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琅琊王氏的崛起缘由
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根据记载：“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至琅邪。从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览已有二十六世。
王览和王样是同父异母弟兄，他们有这样一个二十四孝故事——王祥卧冰，也许人们并不陌生。
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管辖沂海地带，其间“教化大行”，故而在临沂流传“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歌谣。后来王祥官职很高，为大司农，晋武帝时拜太保，晋爵为公。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他共有六个儿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羲之的祖父。
王羲之父亲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永兴二年(305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反叛，攻秣陵，王旷弃官逃归淮北。司马睿过江称晋王，他“首创其议”。文献载：“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生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在建立东晋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任淮南内史的王旷奉命与刘聪在“长平之间”交战，部下施融将军主张利用河水以阻刘聪，王旷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施融焕散军心，削弱斗志，故而一意孤行，致使施融与另一将军阵亡。
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兄弟三人(廙、旷、彬)是睿的姨表弟，《晋书》为王廙、王彬立传，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即使有记载也是若明若昧，似有隐情。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09年，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便无下文了。
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投降刘聪了。由于亲戚关系，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不许别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为防止朝野疑议，所以朝廷以至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
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握有军政大权，这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很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对王导“亦渐疏外”。皇帝将刘隗、刁协视作心腹，想用他们的权势箝抑王氏家族。
刘隗是个势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侵毁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悍，与刘狼狈为奸，两人常密谋策划，投皇帝所好，谄上骄下，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农田万顷奴婢数千，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刘隗、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王敦、王导气愤不平，曾多次上疏，臭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
王敦与刘瑰、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士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就在这一年，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力武**消灭刘、刁之*党**。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发生这样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王导脱下朝服带领王氏子弟二十余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听候发落。
刘隗、刁协平时专横跋扈，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曾多次连续上奏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斩草除根。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面，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平时尽忠职守，此时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还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王导为人宽厚，说不定在大*乱动**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对王导说：“茂弘，方寄卿以百其之命，是何言邪!”最后以“大义灭亲”为名，免诛三族。
王敦的*队军**从四处进入京城、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江州牧等要职，使王敦退守武昌。
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忧郁而死，公元323年明帝即位，当时王敦已移住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虽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胁朝廷，明帝乘机派兵讨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结果大败。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重而去世。历时两年的“王敦之乱”就此结束。
二、琅琊王氏盛期有多豪横？
东晋南朝大族中，尤以琅玡(今山东临沂)王氏、陈郡(今河南淮阳)谢氏为贵，可谓是高门之首。梁末，侯景请婚于王、谢，梁武帝为难地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王、谢门第之高无人可比，竟连皇帝也不敢贸然应允这门婚事。
北宋秦观著论曰：“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与国同其体戚也。”唐代诗人羊士谔为之惊叹不已，曾作《忆江南旧游诗》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曾作江南步从事，秋来还复忆鲈鱼?”
琅玡王氏属儒学世家，发迹于西汉。远祖王吉好学明经，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氏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孙王祥，西晋初官拜太保(一品)，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其弟王览，累官至宗正卿(三品)，赐爵即丘子；览族兄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四品)。王雄的几个孙子在西晋末也都非常有名，王戎位至司徒(一品)，王衍位至司徒、司空、太尉(一品)，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衍弟澄官拜荆州刺史(四品)。这样，琅玡王氏的门第在西晋一朝已相当显赫。
东晋时，琅琊王氏的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司马氏得以立足江左，重建晋朝，王敦、王导兄弟拥戴之功最多。因之，他们也就总揽了东晋初年政坛的实权。当时，王导为丞相，位居中枢： 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兼江扬荆湘交广六州都督，又加荆州牧，拥重兵居上游，总征讨，掌管全国军事。王氏群从子弟布列显要，居京城之职者达20余人，另有居外为王敦犄角者，如王导从弟王舒除北中郎将，镇广陵，王廙为荆州刺史等。从而开创了大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治格局。
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形成了牢固的势力，不但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维持了20余年之久，而且为王氏成为东晋南朝上族之冠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东晋成帝以后，庾氏、桓氏、谢氏家族相继崛起，取代王氏而*制专**朝政，王氏虽然失去了往日炙手可热的权势，但整个王氏家族的利益并未受到大的损害，王氏子孙仍然罗列朝廷内外，身居*官高**美职，保持着很高的地位。
学者初步统计，在东晋统治的103年间，王氏一门封公侯者8人：王导封始兴郡公，王敦封武昌郡公，王谧封武昌县开国公，王舒封彭泽县侯，王廙封武宁县侯，王允之封番禺县侯，王珣封东亭侯。位至丞相、都督、刺史者9人，为太守、将军者21人，居九卿等位者20人，尚公主者2人，为皇后者1人士族之盛，古之未有。
刘宋以降，王氏家族势力仍十分强大，居*官高** 显 位者大有人在。终刘宋六十年间，贵为三公者8人，计有王弘、王球、王僧朗、王僧达、王僧虔、王裕之、王延之、王彧；尚公主者2人，为皇后者2人，历位侍中者15人，为刺史、郡守、诸曹尚书者亦不在少数。
直至梁、陈，王氏宗族之盛，地位之高，仍为其它大族不可比，故有梁武帝“王、谢门高非偶”之说。
《梁书》卷21·史臣论曰：“洎东晋王茂弘(王导字)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其后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
王导七世孙王筠常以七代爵位蝉联、文才相继而引以自豪，与诸儿书论家门文集云：
史传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撵，思各努力。
三、琅琊王氏的家风与文化传承
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日渐壮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三百余年风流不衰、冠冕不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了隋唐之世，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何以如此呢?除了当时门阀政治的诸多制度保障外，其家门之代有人才、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独特的家族风尚与文化。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门阀世族与一般纵横乡里的土豪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文化。
文化大族得以兴盛不衰的关键也在此：“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人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琅邪王氏传衍数百年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1、与时推迁：王氏家风的主要特色
尽管琅邪王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但其真正兴盛还是在魏晋时期，曹魏末王祥出仕，“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盛之端“，王祥也是王氏家风的奠基人。此后数百年间王朝更迭不断，而王氏子弟大多怀抱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并且能够随时顺命，善于机变，从而避免了卷入政争，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残。萧华荣先生已指出王氏之长盛“关键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迁”。通过对《晋书》、《南史》所载王氏主要代表人物的考察，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一点。所谓“与时推迁”，就是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心态，以保全家族。
王祥在魏末入仕，正值曹氏与司马氏之争的关键时刻。王祥处处以“长者”自居，不动声色，显得谨慎而世故。他在魏、晋易代过程中，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支持司马氏。司马氏也正利用他这种表面中立的立场，为自己谋篡服务。因此，西晋立国，王祥地位不断上升。王祥死前遗令训诸子，以为儒家之德、信、孝、悌、让，“此五者，立身之至也”。这里没有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忠”，这并非王祥的疏忽，而是其家族本位观念所致。作为王氏家风的发端之人，王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其遗训，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视为家族之“圣经”。这在乱世中给王氏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在东晋南朝时期，各大世族无不以家族利益为本位，但最得随时之妙处者，非琅邪王氏莫属。对此，赵翼《甘二史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有言：“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安谢**，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县首、褚渊、王俭，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族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敞也。”确实，世族皆“自保其家世”，但王氏代表人物最典型。王氏门户之盛，其奥秘正在于此。
2、世代崇信道教
琅邪王氏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明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在浙东隐居不仕，常与道士许迈等往来，采药求丹。王羲之子凝之信之“弥笃”。他任会稽内史、正值孙恩之乱，“孙恩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人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王凝之迷信道术至于此，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
即使王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仍然信仰天师道。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如此。正如陈先生所指出：“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有道术，而后来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因此，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东晋南朝，书艺最盛、贡献最大的无疑是琅邪王氏，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书圣”。翻开六朝及唐人的任何一部书法史著作，他们统计的书家都以王氏为最多。
王氏几乎无人不能书。何以如此?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王氏之重书法，与其天师道信仰有关。
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宗教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为其传播提供便利。而文学艺术则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基于这一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专设“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一目，发千百年来未发之覆，在经过精审细密的考证后，他指出：“南朝书法自应以王、郗二氏父子为冠，而王氏、郗氏皆天师道之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书世家即奉道之世家也。”
陈先生此论揭示出在普遍好书的东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有关，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代代相沿，成为家族传统，百里挑一，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今日追剧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