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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FP）
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亚杰 2000年夏天，刚大学毕业的吴贤掏空积蓄，“花巨资”购买了一辆专门带客户出行的自行车。他一天最多骑自行车拜访30多个客户。
那一年，他刚刚应聘到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助理。 （以下简称“可口可乐”）。
选择外资企业在吴贤和同学眼里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他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蓬勃发展阶段，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我们都愿意尝试外国企业。”
2001年，吴贤加入外企后，中国正式加入WTO。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国。“九五”期间，吸收外资同比增长80%。到“八五”同期。
1994年，在吴贤来外企打拼之前，15岁的王爱国带着自己的衣服和被褥来到天津打工，成为亿万农民工中的一员。随着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爆发式增长，王爱国的工资从每天5元增加到2008年的500元。
工资逐年上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建筑工人的行列。但2008年之后，虽然房地产生意持续红火，但王爱国却发现，原本年年上涨的工资，从此开始缓慢上涨。
四年后，苏展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程序员。继房地产之后，新兴的互联网将成为未来几年的新趋势。
当时，苏展并不看好2012年初开始的团购业务，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只是一个尝试。他用“昙花一现”一词来形容一些企业团购活动的发展。
基于此，他选择进入一家更为传统的航天国企。很快“多轮融资”、“程序员薪资翻倍”等信息开始出现。苏展毅然辞去工作，加入了一家大工厂，希望再次尝试增加个人财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劳动致富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致富之路。 2022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将占一半以上，约为2万元。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好工作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有时这种划分与行业有关。建筑、互联网等行业在快速发展时期创造了更多财富；有时与所有制挂钩，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不同时期不同年轻人的喜好。进入正确行业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即使他们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并不如意，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重新进入该行业并不困难。
“最好的青春是在外企度过的”
曾几何时，“可乐就是青春、激情和梦想”。
听着校园广播里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广播，吴贤感觉一切都在绽放。外资企业纷纷落户中国，争先恐后地来内地招商引资。他看到，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家乐福这些进入中国的新品牌，几乎每次开店都火爆。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九五”期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立业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发展的重点地区。投资。在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吴宪说，那个时代，毕业生没有出身、没有出身，非常愿意到外资企业工作。他甚至放弃了留在母校工作的机会。吴贤说道：“我果断决定去赶集。”
当时，虽然还没有微信和智能手机，但新兴的互联网通过上网、QQ交流，为包括吴贤在内的年轻人打开了新的视野。
他形容自己对信息的获取和理解是“饥饿”的。他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就越想在外企挑战自己，充满希望和好奇。
回想起来，吴贤当年的同学中，选择去国企工作的人很少，但也不是主流。吴贤当时并不喜欢国企。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根本不“时尚”，无法引领行业。
在他选择外企之前，1998年1月，国家减产改革第一重锤打响，3000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作岗位。
吴宪认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阶段，发展活力有限。他们每天的工作只是一份报纸和一杯茶。他直言：“我根本不向往官企，去了就没有未来。”
当时外资企业开出的工资比内资企业要高。那时还没有网上招聘会，他带着简历来到拥挤的人才市场，一份一份地投递了简历。吴贤的简历只发给台资公司和欧美公司。现场，吴贤看到，外资企业的招聘摊位上堆满了简历，而国企的招聘摊位则相对冷清。
成功加入可口可乐的吴贤，在可口可乐工作了10年，从业务员到主管，再到分公司经理。
为了经营生意，吴贤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八点，早会结束后，他就一一去找客户下订单。
虽然困难重重，但他相信自己足够年轻，有资本，可以坚持自己。当时，可口可乐的企业文化被认为是中国快消品行业的“黄埔军校”。如果你能在可口可乐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取得成功。
吴贤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的工资稳步上涨，被授予优秀责任人称号，拿到的奖金远高于同龄人。
吴贤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外企工作的经历。我在外企成长、发展，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我要过上富裕的生活”
15岁的王爱国带着几件换洗衣物、两双鞋和一床羽绒被站在天津街头。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天津街头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萧条而冷清。
1994年，天津刚刚提出全市重点建设实施项目66个、重大建设项目27个，总投资191亿元，当年安排投资约62亿元；改造项目25个，总投资63.6亿元，当年安排投资63.6亿元。约26.8亿元；当年安排外资企业项目14个，总投资6.2亿美元，投资额约2.3亿美元。
同年3月，天津市还首次制定了“用10年左右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建设规划。
王爱国居住的第一个项目点是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一个住宅项目。完成工作后，他来到了天津日报大楼的施工现场：“当时没有收音机，农民工连报纸都没有机会看。后来，在天津日报大楼，他们拿着报纸拿出他们报纸的底片，我们读它们。底片开始与一些外部事物接触。”
王爱国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好学的他在天津日报大厦工地工作时，跟师傅学了电焊。
努力工作的王爱国，工资逐年上涨。自从他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他每年都会记录自己的收入。 1994年，当他开始打工时，他很累，钱也很少。他一天只能挣三块钱。
他对“三块钱”很满意：“很累，但拿到了钱，工作也很积极。学了焊接后，不到一年就开始带学徒，开始画图纸。” ”
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元，第三年，工资涨到了每天10元。
1998年，王爱国基本搞清楚了水电工作流程，工资一下子翻倍，一天能挣20元。那时，王爱国觉得自己“有价值”，生活“充满希望”。在没有系统培训的情况下，王爱国寻找学习技术的途径，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工作技能。
1998年7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公告，宣布彻底结束福利分房，全面开启住房商品化时代。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王爱国开始东奔西跑，感觉工作无休无止。 1999年，他成为工地领班，工资逐年上涨。那一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天50元，2000年达到了每天100元。到2001年，工资提高到每天200元。
不久，非典来了。
王爱国被迫返回家乡，收入下降。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典结束后的第一年，行业就开始复苏。他来到北京，拿到了历史上最高的薪水。
转折发生在2008年，当时房地产、建筑业还处于蓬勃发展期，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2542万人。
王爱国明显感觉到，自2008年以来，工资涨幅就没有这么快了。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至今他日均工资一直维持在500元左右。现在，由于经济环境、产业发展等因素，他也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截至目前，他还没有拿到2022年的全额工资。
为了养家糊口，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年只花一个月工资的习惯。疫情期间，他的收入下降了，他想过转行，但一出门就什么都做不了，就又回来了。
对于未来，他希望“能像国家政策所说的那样，过上小康生活。现在我的收入不够养家糊口，每年能存2万到3万元就不错了。现在有储蓄了”大概4万元左右。”一万块左右吧。”
在他看来，所谓保护自己的财富，就是“少花钱，不买别的东西”。
“40岁后我想回到国企”
苏展引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2012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他，隐约感觉到了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迹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团购业务。比如2011年成立的美团，以及当时不冷不热的京东，都首次尝试从线下向线上发展团购。
起初，苏展并不看好这些新公司。他认为它们是“昙花一现”，行业前景不明。因此，他选择在一家国有航空公司的子公司担任程序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这个行业的变化比他想象的要快。入职不久，滴滴于2012年上线。当年“双十一”期间，电商大战爆发。天猫、苏宁易购、易迅、优购、京东、一号店、国美等众多电商企业争夺消费市场。 “双十一”活动当天，支付宝交易笔数突破1亿，交易额达191亿元。
这些变化渐渐让苏展“感觉不太对劲”。刚进公司时，他的税前月薪是6000元，每年加薪1000元。即使考虑到公司的餐费、住宿费等报销补贴，与那些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学生相比，还是显得不太好。2014年，他感觉互联网真的很繁荣。滴滴打车业务、美团团购业务日趋成熟。每天打开新闻，总能看到那些成功将线下业务转型到线上的互联网公司在不断融资。
苏展说道：“要么这家公司融资了几轮，要么那家公司融资了几轮，下面员工的薪资水平也水涨船高。从那以后，网络程序员薪资越来越高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已经压倒性的了。出来吧。”
当他看到身边的同学加薪3000元、5000元甚至10000元时，他根本坐不住了。
他开始在工作中重新学习编程技能。 2015年5月，苏展选择跳槽到一家提供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公司。当时，由于支付渠道每年都受到国家发放牌照的限制，苏展做的那种在线支付业务是消费者与相关APP之间的中间环节。
加入这家公司后，他的工资涨了，但涨幅不大，税前才一万多块钱。当时，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不擅长技术，我没有从我的第一个传统公司学到任何东西，我没有主动看到前沿技术，我没有’不明白使用什么框架来创建相关程序。”
为了跟上互联网的潮流，他决定，无论这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出多少工资，他都愿意工作，因为他想以这家公司为敲门砖。
当时，他在大场的同学月薪接近2万元/月。
苏展努力工作了一年，终于在2016年初跳槽到一家领先的互联网公司，月薪近两万元，并一直在那里工作。
在他看来，2017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截至2017年，他的薪资一直保持年均10%-20%的增幅，直至2021年。同年，支付宝、滴滴的上市遭遇阻碍。对互联网的监管已经开始收紧。
苏战突然觉得互联网行业很萧条，而且这种萧条一直持续到今天。苏展的公司从2021年开始每六个月就会裁员一次。为了保住工作，他从2021年开始也一直保持着每天晚上加班到12点左右的习惯。行业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变成了特别稀缺。
35岁的苏展深陷其中，只能拼尽全力“卷起来”。他不敢轻易跳槽，生怕跳槽后被解雇，因为35岁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是一个“危险”年龄。
他已经想好了出路，那就是回到国企。 40岁后，他计划重返第一份工作。
“国企给了我归属感”
与苏展不同的是，吴贤已经行动了，竟然加入了一家国企，担任分公司董事。随着年龄的增长，2010年，吴贤开始觉得国企更适合自己。国有企业的人际关系虽然比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复杂得多，但更稳定，工作强度和工作量较小，绩效也较好。好的。
年轻时，他觉得外企是为年轻人服务的，国企是为中老年人服务的。
回到中古国企后，吴贤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现在他认为：“国有企业有归属感和人文关怀。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这么强的归属感。从收入来看，国有企业有归属感和人文关怀。”关心。”保证。”
在他逐步融入国企的过程中，一批外资企业因市场变化而关闭了国内部分业务部门并裁员。 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而且，我国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已取消，不再享受此前实施的外商投资“两免三减半”和出口退税政策。
从政治到工业，外企工作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优先考虑。
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坎坷和疫情的影响，苏展更加认识到国企的优势。他表示，处于半垄断地位的央企比其他企业有更好的优势，业绩也不错。
苏展表示：“虽然国企对业绩增长也有要求和压力，但第二年不会拼命透支业绩。总体来说，发展比较平稳，但一些外企力求财务利益最大化。”经营企业时市场和透支严重，如果持续到明年，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不过，他也承认，在国企内部晋升非常困难。对于这些变化，苏展的想法是：“无论加入什么公司，只要努力，一时半刻都不会过时。”
（应受访者要求，吴贤、苏展、王爱国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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