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在巴黎渡过我3月4号的生日，天还是冬天，午后甚至飘起小雪。而杜拉斯死于1996年3月3号，我想，那也该是一个飘雪的日子，还要有呼啸的北风——她这么凛冽的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凛冽的日子与之相匹配；她这么决绝的一个人，必须用最直白的“死”来表达她的死，而不是“逝去”或者“离去”这些委婉的字眼；她这么纯粹的人，必须用一个最简单的墓来安放她那直截了当的灵魂。
这个墓，如今就在蒙巴纳斯公墓，它真的就如杜拉斯的文字一样简短、直白。墓是平躺的，没有立碑，名字和生卒年得靠近了俯视才看得见：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
十几年过去，上面有些青苔，是时间的痕迹。如此的质朴，又让人难以与特立独行的杜拉斯联系起来。但也许，最简约的，往往才是最有力量的吧。墓上总会有花，有小盆栽，也会有鲜花。我在想，哪个会是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 ）放下的呢？这杜拉斯最后的一个情人，如今又在何方？
“来特鲁维尔吧，我们一起喝一杯。”
倒叙杜拉斯，只能从扬·安德烈亚开始。这句话是扬给杜拉斯足足写了7年的信才得到的一句回复，这句话也真正拉开了他们之间恋情的帷幕，他们至此生活在一起，从杜拉斯66岁到82岁，这人生最后的16年。其实，我几乎可以断定，早在扬给杜拉斯写信之初，杜拉斯就已经爱上了他，这个比他小了39岁的年轻人，只是女人的一种近乎变态的矜持，让她一直表现得不为所动，然后用7年的时间慢慢堆积这份古怪的情感，等到终于爆发的那天起，就变成一种*制专**的、病态的爱。扬从此成为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奴隶、佣人、出气筒。
“你滚吧！滚出我的生活。”
“你以为自己是谁？你觉得自己变成作家了吗？”杜拉斯粗鲁地骂扬。
扬无数次的离开又回来。
“难以忍受而又必须亲近，随时建立而又破坏的联系。"扬形容杜拉斯对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那种联系，她被迷住了，但同时又想摧毁它。好象爱情就象一个点，永远达不到，却又存在，已经存在，一个精确的点，明亮而又说不清楚。”我想被迷住的还有扬自己本身，才会万般纠缠了整整16年，噢，不，不止16年，虽然杜拉斯已经死去，但这种情感还会继续纠缠扬的余生，都说，他将以咀嚼和杜拉斯的往事度日。
当我走在诺曼底迷人小城特鲁维尔的沙滩上，眺望他俩长期居住的黑岩公寓——他们的生活总在巴黎和特鲁维尔之间来回，我还是为这份情感所迷惑，这当然不是常人所能体会所能品尝的，也就只有像杜拉斯这样奇特的人物才能造就，也只有扬——一个说不清的男人才能忍受，或者说享受。
遇见扬之前，她已经是著名的杜拉斯了，这个取自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伴随着她的整个文学生涯，从1943年开始，从荒芜的巴黎开始。
18岁那年，她从出生地越南嘉定，首次返回祖国法国，在巴黎的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但却立志要做小说家，并最终如愿以偿。
“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人生经历、惊世骇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斓爱情的艺术家。”
这就是这位叫杜拉斯的女人头上所顶着的光环。但是，这些光环必须放远了来看，走近了，不过也是生活的琐碎。
有一天，当我步行穿过巴黎市政厅广场，再经过巴黎圣母院广场，踏过塞纳河桥，到了著名的左岸地区，继续南行，路过圣·日尔曼教堂，路过“花神”、“双叟”咖啡馆。然后拐进一条古老而不起眼的小街，街里全是古董老楼——，我曾经在这种老楼里住过，房子通常都旧得地板一踩就嘎吱嘎吱作响，老旧吊筐式电梯则日日夜夜、吱吱呀呀、上上下下，小街其中一栋写着“第六区圣伯努瓦街五号”，喏，就是这里了，去掉光环，必需跟你我一样真实生活的杜拉斯以前就是生活在此，在此吃喝拉撒。
凭空想象杜拉斯在这房子里的日常生活，是琐碎而无趣的，但又富有生活的温度和质感。想象她在巴黎雾蒙蒙的早晨，用老式的咖啡机煮一杯热气腾腾的黑咖啡；想象拥有一手好厨艺的杜拉斯在那个窄小的厨房里做出一桌美味丰盛的法国餐——当然她拥有好厨艺却厌倦动手，这种机会少之又少；想象她用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在窗边写出了无数作品；想象她在这里私会多个情人，做绵绵不绝的爱。
在想象的空隙中，我仿佛看见一个个子矮小、满脸皱纹、戴着粗框黑眼睛的老妇人从那个小小的吊筐电梯中出来，推开厚厚的老楼木大门，迈着缓缓的步子走上街，这不就是老年的杜拉斯吗？在这秋日午后，巴黎的天碧蓝如洗，连空气都带着清新的蓝色的味道，她走在古老的巴黎城细碎的石板路上，来到“花神”咖啡馆，在她的老位置面窗坐下，年轻的侍应轻快的跑过来轻声和她打了声招呼——他们早已相熟，一会就端来一杯她每次必喝的咖啡。她摊开手中的本子，一手叼着一支烟，一手拿起笔，写下：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写作”、“男人”，杜拉斯一生的两大主题。
那个荒芜的巴黎，成就了杜拉斯。
那个繁华的巴黎，升华了杜拉斯。
让我们跳过巴黎，跳过杜拉斯的那些情人，跳过她的丈夫和儿子，来到越南，去看看杜拉斯最初成型的地方，去看看当杜拉斯还不是杜拉斯，而是一个16岁的少女，玛格丽特时那段光景。
因为《情人》一书和电影，这段光景我们都太熟了，在越南，亚热带的热气和湿气中，空气里满是溽热、萎靡、暧昧，16岁的少女，初长成，漂亮、性感，如夏天新鲜的樱桃般诱人。而吃下这颗樱桃的是那个被动著名的中国男人，李云泰，高，瘦，苍白漠然，羞涩寡言。
我大概是十年前看的《情人》，书和电影，脑中的最深刻的影像是，屋中，阳光透过木板门一道道渗透过来，李云泰*光脱**了玛格丽特（让我们就这样直呼其名吧）的衣服，然后是温柔而野蛮的一场好戏……
说是，长期以来，杜拉斯对这段感情一直埋在心底，轻易不拿来与别人分享。直到1980年，她才用小说《情人》的形式将这段往事娓娓道来。其实，与其说他们相爱了，还不如说，他们*爱做**了。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太大，前者需要太多东西做支撑，后者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躺下即可。我以为他们之间的只是后者，至少对成年后的杜拉斯来说，那个男人，只是跟她做过爱的男人，而不是她真正爱过的男人。这里面饱含的情感只是在小说里，在电影里，并不在真实生活里的。杜拉斯在几十年后才动笔写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她还没构思完毕，而不是整理记忆。
说是，1971年，李云泰和妻子曾去巴黎，忍不住给杜拉斯打了一个电话。杜拉斯一接电话就听出李云泰的声音来了，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后来在《情人》中写道：“他给她打了电话。她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他说：我只想听你的声音。她回答：是我。你好。他有点发慌，跟以前一样胆怯。他的声音也突然颤抖起来。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也立即发现了那中国音调。他说他和过去一样，他仍然爱她，他不能停止爱她。他爱她，至死不渝。”前面的故事我们无法考证，但书中的描叙令人动容，我还是认为，这种桥段这种情感只适合出现在小说里。
但因为李云泰这个中国男人，我总是恍惚的把这个法国少女当成了中国少女。他让她变成了中国的。
所以，当杜拉斯还不是杜拉斯，她是一个中国少女，我愿意这样想。
我在刚到法国的日子里，百无聊赖之时，曾经试图用自己蹩脚的法语翻译杜拉斯——我在巴黎的书店买到一本杜拉斯的小书，里面是别人的摄影作品，加她的一些呢喃语句，一些小诗：
“一切都变成了蓝色。这是蓝色。这如此刺眼的是蓝色。……
我们哭，全世界也哭，但是，忧郁的蓝色仍然在那”
“难道一切都要死亡？一切都要结束？都要停止吗？
包括眼泪，包括爱情，包括死亡吗？甚至包括敏感的心？”
“有一些人不想离开，仅仅是为了留下，留下来生活在不流动的时间里”
……
语句翻来覆去的修改，始终不能让自己满意。杜拉斯，她其实是不可翻译的，因为，杜拉斯，她完全是不可复制的，这个过分奇特的女人。
PS:扬·安德烈亚已于2014年7月神秘死亡
花边针线工：郑枫
2014/9/21
◎题图为电影《情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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