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有企业大力开展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革的时候，一度沉寂下来的乡镇企业，经过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政策被肯定之后，又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了。
据相关数据统计，到1992年年底，全国乡、村两级的造纸和纸制品企业多达1.92万家，从业人员突破100万人，其中造纸企业有6267家，从业人员达到47万人。纸和纸制品产量达到787.18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0.56%，占到全国产量的45.63%，产值达到857.7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43.31%。乡镇企业的规模不断在扩大，产品档次也逐步提高，产品种类也开始告别之前单一、低端的局面，开始了多品种发展，凸版纸、胶版纸和铜版纸突破国有企业的围墙，在乡镇企业中开始生产。在全国纸和纸制品产业中，乡镇企业开始呈现与传统的国营企业平分天下的格局。
分析1992年全国纸张产量的分布情况来看，轻工系统内主要还是以文化类用纸为主，其中新闻纸46.2万吨，凸版纸53.6万吨，胶印书刊纸32.3万吨，纸袋纸60.1万吨，卷烟纸5.3万吨，涂布纸产量17.2万吨。但当年进口纸和纸板的量达到了244.3万吨。
谁也不曾料到，当年的这244.3万吨的进口纸和纸制品，仅仅只是世界造纸业打开中国市场的开端而已。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就要从包装产业和高端印刷的发展说起了。
说起包装纸，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应该都印象深刻，那时候，顾客在商店里买完商品，营业员不像现在给你个塑料袋一装就行了，顾客购买的商品经过秤量后，营业员会将它倒在一张张铺就的包装纸上。柜台上方挂着一个纸盒子，纸盒子里装着一团捆扎用的纸绳，绳头从纸盒下面的小眼里穿出来，包装时营业员就往下拉纸绳，需要多长就拉多长。营业员的包装过程非常熟练，三下五除二，包得既美观又紧凑，像一件件工艺品。
不光是买糕点、食品要用包装纸，就是购买针纺织品、呢绒绸缎、床单被面、服装内衣等等，都是用包装纸包装的。许多大的国营商店包装纸上都印着自己的店名、商店建筑图案、经营品种、地址、电话等等。而那些小商店为了降低成本，包装纸上面是不印图案和文字的。
那时，就是到中药店买中草药，营业员也是用早已裁好的黄色包装纸，把一副副配好的中草药包装好，然后用纸绳*绑捆**结实，再交到顾客的手里。
这种包装纸各地的称呼不一样，有的称之为草纸，有的称之为黄板纸，有的称之为包装纸，所使用的造纸原料也千差万别，北方大多的是用麦草、桔杆、芦苇浆生产，南方则使用竹浆、芦苇、稻草浆为主。
而在现在已经普遍使用的纸箱包装，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缺的。对于机械设备、大宗商品的包装，我们国家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木箱子包装为主。我国的瓦楞纸箱工业在世界上算是起步比较晚，一直到1954年才开始推广使用瓦楞纸箱，而且技术起点低，产量极少。一开始沿用的是日本30年代的单机，工序间全靠手工连接，没有流水作业。属于典型的半机械半手工作业方式，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
1975年起，北京纸箱厂率先从日本引进了双层瓦楞纸板生产线、双色印刷开槽机、糊盒机等设备；此后，青岛纸箱厂、天津外贸纸箱厂等纷纷引进国外（主要是日本）成套的瓦楞纸板、纸箱生产设备，这期间我国也开始自行制造瓦楞纸板生产线。1982年5月，首都航天机械公司研制出我国第一条1.2米瓦楞纸自动化生产线，这是国内首创。而后首都航天机械公司又设计制造了从轻型到重型的系列瓦楞纸板生产线，技术上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国内外受到了用户的好评，产品销往20多个省市和地区，还出口俄罗斯等国家。
一直到80年代，这批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老一代包装企业，开始被市场经济新崛起的企业蚕食替代，如果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分界点，替代与反替代的竞争长达十年之久才基本结束。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兰斯顿、日本三菱、德国BHS、意大利阿格纳蒂等包装设备制造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之前的中国包装企业，整体技术落后、设备落后、管理落后，生产效益也不高。在不断引进国外各类先进流水线的同时，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理念也同时进入中国，也为今后中国包装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从我国内地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日益繁荣的产业发展和制造业崛起衍生了海量的包装用纸需求，在庞大、初级的大陆市场面前，就像一个大蛋糕一样，觊觎者众多，独资、合资企业来自欧美、东南亚的都有，珠三角地区大量的港资企业成立。上世纪60年代，西方大规模向第三世界转移产能，最开始是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而改革开放后，香港的企业家看到内地成本低，就大量在深圳、东莞一带设厂。紧随港商其后，台湾商人也积极来大陆投资设厂。1988年，蒋经国逝世，台湾民主化进程加速，台湾当局在内外经济压力下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政策，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亦大大降低。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陆普工每月的平均工资才300多元，仅是台湾人力成本的1/10-1/5，东南沿海成为承接“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佳阵地。永丰余、荣成、正隆纸业等台资造纸企业开始进入内地市场，台资企业也进一步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台投资商给内地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这个说法在造纸包装领域中同样成立。
港商的投资方向以广东省为主，台商则以江浙沪、福建等地为主，不同背景的投资方对设备选用的偏好，造成了包装设备来源不同。举个例子，港商投资为主的广东，印刷包装设备多是来源于欧美，如海德堡、高堡、罗兰等；台商为主的地区，设备则多来源于台湾，如祥裕、裕立、山隆、明伟等。但相对来说，这一阶段的包装企业，完全依附于当地的制造企业，为了满足港商台商企业的出口包装需求。其企业主也多以老板的亲戚为主，工厂小而杂，且散，经过近30年的大浪淘沙，幸存来的并不多。
由于当时内地造纸企业生产包装纸的厂家不多，而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这些港台企业的包装纸需求，大量的进口纸张（以日本、韩国、东南亚为主）开始进入中国，也让行业开始认真考虑包装纸生产的投资建设。在这些进口纸张中，涂布白板纸占据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涂布白板纸是一种高档包装用纸，正面呈白色且光滑，背面多为灰底的纸板，所以也称灰底白板纸或灰底涂布白板纸。这种纸板主要用于单面彩色印刷后制成纸盒供包装使用。因其表面是涂层构成，在印刷适应性和图案精美方面比常规的纸板具有明显的优势，又因其定量比较大，可直接制成纸盒，所以被大量应用在日用化工、电子产品、玩具包装等制盒包装中。而这种纸种在当时国内的产能几乎是一片空白。高档包装纸只能依赖进口，不仅耗费大量外汇，关系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还要被国外卡着脖子的滋味无疑是不好受的，也是造纸从业人员的耻辱。“中国有一流的产品，却只有三流的包装”，这句在当年曾广为流传的话也深深地刺痛了中国造纸人的心。
1985年8月30日，由轻工业部、浙江省、宁波市联合投资8594万元的宁波造纸总厂（后改为宁波白板纸厂）动工建设，1988年顺利投产，这是我国纸板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装备、工艺和原材料的工程项目。这条生产线包括：废纸处理、脱墨、纸板抄造、涂布、后整饰、切纸、涂料制备、自动控制、化学品和原辅料等，车速139米/分，年产量3.4万吨。这项工程的成功使我国涂布白板纸的产品品质和国际水平接轨，产品在印刷性能、制盒性能、包装性能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同类同期的产品要求，之后又完成了主要原料国产化的工作。
不久之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量的白板纸工程项目，烟台、扬州、汉中、江阴、江门等，这些上马的生产线大部分以圆网、超成型和压力圆网为主，车速在70-120米/分，一直未曾有新的突破，产量也都在几千吨到上万吨为主。一直到1991年珠海红塔仁恒、上海星火、烟台富士达等项目的投产选用叠网成型器，车速达到250米/分以上，这才给中国的涂布白板纸的生产发展插上了腾飞翅膀。
随着包装行业的快速发展，除了纸盒包装，各种各样纸箱包装纸的需求也跟着突飞猛进，也就此带来了中国造纸行业的另一场变革——废纸制浆得到迅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建的不论是大中小型造纸厂，使用原料的选择，在六七十年代走过了一场著名的“草木之争”，由于我国是一个缺资源的国家，特别是木材纤维资源严重短缺，远远无法支撑中国造纸的需求。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上万家使用稻草、麦秆、桔杆、蔗渣、芦苇等为原料的年产几百吨、几千吨的草浆造纸厂遍布全国，不但生产出来的纸张质量低劣，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990年7月26日，*镕基朱**视察上海宏文造纸厂时，明确指示“年内停止使用草类原料生产箱板纸”，12月27日，宏文造纸厂正式全面停止草类原料，改用全废纸原料生产箱板纸。由于国内尚未形成规范的废纸回收系统，回收的废纸五花八门而且各种废纸掺和在一起，无法做到有效利用，特别是无法满足脱墨浆废纸的质量要求，宁波白板纸厂刚开机时为了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符合要求，使用的废纸原料全部从国外进口，其中以美国和日本的废纸为主。一时，在中国大陆，平时被不屑一顾的废纸，变成了需要大量进口的香饽饽。
早在1985年就被人指点做废纸回收生意的张茵，此时已经和他的丈夫刘名中一起来到废纸资源丰富且回收系统更为高效科学的美国，并在此成立了中南控股公司。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刚踏入香港接触这门生意时，孤立无援的张茵没少碰壁，还因得罪当地黑社会被人跟踪恐吓。当时香港废纸回收已被黑社会“三合会”垄断，按照“三合会”规定，卖给废纸收购商的纸浆中要掺杂30%的水分，否则就是违反行规。一向实诚的张茵不肯服从，坚持要将纸浆水分标配比降至10%—15%。于是，在动了别人的饭碗后，张茵屡屡被“三合会”跟踪纠缠。好在张茵也不怕事，反而靠着诚信较真、仗义公道的口碑揽下了不少废纸回收散户。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撇开 “三合会”，直接将废纸卖给张茵的公司营港深。就这样，张茵依靠回收废纸在香港舀到了满满的“第一桶金”。
有了香港积累的经验，33岁的张茵在香港干了5年，经历和黑社会虎口夺食后也慢慢意识到，如果要继续扩大企业，只呆在香港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走出去。那时，放眼世界，美国的废纸资源特别丰富，回收产业很成熟，被业内称为“废物中的沙特阿拉伯”。张茵在美国建起了打包厂和运输企业，从1990年起，中南控股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废纸原料供应商，当时我国实施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大幅贬值，对美贸易量也大幅度提升，很多商人利用贸易差，赚得盆满钵满。张茵同样抓住机会，在美国低价回收废纸后，用“顺风船”源源不断送往国内，她很快就在美国创立了7家打包厂和运输企业，商业版图不断扩大。
而此时，曾经指点张茵去回收废纸的那个高人所在的营口造纸厂，这家曾经从澳大利亚引进二手板纸机，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从日本引进涂布机，两机“嫁接”组合配套，被誉为《营纸方式》、《轻工方式》的技术改造，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张涂布白板纸的企业，与同处东北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吸收大量人员就业，造成机构大而全，冗员太多，企业不堪重负。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步入困境，1992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5户特困企业之一。
说起东北近代造纸工业，虽然比关内起步晚，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且具有丰富的天然植物资源，日本人的大量投资，使东北成为我国早期的制浆造纸工业基地。
“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东北已有很深基础，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主要矿业都由日本人投资经营，“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人对外投资除在其他殖民地以外，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我国东北。日本投资东北的目的主要是掠夺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森林资源和林产化工原料，日本本岛不仅缺乏重工业资源，天然纤维也很不足，所以梦想用东北的植物资源发展粘胶纤维和纺织工业。日本帝国主义早有独占满蒙的野心，不惜投入大量资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把日本本地的机器装备迁到东北，妄图以东北为推行侵略战争的基地。如1911年日本人于鸭绿江下游木材集散地安东(今丹东)建立鸭绿江造纸厂，利用上游长白山筏流下来的木材生产化学纸浆，这个大型制浆造纸联合企业是当时国内亚硫酸盐法生产化学木浆的主要工厂；所用蒸煮器也是国内最大的157立方米的立式蒸煮锅。所以说虽然造纸工业比内地起步晚，但建厂规模大，技术装备水平比较关内造纸厂高。
不久，东北民族资产阶级“六巨头”组建*合六**造纸厂，从德国购进设备，利用鸭绿江畔盛产的芦苇原料，采用碱法制浆生产模造纸、书写纸，于1927年建成投产，这个纸厂的纸机是宽为144英寸的长网纸机，不仅在当时是国内最宽的纸机，直到建国初仍是国内最宽的纸机。随着鸭绿江、*合六**成两个骨干企业相继投产，安东又成为向东北地区及其它省市输送小型造纸设备和技术工人的基地，其影响所及还包括天津市。日本投降时，安东不仅有鸭绿江、*合六**成和安东造纸三大骨干企业，还有十几个小型纸厂，是全国造纸工业最集中的城市，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主要设备迁往吉林后，安东在全国造纸工业的地位才明显下降。
日本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建了许多大中型制浆造纸企业，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石岘、开山屯、吉林、敦化、桦林、佳木斯等木浆厂和营口、锦州(金城)苇浆厂及开源豆秸纸浆厂等相继建成。营口纸厂是1936年建成的第一个亚硫酸盐法大型苇浆厂，随后又于1942年建成锦州苇浆厂，使苇浆生产工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过去不能生产商品化学木浆，关内各城市纸厂所需化学木浆主要依靠进口解决，东北几个大型浆厂建成后，商品木浆不仅满足本地区需要，还被大批运往日本。
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东北造纸工业已被日本垄断集团“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所控制，它不仅掌握当时的先进技术如三段漂白，在纸机、制浆设备的生产方面已具有初步配套能力，如各种辊子、刀片及其它辅助设备亦可就地供应。东北地区纸张产量在1936年占我国总产量的20%，1943年是全国解放前历史上纸张产量最高的一年为16.5万吨。东北产量占45.5%。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造纸工业虽然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党**和人民政府不失时机的领导和发动群众，及早恢复生产，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和全国经济的需要，东北造纸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初期又从关内吸收了大批技术人员，提高了造纸工业内部的平衡配套能力，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进程。1957年苏联援建的全国156项重大工程之一的佳木斯造纸厂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个大型硫酸盐法木浆厂，它不仅是我国最大的硫酸盐木浆厂，同时还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碱回收车间，第一个工业用水处理车间，和第一个纸厂热电综合利用的1.2万瓩的自备电站等几项先进设备。该厂引进的百吨纸机与扩建的广州纸厂引进的百吨纸机并列为全国最大的纸机，这个厂投产后标志着我国造纸工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7年东北的造纸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6%，为全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支援全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和积累了经验。不仅如此，造纸工业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八十年代，是吉林市工业门类齐全，企业发展风头正盛的年代。其中造纸行业不断壮大，成为吉林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除去市区的吉林造纸厂、江城造纸厂外，位于九站地区的吉林市九站造纸厂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中型国有企业。这所工厂生产的牛皮纸、箱板纸一度行销全国，产值和利润都很可观。只不过时代的前行有时候是略显残酷的，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吉林大地后，许多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及其所办附属单位的根基也随之动摇。
有着50多年厂史的吉林造纸厂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造纸厂之一，纸张产量连年高居全国首位。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厂的销售处只有8个人，两个人发货，两个人*票开**，两个人结算，一个销售员一个信息员，他们只和轻工局的纸张销售公司打交道，从来不愁产品没有销路。到了80年代末期，市场风云突变，面对那些过去常驻造纸厂的客户一个个离开工厂，成品库存不断增大的局面，厂长、总工程师们都坐不住了，纷纷走出厂门，寻找市场。可原来上门求着安排发车的销售公司，除了小部分看在往日的情面上象征性地进点货之外，大部分客户都客客气气地将他们拒之门外。这种状况给造纸厂上了狠狠的一课，企业的决策者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企业不做出改变，市场经济的冰冷无情，迟早会让工厂面临灭顶之灾。
时任厂长李孟林还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他没有同大多数国企领导一样，还停留在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同厂*党**委书记吕晶带队走访了几十家大的报社和一批纸袋厂，充分征求客户的意见，特别是大客户的要求。1991年，他们听说山东省要建立4家水泥厂，第一时间前往拜访，与其中最大的一家水泥厂建立了供求关系，就这样，通过不断地市场走访和主动出击，好不容易和国内几家大的报社和山东、广东、河南、陕西、甘肃的数十家大的纸袋厂、水泥厂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同时开始建立自己的自销网点，寻求联销代销伙伴，逐渐在全国建立起了销售网络。
市场是公正的，1992年，吉林造纸厂实现了利税1.2亿元，成为当年全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在造纸行业中，当年位列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包括上海造纸公司，吉林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北京造纸包装工业公司，广州造纸厂、南平造纸厂、上海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随着1992年11月金城造纸厂年产5000吨的全苇浆铜版纸建成投产，时间的车轮也来到了1993年，东北的造纸工业也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