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迅猛，积累了丰厚的层积，就像北京猿人洞一样，埋藏了一层一层的累积物，对它们进行发掘，有陈思和这样的评论家在那里专营，用不着咱这类凡夫俗子插嘴，但那些评论家有时会剑出偏锋，逆着创作家的思路来，就叫人有一点受不了。比如，陈思和发明了一个“民间立场”，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批驳，而作家对这一套理论也不以为然。张炜直接在他的创作谈里，就将“民间立场”视为笑谈。
任何文学里都有民间，就像小说里总离不开男女。如果你把《红楼梦》说成是体现了男女故事，那不是等于什么立场都没有说吗？
所以，我们放下架子，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界看成一个个山头，云集着众多的帮派，或许我们能够看到一本正经评论家看不到的奇异风景。
一、莫言的土匪文学。
莫言的土匪来自哪里？来自马尔克斯吗？来自福克纳吗？其实据莫言自己交待，他根本没有读完《百年孤独》。问题来了，莫言的土匪来自于哪里？其实，来自于莫言一辈子几乎能够达到抄袭程度的巨膜拜的前苏联巨著《静静的顿河》。里面的葛里高利，一度时期跑去当土匪了，最后就在当土匪的时候，被剿匪队层层围剿，终至众叛亲离。小说里的他的情人婀克西尼亚死在葛里高利怀中的情节，莫言后来移用到《红蝗》中，女红军被机枪打中、伤口泛出泡沫的情节，搬迁到《红高粱》里成了我奶奶之死的那段华丽的描写，而《红高粱》系列的主体构思，也直接移用了《静静的顿河》里的爱情纠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静静的顿河》里的一个政治主题，就是顿河的地方武装，梦想割据地方，成立地方自治政权，这一个重要的设定，在《红高粱》里也是“我爷爷”的理想，当“我爷爷”听闻这个理想之后，立刻神情大振，看到了土匪的前途。但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向来有一种“瓜代”的理想，向往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根本没有顿河哥萨克那种渴望自治的精神传统，看看前苏联为什么能够在一夜崩塌，而中国历经晚清动荡依然保持金瓯完整，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潜意识地、无声地作用着历史。莫言食洋不化地沿用了肖洛霍夫的主题意旨，造成了他很自卑地把这一段情节夹在拼凑成一个长篇的《红高粱》里的某一章节（这一段“我爷爷”的自治独立梦在《高粱殡》中），既没有前文的铺垫，也没有后文的照应，反映出莫言想为他的小说里塞入一个精神主题，但他除了移用一下肖洛霍夫的主题之外，只能在意象的选择上，向苏联文学的这部经典之作汲取滋养。
莫言的土匪文学影响深远，造成了至今仍然有无数的中国作家在小说里动辄使用“我爷爷”“我姥爷”这样的句法，使得当这样的莫言的拙劣模仿句型一旦出现的时候，就足以使有识之士呕吐不止。甚至莫言的巨大影响力，使贾平凹也难以抗拒他的旋风的蛊惑力。贾平凹有一度时期模仿莫言的文风与句式，比如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美穴地》，在这些作品中，他也像莫言一样沉浸到历史深处，去表现野性及匪帮这类所谓充溢着生命力的元素。贾平凹的文风保持着不稳定，他时而模仿沈从文的冗长而细腻的民国式文风，时而又像莫言那样玩弄简洁而充满色彩意象的作派。而唯有他的散文能够以一种缺胳膊断腿的残损语句，而带来接近于中国古典文法的意蕴与气韵。
莫言深知他的影响力，他曾经说，中国很多作家都模仿他，但都不敢承认。而敢于承认的倒是后进作家毕飞宇，他直言自己阅读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并从他的作品里吸取了营养。只有写作的人，才知道莫言的妙处。所以大多数作家都对莫言佩服有至，自叹不如，倒是读者多数对莫言持轻蔑与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也是文学圈内外的一个令人觉得泾渭分明的奇观。
二、王朔的痞子文学。
王朔的优点是他的强大的逆向思维，让所有的被淘汰的文本与语录，在他的逆向思维作用下，都焕发出了与原来意思迥然不同的新意义。“痞子”实际上是他以退为进的战术，他把自己定性成“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便可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而他的这种技法，直接衍生出了《编辑部的故事》《炊事班的故事》《急救室的故事》《候车厅的故事》《江湖客栈的故事》等等。王朔作为一个帮主，他的门下弟子（按王小波帮派的说法，也可以叫走狗）势力庞大，不管江湖盛传冯小刚与王朔交恶，但冯小刚一旦拍片市场失利之后，还是回到王朔路线，去拍那种“三替公司”模式的电影，每一次都能斩获票房无数，像《非诚勿扰》都属于王朔在《顽主》中开创的“三替公司”类型，就是你有什么欲望，我帮你解决。奇怪的是，王朔的这一招，在电影市场上还特别受用，借着冯小刚电影，销声匿迹的王朔继续保持着他的笑傲江湖的魅力与神力。
三、王跃文的*场官**文学。
在王出现之前，有描写*场官**的小说，但没有*场官**文学。王跃文开创的*场官**文学的最标志性特征，是放弃了对*场官**的爱憎好恶，而采取了一种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来如实描摹*场官**铁幕后的原生态。作者的叙事，完全等同于一个鲜活的*场官**里的生命，以他在*场官**里的升腾与挣扎来感受社会情境。这样，*场官**文学便在在阅读者那里演变成*场官**经验指南，使得*场官**文学获得了预想不到的生命力。而这一题材的受钳制也正反映出它的过分浓郁的自然主义特征已经冒犯了文学基本的对精神的哪怕一点残存的坚守。王跃文后来开始转型，以摆脱*场官**文学先天性缺损。
四、柯云路的青天文学。
柯云路在《新星》里塑造了一个李青天，轰动了中国。青天文学后来演变成*场官**文学，就是因为“青天”不受主流文学待见，而抽取了“青天”之后的文学，就“降维”成了*场官**文学。
柯云路最早应该是蒋子龙的徒弟，都走的是工厂改革的路线，但相对于蒋子龙对人心的老谋深算的师爷笔法，柯云路显得稚嫩了许多。但柯云路有他自己的长处，就是能够在爱情的缠绵俳恻上超越蒋子龙许多。蒋子龙的爱情，更带有演义与评书化的色彩，对人性的隐秘的部位的描写是他的弱项，所以蒋子龙笔下，没有什么动人的爱情，爱情在蒋子龙看来，是从属于强势的男人的，男人可以顺手一抓就到手的。而柯云路则因为更年轻一些因而能够在此方面有着更为抒情的发挥，从而在《新星》里设置出一个三角恋爱，足以撑起整个小说对当代中国现代的精准再现。后来柯云路索兴抛开了对现实中国的探索，转而提取了前作中的爱情主线，专门衍生出了后两部影响力严重弱化的《夜与昼》《衰与荣》，但如此一下滑，便使柯云路从此滑出了对现实正视的轨道，滑入到歪门邪道中，转而与大气功师狼狈为奸，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与才华，也使自己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一个碰不得的人。在近日评选出来的改革开发四十年四十部文学作品中，柯云路竟然被忽视得如此一干二净，背后的原因，正是后来他有段时期悖离了基本的“政治正确”的缘故。
在中国文学界，“青天”文学几乎受到所有的评论家的打击，这原因是因为评论家整天关在书斋里，只会按照书本上的框框条条去套用中国的现实，所以，评论家对那些是凡不符合他们的框框条条的文学现象一律一棍子打死。柯云路对此曾经很无奈，他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大多数评论家不了解中国。而实际上，《新星》受到大众的欢迎，正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入木三分的深刻把握与纵深提炼。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络、阳奉阴为的*场官**博弈、范进中举般的*场官**变态，都在柯云路的笔下，作了史无前人的描述。而这一切，在没有“*场官**文学”这一体裁能够容忍之前，就必须在上面安置一个“青天”来镇住，这样小说里就必须出现一个名叫“理想男”的“李向南”，而评论家只看到李青天身上的“青天”符号，却没有看到小说背后与下面覆盖着的对中国现实的栩栩如生的映射。
柯云路本来有可能对中国的现实写出更为深刻更为宽广的宏编巨制，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国式的“人间喜剧”，但他与他的师傅蒋子龙都没有走到这样的一个制高点，被寄寓厚望的中国作家，总是在半山腰上突然中气尽泄，功力丧失，掉下山涧，令人扼腕叹息。
这里硬塞一下周梅森。很难找到周的位置，他早期写民国的*队军**的倾轧而引人注目，而他涉足这一题材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身处的徐州向来是军事重镇，历史与现代的重大战事都在这里发生，使他很容易触碰到这样的素材，而萌发爆发性的写作，而这种倾轧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对中国现实存在的熟稔，所以他的民国的小说，却能够在当代人那里读得津津有味。就在人们认为他可以无限提升对一个集团的深刻而通透的描写质量的时候，他突然改弦易辙，写主旋律题材了。早期的作品，非常的幼稚，他就像*革文**小说那样，确定一帮好人，再对应出一批坏人，然后让好人无限地好，坏人无限地恶。在他写出了一大堆让评论界欲说还休的
应景作之后，终于在《人民的名义》里重新凸显了他的对社会的认知深度，而这部作品的轰动一时，也只有柯云路的《新星》差可比拟。
五、梁晓声的知青文学
都以为梁晓声是一个正宗的知青，实际上，梁晓声早就脱离了知青经历，在*革文**期间就到大学里去学习了（1974年被兵团推荐到复旦大学学习文学创作，何等幸运）。后来他俨然成为知青代言的代表，但是这只能说，他有了一段在大学里的学习经历，使他更加游刃有余地掌握了充实的文学功力能够把他短促的知青生涯里的感受，转化成文学作品罢了。他入选四十年最有影响力作品的《今夜有暴风雪》表现的是知青时代即将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英雄主义的回光返照，而这一段经历是在城里学习的梁晓声根本没有实际体验的，但是他的想象与文学的功底弥补了他的真实生活的不足，实际上，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想象，而现实储存的丰厚，并不是成为作家的最终必然条件。
梁晓声之所以能够在知青文学里脱颖而出，与他的俄苏文学的修为与积淀有着深厚的关系。北方作家因为地靠俄罗斯，更容易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天生的忧郁气质，水乳交融地融化到梁晓声的字里行间，码实了梁晓声的文字力度。叶辛也算是当时的一个较为知名的知青作家，但是他的《蹉跎岁月》里的文字力道明显不足，与梁晓声稍逊一筹。作为上海的作家，要与梁晓声那种直接承继自俄苏文学的轻柔绵长的力量，一绝高低，的确不是对手。然而，脱离了知青文学的天旷地远的自然风情的陪衬，回到家长里短的凡俗生活，梁晓声一直没有找到“一地鸡毛”的那种淡泊与宁静，所以梁晓声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让他的英雄主义情怀在现实空间里找到新的生长点，多少年后，他还是要回到他的容纳了他的青春想象的知青题材里去重新梳理一遍那个永远保持着青春的生活，近作《知青》就是他的这种写作倾向的必然还魂。
继梁晓声之后最成功的知青文学要数《狼图腾》，作者的语言与梁晓声的师承是一样的，都是前苏联的文学风范。《狼图腾》直接袭仿了前苏联晚期最为著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死刑台》，为什么作者要抛弃对人事的描写，而要着重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原因，只能说还是受到了前苏联此类作品的影响。关于人事的知青文学，早有梁晓声这样的大手笔写得汪洋恣肆，实在找不到能够再花言巧语的空间，唯有在冷门空缺的人与自然这一中国文学向来不注重的时空里找到腾挪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作者姜戎在他同时代的作家群中声誉并不好，他的知青队友包括他的前妻（他的现妻是张抗抗） 为了揭露姜戎的低劣人品，分别写出了《羊油灯》《落荒》等小说，但这些小说仍然沿袭的是梁晓声的作法，侧重展现包括知青阶层中的那些踩着别人肩膀上的投机取巧分子这类人事纠葛，当然矛头直指姜戎，但这种耳熟能详的人情世故的好坏优劣，早已在梁晓声小说里作了力透纸背的描写，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由此突显出姜戎另僻蹊径走上了一条描写人与自然相冲突为主题的小说实为聪明之举，进而奠定了《狼图腾》作为新知青文学的一种胜出策略的范本所在。
六、张贤亮的牢狱文学
张贤亮之前有丛维熙的大墙文学，但丛维熙的文学更接近于通俗文学，缺少对心灵的深度挖掘，所以张贤亮后来居上，丛维熙倒被遮掩得无声无息了。
现在人们总以为张贤亮过去坐劳改的时候，苦大仇深，实际上，在*革文**期间，张贤亮就有过一段脱产的政治化写作时间，曾经作过地方剧团的编剧，参与过在当时的环境下，明显地属于美差的创作组吃喝玩乐岁月。——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改革开放后写出惊世骇俗作品的作家，都是从*革文**起步的。包括自称在*革文**期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巴金，也写过一篇文通理顺、形象生动、活灵活现的政治檄文《孔老二的罪恶一生》，至今仍然有这篇文字的拥趸无数，也可能是描写孔丘的最生动的一篇传记，把孔子一生中最落魄的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王蒙直接把自己在*革文**期间的小说拿出来重印，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茅盾文学奖，令人啼笑皆非。如果这样的话，浩然的《金光大道》在全部出齐了四部曲的时候，是否也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呢？
如果没有*革文**期间的对文字的历练（包括他还写过歌功颂德的人物通讯），张贤亮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立刻恢复到如此纯熟的文学写作功力。
这一点，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含沙射影地对以张贤亮为原型的这类以苦难作为炫耀资本的作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深刻揭露，讽刺了这类男人，不过是把自己的痛苦，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台阶，彻底地打破了张贤亮在自己的文本中塑造出的一个顶天立地、有情有义、旋晕无数文学小姑娘的神话。
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几乎与王安忆呈现出惊人南北对应的北方女作家铁凝在《大*女浴**》中也对张贤亮大开杀戒。当年，评论家白烨告诉张贤亮，《大*女浴**》这一本书专门是写你的，吓得张贤亮面无人色，幸好铁凝还是温柔敦厚的，张贤亮看过之后，松了一口气，毕竟女性攻击男人的道具里没有性这一必杀技——当然，如果女性用上了“性”这一核*器武**，那么，这个女人便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著名的“女杀手”木子美姐姐之所以能够让男人闻风丧胆，就是因为她让女人的性作为攻击对手的独门暗器。而铁凝显然不会像木姐姐那样没有底线，张贤亮在《大*女浴**》里顺利过关。
两位女性作家，都对张贤亮利用文字制造的苦难从而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进行了凌厉的鞭打，毫无疑问，这改变了张贤亮之后的写作风格，他再也没有延续《绿化树》中为自己贴金的那种神圣化描写了，而在《习惯死亡》中，他已经彻底地向“*化丑**自己”或者叫“还原自己”这一个维度缴械投降了。
实际上，按照过去张贤亮的雄心勃勃的打算，《绿化树》系列是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但是这一系列在跟进着出了一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便戛然而止，正反映出张贤亮的苦难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他人的伤害被文学圈里更多的亲身经历者与旁观者识破这个原因。
张贤亮遣词造句上的功力，固然是他早期的牢狱文学名震一时的原因，但是，他在中国文学里，插入许多国外的文学典故并融入主人公的心理流程也是他的文学文本能够给人一种非常洋气而超前的先锋意味的原因，而这对于文学女青年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强大的*伤杀**力的。铁凝在《大*女浴**》写到了此类男人的诱惑女性的魅力所在。但是，当女性入彀之后，便成为张贤亮的炫耀资本，这也是他的文学的讨厌处，他在《习惯死亡》里毫无顾忌地描写女性*处私**干燥而无润泽的身体化写作，令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至少贾平凹还知道在这里用格子遮羞一下。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来读《绿化树》，依然能够被作者的行云流水、连绵浩繁、夹杂着洋化典故的文字描写而深深地折服。他的文字风格，接近于张承志，梁晓声，朱春雨，朱苏进，都是沿袭了欧化的小说风格，长于理论说教，热衷于起承转合的煞有介事，气势磅礴，柔中带劲，一气呵成，在莫言出现之前以推崇欧化小说为最高典范的时代，的确是难有望其项背者。张贤亮与上面所列举的欧化小说的成功中国化作者不同的是，在张贤亮的文本里赤裸裸地蕴含着对女人身体的荷尔蒙系数相当高的性趣，前期作品里，他掩藏的很深，而随着他的个性越来越彰显，这种性趣跳上了前台，也毁灭了他的写作，《习惯死亡》虽然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作品，但是却令人难以卒读，更让书中涉及的当事人，不愿意看到里面被张贤亮肆意地妖魔化的描写，由此反映出张贤亮早年其作品中的适可而止的风流蕴籍已荡然无存。
七、贾平凹的意淫文学。
贾平凹在写出《废都》之前，一直在随着文学大潮而沉浮不定，他就像西方寓言中的那只蝙蝠一样，哪一个大潮汹涌，便朝哪一个汛头尾随而去。他早期作品只是今天文学刊物里用作填充版面的可有可无的清新小插曲，但在这些小断章中他就已经显示出了对女性的兴趣，不过那时候，他把女人表现出水一样的风采，这与张贤亮的嬗变有一点相似，是凡在早期作品里，对女人表现出兴趣的作家，总会有一天会洪水猛兽般地描写女人。
贾平凹不断地改换风格，以挤身各个流派的文学平台，寻根文学兴起的时候，他写寻根，莫言走红的时候，他模仿莫言写土匪，他身上乡村与城市的阴阳水地位，使他能够在各种大潮面前左右逢源，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在中国文学界的末尾地位，直到《废都》出现。
《废都》的空格无疑像围棋中的“眼”一样，激活了他整个一盘棋。之后，贾平凹俨然成了大师。因为那些空格给人无尽的想象力，就像《红楼梦》残缺不全，但却可以把所有的美誉都献给曹雪芹而日臻使这部作品成为超凡脱俗之作。
获得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部影响力作品的《浮躁》可以看出，贾平凹在采取《废都》式写作之前，面对现实主义题材时的空洞与乏力。整个小说里只是一个报纸编辑的思想广度，用一个记者的角度描摹社会与人生，无疑决定了这个小说是浅显的，而同时期的蒋子龙对社会的纵深描写，已经涉及到复杂的人心深处，贾平凹与当时的正面描写改革题材的作家相比，给人的感觉是根本不知社会是何物。而在《废都》中，贾平凹索兴放弃了对社会作出深刻性的再现努力，索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意淫”之上，从而暗度陈仓，攻下了他的创作制高点。
由于贾平凹多变的写作倾向，我们很难把他归类到哪一个流派，他可以被归到莫言的土匪一派，也可以归类到韩少功发起的寻根派，但是，他的真正标柄千秋的作品是《废都》，所以还是把他归之于“意淫派”比较适宜。
这里可以适度地延伸一下，陕军作品里有一种共性的“意淫”倾向。当年在九十年代发生的文学界惊世骇俗的“陕军东征”的壮举，可以看出，陕军的兵出奇峰的*器武**，就是“性”。《白鹿原》是陕军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在这一部作品里，同样可以看出“意淫”的大幅度存在，在小说里的所有的涉及到性事的描写中，都烙印着作者非常感兴趣的从同一部位，也就是“腚”上下其手的动作习惯，里面的各种场合的欲望类的动作描写，作者都是千人一面地是从“腚”下手而包抄上前的。这种不断同义反复的描写，竟然引来万众狂欢，是否暗示着为什么这部小说有着那么多的粉丝可能恰恰是基于这个原因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答案。所以，《白鹿原》整个小说的主体论调撇开不谈，仅就里面的非健康段落的描写，就完全可以划入到“意淫”一派中去。
八、徐怀中的军歌文学。
莫言一直称徐怀中为老师，但莫言写的不是军旅文学，他立志写出军人的“地瓜”味，莫言实际上与他的老师分道扬镳了。
但徐怀中有他的传人，这个传人不是莫言。而军歌文学的新时代代表如果向上追溯，还是要碰到徐怀中的表现自卫还击战的小说。
与李存堡声嘶力竭的在《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风格完全不同，徐怀中在他的军事文学中降低了慷慨激昂的力度，即使在对越战争的题材中，他也以难得的悠闲心态与宽容态度来描写这一场局部战争，并将他的小说命名为《西线轶事》。战争似乎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个背景，他能摘取的只是战场上的一片野草闲花。
而他的这种写作策略，可以说为后来的军事作家所采取。比如徐贵祥的《弹道无痕》同样关注的是“无痕”的军事存在。这使得中国的军旅文学一直关注的是和平年代的军人的命运与责任问题。
而这种隶属于军人的心灵颤动，很难在广泛的世俗社会引起共鸣。这方面典型的作家是朱春雨，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投笔从军，加入了二炮的写作团队，当时部队对他特别照顾，吩咐把所有的隐秘基地都向他开放，他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导弹部队的精神世界作品，但是最后他还是感到这里难以显现出他的身手，转而回到他的东北去写他的满族故土的乡俗小说。
朱春雨也正是出于文学界对他的文学的低估，而重新离开了军事文学的力场，去寻找文学圈感兴趣的人性与历史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四十部影响力作品中，除了《高山下的花环》之外，没有一部军事文学入选，正说明军事文学的一种奇怪的尴尬。
与此相对应的是，却是民间兵器爱好者对军事文学的想象与加盟。《亮剑》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品。而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文学作家，后来都一古脑地转战剧本创作，如朱苏进当了历史剧的编剧，江奇涛为《亮剑》锦上添花，而简嘉成了一个专业编剧，参与过编剧《中国维和警察》等。为什么会这样？徐怀中最初奠定的改革开放军事文学基调功不可没，但是否也让这一条回避战争的本身而注重边缘的寻常人生使这一条路径越走直狭窄呢？
九、蒋子龙的改革文学。
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主帅，可以说他限定了改革文学的内涵，就是《乔厂长上任记》的大刀阔斧的上任风格。
蒋子龙的伟大之处，是他笔下能够创造出一群震得住社会弊病、并能够开出至少从文字上看上去算是立竿见影见效药方的人。他笔下的人物一出山，总是指点江山，扫清群孽，后来发展下去，到柯云路手里，就成了“青天文学”，再之后“青天”退隐，就成了王跃文的“*场官**文学”。
蒋子龙先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开刀，然后扫向了社会，他总是在城市的复杂空间里，塑造出一个评书中的横刀立马的英雄，显示出他的一种对城市的居高临下的强大气势。而绝不会有贾平凹笔下的城市中“废都”倾向。
这种气场逐渐上扬，到了《开拓者》里，他已经把国务院副总理纳入到他小说里的角色了，并且用大段地对副总理的倾诉性描写，把副总理的尴尬性存在凸显在读者面前，从这一趋向，显现出作者正在向更广大的中国政治层面小心翼翼地探出他的描写性的触手，可以说，此时的蒋子龙具备了即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最权威的表述者的迹象了。
然而，蒋子龙后来却激流勇退，放弃了他如鱼得水的城市，转战乡村了。而农村是他的熟悉的领地吗？这是浩然的地盘。但蒋子龙在农村里的作为，其实还是他描写城市小说那一套手法，依然表现出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改变与抗衡。为什么有这样的从城里到乡下的巨大反差？也许只有请蒋子龙先生自己作答了。
当年他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最透彻了解的一个作家，却最终湮没无闻，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是作者的自己的功力不够，无法再向上作出攀升的跃迁，还是他受制于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再作出文学的判断呢？
十、张承志的硬汉文学。
很难定义张承志的文学流派。只能从他早期的作品，将他定性为硬汉文学吧。这种硬汉，包含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男人的拯救情结与显摆情结，拯救情结表现在《黑骏马》中，里面对那个被摧残女孩的哀怜与渴望拯救的情怀如此之强烈，使这部小说弥漫着一种将怜香惜玉以一种壮怀激烈方式呈现出来的动人心魄意味，而《北方的河》里一个男人在另一个女大学生面前的拿腔拿调的深沉作秀，也多少暴露出张承志文字装酷背后的一种着意强化雄性意志的硬汉动机。
《黑骏马》电影剧照
但是，他似乎在凸显完这两个硬汉的最主要的力场之后，后劲却严重不足，到了《金牧场》里，他不知怎么的模仿了莫言的简短的语调，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文字优势，而小说里更多渗进了当时日益流行的玩世不恭的语调，终于使这部作品成为作者自己也认为的失败作品。——对莫言语言的模仿与对王朔语调的迎合，使我们看到的是王朔与莫言在八、九年代文学中的耸动人心的不二地位。包括梁晓声也受不住莫言语言的魅力，在《雪城》下部的语言叙述上改弦易辙，用起了短句与意象化写作，抛弃了上部的严谨的欧化风格，导致了这部小说上下部文风完全不一致，从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莫言对中国文学界的巨大冲击。像张承志与梁晓声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都要被莫言裹胁进去，那么，那些后来的作家，还有谁能够坐怀不乱呢？苏童模仿莫言从意象到意境如“小红马”“马蹄”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莫言的效法与偷艺。
张承志后期一意地硬下去，也就淡出了文学圈，使得他之后的影响力越来越淡化。
十一：韩少功的寻根文学。
韩少功本来是湘军的传人，改革开放初期，湘军凭着天遥地远却能够映射时代风云的捕捉点而异军突起，占据了半壁文学的河山，今天《芙蓉镇》仍可以视着湘军战绩的孓遗。而同时期的苏军，还不成阵势。但是韩少功提出了寻根文学，却最终瓦解了湘军，也使他与湘军分道扬镳。
韩少功的寻根文学的提出，可以说是蛊惑了半个文坛。王安忆、莫言、贾平凹都加入了寻根文学的战阵，可以说寻根文学是八十年代最轰动、参与作家最多的文学思潮。
改革开放四十部影响力作品中，忽视韩少功的存在，是令人难解的。至少韩少功的《爸爸爸》值提一提，阿城《棋王》却榜上有名，真的要为韩少功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