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告老还乡后，社会活动从没有间断过，辛亥革命、“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胜利、孙中山诞辰、黄埔军校校庆等纪念活动，我都被邀请参加，日照、省会济南、首都北京这三个地方，成为我的常去之地。
而使我最难忘的一次聚会，那就是2002年5月份，接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大红请柬，邀请我赴京，参加抗日战争中由中美两国空军组成的“中美空军混合团”飞越当时称为“空中禁区”的“驼峰”（亦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飞行员*会集**。
这个喜讯传来，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思绪追寻那战火纷飞的远逝的岁月。
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战区空军特遣队”，当时亦称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习惯称“飞虎队”。陈纳德少将任司令，他还娶了中国记者陈香梅女士为妻。
飞虎队中不仅有“美洲虎”，而且有像我这样的“中国虎”。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重新提起，当年风华正茂的飞行员，如今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在北京欢聚一堂，这该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聚会啊！
我按期乘火车抵达北京，住进圣天使酒店，豪华的卧室有洗澡间，会议厅布置得金碧辉煌。这次，由北京航空联谊会主办，邀请的贵宾有来自美国的飞虎队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中国仍健在的飞虎队队员、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和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大家见面后，热情拥抱，情绪激动，场面极为感人。
“飞虎队”的飞机上绘有“带翼小老虎”，机头上绘有鲨鱼的血盆大口，上下配有两排雪白的利齿，鱼头上还有一对带点邪恶气的斜视的眼睛，给P-40型战机增添了一种猛悍的神气。
抗日战争中，飞虎队是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克星。1942年，飞虎队有作战飞机600多架，人员达5000余名。在中美并肩作战中，夺回了制空权，基本制止了日本航空兵对我国大后方的狂轰滥炸。
1942年，日本开辟东南亚战场后，*锁封**了由缅甸通向我国云南的中缅公路，使大批美援*用军**物资无法运抵国内。在这种困难形势下，中美两国空军开辟了“驼峰”航线。
在“驼峰”航线上，飞机由印度起飞，经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在昆明降落，全程1126公里，平均飞行高度14000米，气温零下摄氏10度，缺氧，气候变化无常，视线只有几十米，联络困难，险象丛生。
当时，我们飞行员称“驼峰”航线是“死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飞机失事损失468架，死亡机组人员上千人。
今天，飞虎队员幸存者聚会北京，畅谈当年战斗的故事，回忆为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先烈的音容笑貌，往往彻夜促膝谈心，乐此不疲。
在聚餐会上，我见到了东北老航校毕业的空军战斗英雄、曾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张积慧。抗美援朝时，他击落美国王牌飞机驾驶员戴维斯，我们谈起戴维斯的一支左轮手枪，在一次展览会上被盗后破案的经过，历时3年，才抓获窃贼金宪英，法院判他死缓。张积慧离休后，从事航空联谊工作，撰写回忆录，忙得很开心。
我还见到了空军一级战斗英雄，抗美援朝击落敌机8架的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他是东北老航校一期2班学员，空三师的老人健在者为数寥寥，他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会见了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南京蓝天专修学院董事长、空军英雄韩德彩，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空军中将，是原空十五师的名人，他在空战中跳伞，腿断成三截，医生要锯掉，他苦苦哀求，终于感动了医生，为他保住了腿，又出现在空十五师的鹰群中。
他离休后办教育，这位董事长偕夫人朱容芬（原空军上校）参加会议，夫人亲自送我一幅她画的《鱼水情深》国画，令我赞叹不已。
在美国朋友中，认识的人不多，原来认识的大部分已作古，来的朋友虽不相识，但谈起当年的飞虎队，话题就多了。
战后，曾任美国空军协会（AFA）主席、诺斯洛雷飞机公司总经理、当年在飞虎队任过23大队副大队长的约翰·亚利逊将军的亲属，在会上谈起了他在中国经历的许多事情。
有一次，他在没有夜航设备的情况下，和飞行员巴尔麦两人，用P-40型战斗机拦截并击落过日本夜航轰炸机一架。
那次空战中，他自己驾的飞机也被打伤。迫降在湖南湘江里，幸被中国渔民救了起来。
另一次，在支援中国陆军鄂西会战中，亚利逊的座机被日机缠住，机身中弹，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中国飞行员藏锡兰一举击落咬住他的日机，才使亚利逊死里逃生。
亚利逊虽已故去，但中美战友的这种战斗友谊，在会上传为佳话。
我由国民*党**中央航校7期毕业的“中国虎”陈学波学长介绍，认识了从台湾来参加会议的航校7期学长徐华江退役空军中将。
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年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三十二中队长洪奇伟的夫人李家骧女士，她从台湾来，看望飞虎队的老战友，代表洪奇伟向大家问好。
洪奇伟和我都是空军三大队的飞行员，同上昆明航校，同到美国受训，同在抗战中并肩作战，如今海峡两岸未统一，战友重逢未有期，洪奇伟因瘫痪行动不方便，委托夫人前来见见老战友，这种世纪情谊，令人激动不已。
美国的老飞虎队员来得不多，只有几位已退役的美国空军将军，由儿女陪同前来，还有当年飞虎队的医生、护士和已故飞行员的家属子女，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为牺牲在“驼峰”的长辈祭祷，祝福他们安息。
有一位女士是代表她已故去的爷爷来感谢浙江金华的一位农民的，她的爷爷在空战中，飞机起火跳伞降落在敌陷区，已负重伤，奄奄一息，是中国农民将她爷爷背回家隐藏治伤，然后送到新四军军部，再由新四军派人，将她爷爷送回重庆，以后回国。
如果没有中国人帮助营救，也就不会有这位孙女，因此，她是专程来谢恩的，他说会后要去金华寻找当年救她爷爷的恩人；恩人如逝世，她要找到恩人的后代，一定要报答救命之恩。
我还得知，由国家拨款，在云南喜马拉雅山山麓建造了一座《中美抗日战争死亡烈士纪念碑》，为在驼峰牺牲的中美战士每年祭奠，以慰在天之灵。高又新、王光复、谭鲲、李长泰、贺哲生、葛希韶、张世振、汪梦泉、司徒福、董启恒等，都是飞虎队的优秀代表，他们为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
我问美国朋友，当年来中国参战的飞虎队员孟汉宁（中译名）上尉和飞行员程敦荣（中译名）是否还健在，他们说不清，也许不认识。
1972年，驾驶“空军一号”送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的专机飞行员梁汉一准将，当年也是飞虎队队员，任上尉飞行员，参加过多次飞越“驼峰”的运输任务。
1944年，他曾驾驶飞机到延安，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72年来北京后，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毛主席亲切交谈。
梁汉一告诉毛主席，他的老家是广东省恩平县歇马村，毛主席很高兴，馈赠他一瓶茅台酒。这位飞虎队员因故未来，但托人捎来了祝贺信。
飞虎队飞行员在中国抗战中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飞虎队在抗日战争*共中**击落、击伤敌机近2000架，涌现出一批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37人，而飞虎队中的赫尔，一共击落敌机18架，斯考特击落10架，“中国虎”高又新、王光复各击落敌机10架，谭鲲击落8架，我有幸列入“王牌飞行员”行列，击落敌机5架，成为当时抗日战场上的空军风云人物。
在会议期间的晚会上，主席台上有人询问在飞虎队中飞越“驼峰”的飞机型号，当问到“飞过P-40N战斗机的飞行员请举手”时，我立即举手起立，环顾全场200多人之中，只有我一人，引起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我随即鞠躬致谢，并用英语高声说：“谢谢大家，中美两国友谊万岁！”这一年，我82岁，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在座的将军不少，但飞越“驼峰”的为数寥寥矣。
会议期间，还安排我们参观了昌平航空博物馆，这里展出了各种类型的飞机，当博物馆获悉来参观的是抗日战争中的飞虎队员时，他们提前准备，请来了空军司令部百多名女军乐队队员为我们的到来奏起了中、美*歌国**，仪式隆重而热烈。
讲解员用中、英文介绍，以便于美国客人听懂，这里展出了中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56式），还有以后生产的歼6、歼7型喷气歼击机。
我们也参观了当年我曾驾驶的P-51型、拉-11型歼击机，看到了被我地对空导弹部队击落的U-2高空战略侦察机（无人驾驶）残骸。当晚，观看国产电视剧《壮志凌云》。
在这个片子中，编导用几架外形与苏式图-2轰炸机十分不相符的国产运-5运输机来表现我空军志愿军战斗形象，确实是太失真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一点不假。
在会上，我从国民*党**空军起义飞行员口中，知道了在成都1944年发生的一桩针对飞虎队的日本间谍案的始末。
那一年，日本大本营指令冈村宁次制定了一个打通大陆走廊的“一号作战方案”，目的是摧毁我华东地区前进空军基地。我飞虎队截获此情报后，从成都空军基地起飞B-29重型轰炸机68架直飞日本九州八幡，炸毁其仅有的一座炼焦炉，使“一号作战方案”计划落空。
于是，日军派间牒到成都，准备窃取空军机场*用军**地图，以便轰炸，当时“军统”知道这一线索后，就严密侦查日本派来的间牒是谁，住在何地，如何活动。
经过侦察盯梢，发现有一少女与我空军人员打得火热，了解实情后，戴笠密电成都“军统”谍报组长周震东，说日本派来的女间牒叫吴冰，是国民*党**元老许崇智的日本老婆所生，由川岛芳子收养培训成特工，靠女色*引勾**对方。
周震东于是将吴冰照片放大加洗10多张，交特务遍查吴冰下落，经过一番较量，吴冰终于束手就擒，人赃俱获，保住了飞虎队基地免遭破坏。这一曲折离奇的间谍案，就是极好的影视题材，可惜无人拍成电视剧，实在可惜。
开会期间，我们参观了故宫、天坛公园、颐和园、宋庆龄故居、和珅公园、世界公园。游览了长城，参观了丰台区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了“七七”事变的立体电影，会议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使美国朋友大开眼界。
11天后，我与朋友握手告别，然后又赴空军指挥学院拜会了老战友阎磊及王天保，还见到了李裕同志。
王天保是东北老航校三期毕业，他曾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航空兵司令员，他们均已离休。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都已成两鬓如霜的老人。
见面后，我们思绪万千，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只觉得千言万语也言不尽意。时间太短，只想“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可事实能办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