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我继续在去牯牛山林场的路中行走。因为没有戴手套,我拿着杂木棒的手指有点冷得快冻僵了,我必须经常不断的舞动木棒,以增加身体的热能。随着海拔的增高,山上的积雪越来越厚。前面是一片竹林,竹子被积雪压得弯下来,盖住了山间的小路,要从上面走过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下面的拱形中弯腰前进。这时候,我有点踌躇了。因为不久前我还听见有不知名的野兽的叫声,如果我轻率的进入这条竹子弯成的隧道,以我的身高(1.82米),在有些地方,我必须弯腰或者蹲着行走,如果遇见狼,我的抵抗力就要大打折扣,要是有两只狼前后夹攻,那就“狼为刀俎,我为鱼肉”了。难不成就此打住?也许当年我受水浒的影响,有点所谓英雄情结——《水浒传》中,我最佩服的英雄是武松,有时候也幻想自己成为武松那样的英雄人物,也是我前面希望出现一、两只狼来让我试试手段的一个若隐若现的想法——能够成为打狼英雄也好——可能年轻人都有这种成为英雄的渴望吧。所以,我当时尽管有点犹豫,还是决定勇往直前。因为我的那些三脚猫功夫曾经让我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就是可能有武松那样的英雄气概。说起我的三脚猫功夫,好像有点对不住我的授业师傅,因为他确实是教了我一些入门的拳术和学武的武德。说起来,我学武的初衷却是有点好笑。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1966年初,我初中毕业后,下放到绍兴南山青年茶牧场。那年,我16岁,还是一个“吃长饭”(开始长个子)的孩子,个子瘦小、单薄。年轻人总喜欢打打闹闹,当年,茶牧场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吧,男性同胞有八十多人(包括成年的和没有成年的),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力服人——有点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味道,你能够打过谁,就取而代之。我的座次大概排在四十名以外了。平时打打闹闹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有次,我们劳动了一天,收工后,我照例去食堂打我应该分的几瓢热水,没想到掌瓢的“哥们”只给我分了很少的一点热水,我要他再给点,他死活不肯,并说没有多少热水了,但我看见他给另外的女知青的水就明显的比我多,而且态度明显的不同——满眼是讨好和谄媚的笑。这是我看见最早的“以权谋私”的例子,尽管现在我已经原谅了这位“哥们”,但是,当年我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因为它不比一般的打架,输了可以一笑了之,我把它看做是对我人格的一种*辱侮**。这成为我学武的初衷——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他。

我恳求父亲帮我找一个学武的师傅。父亲当年可能是看见习武可以强身健体,又因为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他不希望我去社会上瞎闯,就给我找了一个武术老师(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老师)。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他开始先教我一些武术的入门功夫,什么扎马步、运气等等。后来又教了什么罗汉拳、燕青拳、岳家拳等等。我也练得非常用功、勤奋、认真。身材迅速窜高,体力也明显增强,在几个一起练武的小伙伴中,我是进步最快的——各种姿势是中规中矩,出拳也是呼呼生风。学会岳家拳后,师傅要我学习太极拳,我说:“师傅,太极拳慢吞吞的,有什么用?还是教我少林拳吧。”可能师傅认为我有点狂妄自大,他说:“你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学习什么别的拳术了。”从此不再教我。

我开始自己勤学苦练,并且自己摸索,觉得比没有学武以前是大有进步,而且非常实用。我也在每隔1、2个月回一次茶牧场,和那位哥们较量过几次,虽然还不能取胜,却一次比一次进步——我信心大增。半年后,我就能够轻松打败那位哥们了——他在连摔几个跟头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这小子几个月不见,居然如此了得,几次较量,他确认不是我的对手后,终于低头认输。并就以前给我“穿小鞋”的行为表示道歉。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1969年,绍兴南山青年茶牧场解散,一小部分知青去了内蒙古通辽,大部分知青就地安排在解放公社各大队。我到了革命大队(现在的娄宫乡桃园村)。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个湖南来绍兴投亲靠友的知识青年,名叫谢几时。与他的结识,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我的知青生涯会有一些不寻常的经历。

我们结识的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不知不觉中,我们大队出现了一个讲话拗声的单瘦青年,后来知道他是从湖南来的知识青年,我们不知不觉的相互之间产生了好感,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他单瘦的身材好像在灵魂和肉体方面都在进行一种近乎自虐般的历练。

只要天气稍微热点,他就一般是赤膊上阵:耘田,有些农民都穿着长衣长裤,怕禾苗割伤身体;他却是身上被禾苗割得一道道红色印痕却浑然不觉;双抢时,尽管烈日当空,他连草帽都不戴,依然是赤膊、短裤,身上被晒得蜕去一层皮,也没有见他诉苦。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我因为身长力大,早被生产队派到石子山拖石块,给漓渚铁矿搞基建用。这是一个危险活——山路陡峭,板车上装了一千多斤石块,没有刹车,全靠两只手臂夹紧板车扶手,让车架的后面紧紧抵在路上产生的摩擦力减少板车下冲的速度,才能够安全将板车放到平地。这么说吧,我在石子山几年,全大队所有劳力,除我之外,基本上没有不受伤的。三大五粗的农民尚且如此,危险性可见一般。有一天,在石子山崎岖的山路上 出现了一个单薄的身影,就是这位几时兄了。他拉着一车石块往山下放——我在他的后面,我真为他捏把汗,他麻杆粗的大腿哪里能够抵住板车千多斤的下冲力啊!——果然,板车下冲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赶紧大叫:“快把板车往山壁上顶。”他将板车一打橫,板车把手终于顶在山壁上,总算化险为夷。其实,这件事我早已经淡忘,他却在40年后的现在,仍然还记得这件事。他跟我说:那次在石子山,如果不是我,他100多斤就交代在石子山了。我就笑他,你当时哪里有100斤啊?他说:“那确实,当年我最重时96斤,最轻时92斤——胸脯可以当搓衣板(肋骨条条凸显,像搓衣板)。”我问他,当年为什么去石子山拉板车,他说:“为了每天2毛钱的补助啊!”

相处的时间越长,我发觉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多。我和他都喜欢苏辛词,他说,他还喜欢秦观、晏几道的词——什么“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啦……果然有不少好句。他还会背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再别康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因为它能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当然是特别希望能够在“再别农村”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和“憧憬未来”的美好时光了。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现在,刮起了一个知青回忆热,各地的知青网站办得风生水起。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知青回忆录。本来,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人的生活经历、见识不同,当然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各人把自己的经历和对那个时代的认识真实的写出来,可以组成一个知青生活的万花筒及那个时代的众生相,让我们的后代对那个时代有个清醒的认识。我认为是我们当过知识青年的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有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回忆文章(包括一些知青题材的电视剧),有美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嫌。当年,上海下放云南的知青和浙江知青以卧轨、绝食等等激烈的举动换来了中央的重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表态:上山下乡运动引起几方面不满意——中央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识青年不满意、知识青年家长不满意。现在在回忆录中唱高调的人,什么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奉献青春啦、战天斗地无怨无悔啦、坚决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啦、建设兵团的基层领导关心知识青年无微不至啦,等等,不一而足。好像他们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是多么有趣、多么浪漫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是歪曲了知青生活的真实现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知识青年与农民没有那么多的鱼水情深。在当时那个物质生活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农民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给知识青年特殊照顾。就拿我下放的绍兴农村来说,知识青年要与农民同工同酬那是一种奢望。当年,解放公社的知青工分普遍低:男知青的工分在4.5至6分左右;女知青的工分就只有3、4分左右了。我在石子山拉石块,不会因为我没有出过事故就给我和当地农民一样的10分工,仍然只有5.7分工。我们隔壁大队(阮港大队)的寅生,身强力壮也只评了4.5分工。

再说,当年的知识青年,在某些方面,生活比当地农民有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女知青,她们更加柔弱,遇到困难更加难以解决。当年双抢,绍兴农村一般早上是三点多就出工了,劳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天才显出一点鱼肚白;收工要到傍晚8、9点,收工后,当天的稻草必须当天分完。分稻草不是按斤两来分,而是数个数,农民家的小孩也上场帮忙:他们动作灵活,眼光又“毒”,大些的稻草很快都被他们抢光了,知识青年只有望草兴叹了。挑稻草也是一个考验女知青的难关:一根很长的竹扦担,两头捆不少稻草,担子重、重心低,起个肩都困难,那些女知青本来就已经身心疲惫,如何能够再挑起这副重担啊。我是能够帮忙就尽量帮点,但是,不是所有的绍兴女知青都有人帮忙啊。不知道她们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会不会觉得是亲切的怀念?农民回家,已经有热饭热菜在家等着,知青回家就只能冷饭冷菜对付着。绍兴是个能源紧缺的地方,每年分的稻草要占全年烧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识青年因为柴火少,所以一般是早上煮一餐饭,中饭晚饭就用食盒子装着放在被窝里,让中饭晚饭在吃的时候不至于太冷。

知青回忆——风雪牯牛山(二)

说个小故事吧。当年,浙江是全国第一个全省粮食跨《纲要》的省,绍兴农村的粮食亩产量已经过千斤。绍兴的精耕细作在全国有名,当然工作量也越大。绍兴的耘田,是在水稻长到一定的高度后,先泼上大粪或者化肥,然后,一群人一字排开,跪在田里一路爬过去,双手将杂草除去并将田土疏松、肥水搅浑。这在农村的少妇和家境好的女孩子一般是不参加的,讲究干净的男劳力也尽量避免参加——因为不但脏,而且禾苗的叶子会将人的大腿或身体划出一条条血印,汗水一浸,麻辣火烧的痛;而且田里有一种田蜂(湖南叫水蛆),让它蜇一下,也是痛不可挡。知识青年没办法,只有参加。男知青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女知青就有点吃不消。我们大队有个女知青叫董建章,有次耘田,我看见她刚上田埂,眼睛红了(手上有泥,不能揉擦)。我问她:“阿建,你哭了?被田蜂射了?”她说:“没有,是砂子吹到眼睛里了。”田野尽管不缺清风,但是哪里来的沙啊?女知青有苦难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