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站：幸福之过

在被公认为柏拉图最杰出的对话的《巴门尼德篇》中，巴门尼德的一个问题曾难住了苏格拉底，并迫使他承认自身的有限，这个问题就是：像粪便、尘土那样卑贱的东西是否也有理型？“说头发、泥土、污垢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卑贱的事物也有理型可能会被认为是荒谬的。”（130c）。这个问题背后不但隐藏着令人尴尬的事实，即：像理型这样高贵的概念也适用于粪便这样卑贱的事物；而且还预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悖论。在《政治家篇》中（262a-263a），柏拉图也涉及这个悖论，他认为：（属与种之间的）划分应该在适当的连接处作出。例如，将所有人类划分成希腊人与野蛮人是错误的，因为“野蛮人”并不是被正面界定的群体（种类），这个概念无非指：所有那些不是希腊人的人。因此，“野蛮人”这个字眼似是而非的正面界定，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只是个用来容纳非“希腊人”的容器。倘若把这种方式用于所有属到种的划分，情况会怎样？如果为了能把每一个属都完整地划分成若干种类，我们将这些负面界定的虚假种类作为其中“不成为其部分”的一部分，结果又会如何？也就是说，如果把所有那些属于一个属，却不属于该属中的任何一个种类的东西都归为一类，又会怎样？如果这听上去还是太抽象，让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科学史上的例子：从假想的燃素（phlogiston，即在掌握能量传递规律之前，科学家想出的虚假概念）到马克思那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同样构成了一种负面容器：它指的无非是所有那些不合乎马克思理论给出的生产方式标准范畴的东西。换言之，马克思首先给出了以欧洲为参照的生产方式演进路线，即：前阶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后来他意识到像古代中国、古埃及以及印加帝国等许多传统社会形态并不适合这个模型，因而将后面这些社会形态统统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貌似合理，但实际上只是用于容纳所有不合乎理论的东西的空洞容器。

这些破坏了合理的属种划分的新增概念，与本书关于事件的讨论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更具体地说，这与作为culpa（罪过）与“堕落”的事件有着怎样的联系？我想其中大有关系。从原则上说，我们可以在理性结构及其不完美的具体实现之间作出区分：前者以非时间的方式将整体划分成种类与亚种，后者则是该结构偶然和暂时性的物质实现。两者都可能出现冗余的情况：一方面，如同结构中留出的空插槽那样，有许多并未实现的形式可能性（例如，有时虽然从理论上说，有四种可能被建造的住宅，但实际上只建了三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遇到许多无法用分类法进行划分的经验之物。然而，这种悖论式的负面概念容器与上述两种状况都不相同：它虽然呈现于分类结构之内，但作为结构的要素之一，它又在某种程度上逸出了这个结构，也就是说，负面概念容器将构成从历史偶然性（contingency）向形式结构转化的标记点——在这个节点上，形式结构落入了自身的内容之中，从而成为偶然性的事实。形式结构自身没有时间维度，而偶然事实的层面则是事件性的，换言之，后者属于那个变动不居、朝生暮死的偶然事件之域。可以说，在负面概念容器这个节点上，事件完成了对形式结构的干预（或铭刻）。这种冗余且过度的要素，往往通过共相与殊相之间的失衡状态体现出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著名的例子——克尔凯郭尔在1843年作出的对人类的划分：

有妙论称人类可分成三类：官员、婢女和扫烟囱者。窃为此说法不但机妙，还大有深意：要给出比这更好的分类，恐怕非得有极大的天才不可。倘一种分类不曾理想地穷尽其对象，我便更加青睐芜杂的分类，因为它带动了想象。[19]

的确，“扫烟囱者”这个奇特的要素为前两项带上了特殊的色彩（它突显了前两者在具体历史整体中“真正所指的”）；然而，我们不应在常识意义上解读“扫烟囱者”。记得（和克尔凯郭尔同时代的）海因里希·海涅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最重要的三样东西就是“自由、平等以及蟹肉汤”，在这句话中，“蟹肉汤”指的是生活中所有精致的乐趣，一旦失去这些小确幸，我们就会变得与恐怖分子无异——我们会沦为成为抽象观念的信徒，并会丝毫不顾具体情境地要将这些观念付诸现实。但要注意的是，海涅在此的用法，并不是克尔凯郭尔那段话的含义——后者想说的恰恰相反：在海涅那里，纯粹的原则本身已经被蟹肉汤的特殊性染上了色彩，也就是说，在海涅的话中，特殊性恰恰是原则的纯粹性的维持者。

因此，那个多余的要素成为一对和谐的相反相成的两类要素（例如阴与阳）的补充。类似的例子还有：资本家、工人以及犹太人；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以及乌合之众等。[20]（在官员、女仆和扫烟囱者这个三分法中，扫烟囱者可以视作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爱的干扰者”［Liebesstoerer］，亦即打断了情侣间*行为性**的闯入者。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出无比猥亵的场景：就在官员和女仆亲热*房行**之际，扫烟囱者闯入提供了某种迟来的避孕服务，用清理烟囱的刷子清洁着她的“通道”……[21]）

这意味着，普遍物对于其具体实现之间的冗余，往往指向的是某个怪异而多余的个别要素。这让人想起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要给“我的那些人类读者”而作的著名评论，或者是某次一个著名足球明星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后，坦言说“我要感谢我的家长（parents），尤其是我的父母”——除了父母之外，难道还有第三个人能算得上是家长吗？沃尔特·本雅明在其早期那篇隐晦的杂文《论人的语言以及语言本身》中，[22]也触及类似的论题：他所指的并不是语言本身能够被划分成许多种类，如人的语言、动物的语言或遗传物质的语言等等。相反，在本雅明看来，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语言，那就是人的语言。在此，语言的普遍性（其“本身”）与其具体实现（亦即那些真正被人所说的语言）之间的张力，被铭刻到人的语言之中，从而将后者从内部撕裂。换言之，即便世上只有一种语言，我们仍然必须在普遍意义的语言（语言本身）及其具体呈现（人类的语言）之间作出区分——语言可以视作一个只含有单一种类的属，这个种就是作为现实的个别物的它本身。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堕落”（Fall）的概念中来：“人的语言”意味着具有神性的“语言本身”的堕落，它因世间的嫉妒、争权与淫乱而污损。不难理解，这个堕落的过程是事件性的：因为在该过程中，有着亘古不变结构的神性语言被嵌入到了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洪流之中。

这番思考让我们进入了神学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我们进入了作为神学论题的“堕落”概念。丹麦神学家与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55）曾明确指出：基督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事件的宗教：因为在基督教中，通达绝对物（神）的唯一途径，便是去接受那个独一无二的道成肉身的事件，并将其视作一个历史事实。这也正是克尔凯郭尔将基督与苏格拉底对立起来的原因：苏格拉底代表着回忆，因为他意在重新发现那些早已蕴于我们灵魂之中的更高实在（亦即理念）；与此相反，基督的“福音”则宣告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在此，事件以“基督*天升**”的神迹——亦即一种打破事物惯常节奏的方式呈现。不过，我们不应把基督的复活视作他死后发生的某个具体之事，相反，这个事件是死亡本身的对立面——在其中，基督作为圣灵而永生，并成为信徒共同体之间的爱的纽带。[23]简言之，“基督*天升**”实际上意味着“基督的堕落”：在许多其他宗教中，人类从神那里堕落，而只有在基督教里，神自身堕入凡间。神如何堕落？其堕落之前又位于何处？对此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神从自身那里堕入了其创造的万物之中。[24]

用带有神秘主义的说法，基督*天升**的事件构成了“回归纯真”的反面：这个事件恰恰反映了原罪本身——我们一开始就病态地选择了对某个对象的无条件依恋（这就像和一个人坠入爱河，从而他（她）变得比一切都重要）。这个抉择之所以是病态的，乃是因为它失去了平衡：这种依恋摧毁了先前冷漠中立的状态；并带来了分歧与痛苦。在佛教的观点看来，基督*天升**的事件是“正觉”和涅槃的对立面：它预示着虚伪与痛苦将出现在世界上。因此，与其说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事件中，时间性的寻常实在物接触到了永恒，毋宁反过来说：在此刻，永恒之物得以进入了时间。切斯特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反驳当时流行的“佛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同一性”观点时，曾这样说道：

爱渴望人格；因此爱也渴望分歧……对神隔碎万物的感恩是基督教的本能……这也构成了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理智鸿沟；在佛教徒或神智论者（Theosophist）看来，人格的形成意味着人的堕落；对基督徒而言，这恰恰是神创世的意义所在。神智论那里的世界灵魂要求人的爱，但这只是为了让后者投入到这灵魂中去。与此相反，为了获得人类的爱，基督教神性的核心恰恰把人类从自身抛离……所有的现代哲学都如同纠缠束缚的链条；而基督教则像一柄劈开这些束缚的利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哲学能够欣然接受把宇宙分裂散布到无数活着的灵魂中去。[25]

堕落的优先性也带来不可预料的严峻后果——倘若堕落是善的前提条件，亦即“幸福之过”（felix culpa），那么堕落事件的行为主体（那个引诱亚当进入原罪的夏娃）便是原初的道德主体。尽管基督教传统中不乏厌女情节，但细看之下，这些方面表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神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5）有强烈的厌女情节，曾这样对女信众们布道：

你们难道不知你们每个人都是夏娃吗？神对于你们性别的惩罚此刻仍然有效：你们的罪过也必定仍然存在。你们是魔鬼的大门，是（禁）树的解封者，你们最早抛弃了神圣律法，并劝诱信仰坚定的男人，让魔鬼有机可乘。你们如此轻易地损毁了神的形象——亚当。正是因你们所应得的惩罚(亦即死亡)，让神之子也不得不死。[26]

显然，上文的最后一句是模棱两可的。类似的模糊性也出现在2006年秋，谢赫·塔吉·希拉利（Sheikh Taj el-Din al-Hilali）的一番备受指责的讲话中。谢赫·希拉利是澳大利亚级别最高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当时一伙穆斯林因轮奸而入狱，希拉利对此评论说：“如果你把鲜肉暴露在街上……就一定会被野猫偷了去……这是谁的错？是猫的错还是那块肉的错？显然，把鲜肉暴露在街上是有问题的。”把没有戴面纱的妇女比作暴露的鲜肉是令人惊愕的，这个让媒体哗然的比喻掩盖了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观点：按谢赫·希拉利的说法，倘若女性要为男性的性犯罪负责，那么男性在异性的挑逗面前就是全然无法抗拒的；这岂不意味着，他们已完全沦为性欲的奴隶，就像猫无法抵御鲜肉的诱惑那样？换言之，这难道不意味着，那些凶残的强奸犯的行为就仿佛仍在伊甸园中那样，已经超越了善恶的评价？同样的，在堕落的事件中，夏娃难道不是神的唯一真正的伴侣吗？那个行动（亦即那个灾难性的决定）是属于夏娃的：是她开启了通往知羞耻和分善恶的人世之路（这正是堕落的后果）。要想把握这种真实境况，我们只需看看黑格尔的说辞，他认为：“伊甸园”的纯真只是动物式生活的另一种说法，而《圣经》里所谓的“堕落”，则是从动物式生活向真正的人的生存的转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堕落本身创造了堕落之前的那个维度——或者，就如同圣奥古斯丁早已指出的那样（《论信望爱》ⅩⅩⅩⅦ）：“神更青睐因恶生善，而非无恶无善。”

但我们在此需极为小心，以免陷入对堕落的“变态”解读之中。之所以说这解读是“变态”的，是因为按照这种理解，一个人干坏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自己能够用向善的努力克服这种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短篇小说《女英雄》（Heroine）中描写的那个家庭女教师，为了证明自己对家庭的眷顾，不惜纵火烧毁房屋，然后奋不顾身地从大火中救出孩子。这种“变态”解读的最极端例子，恐怕要属笛卡尔主义的天主教神学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了，由于马勒伯朗士的极端正统派思想，他死后被逐出教会，其著作也遭禁毁。马勒伯朗士的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围绕着回答“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展开。在马勒伯朗士看来，神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被造物的崇敬。神渴求被承认，而为了获得承认，神就需要另外的主体，正是出于这种自我虚荣心，神才创造了这个世界。

因此，基督降临世间不是为了为人赎回亚当的原罪；恰恰相反，为了基督能够降临人间，亚当必须从伊甸园堕落。在此，马勒伯朗士似乎洞察了神的“心理”：那为了他人赎罪而牺牲自我的圣子，暗地里却希望他人遭受苦难，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拯救他们——这就像一个与又穷又跛的妻子相依为命的丈夫，一旦妻子恢复了健康并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这位丈夫反倒很可能会抛弃她。我们似乎更满足于为可怜的人牺牲自我，而非让他们脱离受害者的地位并超越自己……根据马勒伯朗士的结论（这个结论触怒了当时的耶稣会，并导致马勒伯朗士死后被逐出教会）：神根本爱的只是自己，人类无非是神用于彰显自身荣耀的工具。我们不能认为，倘若基督不降临世间，就会是所有人的不幸；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人会遭到不幸。这意味着，为了基督能够降临并拯救一部分人类，所有人都必须先行堕落。马勒伯朗士的这个结论令人不寒而栗：由于基督之死是实现创世目的的关键一步，因此当神（圣父）看到圣子在十字架上死去之时，神是无比喜悦的。

真正避免这种“变态”解读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全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堕落实际上意味着创造救赎条件的起点。也就是说，并没有所谓的堕落之前的状态，堕落本身恰恰造就了我们所从中堕落之处。这种立场开启了为恶辩护的空间：倘若我们知晓罪恶是通往善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歧途，那么我们显然有理由把恶行视作通往善的途径。

然而，任何所谓历史理性的神圣计划都不足以为恶行辩护；即便恶行中能够产生善，那也不过是前者偶然的副产物。我们固然可以主张：纳粹德国覆灭的最终结果是全世界道德、*权人**以及国家间公正水准的大幅提高；但如果认为这个结果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为纳粹开脱罪名，则显然是荒谬可耻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荒谬逻辑。在基督教思想家里，G.K.切斯特顿是少数不惮于澄清这个悖论的人，他曾在讨论古典世界与基督教的分裂问题时谈到了这点：

希腊人是古典异教的伟大向导和先锋，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如此显著而直接，他们坚信；倘若人能沿着理智与本性的通途一直前行，他将不会遭受到损害……但希腊人自身的独特境遇，恰恰印证了这个错误观念所导致的古怪而致命的后果。因为一旦开始遵从他们自身所谓的自然之路，希腊人便作出了史上最怪癖的一些事情……世上最睿智的人要遵循本性行事，然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世上最不自然之事。崇敬太阳与人性的理智的希腊人，竟立刻像染上了瘟疫一样沾染了变态行为。甚至最伟大、最纯粹的哲人也无法避免这种癫狂。为什么会如此？当人试图直行的时候，他往往走了弯路；当他紧盯着自己的鼻子时，他往往会让鼻子拆掉，甚至将其割下；这种状况的原因关系到人性的最深处，它远远超出了追随本性的人们的理解力。而皈依基督信仰，正意味着对人性深处的发现。人性中固执的偏见就如同草地滚球里的配重（bias on a bowl）；通过基督信仰，我们能发现这个纠正球中的配重并用它击中目标的方法。许多人也许会对此一笑了之，但福音所传达的，正是我们的原罪。[27]

希腊人之所以在道德上迷失，恰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具有自发而基础的正直品质，从而忽视了人性深处趋向恶的要素：遵循本性无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善，恰恰相反，只有在我们与这种本性的抗争之中，真正的善才能显现。[28]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中——歌剧最后的“创伤只有造成它的矛才能治愈”（Die Wunde schliesst der Speer nur,der sie schlug）。类似的想法，以相反的方式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积极动力的精神始终在毁坏（否定）和改变着一切迂缓庸惰的现实：精神自身治愈着它摧毁了的东西。换言之，精神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造成了自然的“创伤”：人类主体性的精神意味着分疏与“抽象”的权力，它将现实中的有机整体分解成貌似独立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是对自然直接性与有机统一性的超越，也是对这种直接性的深化（“调和”），在这过程中，精神退离自身并从中再次生发，完成其自我异化。可以说，精神的回归自身恰恰造就了它所来之处。

这与《圣经》所说的岂不是毫无二致？在《圣经》里，蛇向亚当和夏娃承诺，只要吃了知识之果，他们就能变得像神一样；当他们这样做之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创世纪》3:22）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可见蛇并未说谎，因为神的话证实了它的承诺。”在黑格尔看来，主观性的知识不仅仅是选择善与恶的可能性，“使人变恶的，恰恰是这样的想法与认识，这些想法与认识本身便是恶的，因此它们是恶的源头，本不应该存在。”[29]更明确地说，恶正是窥见周遭之恶的那个眼神本身：那个窥见恶的眼神将自身排除在其批判的社会整体之外，这种排除本身恰恰就是恶的形式特征。黑格尔在此的意思是说，作为可能性与义务的善，只有通过原初的选择之恶才能呈现出来：只有在选择了恶并意识到自身全然匮乏的状况之时，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善。在其反思逻辑更加概念的层面上，黑格尔用了absoluter Gegenstoss（绝对反作用，字面意即反冲、反推）这个独特的字眼来指称这种“造就了从所退离之处的退离过程”（withdrawal from which creates that from which it withdraws），黑格尔指出：“只有通过抛弃才能寻得……反思环节应当被视作对其自身的绝对反作用。”[30]因此，“只有通过回归过程本身”，我们所从中退离之处才得以呈现——在其形成并被感知的地方，此前并没有它的蛛丝马迹。

我们在此讨论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历史经验。在一些印度文化理论家看来，他们被迫使用英语写作这个事实就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殖民主义，这种文化殖民主义审查着他们的真正身份：“我们不得不使用一种强加给我们的外来语表达我们最核心的身份，这难道不是把我们置于一种被彻底异化的位置吗？就连我们对殖民主义的抗议也必须用殖民者的语言来表达。”对于这个诘问，回答固然是肯定的，但英语（一门外来语）的强制推行，也恰恰造就了那些它所压制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殖民主义压制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前殖民时期的印度的追忆——那个印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是对于一个拥有普适民主制的新印度的憧憬。（同样，马尔科姆·X将“X”这个字母作为自己的姓氏也表现了类似的观念：他战斗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回到最初的非洲祖先那里，黑人非洲的根因奴隶制而永远地丧失了，他只为了X而战斗，这个未知数象征着因奴隶制的历史而开启的全新身份。）当然，这个例子绝不是说，印度在被殖民之前一无所有——前殖民的印度有着丰富的传统；不过，那些逝去的传统是个性质多样的复杂混合体，它们显然并不是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想象中要回归的地方。类似的状况，在几乎所有“回归本源”的诉求中都曾出现：十九世纪以来，中欧与东欧涌现出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它们回归“古老民族起源”的诉求本身恰恰创造了这些民族的起源，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里所谓的“被发明的传统”。

有一则关于耶稣基督的低俗笑话：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的门徒忧心忡忡：因为耶稣还是个*男处**，他们打算在基督死之前，让他体验一下*爱性**。于是众门徒让抹大拉的玛利亚走到耶稣的帐篷里引诱他，玛利亚很乐意地进去了。但不到五分钟，玛利亚却一脸惊恐和愤怒，尖叫着跑出了帐篷。众人忙上前问她出了什么事，玛丽说：“我脱下衣服凑近耶稣，在他面前张开双腿，耶稣看到我的*处私**，惊叹道：‘多么可怕的伤口！我要让它愈合！’然后他把手放在那里……”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要当心那些过分热衷于治愈他人创伤的人。如果采用同样的方式，那么殖民主义创伤的治愈（也就是完全回到前殖民时代）就会是一场灾难：倘若今日的印度人发现自己忽然回到了前殖民时代的生活，他们无疑会发出和玛利亚一样惊恐的尖叫。

让我们试着给出本书这一站的事件定义：终极的事件正是堕落本身，亦即失去那个从未存在过的原初和谐与统一状态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场回溯（retroactive）的幻象。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堕落的话题也在宗教领域之外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当今科学最前沿领域的量子宇宙学中，也能看到关于堕落的讨论的意义所在。当代量子宇宙学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何有物存在，而非空无一物？科学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两个模型：大爆炸模型与对称性破缺模型。大爆炸理论是当前学界占据主流的宇宙起源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宇宙源于奇点（singularity）在数十亿年间的扩张。所谓奇点，指的是时空中的点或区域，在其中物质因重力的作用而趋向无穷致密，在奇点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失去了作用：重力场的强度趋向无穷大，所有基于物理定律的计算都变得毫无意义，整个系统的运动也无法预测。由于奇点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定律的失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概念用于其他语境中，例如，雷·库茨怀尔（Ray Kurzweil）就给出了“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定义：

它指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其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人类生活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尽管那个时代未必会变成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的社会，但它将改变那些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重要概念，从商业模式到我们的生老病死，概莫能外。[31]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天主教会将大爆炸理论视作神存在的佐证：物理定律在奇点上的失效意味着大爆炸这个事件是非自然的；它表明了一种超自然力量的直接干预，因此，奇点成了创世时刻的科学名字（天主教徒往往声称：“大爆炸理论之父”就是比利时神父乔治·勒梅特，他于1933年提出了该理论的雏形）。根据坊间传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接见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时曾对霍金说：“天*物文**理学家先生，我们都同意：大爆炸之后发生的事是您的研究领域，而那之前的则是我们的领域……”虽然这番话可能并不真实，但它的确道出了这背后的道理。

而对称性破缺理论似乎更有哲学上的意味，该理论通过对“空无”的重新定义，回答了“为何总有物存在，而非空无一物”这个问题。根据该理论，真空状态并不是绝对的空无：其中既有往来的电磁波，也有稍纵即逝的粒子。当这些无限小的能量振荡作用于处在临界状态的系统中，它们能够决定系统在出现分岔时选择哪一个分岔；在一个没有观察到这种振荡（或者说“噪声”）的外在观察者看来，系统对分岔的选择是随机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对称性破缺”（symmetry breaking），因为在该过程中，系统从一种同质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两个确定状态中的一个。打个著名的比方：假设一个恰好平衡在对称形山丘顶部的球体，只要这个球的位置出现任何极微小的扰动都会破坏这个平衡，并使球滚下山坡，在这种情况下，最初完美的对称性坍塌为一个非对称状态。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坍塌是绝对偶然：它并非由于某个我们无法察觉的具体原因所引发；相反，这种振荡发生在那些并未完全存在的（亦即前存在论的）潜在实体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实体甚至比真空还要虚无。对称性破缺理论在思辨上的洞见就在于：它将虚无（空无、真空）等同于拥有无穷多样的可能性。在这些晦暗神秘的空间里，物理定律始终是失效的。这究竟如何可能呢？不妨想象一下：你要购买某一天的机票，以便在第二天去领一大笔钱，但你手头的钱不够买机票；好在你发现，航空公司的支付系统允许在到达目的地后的24小时内支付，这样一来，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在登机时并没有付票款。与此类似，

一个粒子具有的能量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剧烈的振荡。就像航空公司允许你在短时间内延迟支付票款一样，量子力学原理允许某个粒子“借贷”一部分能量——只要这个粒子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偿还这部分能量即可，而这段时间的长短则是由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决定的……关于量子力学，让我们接着前面的比喻：想象某个借贷成性的人挨家挨户找朋友借钱，并在每次借到钱之后都能在短时间内如数偿还。类似地，在微观的宇宙中也时刻不停地发生着能量与动量在短时间内地来回转换。[32]

这也正是虚空能产生粒子的原因，粒子从未来的状态中“借出”一部分能量，并以自身湮灭的方式加以偿还，这一切的发生时间是如此短暂，以至无法在系统层面觉察。这样一来，在特定的借出—湮灭的节奏下，粒子间彼此借用能量，相互传递债务并延迟偿还的期限——这就像亚粒子领域中的华尔街金融游戏。对称性破缺理论假定：在事物直接和现实的存在，与这种现实性在某种媒介中被“登记”之间，存在着极短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的最显著例子，便是人的死亡：人在现实中的死亡是一回事，而某个人的死亡被管理部门登记在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时，管理部门会错误地将活着的人登记为亡故，以至某个可怜的公民不得不向政府证明自己还活着。在法国，人们甚至可以办理一份叫“生存证书”的文件，以表明自己在法律意义上是活着的。

先于现实的潜在存在与完全的存在之间的界限，有着独特的神学内涵。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迫使我们假定存在一个全能但不全知的神，他能够通过观察来创造万物：“神可以通过观察让较大物体的波函数坍塌成现实状态，但量子实验表明，神并不观察小物体。”[33]

潜在粒子在存在论上的欺骗性（例如，电子可以违背能量守恒定律而创造出光子，并在系统“觉察”到之前再将这个光子重新吸收回去）可以视作对作为万物终极观察者的神自身的欺骗：这意味着：就连神本身也无法控制量子层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量子物理包含着无神论的教诲。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欺骗”，这句话固然没错，但他忘了上帝是可以被欺骗的：微观世界的许多过程（量子振荡）是无法被系统登记在案的。

大爆炸与对称性破缺这两个事件之间，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对称的：大爆炸是被无限压缩的奇点发生的爆炸，而对称性破缺则是由无限可能性向确定的现实性的坍塌过程。这两个事件在许多方面是针锋相对的：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宇宙学，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等等。但二者有着一个相同的基本教诲，那就是彻底的不平衡状态：终极意义上的事件就是堕落本身，也就是说，只有当平衡被打破，系统出现异常之时，事物才会出现。

这个教诲似乎是佛家思想的反面，在佛家看来，对世俗对象的过分依恋正是痛苦与恶的源头，因此佛教劝人们要从这种依恋中退离，并采取超然的生活态度，认为这样才是脱离苦难轮回的不二法门。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日本佛教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曾激烈地批评佛家这种退离现实生活的出世态度；他主张“过一种服从正常欲求的生活”。然而，就在他离开佛教的世界的那一刻，坂口安吾“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尽管他从未写过赞许佛教的文字，事实上，他尤其强烈地反对一切矫揉造作的禅宗式顿悟；但不无悖论的是，安吾对佛教的批评本身正体现了佛家的真谛。”[34]

“堕落性”是坂口安吾思想的核心概念——他鼓励读者继续他们的堕落过程。然而，堕落——daraku——“并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腐朽’。在安吾看来，堕落性指的是身处一种暴露并向他者开放的状态。”

Kojin Karatani,History and Repet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197.简言之，真实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堕落：我们之所以留下了虚假的自我，并不是因为我们与现实保持着距离，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毫无保留地全然“堕入”了其中，并把我们自身丢给了他。只要我们继续将现实视作某种位于“在此的我”之外的，“在那儿”的东西，那么自我的幻觉便会挥之不去。或许，这种救赎式的堕落概念正是佛教最宝贵的秘密。关于事件，佛教是怎么看的？这方面的讨论，将把我们带到旅程的下一站：作为顿悟时刻的事件。在那些事件中，人们得以从虚幻的尘网中解脱出来，进入空寂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