，每年加薪1000元。即使对比公司的吃住行等报销补贴，对于那些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同学来说，还是显得不太好。
2014年，他感觉互联网真的很繁荣。滴滴的打车业务和美团的团购业务越来越成熟。如果你每天打开新闻，总能看到那些成功将线下业务转移到线上的互联网公司正在不断筹集资金。
苏展说道：“要么这家公司融资了几轮，要么那家公司融资了几轮，下面员工的薪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从那以后，网络程序员薪资越来越高的消息就不断传出。变得更高。已经势不可挡。出来吧。”
当周围的同学涨工资3000元、5000元甚至10000元时，他就坐不住了。
他开始在工作中重新学习编程技能。 2015年5月，苏展选择跳槽到一家提供第三方互联网在线支付的公司。当时，由于支付渠道受到国家每年颁发的牌照的限制，速战这种在线支付业务是消费者与相关APP之间的中介环节。
加入这家公司后，他的工资涨了，但幅度不大，税前才一万多块钱。当时，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不擅长技术，我没有从我的第一个传统公司学到任何东西，我没有主动看到前沿技术，我没有了解相关程序使用了什么框架。”
为了跟上互联网的潮流，他认为无论这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出多少工资，他都愿意工作，因为他想以这家公司为跳板。
当时，他在大场的同学每月工资近2万元。
苏展工作了一年，终于在2016年初跳槽到一家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月薪近两万元，并一直在那里工作。
在他看来，2017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截至2017年，他的薪资一直保持年均10%-20%的增幅，直至2021年。同年，支付宝、滴滴上市均遭遇阻碍。对互联网的监管已经开始收紧。
苏战突然觉得互联网行业很萧条，而且这种萧条一直持续到今天。苏展的公司从2021年开始每六个月就会裁员一次。为了保住工作，他从2021年开始也保持着每天晚上工作到12点多的习惯。特别稀缺。
35岁的苏展深陷其中，只能拼尽全力“卷起来”。他不敢简单地跳槽，生怕跳槽后自己会被解雇，因为35岁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他已经想到了自己的出路，那就是回到一家国企。 40岁后，他计划重返第一份工作。
“国有制给了我一种束缚感”
与苏展不同的是，伍羡已经行动起来，实际上进入了一家国企担任分公司经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2010年，伍羡开始觉得国企更适合他。国有企业的人际关系虽然比外企和私营企业复杂得多，但更稳定，工作强度和工作量较小，福利也较好。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外企是为年轻人工作的，而国企是为中老年人工作的。
回到中古国企后，伍羡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现在他认为：“国有企业有归属感，有人文关怀。相比之下，外企、民企没有这么强的归属感。在收入方面，国有企业有保证。”
一批外资企业在逐步融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因市场变化而关闭了国内部分业务部门并裁员。 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而且，我国对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已取消，不再享受此前实施的外商投资“两免三减半”和出口退税政策。
从政治到工业，在外企工作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优先考虑。
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坎坷和疫情的影响，苏展更加意识到国企的好处。他表示，处于半垄断地位的央企比其他企业优势明显，效益好。
苏展表示：“虽然国企对业绩增长也有要求和压力，但第二年不会拼命超额业绩。总体来说，发展比较平稳，但一些外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市场上的夸大其辞，做生意的时候严重夸大其词，如果持续到明年，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不过，他也承认，在国企里崛起非常困难。对于这些变化，苏展的想法是：“无论加入什么公司，只要努力，在一个时代就永远不会过时。”
（应受访者要求，伍羡、苏展、王爱国均为化名）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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