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武，蔡甸区蔡甸街人，1911年10月出生。
青少年时代，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过中国*产党共**领导的地方革命工作。
1929年3月，因叛徒出卖使*共中**湖北省地下省委遭到重大破坏，未满18岁的郑桓武（当时名为郑子泉）被捕入狱，幸遇蒋介石赶跑湖北的桂系胡宗铎部，才未被杀害，只处4年徒刑。
抗日战争前，因政治原因被关入国民*党**监狱，1939年至1944年曾先后任国民*党**湖北省监利县、竹山县县长、湖北省政府政务视察，任内廉洁奉公，清匪反霸，屡创日寇。
抗战胜利后，曾历任国民*党**军政部民兵司少将副司长、国防部民事局办公室主任、湖北省参议会参议员等职。
解放前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城工部有过联系，为*共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郑桓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郑桓武口述
自沙市、宜昌被日军侵占后，恩施地区的地位突显重要，陈诚于1940年9月回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并设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于恩施，自兼司令长官。
笔者1940年底至1941年7月，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对于第三次*共反**高潮中，恩施之地种种*共反**策划和行动，有所见闻。
1940年10月，陈诚到恩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凭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在恩施地区彻底消除抗日进步势力和破坏*共中**地下组织，把互立门户的国民*党**各类特务组织，搓揉在一起，在他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共反**活动。
他与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朱怀冰（此人系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共反**高潮中，在华北的著名摩擦专家）经过缜密策划后，决定成立一个在恩施地区进行*共反**活动的决策和行动机构，定名为“*干高**会”。
*干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六战区高级联络参谋室主任的公开名义为掩护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军事谍报流动组（以下简称“军流组”）组长刘培初；
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公开掩护名义为湖北省政府保安处第四科科长）（以下简称保四科）；
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局）湖北省调查室主任陈鹏；
恩施警察局局长雷鸣震；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谍报课课长张振国；
湖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阮齐参予指导，但不具有公开的指导地位；
还有其他如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三青团湖北支团部书记等人，虽名列其中，但较少参加会议。
“*干高**会”由陈诚直接掌握指挥，朱怀冰相助，指定刘培初为主任干事，调“军流组”中校（对外挂上校军衔）参谋阎夏阳，少校参谋刘裕绥等担任日常工作，阎夏阳负日常的审讯任务并任秘书。
“*干高**会”秘设于恩施城内南门附近的鼓楼街第十六号，并在此设有秘密的临时看守所、审讯室，对在押人员，对外保密，禁止接见。
“*干高**会”于1940年12月成立后，首先由各特务组织向该会提供已经掌握的黑名单。同时，又密令恩施地区所有中等学校的*动反***党**、团组织和主管训育的人员，上报各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可疑分子名单。
接着，“*干高**会”根据各方所提名单进行研究审定，决定分批行动计划。
正当“*干高**会”准备依据黑名单进行大搜捕前夕，军统局湖北站所属邮电检查所蒋所长，根据邮检员密报，发现职员向仲亚来往信件极多，汇他转交的款项亦甚频繁，结果是由怀疑而被逮捕，经严刑拷打，捕而又放，放了又捕，几番折腾，向仲亚供出了联系人郑新民。
“*干高**会”由此而打开了破坏*共中**鄂西地下*党**组织的缺口，继而逮捕鄂西特委负责人何功伟、刘一清（女）等，并杀害了何、刘二位烈土。
“*干高**会”在破坏了*共中**鄂西特委组织后，又立即动员了“*干高**会”组成机构各自所属的特务人员，由刘培初秉承陈诚意旨，在鄂西地区各县以及川东万县一带，于1941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进行了一场范围广泛的大搜捕。
恩施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据说，被搜捕之人达千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湖北联合中学的高、初中男女学生，最大的不过十七、八岁，小的才十三、四岁。
除了在城内鼓楼街16号设置看守所外，“*干高**会”又在方家坝、长沙田（军统湖北站居地）、谭家坝（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谍报课居地）、恩施城内西大街24号军统湖北站驻恩施办事处等处设置看守所。
并且，在土桥坝附近的山沟内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团队特别*党**部，囚禁了所谓“顽劣学生”数百名，进行“管教”，到1941年8月“*干高**会”改组为“民训会”。
而军统局在恩施地区的特务组织是1938年初，在武汉由原“南京特务处”扩大改称，至于“湖北站”，早在1932年间，在武昌就有这个秘密的特务组织。
它先属邓文仪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改属“南京特务处”，以“湖北省政府保安处谍报股”为公开掩护机构，后扩股为科，称为“保安处第四科”。
1938年10月，保安处四科由武昌迁至宜昌，朱若愚在“公”为保四科科长，在“密”为军统局湖北站站长。
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的两块招牌，秘设站于恩施的长沙田，在城内是西大街24号，设驻城办事处。
军统局湖北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也搞些侦破日伪汉奸的活动，但是，主要活动的矛头，仍然对准*共中**和一切进步的抗日力量。
宜昌失守，“湖北站”迁至恩施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由恩施迁回武昌，在这段时间里，站长朱若愚，1942年为了“镀金”调到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习，站长一职由副站长田灌夫升充。
就我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湖北站”迁恩施后的主要特务骨干有凌照侃、田灌夫、刘国桢、谢经武、詹子明、刘春舫、徐海如、姜宗望、曾翔龙等人。
其主要职务为站长、副站长、书记、编审、行动组长等职位，以及恩施直属组。
“军统湖北站”迁至恩施，到抗战胜利回武昌期间，掌握和运用的一些掩护特务活动的公开机构，计有：
一、“湖北省货运管理处”
这个机构是在开展对日经济作战的口号掩盖下组织的，由朱若愚公开充任处长，设处部于宜昌三斗坪，主要输送由重庆运来大量的伪制日伪“储币”，用以在前线和敌占区抢购物品。同时，也以此作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二、“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室”
这是田灌夫继朱若愚后，充当“湖北站”站长所掌握的一个公开掩护机构。
1943年间，“湖北省政府保安处”改组为“湖北省警保处”，“保四科”这个名义机构，在该处编制内没有保留。
因而，“军统湖北站”就失去了公开掩护机构的名称，经田灌夫奔走活动，又由戴笠径函时任“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的冯庸，遂得以在该部搞了一个公开的调查室的名义，由田灌夫担任该室主任。
这是“湖北站”在恩施最后一个公开掩护名义，这个名义对“湖北站”的作用，与“保四科”是同样的。
三、“财政部缉私署湖北省缉*处私**”
1943年，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缉私署署长。
“湖北省缉*处私**”由刘培初、朱若愚分别充任正、副处长，设处本部于恩施城内西后街24号，即“湖北站”驻城办事处。
缉*处私**组设以后，大部分军统湖北站骨干，均调至缉*处私**，如徐海如、姜宗望、曾翔龙、谢经武等，并在邻近前线的交通要道，均设置查缉所。
此后，缉*处私**的下属机构遍于全省，成为军统在湖北进行特务活动的前所未有的便于活动的公开掩护机构。
而军统骨干也都视缉*处私**为捞一把的好机会，互相倾轧排挤，想方设法钻进去，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机构随着戴笠坠机而亡，宣告结束。
陈诚在恩施整合特务组织的同时，另辟蹊径，建立属于“陈诚系”的特务组织。
这就是属于他所掌握的军政机构中，具有特务性质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所有成员，使用青一色由他们自己培训起来的人员，完全排斥中、军统特务人员参加他们的特务机构，并与中、军统相对立。
就陈诚的本身来说，他也不可能在中、军统特务系统以外，他之所以另立与之平行的特务组织，主要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维系他的地位。
1939年，张振国充当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谍报课课长，谍报课所有人员，均系司令长官薛岳和张振国自行选拔，排斥中、军统分子。
后来，成为陈诚特务组织骨干的阮成章、刘庄如二人，就是这时参加了张振国为课长的谍报课。
1939年春夏间，薛岳在湖南麓山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游干班”）。
在班内，组建了比较特别的第五中队，薛岳派张振国为队长，阮成章、刘庄如至该队担任训导、区队长一类职务。
五中队学员共有200余名，绝大多数招收的是*亡流**男女学生，青年学生爱国情殷，听说接受游击战争训练，备感兴趣，报名投考者非常踊跃。
国民*党**政府自弃守武汉后，已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共反**”的*动反**方针，原来以对日伪的军事谍报为主要任务的张振国主持的第九战区谍报组织，也就转入了以侦破*共中**组织与活动为主。
张振国以*共反**自效于薛岳，将亲手训练的“游干班”第五中队200余名男女学员，呈请薛岳批准，全部纳用于第九战区军事谍报系统之内。这就形成了拥有大小特务数百人的“陈诚系”特务组织。
张振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10月，陈诚就任第六战区长官于恩施，调张振国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谍报课课长。
张振国将他所统率的第九战区特务班子，一分为二，即一半留湖南，一半调恩施，他的得力助手阮成章、刘庄如二人也随调恩施。
由于到恩施不久和人手不够，张振国在*共反**活动中，没有出色表现，他为了打击军统，抬高自己，利用长官部参谋长施伯衡、参谋处长刘云翰对军统特务刘培初、朱若愚的嫌恶情绪，攻击刘、朱只知戴笠，目无长官，以致陈诚多次表示对军统的不满。
1941年的3月，陈诚为了充实第六战区军事谍报系统，在恩施谭家坝开办了一个“谍报人员训练班”，办了两期，仿照“游干班第五中队”以公开招考的方式诱骗了300名左右的男女青年学生。
这个班在训练期间，在张振国的导演下，表演了一曲“飞檐走壁”的特技表演。
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等在一个晚上，布置该班学员潜入恩施各个机关，盗窃公文要件，连民政厅长朱怀冰的随身手提公文包，也被那些“飞檐走壁的英雄”们窃走了，一时间，搅得恩施满城风雨。
此事闻于陈诚，他大为赞赏，并幽默地对朱怀冰说：“看来我们的防盗保密工作，必须来一次大力整顿呵。”
事后，据知情人透露，此是张振国事先买通了各被盗机关的勤杂人员，用的“开门揖盗”的办法搞的，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以博取陈诚对他的信任。
由于朱大鼻子（朱怀冰绰号）平素对张振国倨傲不假辞色，张振国特别布置窃取他随身公文包，使他难堪，果然，朱怀冰经此恶作剧后，对张振国优礼有加。
“陈诚系”的特务组织，经过在恩施谍报训练班两期的培训，已拥有特务人员四、五百人，连同散布在第九战区的合计也近千人。
虽然比起中、军统规模既狭，人员又少，但是，它没有其他特务系统人员渗入，而是经由张振国在陈诚支持下，一手网罗起来独自成为一个独特系统，因之，被人们目之为“陈诚系特务组织”符合实际。
1942年间，国民*党**为了在战区加强对革命势力的进攻，在部分战区长官部设立“研究室”。
张振国以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少将高级参谋充当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实质上就是以*共反**为主要任务的特务组织。
从此，张振国的气焰更为嚣张，不仅一般的*党**政人员，甚至陈诚系的嫡系将领，也视张振国为陈诚所培养的特务头目，暗中称之为“小戴笠”或“戴笠第二”，张振国对此种种传言，沾沾自喜飘飘然。
1944年秋，陈诚在重庆担任军政部部长后，在部长办公室组成一个调查组，由中将参议冯庸（原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任组长，张振国以军政部少将参议任副组长，该组大部分人员，系从恩施研究室及其所属特务组织中抽调。
张振国研究室主任一职，由阮成章继任，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六战区长官部迁至武汉随即撤销，阮成章转任“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个稽查处以清一色的“陈诚系”特务分子组成。
以后，为“陈诚系”特务分子曾经控制过的特务机构，有“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司”、“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云南全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二处”等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