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中国向世界各国正式提出关于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这是一个巨型的连接与合作网络，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及非洲部分地区。
这一历史性倡议的发起因契合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自提出以来进展迅速、成果丰硕，它提供了全球治理新的方向与路径，带来了世界发展走向共赢的中国方案，增添了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平台。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最优先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天生的地理特质，多分布于气候或地质变化较为敏感的地带。
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脆弱，这引起了在该区域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负面性评论。
基于环境友好及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成为沿线各国的期许与共识，因此发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成为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流趋势。
一、基础设施项目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
1、基础设施项目
“基础设施”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PaulRosenstein-Rodan的著作《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之中，他提出社会在进行产业投资之前需要积累基础设施，这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
1994年，以“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主题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将基础设施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其中，“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施、设备和它们为居民所提供的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
这里所描述的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交通部门。而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其它如文教的基础设施则被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这一定义因其权威性被全球经济学者所广泛接受。
从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出发，逐步形成了基础设施的体系，包括能源动力系统、水资源和供排水系统、道路交通系统、邮电通讯系统、环境系统及防灾系统六大部分。
主要是指关系到国家未来利益的物质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
2、绿色基础设施项目
“绿色基础设施”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生态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一概念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绿色基础设施”突出了自然环境的“生命支撑”功能，核心特点是土地使用由自然环境所决定，因而可以将社区发展高效地融入自然环境，最终建立系统性的生态功能网络结构。
这种思想是在美国150多年前的自然规划与保护运动中兴起，并受到FrederickLawOlmsted提出的关于公园和其他开敞空间连接的观念以及生物学家为减少生境破碎化而建立生态保护与经营网络的概念所综合影响。
但是在加拿大，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完全不同于英美等国，是指基础设施工程的生态化，主要是以生态化手段来代替或改造排水、能源、道路工程、洪涝灾害治理以及废物处理系统等问题。
2001年，SebastianMoffatt撰写的《加拿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导则》发表，该导则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学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点，为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相关帮助。
其中，在导则的第四部分对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进行了详细介绍，提出绿色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排水、水污染、饮用水、能源、固体废弃物以及交通与通信各系统，这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有显著区别。
资金融通是“融资”的基本释义，具体指资金从供给者向需求者手中进行运动的过程，包括融入和融出两个同时存在的角度，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
从狭义角度来看，融资主要代表资金的融入，是经济单位根据自身未来发展的需要、经济现状和资金使用情况，结合科学的预测与决策，通过一定的渠道与方式筹集资金的过程。
一般来说，融资过程包括资金融入者、资金融出者以及中介者三方，其中中介者是指为融资双方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
从资金融入的角度来看，资金融入者是融资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融资、企业融资与个人融资等。
而从资金融出的角度来看，资金融出者是融资的主体，反映资金来源的不同。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发展状况
虽然“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规模十分庞大，但由于这类项目通常具备环境外部性及公共产品性，东道国政府会严格控制最终产品价格的制定，如电价、水费等。
而一般来说项目公司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加之基础设施项目的应收账款账期较长，资产变现能力偏弱，环境外部性未能充分反映到项目的收入之中，因此项目的总体盈利能力较低。
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中普遍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其中，“融资难”指的是融资来源较为单一，“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以及金融机构*款贷**，私人资本的参与并不积极。
这是由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量、回报率和资产组合方式要求较高，有时还会存在负债和所有权争议。
而私人资本显然更关注收益与风险，这使得立足于社会责任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处于先天的融资劣势。
“融资贵”则指项目筹集得到的融资资金所要求的回报率通常较高，使项目背负较大的负债压力。
这与“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特征息息相关，目前融资提供者对于项目的绿色属性并不十分敏感。
在做融资决策时依然单纯考虑财务上的风险和收益，并没有把“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环境效益纳入考虑因素。
而高昂的融资成本使得项目的参与方在意向阶段无法达成一致，导致“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难以落地。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世界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包括环境问题、结构性问题等负面影响，其中的独联体、中东欧国家等则经济增长趋缓，沿线部分国家甚至呈现负增长的态势。
同时，在沿线国家中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等级较低。根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20年度报告》，私人资本的海外投资风险持续攀升，多次因东道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而受阻。
在18个低风险级别的国家中仅有新加坡和阿联酋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20年新兴经济体由于受到局部冲突和社会*乱动**的影响，投资风险有所上升，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国均较2019年的排名情况有所下滑。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高风险与低风险国家占比相对较少，而中等风险国家则占据绝大部分。
从地区角度观察，东亚地区风险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南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则风险较高。
国别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不利于各方资本的参与。
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针对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的立法，很大程度上将决定项目各方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关于项目绿色融资的相关法律制度仍不健全，专业程度较低，尚在发展过程之中。
同时，各国也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甚至在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中存在大相径庭的矛盾，不同的法律制度会增加跨境项目的摩擦，使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
同时，存在少数国家本国保护主义过重的现象，例如针对国外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全资投资进行禁止或对项目的持股比例有明确要求。
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来源
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现有绿色融资来源来看，绿色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东道国政府资金、各金融机构*款贷**以及私人资本的参与。
公共资本，包括政府财政预算及各国开发性银行资金，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是以先约束和治理环境为中心，比以往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全球经济转型的理想选项。
虽然“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显著的环境正面效应，但由于环境的“公地”属性使这种环境正面效应无法被充分地以收益的方式回馈投资者，环境外部性没有做到内化。
而且“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周期一般较长，很多项目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周期，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系统所能覆盖的*款贷**期限。
因此商业银行往往无法全面地对项目进行融资支持，许多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量畏缩不前，使得绿色项目陷入融资困境之中。
而当谈及项目收益，“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规模较为庞大的基础上提供的收益却较低，因此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对私人资本的吸引力稍显不足。
另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还存在着期限错配与融资缺口巨大的困境。
公共资本可以为解决以上各类问题提供一定思路，因为公共资本带有政府主体或国际组织的性质。
相较于私人资本对于盈利的敏感性较低，但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是十分重视的，其期盼通过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提高周边环境效应。
本文将公共资本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主体提供的财政资金，包括直接拨付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的资金以及通过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金融支持，以及财政补助或贴息等财政来源。
另一类是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主要指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机构与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支持。
公共资本的主要优势是“融资、融智、融情”，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中具备重要的引领性。
因为公共资本的介入会使项目的整体资信水平得以提高，甚至表现为对项目的直接担保，从而可以积极引领私人资本共同参与，提高项目总体绿色融资规模。
财政资金在传统上一直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融资来源，但在世界经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各国政府主体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去杠杆化的压力。
因此财政资金的规模有所萎缩并且将被优先用于直接提振本国经济的领域，因此对于“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并不能有效满足。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受复杂的风险因素影响，对于投资的热情也有所降低，同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始终没有太大的增加，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的需求却在不断提升。
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陷入绿色融资艰难的困境。就*款贷**总量而言，公共资本的投资额只占“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总需求的一部分。
但随着绿色融资需求的不断扩张，无论在融资规模还是融资方式上公共资本均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体现出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缺口，而且过度依赖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使绿色项目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长久以往无法形成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金良性循环。
因此面对巨额的融资缺口和项目的债务负担，必须整合全球可获得的绿色融资渠道，积极吸引私人资本介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展现出较强的必要性。
而私人资本的介入也将带动更多的非政府力量加入绿色融资的支持团队，并从侧面进一步推动公共资本对于项目的新一轮金融支持，最终达到理想的绿色融资额度。
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在交易市场中因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的分离而出现，为获得权利以使用资金，资金使用者要向资金所有者进行相关费用的支付。
这一费用就是融资成本，例如“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因发行绿色债券而向投资者支付的债券利息就是融资成本的现实表现。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成本对于项目建设与运营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若项目绿色融资成本较高，则会拉长项目周期，影响项目的竣工时间，降低项目收益，折损项目的运营维护。
在实践经验中，“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带一路”绿色融资来源与融资产品的匮乏所致。
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现金流必须要能覆盖按年计算的融资本金与融资利息，再通过使用年平均现金流和融资年限进行反推，从而测算出融资额度。
而增信措施与融资额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融资额度的大小受信用増级措施能力的正向影响，融资额度会随增信强度的加强而提高。
在实际操作中，信用増级措施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抵押、保证、质押、信用评级以及法律效力信用支持。
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的一大特点是其为有限追索融资，因此很少会用到担保、抵押，而政府的信用支持往往被金融机构认为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但是，如果增信措施无法做到覆盖融资本息，那么差额部分将被金融机构视为风险缺口，从而导致融资额度的缩减。
融资额度的大小将直接关系到融资成本的高低。融资额度较大的绿色项目将占用金融机构更多的资金，为金融机构带来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出于风险补偿角度考虑，金融机构将会适当对资金利率进行提升，从而覆盖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因此使项目的绿色融资成本相应增加。
但项目公司不能因此对融资需求进行缩减，因为达不到要求的融资额度将会拖延项目的建设进度，造成项目现金流的延迟，从而使还款面临障碍，反而对于项目不利。
总结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来源虽然处于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但依然较为有限，通过引导特定融资来源进入项目绿色融资，可以对私人资本的利益起到最大化的保护，尤其是具备高信用的融资来源。
当然，我国私人资本在介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之前就可以积极扩宽项目的融资来源，通过引入带有政府性质或超主权性质的融资来源，形成绿色融资合力。
另外，可以积极推广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绿色融资中PPP模式的应用。
商业金融机构应将环境成本纳入金融产品的定价中，真正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开发市场化评价工具，为项目提供较低的绿色信贷融资成本。
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应尽快加入“赤道原则”，并结合地域与项目实际，努力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在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绿色融资产品开发的能力与水平，进一步丰富绿色融资产品，完善绿色融资组织管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