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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飞飞带你看世界
编辑 | 飞飞带你看世界
前言
文艺复兴晚期德国宗教改革对教堂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晚期德国宗教改革对教堂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宗教改革前，天主教教堂的音乐主要是以拉丁语进行的宗教歌曲和赞美诗。然而，路德提倡用当地语言进行崇拜，以便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和参与。这一改革对教堂音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德国宗教改革中，新的宗教歌曲形式被引入，以满足当时教堂礼拜的需要，马丁·路德本人创作了许多德语圣歌。
德国宗教改革
当马丁·路德于 1517 年在维滕贝格官廷教堂的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时，他无意发起一个运动来组织完全脱离罗马的新教教会；在分裂无可挽回之后，路德教会仍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并在礼拜仪式中大量采用拉丁文。
同样的，许多天主教音乐，包括素歌和复调音乐，都得到沿用，有时用原来的拉丁文歌词，有时用其德文译文，或在旧的旋律上填以新的德文歌词，称作 Contrafacta(“换词歌”)。
音乐在路德教会中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在16 世纪)反映了路德本人的信仰，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一位歌手和略具技巧的作曲家。
他极其赞赏弗朗科-佛兰德斯的复调音乐，特别是若斯坎·德·普雷的作品，坚信音乐具有教育和陶冶性情的力量，要求所有教徒在礼拜仪式中参加一定的音乐活动。
维滕贝格官廷教堂
虽然他改动了礼仪中的一些歌词来适应他对某些神学问题的见解，但他还是愿意在礼拜仪式中保留拉丁文，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拉丁文对青年的教育有着重要作用；这些见解，个人的和官方的资料在某些方面前后矛盾。
他在实施改革中，不同地区的会众制订出许多不同的音乐用法，有着训练有素的唱诗班的大教堂一般保留着不少拉丁礼仪和拉丁文复调音乐。
路德早在1526 年就出版了一首德文弥撒曲供小型会众用或是自由选用，主要轮廓以罗马的弥撒为标杆。
但细节上他做出了很多变动:《荣耀经》省略掉了，加入一些适应德文的自然抑扬顿挫的新吟诵音；专用弥撒的好几部分被删节或压缩，保留下来的部分以及常规弥撒的一大部分中都代入德文赞美诗。
但是路德从来没有打算在路德教会中一律以这种格式或任何别的格式为主，在16世纪的德国几乎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罗马惯用法和新概念这二者之间的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结合和妥协。
拉丁文的弥撒曲和经文歌照样有人唱；甚至知到 18 世纪中某些地方的礼仪中仍在采用拉丁文。（例如，在巴赫时代的莱比锡，礼拜仪式的某些部分还是用拉丁文唱的。）
路德教派众赞歌
路德教会在音乐上最重要最有特色的贡献是分节歌形式的会众赞美诗，德文称为 choral(众赞歌)或 Kirchenlied(教堂歌曲)，英文称为 chorale(众赞歌)。
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熟悉这种配置四部和声的赞美诗；赞歌和素歌一样，主要只由两个要素组成，即歌词和曲调，但是也像素歌和民歌一样-一众赞歌可以通过和声和对位来加以润饰，并能扩展成大型音乐形式。
16 世纪大部分天主教会音乐是素歌发展的结果；而 17 和 18 世纪的路德教派音乐则是从众赞歌发展而来。
1524年出版了4本众赞歌集，其后每隔一段时间又不断有新的曲集问世；一开始这些歌曲是供会众齐唱用的，没有配置和声或伴奏。
某些曲集中的记谱和同时代的格里高利素歌一样，不标明音的相对时值；不过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旋律用精确的有量记谱法记写，众赞歌很可能是用长度相当划一的音符来唱的，有时会随着歌词的自然流动而加入一些变化；在每一乐句的最后一个音上有长短不一的停留。
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路德教会中，合适的歌曲远远供不应求，路德本人写过许多众赞歌歌词，著名的《坚固堡垒》便是一例。
这首众赞歌(1529年首次出版)的旋律是否路德所作，至今无法确证，但人们一般把此曲的音乐归之于他名下。
许多众赞歌曲调是新创作的，但全部或部分地根据世俗或宗教歌曲改编而成的众赞歌甚至更多。
于是格里高利赞美诗 VeniRedemptor gentium(《来吧，基督徒的救世主》)变成了德文的NunKomm'der Heiden Heiland(《现在，来吧，基督徒的救世主》)。
人们熟悉的非礼仪性宗教歌曲也用上了，兼用拉丁文和德文的圣诞赞美诗《In dulci jubilo》(《在甜蜜的欢乐中》)或德文的复活节歌曲《基督在死亡的钱中》都是如此，后者后来由路德按复活节继叙咏《Victimae paschalilaudes》(赞美复活节殉道者》的模式重新改编。
换词歌
换词歌；即世俗歌曲的“模拟式改编”是众赞歌*特中**别重要的一种，咏唱时保留原有的旋律，而歌词则或代之以全新诗句，或加以变动，以赋予适当的宗教意义。
正如我们在谈到弥撒曲历史时所看到的，在16 世纪中，把世俗歌曲和世俗复调作品改编为教会所用，是司空见惯的事，换词歌中最著名而且肯定是最美妙的一首可能是《啊，尘世，我必须离开你》，它取材于伊萨克的利德《因斯布鲁克，我必须离开你》。
后来又有一首多少令人惊愕的例子，就是哈斯勒的利德《我的平静心情被(一位淑女的风韵）打乱》的曲调，于 1600 年前后填上了宗教歌词“我心理充满渴望”，后来又配上“啊，头颅，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歌词。哈斯勒原曲中开始乐句的变体用在巴赫的两首《马太受难曲》中。
在整个16、17 世纪中，新的众赞歌歌词大量创作，也配了一些新的曲调，但宗教改革初期的许多众赞歌还保留着。在当今的大多数英文新教赞美诗曲集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16、17 世纪的众赞歌曲调：路德的《坚固堡垒》、哈斯勒的《啊，神圣的头颅》以及克吕格的《我们全都感谢上帝》都是例证。
复调众赞歌配乐
路德教派作曲家早就开始为众赞歌写复调配乐1524 年，路德的主要音乐合作者约翰·沃尔特(1496年-1570年)出版1卷包括38 首德文众赞歌配乐和5首拉丁文经文歌的曲集。
在后来的版本里，这一曲集又增添了更多的拉丁文经文歌，篇幅有所扩充；其中第5版亦即最后一版于1551年问世；1544 年，路德时代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出版商格奥尔格·劳乌(1488年-1548年)在维滕贝格出版一本更重要的曲集，收有 123首复调众赞歌改编曲和经文歌。
与沃尔特的集子不同的是，这本曲集汇编了16世纪前半叶所有第一流德国和瑞士籍德裔作曲家的作品，包括路德维希·森夫尔、托马斯·施托尔策(约1475年-1526)、贝内迪克图斯·杜西斯(约1490-1544)、西克斯图斯·迪特里希(约1490-1548)、阿诺德·冯布吕克(约1470一1554)和佛兰德斯作曲家吕皮斯·海林克约1495一1541)。
这两本以及16世纪其他曲集中的众赞歌配乐在风格上自然是斑驳陆离，差别很大。
有些用较老的德国利德风格，将长音符的朴素众赞歌曲调放在男高音声部，四周缀以三个或更多声部构成的流畅自如的复调，动机各自独立，很少用模仿；另外一些则像弗朗科-佛兰德斯经文歌那样，使众赞歌的每一乐句以模仿手法在所有声部中加以发展；还有一些则采用简单的、几乎是和弦式的风格。
在整个前半世纪中总的趋势都倾向于这最后一种简单化的写作风格，而且还倾向于把曲调放在女高音声部而不是男高音声部。
复调众赞歌配乐并非供会众，而是供唱诗班唱的。一种常见的表演方式是让唱诗班唱的众赞歌诗节(有时由乐器加以重叠)和会众无伴奏同度齐唱的诗节交替出现。
在16 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内，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众赞歌越来越频繁地以康兴纳(cantional)风格出版，换言之，采用简单和弦式的、赞美诗般的配乐，节奏直截了当，曲调在最高声部。
16 世纪时，会众的歌唱可能还是没有伴奏的；至1600 年以后，会众唱曲调时，便由管风琴弹奏所有声部，逐渐相沿成习。
第一部康兴纳风格的曲集是卡斯·奥西安德(1534年-1604年)发表于1586 年的《众歌与诗篇歌50首》17 世纪初创作康兴纳配乐的主要作曲家有汉斯·利奥·哈斯勒、米夏埃尔普里托里乌斯(1571年-1621年)以及约翰·赫尔曼·沙因。
约翰·赫尔曼·沙因
众赞歌经文歌
至16世纪末，德国路德教派的许多地区重新皈依主教；东北部属新教，西南部属天主教这一划分线便基本上确定下来，延续至今。
随着这一明确划分，一种新的、有特色的路德教派复调教会音乐脱颖而出；宗教改革初期的众赞歌配乐作曲家曾致力于保持众赞歌的歌词与旋律原封不动。
换言之，他们对待众赞歌的态度，犹如中世纪奥尔加农作曲家之对待圣咏，即认为那是一种已经确定而不可更动的东西，可以加花，但却不能从任何个人的、表情的角度加以诠释。
到16 世纪末这种态度起了变化，德国新教作曲家们效法拉索的例子，开始像天主教作曲家在15世纪所做的那样，把传统旋律用作自由艺术创作的基本素材，加上他们个人的诠释和一些如画的细节；这类新的配乐称为“众赞歌经文歌”。
米夏埃尔·普里托里乌斯根据众赞歌《我们的父》所作的二声部歌曲便是一首路德教派众赞歌经文歌的范例。
众赞歌经文歌的作曲家们，可以确实完全摆脱传统的众赞歌曲调，虽然他们仍然采用与众赞歌或利德风格有关的旋律素材。
这类经文歌的出现，进一步肯定了新教教会音乐中早已存在的简单会众赞美诗和供训练有素的唱诗班演唱。
16、17世纪之交德国主要的经文歌作曲家有哈斯勒、约翰内斯·埃卡德(1553-1611)、莱昂哈德·勒希纳(约1553年一1606年)和米夏埃尔·普里托里乌斯，他们的创作确定了德国路德派教会音乐风格并开启了通向发展之途的大门。
米夏埃尔·普里托里乌斯
笔者观点
文艺复兴晚期德国宗教改革的教堂音乐对欧洲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促进了宗教音乐多样化和普及化，推动了音乐教育的兴起，塑造了音乐审美观念，并通过巴赫等作曲家的作品为后世音乐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陈丽红. 巴赫音乐的人文探究[D].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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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圆. 威廉·伯德音乐研究—兼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英国音乐[D]. 西安音乐学院, 2019.
[4] 杜美. 德国文化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