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奶奶是满族人，还是爷爷告诉我的。那是1967年10月，“*革文**”第二年，我13岁。
1966年夏天我从福州鼓一小毕业，因为学校停课升不了初中了，没书读的孩子都成了脱缰的野马，整天到处游荡。1967年夏天，我兴趣上了学自行车，一有机会，就和玩伴一起租辆旧自行车，在左营司小巷外的湖东路、中山路甚至鼓屏路一带骑车玩耍。爷爷奶奶对此很不放心，出去时间久了，爷爷就到那几条路上找我，一发现即拉回家。那天爷爷刚把我拉回家，邮差送报纸来了，爷爷翻着报纸大呼一声，哎呦，中国最后一个满清皇帝死了，小皇帝登基那年，我成了孤儿，一辈子忘不了。嘀咕几句后，爷爷又说，你依嫲说来也是孤儿，她还是满人，小时就住旗汛口那一带。
“依嫲”就是我奶奶。那时我对满人汉人没有任何区别感，奶奶不跟周边的汉族人一个样吗？说福州话，吃福州菜，穿福州老太太最常见的青色或黑色布衣，爱看古装戏，还能哼几句闽剧、越剧、黄梅戏什么地。好多年后才慢慢分辨出，奶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当年奶奶这帮年龄的福州老太太，大多数都是束胸裹足 ，平常很少上街，而奶奶是天乳天足，整天到处走；又比如：当年福州老太太大部分不会说普通话，而奶奶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字正腔圆，绝不像当地人说普通话那样，把四和十的发音分不清楚。后来我又多次问爷爷问奶奶，他们有兴致时也会和我聊聊天，我才多多少少知道些他们的身世。
爷爷1896年出生，他说傅仪登基那年他成了孤儿，傅仪是1906年登基的，按这时间推，爷爷成孤儿时应是10岁。奶奶1901年出生，她说8岁爹妈就不在了，由旗人族亲抚养。辛亥革命后，福州旗汛口蒙古营一带旗人作乌兽散，没人管奶奶了，这样算来，奶奶没人管时也是10岁。旗人四散后抛弃的孩子不止奶奶一个，同样无家可归或者朝廷断粮后家里养不活的旗人孩子是一批人，后由爱心人士出面，将这些孩子集体送进了一家教会办的孤儿院。
奶奶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那时很多旗人女孩被丢掉，造孽呀，祖上有罪让咱们遭报应。
奶奶在孤儿院呆了七八年，大概学到了小初中的文化，能读书写字，还学点英语，会些英语对话，谋生的技能课学的是家政一套，毕业后先在教会里打了二年工，后经人介绍到福州吉祥山一带洋行当粗佣（相当今天的保洁员）。和爷爷结婚后，奶奶继续当粗佣，直到头胎生我父亲后，因照顾孩子和家庭，奶奶辞了工作，以后17年间，又连续生养了三男三女六个孩子，再没有出去找工作了。
奶奶当家庭主妇二十年间，国家处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抗战时她和孩子们随爷爷打工的织布厂撤退去了南平，因为国民政府征用了这家工厂改作军被服生产，把机器和技术工人都撤去后方。早年爷爷成孤儿后也送进了洋人办的孤儿院，他是半工半读，学的是纺织机保养维修技术，有手艺在手，关键时刻保住了饭碗，也保住了一家人在战乱中不至饿死。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春天，全家又随工厂迁回福州。此时福州已是满目苍夷，百业凋零，当过纺织厂机修把头的爷爷一回老家便失业了。全家八口最后落脚到中山路旁的左营司小巷，租下一座废弃的连城人的老会馆，独门独院。破烂不堪，只是租金便宜。一家人把四处露天的破屋顶弄些芦苇稻草盖一盖，暂时安顿下来（我家后来在此一住四十多年，解放后破房院收归国有，经修缮后还继续租给我们）。以后三年，全家生活就靠爷爷带着奶奶用手工纺机织土布，织成布胚再染成各种颜色，拿到福州台江码头一带批发给小布庄，赚点加工费，批发剩下的余布就全家出动，拿到附近井楼门街上摆地摊售卖，一家人半饥半饱挨到了1949年8月17号福州解放。解放军进城第二个月，奶奶看到街上的征兵和招干布告，就让三个儿子都去报名参军和报考新政权办的革命大学（其中和我父亲一起考上革大的二叔后因患病无法继续学习而无奈退学）。
奶奶对我说过这段历史，她说：三年内战期间日子最苦，物价飞涨，找工很难，一家人经常挨饿，一个个脸色都非常难看。刚解放那会，哪有什么政治觉悟，只是冲着新政府人对百姓和气，百姓拥护新政府，最关键的还是参加政府工作马上就能吃饱饭，不再饿肚子，就让你爸和你叔叔都去了。那时候参军和参加政府工作都只管饱饭不拿工资的。
没想到我父亲和我叔叔是在饥饿状态下参加革命的。但我相信奶奶的说法，一个饥饿的家庭，一个饥饿的母亲，有机会把面黄肌瘦的孩子送到能吃饱饭的地方，一定是她当时最大的心愿。好在她当年送走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一辈子背井离乡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工作，退休后都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工作人员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快给辖区内的常住居民一户户登记建档，为日后建立户籍制度和评定居民成份做准备。当时的干部基本都是外省来的，听不懂福州方言。福州人把这些外省人通通称为“郎阿凉”，即南下人的意思。开头他们到居民区工作，都带着方言翻译。有一次来我们小巷摸底登记的两个“郎阿凉”，在方言翻译未到场的情况下，急着要开展工作，可没法开工呀！语言不通，靠写字交流，小巷人没几个识字，用手比划意思又表达不清楚。在他们为难之际，有人介绍说连城会馆小院内的“先生姆”会说官话也会方言，立即上门请奶奶去。谁想到奶奶这一去，竟然改变了她二十年来一直当家庭主妇的平淡生活。
奶奶那年五十出头，椭圆脸庞 ，细眉细眼，头发开始灰白，在脑后梳一个大发髺，露出的两个大长耳垂引人注目，一开口说话，就把“郎阿凉”惊住了，他们没想到在一条只流行福州方言的小巷里，会遇见普通话说得如此顺溜的福州老太太，会识文写字，又是大脚板（那时福州老太太多缠脚），还是军属。“郎阿凉”如同发现了个宝，直接拉着奶奶参加居民信息登记工作。到成立赛月居委会时，左营司与赛月亭同为一个居委会，街道上的“郎呵凉”一定要奶奶参加居委会工作。奶奶开始不干，但架不住政府人会做思想工作，一个劲地表扬奶奶思想觉悟高，一解放就送二个儿子参军和参加革大，把奶奶让孩子吃饱饭的初衷上升到了对革命作贡献的崇高思想境界，说的奶奶无法拒绝。那时担任居委会干部的多是家庭妇女，没有工资，纯粹义务，主要是发挥她们熟悉当地社情的优势协助政府工作。没想到后来奶奶越干越来劲，不仅当了居委会治保主任，又受区房管局委托代收起左营司所有公租房房租，连年被上面评为优秀或先进居委会干部，奖状、花毛巾、搪瓷杯 、围裙、塑料提袋等循环着领回来一堆。在后来需要照看的孙辈孩子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奶奶还坚持居委会工作，这一干竟是二十多年。
居委会干久了，小巷的男女老少都很熟悉奶奶，见面便是“先生姆”或“赵主任”地叫她。经常有居民上门找奶奶，咨询去街道或派出所办事做什么准备？找谁去办？奶奶都耐心解答，有时还写个纸条，盖上自己的小方印，让来人带去。还有要求调解邻里纠纷夫妻矛盾的，即使奶奶正在吃午饭，来人也要一旁等着，等奶奶吃完饭拉她就走，正是夏天，奶奶没有午休，把擦汗的白毛巾往脖子一挂（奶奶夏天易出汗），跟着来人一去就是小半天。到我小学5一6年级，我也成了奶奶的小帮手，陪奶奶去收房租，包括后来认定为林则徐出生地的15号大宅里也收过房租，还同爷爷一起给不识字的邻居读信写信，原先这也是奶奶的义务。当年左营司小巷里有二三户人家日子过得很紧，月底时家里经常开不了锅，主妇就上门找奶奶借钱。此时我们家经济条件稍好，已是地方和企业干部的父亲叔叔姑姑们每月都寄钱回家。奶奶对小巷里各家情况十分了解，确实困难的，就这家借给10元那家借给8元，第二月初发工资后即还来，有时借钱人家月底又无米下锅了，再找奶奶借，奶奶继续借出。那时穷人讲信誉，多是有借有还。因为找奶奶的人多，我们家大门白天经常不关的，4号院子成了小巷里人气旺盛的热闹处，今天想起来还为奶奶的好人缘自豪。
奶奶在福州没有亲戚，只有个旗人闺蜜经常来我们左营司家里，我父亲那辈的叔叔姑姑们都喊她干妈干妈。干妈也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和奶奶聊起天来就嘎啦嘎啦说个不停，看到我就会说：长孙儿又长个儿。一句话里两个儿音，给我印象很深。到上世纪八十年中期，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差，住在旅馆里听女服务员之间快节奏地说话，才恍然明白奶奶和干妈说就是这种味道的京腔京调。我猜测过，这位干妈莫不是当年也是被丢弃的旗人女孩，和奶奶一起被送进孤儿院的同宗旗人。只可惜一直到现在，我们后辈人只知道奶奶父辈来自北京，却不知道奶奶是八旗中的哪一旗。奶奶也只说过我懂事那会满人汉人都合一块了，咱也姓赵了。至今我还纳闷，奶奶的赵姓哪来的？莫不是当年进孤儿院时，让登记人从《百家姓》中随便抓个姓氏安上去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奶奶儿女们放在家里的孩子慢慢多起来了，左营司4号一时间成了托儿所幼儿园，最多时集中了七、八个孩子。这些孩子中，我和弟弟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一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的“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出生一百天后就放在福州老家，是爷爷奶奶用米糊奶糕把我喂大，小时体弱多病，常常半夜发烧送进医院急诊。也许这些原因，两位老人对我的照顾格外上心，也让我背上了小时有“多吃多占”嫌疑的案底，成为家族兄弟姐妹们回忆儿时快乐时光的谈笑话题。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爷爷奶奶都爱所有的孩子，绝不会厚此薄彼的。
家里孩子多起来，爷爷奶奶忙不过来，就请个保姆帮忙，专给孩子洗衣服、洗澡、做卫生。但孩子们还是打打闹闹，这个吵那个哭，照样无组织无纪律。爷爷就做了一条细细薄薄的竹条，一头穿上细麻绳，挂在大厅旁的柱子上，当庭宣布，今后谁不听话，欺负小的，无理哭闹的，就用这竹条打屁股。爷爷本意只是吓唬吓唬，奶奶却来真的，拿起竹条“啪啪啪”打在大厅饭桌上，说以后不听话打屁股就是这声音。竹条挂在了孩子们拿不到的地方，七八张小脸抬头仰望，一时间老实了下来。但谁会想到，竹条第一次启用就打在了长子长孙我的屁股上。
我家大门对面有块近百平方米的空地，是小巷里最宽阔的一处地方。六十年代初期，这儿被改造成小公园，种上柳树，摆出石桌石凳。公园边有一幢破旧的二层大木楼，里面满满当当挤了十来户人家，都是干最底层苦力活的。木楼里一对拉板车的夫妻，家有五、六个孩子，在夏季当地人称之“鬼节”的一个日子里，在公园里搞起祭拜：点几根蜡烛，烧几片纸钱，摆几样供品敬上香拜几拜，念叨完祭词后，女主人就边唱边将盘子里的供品向空中抛，早在一旁等候的十来个半大孩子纷纷冲上去抢供品，其中有一种福州话叫“斋”的甜馅糯米团抢得最凶。那一年我六岁多，也挤在孩子群中拼力抢到了一个“斋”，放嘴里刚咬一口，胳膊让人拉住了，一看是奶奶，奶奶铁青着脸，把我手里的“斋”夺过扔掉，二话不说拉我回家，取下大厅挂着的竹条，狠狠往我屁股上抽打，猛烈的疼痛令我大哭大叫起来。奶奶一边打一边说，告诉过你那是迷信的东西，我们家孩子决不能去捡去吃，你就是不听话。爷爷是竹条的制造者，现在又成了我的保护者，他挡住了奶奶，顺手收走了竹条，要我赶快说两句认错话就算了。我在疼痛中除了嚎哭只能屈服，向奶奶表示以后一定不捡鬼吃的东西了。后来连自己都觉得奇怪，自从那次挨打后，我一辈子再没有吃过“斋”，哪怕是后来朋友送的还是市场买的，我都不吃。我老伴说这是小时挨打留下的心理阴影，一辈子挥之不去。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阴影，只是对“斋”突然间失去了兴趣而已。
我至今想不明白，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鬼节”，难道因为“斋”被鬼吃后扔地上人再捡来吃会有灾祸，鬼本就叫人厌恶，“斋”又沾了地上的泥土，是一种双重的肮脏和丑陋。回想平时在家里，老福州人做的各种祭灶公灶婆、祭土地公之类的常见祭祀，还有什么观音生日鬼节祭拜，奶奶从来不做，家里也从没见香火和纸钱。即便小时候奶奶在孤儿院入过洋教，后来也不再来往，家里从未见过一个上帝基督的信物。所以奶奶什么鬼呀，神啊，她从来不信不拜，甚至对此还有明显的*制抵**。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奶奶当时是居委会干部，军属干属，有带头破除迷信的觉悟，不能容许自家孩子与迷信活动搅在一起。
奶奶年轻时做过粗佣，吃苦耐劳惯了，也练就了做事利索的身手。结婚后一直是她当家，不仅家务做的好，还是持家理财的高手，没有她的精打细算，爷爷那一点微薄工资，怕是很难维持一家生活的。解放后一大家子十几口吃饭，奶奶仍然把家当的好好的，每天大早就提着大菜篮子去井楼门市场买菜，夏天经常是满头大汗地拎着一大篮子菜回来，爷爷就负责理菜洗菜，为奶奶中午烧饭炒菜做准备，天天如此。六十年代初全国经济困难期间，很多人家饿肚子吃不饱饭，但奶奶安排的好，我们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奶奶还十分重视儿女教育，解放前家里再穷，也要从牙缝里挤出学费把每个孩子送进学堂，也为儿女们解放后顺利参加工作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这是奶奶比一帮底层妇女有见识的地方。当然，这里面也有爷爷的一份功劳。
六十年代初开始，奶奶的孙辈孩子开始上学了，分布在鼓一小，井大小，赛月小等几所小学中，奶奶除了给全家弄吃的，还时不时充当孩子作业检查辅导的“学监”角色。每天晚饭后，饭桌腾出来了，几个小脑袋就围坐一桌做作业。奶奶规定，做作业时互相间不准说话，不准做小动作，做完作业给她看后才算完成。发现错的，她就会说，自己瞅瞅，这个题是不会做还是不认真，要你自己找错，自己订正。在听孩子阅读课文时，奶奶还注意纠正孩子的普通话发音。因为在家经常说普通话，自然而然带出了我们家一批说普通话比较流利，方言腔比较少的福州孩子。在孩子中，我是第一批上小学的，奶奶至少检查了我三年的家庭作业，甚至到五年级开始学英语时，奶奶还教我英语发音，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给我听，还唱了几首英语歌曲，可惜我是怎么教也学不会的外语盲，这一辈子就没记住几个英语单词。
奶奶生性乐观豁达，处事果断干脆，家里事多由她出面办，与什么人都能打交道。奶奶酒量还不差，黄酒白酒都能来几杯，一高兴起来“咯咯咯”一串笑声很感染人。一天晚上，家里大人们又围着喝两盅，不知说起什么事，奶奶又“咯咯咯”大笑起来，可能是张嘴过度，竟把下巴笑脱臼了，全家人慌忙拥着奶奶去了鼓东路上的市中医院。一位五十来岁的值班医生听过事因，手指在奶奶两边腮帮上摸摸捏捏，嘴里慢呑后地说没事嘀没事嘀，话间突然发力一巴掌把奶奶下巴猛地向上一托，一旁的我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咯哒声，奶奶下巴秒秒钟复位了。医生用沙布条托住奶奶下巴缠了几圈又在头顶打了个结，还交代以后不能大笑，连张大嘴巴打哈欠也不行。看到奶奶包扎后的模样，家人都大笑起来，奶奶托住下巴想笑又不敢咧嘴。从医院回来路上碰到几位邻居，见奶奶这模样大吃一惊。很快小巷人都知道了“先生姆”笑掉下巴了，第二天就有邻里上门慰问，还送了些线面鸡蛋以及补骨头的草药。
我从小就很崇拜解放军，当兵一直是我的愿望，爷爷奶奶也很支持。1972年底，我的愿望实现了。12月21号下午，我就要去福州五一路八一服务社新兵报到处集中了。告别爷爷奶奶时，两位老人终于忍不住哭了，他们倾心抚养呵护了十八年的长孙子就要离开他们，去一个他们从此照顾不到的陌生地方。奶奶抓住我的胳膊，生怕我一转身会永远失去，那一刻我也是热泪盈眶，听奶奶哽咽着交代许多话。奶奶没有说那些“高大上”的鼓励话，只说男儿大了总要去闯世界，再舍不得也要让你去，到部队要听*长首**的话，努力工作积极上进，你从小身骨底不好，要爱护好身体，多给家里写信，好好当几年兵咱就回来……送我去的姑姑一旁提醒我时间到了，我犹犹豫豫地挣开奶奶的手，向他们鞠了个躬，拖着哭腔说了声：依公依嫲我走了，匆忙走出自家小院……
再见了，我亲爱的奶奶，再见了，我亲爱的爷爷，十八年的养育之恩，我全部带走了，并永远刻在心上。
再见了，我的左营司4号，你见证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幼儿，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你小院里的每一寸地方，都留下一对老人的慈爱和温暖。
小巷拐弯处最后回眸 ，爷爷奶奶还站在家门口，我陡然发现，爷爷消瘦的腰背更显佝偻，奶奶也是白发盖头，似乎站不稳，让一位路过的邻居搀扶着……
到部队后，我和爷爷奶奶的联系只靠书信来往，我向他们报平安，他们回我说健康，彼此都想念对方，彼此都想让对方放心。可谁想到当兵第三年即1975年底，奶奶病逝了。当时部队的惯例是，父母去世可以请假，祖父母、外公外婆去世不可以请假，家人知道这规矩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一个月后堂姐写信告诉我，说奶奶其实已经病了一年多，一直不肯把病情告诉我，怕我影响工作。见信那一瞬间，我顿感眼冒金星，冲进宿舍钻进被子里放声痛哭，把全班战友都惊动了。在黑暗的被子下我突然想起这半年内，我二次在梦里见过奶奶，一次看见奶奶喊我小名，又一次看见奶奶不说话，只对我笑笑又招招手。难道奶奶当时要托梦暗示我什么，我没去琢磨，只当做一般的梦境一晃过去了。两年多后，爷爷也溘然长逝，此时我已调福建省军区机关工作，回家送了爷爷最后一程。随着年龄增大，我心中一种愧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爷爷奶奶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以至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满满的甜蜜和温暖。可我却不能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在他们身旁。这是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我永远亏欠着他们。如今，我只能一次次祈祷爷爷奶奶在天堂安好！看着你们带大的孩子一生都过得健康快乐，你们一定很欣慰的。你们等着，将来我们也要去天堂找你们！你们永远的孙儿孙女，还要幸福地环绕在你们身旁……
从上世纪70年*开代**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的孩子陆续离开了左营司，在这些孩子中，先后走出了四名军人，两名警察，一名教师，一名律师，一名政府官员，多名国企员工。至今，大部分人亦以公务员，事业编以及国企人的身份退休了，都有不错的退休待遇，生活富足，养老无忧。家族兄弟姐妹聚会也经常谈到，无法想像当年爷爷奶奶花了多少心血把这一群孩子带大，在我们性格养成的儿童和少年阶段，大家在老人身边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度过，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长大后都能以开朗乐观的心态步入社会，开始自己的人生，这一定与爷爷奶奶当年的言传身教和性格影响分不开的。
奶奶其实和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婚后五十年来都围绕着家庭围绕着儿孙生活，用自己的勤劳、勇气、智慧、毅力养育了两代人，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奶奶作为马背民族的后裔，生不逢时成为孤儿，从小在苦难中养成了独立倔强的性格，也不受汉民族旧礼教旧习俗的束缚，成家后上无公婆压着，旁无兄嫂盯着，爷爷又是尊重女性、一辈子站在后面默默支持奶奶的好男人，这些都给了奶奶当家作主的家庭地位。除了早年饥饱无常的吃饭压力外，奶奶这一生应该在精神上都处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尤其解放后长期担任居委会干部，她紧跟时代步伐，觉悟不断提升，政府事做做，家里事做做，让她觉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带好孙辈让儿女放心，当好（居委会）干部给儿女长脸，这是奶奶晚年的愿望，她做到了，也实现了。世上能干大事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象奶奶这样的普通女人，能在生命的后半程里，做到公事私事都忙出成绩，家里家外都备受尊重，待人处世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这就够了！
有道是：
满家小女汉家妻，蹉跎岁月两相依，
一生历经三朝事，家国安好我自悠。
这就是我的满人奶奶，应了一句老话，没白来人间走一回！
这张1963年春节摄于左营司老家天井的全家福照片，至今整整60年。照片中二排右二，右三是爷爷奶奶，前排右三是本文作者。照片中那10个爷爷奶奶带过的孩子，现已全部退休，生活安逸，颐养天年。
作者 叶剑凌
原作《记忆的碎片（二）：左营司往事一一我的奶奶是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