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历史#

文化习俗作为特定民族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各自长期的历史变迁和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柔然的文化习俗，包括其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婚姻习俗、姓氏、语言文字、原始信仰与宗教等多个方面。

第一节 衣 食 住行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生产方式“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特点，使他们形成了多“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 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生活方式。柔然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特点，决定了其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必须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一、饮食、服饰和发式

自见诸文字记载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皆“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书记载，敕勒“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

据此，则同样过着“逐水草畜牧”的游牧生活，并且主要畜产与敕勒诸部基本相同的柔然，在饮食、服饰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亦当与敕勒大体相同， 即“衣皮食肉”。柔然牧养的马、牛、羊、驼等牲畜的肉乳皮毛，皆可为其提供衣食之资。5世纪以后，柔然汗国与周边民族和政权存在着比较广泛的经济联系，并且随着对西域部分地区的逐渐控制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域外民族或政权的经济交流也日趋兴盛。于是，不少柔然贵族的饮食和服饰日渐丰富。但直到柔然汗国晚期，“衣皮食肉”的服饰特点和饮食习惯，仍然是多数柔然人的主要生活方式。

据《北史》记载，直到6世纪20年代，北魏宗室元孚仍将柔然视作“皮服之人”， 并向朝廷提出， 对柔然“宜从俗因利，拯其所无⋯⋯乞以特牛产羊， 糊其口食”，认为“畜牧繁息，是其所便， 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后元孚“持白武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朔二镇间”被阿那瓌所拘，“日给酪一升，肉一段”。可见，此间柔然的饮食习俗受其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业为重要辅助性生业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仍多“食肉饮酪”。

然而，“淀粉类食物也是游牧民族食物结构中不应该缺少的重要部分”。因此，柔然社会不仅存在着少量的农业，甚至有时还会通过掠夺或交换的形式获取其他地区的农产品，或凭借其对部分绿洲农业区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来获取农产品。据《北史》关于北魏曾赐予柔然“新干饭”“麦麨”“榛ward”“粟”“麻子干饭”的记载，可知柔然并非全然不知“粒食”的所谓“蛮荒之人”，而是在“食肉饮酪”之余，亦会食用一些淀粉类食物。只是由于政局不稳，柔然人所需的淀粉类食品经常“无法得到正常供应”。

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在利用马、牛、羊、驼等牲畜的肉乳皮毛作为主要饮食资源和衣饰原料的同时，还会通过狩猎的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衣食之资。民族学田野调查成果揭示，狩猎是游牧民族在食用畜肉之余，用以获取额外肉食资源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既然柔然人的生活方式以“衣皮食肉”为主，则其必然熟识烹制肉食、熟皮子以及缝制皮服的技术。史书记载，柔然在与南北朝诸政权交往时，常以狩猎所得野生动物毛皮及其制品作为“方物”“贡品”。

柔然人的服饰即深受其从事狩猎活动的影响，以“小袖袍，小口袴， 深雍靴”为主。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 长勒靴，有鞭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

可见，北方游牧民族服饰中的“窄袖”“长勒靴”特征便与从事狩猎有关。尽管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曾明令禁穿鲜卑服饰，但是， 北魏后期至东魏北齐时期，由于六镇军人势力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原政权的实际操纵者，社会风气又出现了强烈的鲜卑化倾向。所谓中原衣冠“乃全用胡服”，当与此不无关系。《梁书·芮芮传》关于柔然服饰特征的记载，正与沈括所述利于“驰射”的“胡服”相合。装束利于“驰射”虽不无适应骑兵作战的意图，但也不能否认一定程度上应与其为柔然从事狩猎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关，况且狩猎活动本身也兼具训练士卒的目的。

应该指出的是，柔然服饰事实上并非全然“皮服”。柔然汗国建立后，在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上部分节点的同时， 还通过假道吐谷浑的方式与南朝建立了联系。另外，柔然汗国在与北魏发生军事冲突的同时，有时也遣使“朝贡”，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柔然贵族亦不乏布帛绢丝制服饰。南齐武帝萧赜(482—493年在位)时期，史书已有关于柔然方面曾向南朝求取“织成锦工”的记载。

此外，《梁书·芮芮传》亦载有柔然人“衣锦”的历史。《梁书》成书虽晚，但撰述过程中却参阅了大量梁、陈时期修撰的旧史，内容应属可信。查南齐永明六年(488)以后，柔然扶植的阚氏高昌政权亡于“高车国”，柔然汗国与南朝方面的联系一度断绝，直到梁天监十四年(515)以后才因麴氏高昌根据柔然与“高车国”势力的彼此消长而依违于两者之间得以恢复。

则《梁书·芮芮传》所载应即6世纪初以后的史事，与元孚所处时代相去不远。可见，尽管柔然以“皮服”为主，但5—6世纪的柔然贵族中应有不少“衣锦”者。20世纪20年代，今蒙古国境内土拉河流域发现的柔然时期贵族墓葬，以及2014年发掘的今蒙古国和日门塔拉IA-M1墓葬均有丝织品出土，亦为柔然时期草原游牧社会存在和使用丝织物提供了实物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柔然服饰具有与中原衣冠“右衽”迥然不同的“左衽”习俗，并且发式也同中原地区的“束发”样式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发式是古代民族的重要外部标志之一。一般来说，乌桓、南支鲜卑及其后裔等东*系胡**民族的发式多为髡发，而北支鲜卑及其后裔的东*系胡**各族则多为索发。索发即披发，是拓跋鲜卑及作为原蒙古人的室韦一达怛人等东*系胡**民族的共有习俗。《北史·西域传》称柔然“不绊发”。“不绊发”即“不辫发”，即“披发”，表明柔然在发式上同与之存在渊源关系的拓跋鲜卑趋于一致。

但需要指出，柔然为东*系胡**鲜卑后裔，拓跋鲜卑与柔然起源存在着密切关系的说法，主要是就其统治贵族郁久闾氏而言的。事实上，从4世纪以后形成的柔然部的人口构成情况来看， 其民族成分已经相当复杂，而5—6世纪中叶雄踞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柔然汗国，更是一个以柔然为主体的包括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在内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因此，柔然可汗治下的百姓可能并非全然“披发”，或亦不乏南朝史书所载之“编发”即“辫发”者。

二、居住和出行

史书记载，柔然“以毡帐为居”、“所居为穹庐毡帐”及“以穹庐为居”。“穹庐毡帐”作为一种居住方式，在草原游牧社会历来备受青睐，并非柔然所独有。事实上，从柔然见诸史乘以前的多个世纪开始，匈奴、乌桓及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即咸以“穹庐”为居，柔然“以穹庐为居”的居住方式“与历代蒙古草原诸民族并无差别”。《汉书》颜师古注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可见，穹庐、毡帐所指相同，只是前者是在述其形态，后者则是就其材质而言的。柔然以“穹庐毡帐”为居，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技术水平、内外环境及蒙古高原的地理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穹庐不仅搭建起来快速、高效，而且便于拆卸和携带，适于“逐水草畜牧”的游牧民居住，而建造房屋、宫殿和修筑城池，却是难以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前文已证，柔然经济以草原游牧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亦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量牲畜及猎物的毛绒资源，为柔然大规模制造穹庐提供了原材料；制毡、金属冶炼和木器制造等手工业技术，则为制造穹庐提供了技术保证。其次，历史上的草原游牧社会战乱频仍，时常出现局势动荡的局面， 迁徙移动能力的强弱与否，对于部落乃至政权的兴衰存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上，北魏*队军**曾多次深入漠北寻求与柔然*队军**决战之机，但柔然大多数情况下能够避其锋芒，令魏军无功而返，或魏军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亦未能消灭柔然可汗庭，很大程度上即与柔然“所居为穹庐毡帐”，具有很好的机动性，移动起来比较轻便的特点不无关系。另外，蒙古高原气候寒凉、风力强劲，穹庐多以牲畜或猎物毛皮为主要原料，具有较好的防风保暖效果。

穹庐尽管是柔然的主要居住形式，但他们却绝非全然不筑城以居。史书记载，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柔然“始破丁零， 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据此，则柔然修筑城池的历史当始于6世纪初豆罗伏跋豆伐可汗丑奴擒杀“高车国”主弥俄突以后。

殊为可惜的是， 木末城所在及其存续的时间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松田寿男认为，木末山即突厥击破邓叔子所在之“木赖山”，并进一步指出：“假如可以承认木末即木耒、木来，那么便可以认为木末和木来乃系同一个外族语言所讹写之别字。”但松田的观点却是难以成立的。首先， 木末系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鲜卑语本名，该城系仿北魏平城而筑有据可查。其次，来、赖、耒虽然同钮，但来、赖用韵与耒差异显著，认为“木末”与“木来”是“同一个外族语言所讹写之别字”缺乏说服力。

牲畜的肉乳皮毛在为包括柔然在内的草原游牧民族提供衣食之资的同时，畜力还能为他们的出行提供便利。特别是马、牛、驼等牲畜，不仅可供骑乘、驮运，“还可作为动力来挽车”。

由于柔然牧养的牲畜数量众多、畜群规模庞大，加之在对周边民族或政权的战争中亦常虏获大量牲畜，故而骑乘牲畜或将之用来驮运货物之事屡见不鲜。虽然柔然骑乘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但牛、驼等牲畜有时亦会被用作骑乘或驮运货物的工具。例如，《北史·蠕蠕传》所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焘在与崔宏的对话中，即言柔然“每来抄掠，驾特牛奔遁”。

此外，柔然用作出行的交通工具还有车辆。《北史·高车传》称敕勒“乘高车，逐水草”，且生产生活方式“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据此，可知柔然部众应亦能制造和使用车辆从事游牧活动，只是车轮的高度和辐数与敕勒的高轮车有所差异。史书记载，柔然可汗阿那瓌执元孚后， 曾将之“载以韫车”。曹永年据此认为，“迁徙以车，北方民族类皆如此。唯柔然似乎还常以车为家”，元孚被阿那瓌所执以后即“饮食起居皆在车上”。

第二节 婚 姻

婚姻是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缺乏对柔然婚姻习俗的直接记载，致使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相对比较薄弱的状态，相关成果寥若晨星。但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对柔然与周边民族或政权的“和亲”，以及部分柔然人物婚姻等相关问题的记载，却能够相对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柔然婚姻习俗的主要内容，进而探讨其基本特征。总的来看，柔然婚姻习俗包括交换婚、多妻制、收继婚等内容，并且具有在婚嫁中比较重视彩礼、嫁妆和门第的特征。

一、交换婚

交换婚亦称“换亲”，是指当事双方出于某种目的相互迎娶对方女性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的现象。交换婚不仅可以在两个家庭或家族之间进行，有时也可能会在两个政权之间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柔然在与中原王朝及诸割据政权的交往中，曾多次出现具有交换婚性质的政治联姻，这是此间柔然贵族婚姻习俗的一个重要特征。

东晋义熙七年(北燕太平三年， 411)， 柔然蔼苦盖可汗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北燕贵族冯素弗等以“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表示反对，但冯跋却认为“女生从夫， 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遂许之，并“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送其女归于蝚蠕”。

乐浪公主冯氏生平不详，但从前引《晋书·冯跋载记》所载冯素弗等就斛律要求迎娶乐浪公主事所发表的议论可知，乐浪公主应非“宗女”或“妃嫔之女”，而是冯跋的嫡女。北魏神瑞元年(414)，斛律再度“与冯跋和亲”，但与此前斛律迎娶冯跋女为妻截然不同的是，此次政治联姻的方式成为“跋娉斛律女为妻”。然而，在此次和亲尚未完成的“将为交婚”之际，斛律即在内讧中失去汗位，“与女俱嫔于和龙”。斛律至北燕，冯跋将其“馆之于辽东郡，待之以客礼”，并根据此前确立的婚约“纳其女为昭仪”。斛律与冯跋互为翁婿式的交换婚的实质，是柔然与北燕出于共同对抗北魏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目的，用来强化双方同盟关系的一种手段。

斛律失势后，冯跋仍能履约纳其女为昭仪，应与斛律仍在柔然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北燕尚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不无关系。此后，斛律宣称自己返回漠北后“国人必欣而来迎”，冯跋遂“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骑三百送之”事，即此明证。

柔然在立国于漠北以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与北魏处于敌对状态，双方战事不断， 鲜有使者往来。北魏神廌二年(429)， 太武帝拓跋焘大败柔然于漠北，致其“部落衰弱”，一度缓解了柔然对北魏北疆地区的军事威胁。5世纪30年代初，北魏因致力于完成对黄河流域的统一无暇北顾， 柔然则试图通过全力经略西域来恢复国力，于是实现和平成为双方共同的迫切需求。在这种局势下，北魏主动开始向柔然示好。《北史·蠕蠕传》记载，北魏“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逻者二十余人”后，拓跋焘“赐之衣服，遣归”，使“吴提上下感德”，遂有神鏖四年(431)柔然“遣使朝献”事。查《魏书·世祖纪》“蠕蠕国遣使朝献”之事在是年闰六月乙未，则北魏方面开始转变先前对柔然以军事征伐为主政策的时间应不晚于此。以后的数年时间里，双方使者往来不断。延和三年(434)二月，拓跋焘“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拓跋氏与郁久闾氏之间的政治联姻早已有之，但直到此时北魏才真正与柔然汗国之间实现和亲。囿于相关文献史料的匮乏，北魏西海公主生平已经难以稽考，但据前引《晋书·冯跋载记》所载冯素弗“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等语，可推知其应为北魏宗室女子。至此，具有互换家庭或家族女性成员为妻的交换婚性质的政治联姻，在柔然与北魏的和亲中再度呈现出来。

６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具有交换婚性质的政治联姻在柔然贵族的婚姻中仍有所体现。史书记载，“蠕蠕屡犯北边，文帝乃与约，通好结婚”，于是“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女称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瓌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根据《北史》的记载，可知元宝炬此番和亲所迎娶者系柔然可汗阿那瓌长女。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元宏诏改拓跋氏为元氏。

元翌女既拥有肩负西魏与柔然和亲使命的资格，并被赐予“化政公主”封号， 则其应为西魏“宗女”。

东魏方面以张徽游说阿那瓌时，言西魏“妄以疏属假公主之号， 嫁彼为亲”，并表示柔然若与东魏结盟，“当以天子懿亲公主结成姻媾”，即可证此。尽管“化政公主”已属西魏皇帝的“疏属”，但这种阿那瓌弟塔寒迎娶西魏“宗女”和元宝炬迎娶阿那瓌长女的政治联姻，客观上依然具备交换婚的性质。西魏与柔然具有交换婚性质的和亲，事实上就是北魏分裂以后，东、西魏统治集团出于借助柔然势力巩固政权并削弱对方的目的，遂“竞结阿那瓌为婚好”的反映。

二、多妻制

社崘在创建柔然汗国前后，曾先后两次与后秦姚兴和亲。东晋元兴元年(402)，姚兴“立其昭仪张氏为皇后”，义熙八年(412)复又“立昭仪齐氏为皇后”。可见若双方婚姻为交换婚或两次和亲都以姚兴为婿，皆可证姚兴多妻，且其妃嫔中有来自柔然的郁久闾氏和亲女性。史载，社崘子社拔曾于北魏神瑞二年(414)与步鹿真“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则社拔应出生于社崘与姚兴首次和亲以前。若此次和亲以社崘为婿，可知社拔母应非后秦和亲公主。若两次和亲皆以社崘为婿，则亦可证社崘多妻。可见，至晚于4世纪末5世纪初以前，柔然上层社会即已认可并实行多妻制。5—6世纪中叶，多妻制在柔然与周边诸政权的政治联姻中多有所体现。

查斛律自北魏永兴二年(410)即位，至神瑞元年(414)被步鹿真等放逐，在位时间约为四年，则北魏神瑞元年(414)与冯跋“将为交婚”的斛律女必然不是三年前斛律迎娶的北燕乐浪公主所出。前文已证，乐浪公主系冯跋嫡女，则其应为冯跋正室所出。史书记载， 北魏永兴元年(北燕太平元年，409)冯跋“自称大燕天王”，“立妻孙氏为王后，子永为太子”。可见，冯跋在纳斛律女以前即已经立后并且拥有多位妃嫔。

冯跋纳斛律女后封其为昭仪而非皇后，亦此明证。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纳吴提妹为左昭仪以前，也已立有皇后并拥有多位妃嫔。《北史》记载：“太武皇后赫连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文成初，崩，祗葬金陵。”北魏*队军**攻克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子)及拓跋焘立赫连氏为皇后事分别在始光四年(427)、延和元年(432)，则拓跋焘纳赫连氏姐妹为贵人事在迎娶吴提妹以前。又据《魏书·恭宗纪》“恭宗景穆皇帝讳晃，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母贺夫人。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立为皇太子，时年五岁”，可知拓跋焘纳拓跋晃生母贺氏之事亦在其迎娶吴提妹以前。

斛律迎娶北燕乐浪公主、冯跋纳斛律女为昭仪及拓跋焘纳吴提妹为左昭仪等史事，表明柔然男性贵族多妻，而且认可贵族出身的女性与他人共侍一夫的现象。北魏分裂后，柔然可汗阿那瓌分别将二女嫁予先前已有家室的西魏文帝元宝炬和东魏权臣高欢，亦可证此。另外，据《北史·蠕蠕传》记载，兴和三年(541)东魏兰陵郡长公主嫁阿那瓌子菴罗辰，四年(542)柔然又以邻和公主嫁高欢第九子高湛。前文已证，邻和公主为菴罗辰女，前往东魏和亲时年仅八岁。可见，菴罗辰多妻， 且迎娶邻和公主母较东魏兰陵公主为早。菴罗辰与兰陵公主的婚姻，虽然是柔然与东魏处于各自的政治需要缔结友好关系的结果，但阿那瓌在菴罗辰成婚已久的情况下仍然向东魏皇室为其“请婚”，却也能够从另一侧面揭示其时柔然贵族仍实行多妻制的现象。

厭哒在历史上曾一度役属于柔然，但至晚于5世纪末6世纪初，“号为大国”的恹哒已“与蠕蠕婚姻”。北魏正光二年(521)，柔然弥偶可社句可汗婆罗门“为高车所逐，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但由于“呎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也”，遂又“与部落谋叛恹哒”。由婆罗门三姊妹皆为吠哒王妻可知，6世纪以后，柔然上层社会不仅仍然认可和存在多妻制，并且郁久闾氏贵族女性有时亦不免因服从家族或政权利益而与姊妹或与其他女性共侍一夫。

三、收继婚

柔然社会盛行收继婚。所谓收继婚，又称烝母报嫂婚，是一种妇女在丈夫死后改嫁其兄弟或继子的婚俗。古代游牧社会的收继婚习俗由来已久，并且以逝者的兄弟收继寡嫂或儿子收继继母的形式为主， 鲜有长辈收继晚辈的现象。从现有资料来看，柔然收继婚“似乎显示， 长辈无权收继晚辈之未亡人，收继只能在未亡人与同辈或晚辈之间进行”，与突厥收继婚“唯尊者不得下淫”有一定类似之处。

据《北史·蠕蠕传》记载，豆崘遇弑后，那盖子伏图收继豆崘妻候吕陵氏，并生有丑奴和阿那瓌等六人。

候吕陵氏以豆崘未亡人身份嫁其从兄弟伏图，则他们的婚姻属同辈之间的收继，是收继婚的典型形态之一。一般认为，妇女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地位相对较高，不仅拥有继承亡夫许多权力和财产的权利，同时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得到自己所在家族或氏族的实力支持，因而收继婚的实质既是未亡人夫家防止权力、财产所有权流向其他家族或氏族的手段，同时是继续与未亡人所在家族或氏族保持既有姻亲关系的需要。从后来候吕陵氏能够绞杀丑奴的可贺敦是豆浑地万，并联合朝臣弑杀丑奴、改立新君等情况来看，她对柔然政局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而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可汗的姻族势力在政治上的反映”。伏图收继候吕陵氏，应与其觊觎候吕陵氏的权力和财富，同时需要和维持和候吕陵氏家族或氏族势力的关系有关。

东魏权臣高欢子高澄与其继母“蠕蠕公主”的婚姻，则具有典型的“父死，妻其后母”的特征。史书记载，在东魏兰陵公主与菴罗辰、高欢子高湛与菴罗辰女邻和公主成婚以后不久，高欢又“令杜弼使蠕蠕为世子求婚”，被阿那瓌回以“高王自娶则可”。由于高欢试图借巩固和进一步强化与柔然的姻亲关系来维护其对东魏政权的统治，并借此来牵制西魏方面，遂在尉景及娄昭君、高澄等“并劝请”的情况下，于东魏武定三年(545)正式迎娶了“蠕蠕公主”。

至于阿那瓌提议由高欢来迎娶“蠕蠕公主”，则不无通过借此制造血亲事实使东魏将来成为“外孙之国”和“宗法附庸”之意。《北史》所载“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娉，仍报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高欢在患病“不得往公主所”的情况下，仍要顾忌“秃突佳怨恚”，“自射堂舆疾就公主”，即此明证。高欢死后，子高澄烝“蠕蠕公主”， 并育有一女。

如果基于北方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传统来看，似可表明高澄收继“蠕蠕公主”之事使其在继承其父高欢权力和财富的同时，也继承了“蠕蠕公主”丈夫的身份。然而，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中原制度文化的传统。虽然高欢家族属鲜卑化的汉人，但据《北史·蠕蠕公主传》关于“神武崩，文襄从蠕蠕国法，蒸公主”的记载，可知这种做法并非东魏北齐时期河洛以东原北魏统治区内的既有风俗，而是柔然社会广泛盛行的婚姻法则。

高澄遵从“蠕蠕国法”收继“蠕蠕公主”，应与其试图安定北边，进而得到柔然方面的支持，以进一步维护和巩固高氏家族在高欢死后对东魏实际控制权的需要有关。《北史·齐本纪》记载：“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五年正月丙午， 神武崩，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据河南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高欢死后，东魏政局不稳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彼时东魏内有侯景叛乱带来的动荡，加之外有强敌西魏、萧梁的军事威胁，故而迫切需要稳定的北部边疆。如果能够继续维持并加强与柔然的姻亲关系，不但可保北疆安宁，甚至可以借柔然之势来牵制西魏。另据《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可知高欢十五子皆非“蠕蠕公主”所出。

高欢死后，柔然试图通过“蠕蠕公主”与高欢的婚姻将东魏演变为“外孙之国”和“宗法附庸”的目的即已落空；而“蠕蠕公主”如果能够根据“蠕蠕国法”再嫁高澄，则可使此目的来日可期。由此可见，高欢迎娶“蠕蠕公主”和高澄收继作为其“后母”的“蠕蠕公主”之事，与柔然和东魏高氏集团的各自利益密切相关；收继婚既为“蠕蠕国法”，则高澄以此法收继“蠕蠕公主”显然应该得到了柔然方面的允许和支持，甚至不无可能是柔然方面的主动要求。

柔然婚姻习俗还具有重视彩礼、嫁妆和门第等特征。柔然婚嫁，男方迎亲一般需要向女方交付聘礼，女方出嫁则备有相应的嫁妆。婚嫁的彩礼或嫁妆，多以马、牛、羊、驼等牲畜为主。贵族婚嫁，作为彩礼或嫁妆的牲畜数量较多，有时还会伴有随嫁人员。社崘与姚兴和亲时，曾向后秦“送马八千匹”；斛律女与冯跋“将为交婚”，有人曾提出过以大臣之女为媵的建议；元宝炬迎娶阿那瓌长女为后，柔然方面以车七百乘和大量牲畜作为嫁妆；阿那瓌为其子菴罗辰迎娶东魏兰陵公主，“奉马千匹，以为聘礼”。

平民婚嫁，彩礼或嫁妆所用牲畜数量应较此为少。另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首领土门向柔然方面请婚时，因突厥此前“为茹茹铁工”的身份遭到阿那瓌的斥责，成为此后土门起兵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的导火索之一。可见，柔然贵族耻于同地位低微的氏族或部落联姻，门第观念比较浓厚。

第三节 姓氏、语言文字、原始信仰与宗教

文献史料还记载了一些有关柔然文化习俗的其他内容，涉及姓氏、语言文字和原始信仰与宗教等多个方面。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更为清晰完整全面地认识柔然历史及其文化。

一、姓氏

史书记载，柔然始祖被拓跋部掳掠时年纪尚幼， 因“忘其本名”，拓跋鲜卑贵族遂根据此幼童“发始齐眉”的特征，给予了其具有“首秃”之义的“木骨闾”之名；由于“‘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后世子孙遂“因以为氏”。《魏书·蠕蠕传》称柔然为“东胡之苗裔也”。在东*系胡**民族早期的历史上，多有“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现象。

柔然可汗家族姓郁久闾氏，事实上就是木骨闾后裔以其名字为姓氏的现象。另据唐代编纂的《元和姓纂》记载，茹茹氏“其生蠕，为突厥所破，归中国”；“又蠕蠕入中国，亦为茹氏，音去声”。可见，茹氏和茹茹氏也是柔然人迁居中原后的常用姓氏。隋《郁久闾伏仁专志》(以下简称《专志》)称伏仁“本姓茹茹”，唐《忠武将军茹公神道碑》称茹义忠先世“在昔帝轩之裔，有控带绝， 拥据群雄，殆于斯万年，得茹茹之部”，则茹茹氏及“蠕蠕入中国”之茹氏，亦当有柔然郁久闾氏后裔。此外，北朝时期还有不少迁居中原的郁久闾氏后裔改姓闾氏的现象。

见诸史书及石刻资料的闾姓柔然人，有闾大肥、闾毗兄妹、闾炫、闾伯昇等。20世纪中叶，姚薇元曾根据《魏书的高宗纪》《皇后传》《闾毗传》等与闾毗兄妹事迹相关纪传的记载，指出“代郡闾氏， 本郁久闾氏，蠕蠕国主之后也”。另据东魏《闾伯昇暨妻元仲英墓志》，伯昇系“河南洛阳人也”，其高祖则是“率部归化”的“茹茹主之第二子”。可见，洛阳闾氏亦源自柔然郁久闾氏。前引《专志》称“魏晋已来，世长漠北⋯⋯太和之时，值魏南徙，始为河南洛阳人，改姓郁久闾氏”。据此，则柔然郁久闾氏后裔以河南洛阳为籍当始于北魏“太和改制”以后。但《专志》言柔然“茹茹氏”在“值魏南迁”之际“改姓郁久闾氏”，显然与《魏书》及《北史·蠕蠕传》相关史文相悖。“郁久闾”即因鲜卑语有“首秃”之义的“木骨闾”读音相近而为姓氏， 则其应非北魏*都迁**洛阳以后所改。况且，所谓“改姓郁久闾氏”之说，也与《魏书·官氏志》所载诸“胡姓”的改姓义例不合。

据前引《元和姓纂》关于“茹茹氏”的记载，可知所谓郁久闾伏仁家族“本姓茹茹”应为其先世迁居中原后所改，此前其家族成员亦当姓郁久闾氏。事实上，《专志》称伏仁先世“太和之时”改姓氏及籍贯，确与史实相符，但其姓氏却是由茹茹氏改为闾氏而非郁久闾氏。至于伏仁家族恢复郁久闾姓氏，或与北魏后期恢复胡姓的现象已蔚然成风， 以及西魏至北周时期统治者又多次“赐复胡姓”的历史潮流有关。

研究认为，包括柔然在内的蒙古高原诸北方游牧民族政权， 大都属于“相当庞杂的联合体”， 其政治结构可归纳为核心部分、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等三个系列。郁久闾氏是柔然汗国政治地位最为显赫的家族，属其第一系列，即主体部分；非郁久闾氏的柔然人属于第二系列， 即核心部分；柔然汗国治下的其他民族或部落属民属第三系列，即非主体部分。因此，除郁久闾氏(闾氏)、茹茹氏、茹氏外，柔然汗国时期还有不少来源、族属各异，历史发展轨迹氏也各不相同其他氏族、部落和姓氏。其中，既有本属柔然的俟吕邻氏(候吕陵氏)、尔绵氏、阿伏干氏、胏渥氏等，又有原属东胡鲜卑的拓跋氏、丘敦氏、树洛干氏、吐谷浑氏等，原属于敕勒的乙旃氏、斛律部(氏)等，以及拔也稽部、尨氏、阿史那氏、淳于氏等一些原来分属于匈奴、西域、突厥和汉族的氏族、部落或姓氏。

二、语言文字

从广义上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族系可以划分为匈奴、东胡、突厥、肃慎和西域各族等五个系统，而蒙古高原上的诸游牧民族和部落则主要来源于匈奴、突厥和东胡这三个系统。上述各个系统除西域各族外，多为持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或部落。前文已证，从部分具有明确文献释义的柔然可汗号、职官名称和人名及其特点来判断，柔然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存在密切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史书记载和不少研究结果均表明，契丹语、鲜卑语、室韦语同蒙古语具有共同的祖源。既然柔然统治贵族郁久闾氏来源于东胡鲜卑系民族，则其语言与蒙古语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两者属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种。运用部分蒙古语词汇与文献记载的一些有明确的释义的部分柔然语词汇进行勘同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工作必须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否则注定是要失败的。例如，白鸟库吉等随意将文献著录的柔然语词汇与蒙古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强行比附的做法，即“在历史文献学和音韵学细节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应有的疏忽”，致使其最终结论出现不少错谬。我们认为，从事此类研究，在辨析记录了柔然语词汇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需利用汉语音韵学的手段构拟出汉字音写的相关词汇的古代音值，阐释其时汉字译写北方民族语言的规则和惯例， 并注意考察相应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规律、发音和变化规则等一系列问题。

部分研究者将文献记载的缺乏明确释义的柔然语词汇与蒙古语(特别是现代蒙古语)强行训释的做法，以及把柔然语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随意堪同的行为，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测，其结论自然难以取信于人。正如亦邻真所指出的那样：“柔然语言是在乌兰察布高原脱离于拓跋国的鲜卑人的语言基础上形成的4—6世纪的古代语言，虽然与蒙古语相近，却不是原蒙古语。在9世纪回鹘汗国灭亡以后，蒙古语诸族进入蒙古高原，东胡语源的原蒙古语受突厥影响较大，产生了古代蒙古语。这不是从柔然直接继承而来的。愈是把柔然语牵强附会地解释成蒙古语词汇，无疑就愈会远离真相。”

据《宋书·芮芮传》记载，柔然“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 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北史·蠕蠕传》称柔然“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此二书皆直言柔然初无文字，曾刻木为记，表明此为确切反映了柔然早期历史实际状况的记载，应无疑义。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南朝方面的记载明确了至晚于刘宋时期(420—479年)柔然已知“书契”的历史，北朝方面则未就此作有直接的记载。另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记载，柔然可汗予成曾致信南朝“欲共伐魏虏”，且著录了柔然国相致萧道成的表文；《魏书·张伦传》亦载有柔然可汗丑奴“抗敌国之书”的史事。

可见，柔然方面后来的确应该是已知“书契”的，并且在与中原南北政权的交往中有往来的外交文书。然而，柔然的“书契”是由其自创的文字写就，还是借用了汉字抑或其他文字，却殊难确定。《南齐书·芮芮虏传》称柔然国相希利垔“通胡、汉语”。有研究认为，“《宋书》所云渐知之‘书契’就是汉文，而颇有之学者，当不止希利垔一人”。一般来说，语言产生的时代要远早于文字，而且并非每一种语言都有记录它的文字。对此，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所以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与古东胡语和拓跋鲜卑语言存在密切渊源关系的不同于汉语的柔然语言虽然客观存在着，但《南齐书》传文所载“胡语”是否就是柔然语言柔然究竟有无自己的文字，以及柔然如果有文字的话又有何特征等问题至今仍然无法确定。因此，在没有确切史料依据和实物证据以前，对述诸问题不宜轻率地给出结论。

三、原始信仰与宗教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鬼神的历史由来已久。4—6世纪中叶，活跃在蒙古高原及周邻地区各民族信仰巫术、崇拜自然的习俗仍然广泛盛行于柔然社会。这种文化习俗的长期传承，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一，由于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对包括柔然在内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大，所以他们敬畏上天，崇拜自然， 相信“万物有灵”， 并且“祈求通过崇拜而得到

茹茹公主墓萨满巫师陶佣

佑护与幸福”。其二，各级贵族出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极力提倡和推崇自然崇拜和巫术信仰，以宣示其权力来源于上天，同时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和眷顾。正因如此，“天命论”思想在柔然汗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多有体现。

据《北史·蠕蠕传》记载，柔然吴提号“敕连可汗”，有“神圣”之义。白鸟库吉认为，“敕连”系蒙古语“tengri”的对音，意为“天神”。对比可知，以“敕连”音写“tengri”符合南北朝时期汉语语音特征。另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单于号称“撑犁孤涂单于”，有“天子”之义。“撑犁”即“tengri”的对音。

无独有偶，5世纪下半叶，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在致齐高帝萧道成的外交文书中，曾宣称柔然“百代一族，大业天固”，并要对北魏“龚行天罚”。可见，柔然方面亦将其统治集团的权力归结于上天所授，与中原王朝宣扬的“君权神授”和帝王权力“受命于天”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前所述， 柔然可汗的自我政治定位不仅是草原游牧民族政权的君主，同时是“得华夏正统”的皇帝。

因此，柔然的“天命论”思想，“既是对我国封建传统观念的承袭，同时也根植于柔然统治集团对宇宙、人生和政治的根本观点”。然而，“天命论”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能够起到维护和巩固可汗权威以及各级贵族统治的既有秩序的作用，但有时也会成为某些贵族成员用以发动*变政**、夺取最高政治军事权力的工具。5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柔然伏古敦可汗豆崘刚愎自用，“性残暴好杀”，与各部贵族积怨日深；由于豆崘后来在与“高车国”的战争中，“频为阿伏至罗所败”，其叔那盖则“累有胜捷”，于是“国人咸以为那盖为天所助，欲推那盖为主”。

‘宣称“那盖为天所助”尽管只是一些柔然贵族废黜豆崘、拥戴那盖的需要，但却不难看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天命论”在柔然已经“成为大汗废立之依据”。

柔然社会还盛行巫术。《梁书》记载：“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6世纪初，善巫术并能“假托鬼神”的是豆浑地万在匿祖惠后，言“此儿今在天上”， 并通过“施法”来“祈请天神”的手段使祖惠回到丑奴母子身边，为自己赢得了利益。史书关于柔然“祭天而致风雪”，以及是豆浑地万假托天神等史事的记载，表明其时柔然巫术已与人们对天神的信仰结合在了一起， 是其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崇拜天神，信奉巫术，巫现在柔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仅肩负着宗教职责和行医的作用， 有时甚至还能参与枢机，影响可汗的决策，进而左右政局。《南齐书·芮芮虏传》记载：“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筭数术。”所谓“星筭数术”，“似乎主要就是萨满的原始巫术”。医巫是豆浑地万成为可贺敦后，“既挟左道，亦是有姿色，丑奴甚加爱重，信用其言， 乱其国政”，最终导致在敕勒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已经日渐衰落的柔然汗国，因丑奴大败“高车国”、擒杀弥俄突出现的第一次复兴机遇在内乱中戛然而止。善“星筭数术”的希利垔官至国相，是豆浑地万则深得丑奴信任并成为能够干预国政的“可贺敦”，均可证巫觋在柔然社会和政治中所发挥的影响力非比寻常。

史称柔然“俗以东为贵”。6世纪30年代，先前出使柔然被阿那瓌扣留的北魏宗室元孚“复从孝武帝入关，除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西魏文帝元宝炬迎娶阿那瓌长女为后时，即以“扶风王孚受使奉迎”；元孚至黑盐池(今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西北)， 见“营幕户席，一皆东向”，遂“奏请正南面”，被阿那瓌长女回以“我未见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东面”。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这种营幕东开的习俗，即与他们咸“敬日之所出也”的自然崇拜有关。

5世纪初以后，柔然势力扩张并开始着力经略西域，逐渐控制了地处西域东北的高昌、伊吾等地，并通过*力武**手段迫使西域数国接受其羁縻统治，加之又与中原的南北朝诸政权往来频繁，使佛教从以上几个方面传入柔然境内成为可能。

例如，*疆新**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莲华经》写本残卷署有柔然“永康”年号，山西省大同云冈石窟则刊有《茹茹造像碑题记》。由于不少柔然贵族也开始信仰佛教，漠北草原吸引了不少外地僧侣的目光，前往传教或以之为通往西域部分地区的中转之地者甚多。据《高僧传·释法献传》记载，法献于刘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

此路线正与柔然与南朝使者往来之路合。另据同书《高僧传·释法瑗传》记载：“释法瑗，姓辛，陇西人……第二兄法爱， 亦为沙门。皆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奉以三千户。”可见，柔然汗国时期佛教僧侣的地位亦颇为尊贵，并且深得柔然统治集团的信任，甚至能够出任要职，干预汗庭政务。南齐永明七年(489)释法瑷卒，享年八十有一， 则其应生于东晋义熙四年(408)。据此，法爱应生于4世纪末5世纪初，其出任柔然国师事当早于５世纪８０年代末以前。

部分佛教僧侣在柔然汗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作用的历史一直持续到６世纪初以后。《北史·蠕蠕传》记载：“永平四年九月，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正是由于佛教在柔然社会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信众较多， 直到柔然汗国灭亡前夕，仍有不少外地的佛教僧倡试图前往柔然境内“弘法”。此外，有研究认为，柔然弥偶可社句可汗名婆罗门，亦与佛教在柔然的传播不无关系。

总之，柔然在衣食住行、婚姻、姓氏、语言、原始信仰与宗教等文化习俗的多各方面或极具草原游牧社会特色，或深受中原及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通过系统考察和总结柔然文化习俗及其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深刻全面地认识柔然历史。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是由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柔然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柔然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4世纪初始见于汉文献记载并逐步兴起，５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上建立游牧民族政权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柔然与南北朝诸政权和相邻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不仅在制度文化方面对后世的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的制度建设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柔然汗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上承匈奴、鲜卑之余绪，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和创新。它的一些政治名号与社会管理形式多被后世相继在蒙古高原上称雄的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或直接或间接地迷承与发展。特别是５世纪初柔然君主采用“可汗”(qayan)政治名号以后，这一原本作为东胡—鲜卑系民族君长的称谓最终取代匈奴时期“单于”名号的政治内涵，成为蒙古高原及周邻地区许多游牧民族中地位最为显赫尊贵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名号。与此同时，柔然汗国还为“可汗”名号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柔然可汗“僭称大号， 与中国亢礼”，并效仿中原皇帝建年号、立正朔，将“华夏正统”作为其自我政治定位，更是在中国民族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此外，柔然还仿照中原制度文化建立了一系列职官名号、典章制度和“外交”礼仪。这既是立行国于漠北的柔然主动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并积极融入华夏文明的体现，也是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互动与交融的必然结果。

两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推动了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至刘宋时期(420—479年)， 统治者关注民生、劝课农桑，使江南经济在孙吴、东晋以来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柔然汗国总体上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南朝诸政权及吐谷浑等建立友好关系，与北朝诸政权则更多处于对峙和军事交锋的状态。“太和改制”以前，北魏“在历史发展上还是处于一种特殊阶段而出现的先封建社会”，甚至未能建立俸禄制，拓跋氏贵族和不甘恪守清贫的官吏多依靠非常手段来牟利，较早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势必会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在“北强南弱”的南北军事格局逐渐形成以后，北魏仍难以攻灭南朝政权，一定程度上即与柔然对北魏军力的牵制作用不无关系。就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言，柔然的军事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北方政权完成南北统一的历史进程，具有消极作用，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上有助于隋唐实现大一统后江南地区仍能继续保持经济上的繁荣与稳定，并最终促使南北经济共同呈现盛世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北魏最初构筑“六镇”边防体系的目的，在于有效应对柔然的军事威胁、拱卫首都平城。北魏分裂后，柔然方面的政治态度则又决定了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北疆局势的稳定与否，牵动着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黄河流域军事政治形式的变化。6世纪以后，很多“六镇”军人及其后裔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建立北齐政权的高氏家族出自怀朔镇(故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城圐固古城)；分别创建北周、隋、唐三朝的宇文氏家族、杨氏家族和李氏家族，则均出自武川镇。可见，柔然与北魏的军事对抗还逐渐催生了怀朔高氏集团和武川军人集团，间接影响了此后四百余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

柔然部形成后，即开始通过“朝贡”的形式，用所产畜牧和狩猎产品换取拓跋鲜卑及其他黄河流域诸区域政权的物质资源。5世纪初，柔然汗国将经略触角伸向西域以后，迫使很多西域地方政权或游牧民族接受其羁縻，直接和间接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的很多重要节点，遂发挥其地缘优势，发展与周边地区的交换贸易，以此所有易彼所无。柔然汗国用于与周邻地区实现交换贸易的物品，既有马、牛、羊、驼等畜产，又有借此从其他地区交换来的稀有物资。

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记载，予成曾遣使向萧道成赠予“皮如虎皮”“色白毛短”的“师子皮袴褶”。“师子”，即狮子，由于此典型热带草原动物并非蒙古高原所固有，所以予成所赠者应非柔然的狩猎产品，而是以其方物换取的稀有之物，并试图借此来换取南朝方面其他的丰厚物质资源和巩固双方之间的军事同盟。可见，柔然在4—6世纪中叶中国境内各民族间和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和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综观柔然汗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 其兴亡勃忽的一百五十余年，在浩瀚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从柔然始祖木骨闾由拓跋鲜卑分离算起，到邓叔子集团最终亡于突厥，此民族前后存续的时间也只有两个多世纪。然而，柔然却在4—6世纪中叶这段有限的发展时间里，创造了不少辉煌，留下了很多闪光的历史足迹，对中国北方民族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研究和探讨包括柔然历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有助于正确认识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总结历史的发展规律， 促进当今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 从而“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