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故事发生在一九一四年的莫斯科电车上。
＊＊＊
我早就发现，那些经常在路上跑的人，包括火车司机、水手、飞行员、汽车司机，都有一点迷信。我们这些莫斯科电车的售票员也不例外。
我们最怕遇到一个拿着百元大钞的老头。所谓百元大钞就是被称作“叶卡捷琳娜票子”的一百卢布纸币，上面印着叶卡捷琳娜二世雍容华贵的半身像，她那紧绷的胸部如缎子一般光洁。
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去评价的话，这个老头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外表干干净净，态度和蔼，挺有修养。他的大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份叠的整整齐齐的教授们钟爱的自由派报纸——《俄罗斯新闻》。
老头总是一大早，在我们刚刚离开电车场的时候上车，那时候售票包里也就只有找零用的60戈比在咣当作响。公司只给我们这么多零钱。
老头上车后客气地微笑着，递给售票员一张一百卢布的大钞。这显然是找不开的。老头也不要求找零。他知趣地在下一站主动下车，等待下一辆电车。
在下一辆车上这一幕又会重演。
就这样，老头从一辆车换到另一辆车，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地免费乘车上班。要想数落他都找不到充足的理由。
百元大钞永远都是同一张。我们八号线的售票员早就记住了这张票面的号码：123715。我们有时也会报复老头，刻薄地挖苦他说：
“请把您那张123715号的‘叶卡捷琳娜票子’出示一下，然后就下车吧。”
老头从不生气，他总是很主动地向我们出示那张臭名昭著的票子，然后又同样主动地匆匆下车，一副与人为善的样子。
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票者真是闻所未闻。哪怕最强悍的售票员都拿他毫无办法。
我们不喜欢这个老头并不是因为那张票号为123715的票子，而是另有原因。认识他好几年的老售票员都言之凿凿地说，这个人总是会带来霉运。
我的电车生涯中一共发生过四次不愉快的事件。
起初我当的是电车司机。我开车走的是“Б”线的内环。这条线路非常难开。车厢都挂着拖车。挂钩处是活动的，所以几乎每次启动电车时，车厢都会猛地光当拽一下拖车，随即响起的是乘客们刺耳的叫骂声。
有一天在斯摩棱斯克林阴道附近，一辆白色的乞乞金公司运牛奶的汽车驶进了电车轨道。那个司机开的慢吞吞的。显然是害怕把牛奶溅出来。我也不得不跟在他后面慢慢地开，结果晚点了。每一站都有一大群愤怒的乘客在等着我的电车。
很快，我们后面那辆“Б”线电车赶上来了，随后第二辆也来了，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所有电车都不耐烦地发出震耳欲聋的敲击声。那时候电车上都没有装铃，只装着电动响板。
这条线于是发生了严重的塞车现象。而那个汽车司机依然霸占着轨道，在我们前面缓慢地爬行，根本不打算拐弯。
我们就这样跟着他开过了整条库德林花园大街，又开过了特维尔街、小德米特罗夫卡街、马车街。我疯狂地按动着响板，不断把身子探出车厢外，嘴里咒骂着，但那个司机却不为所动，他抽着烟，不时从驾驶室喷出一段烟雾作为对我的回答。
往后看，目光所及之处，有好几辆满载乘客的“小甲虫”在慢慢爬行，震耳欲聋的响板声在几条花园街上响成一片。司机们的咒骂声飘荡在空中，这巨浪般的骂声从最后一辆车传到我这里，又从我这里翻滚回去。
我忍无可忍，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在通往萨莫焦卡的下坡路上我关掉了发动机，装作刹车失灵的样子，故意弄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从后面撞上了那个无赖司机驾驶的乞乞金公司的汽车。
呯的一声，好像炮响一样。那辆汽车侧翻到了一边。从车里冒出了滚滚白烟。留着小胡子的司机跳到马路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警笛，响亮地吹了起来。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后我便看到警察分局长和一个警察扶着腰间的*刀军**，从萨莫焦卡广场方向朝电车跑过来。
总之，第二天我就从司机被贬为售票员了。
但我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很快我又被罚了次款，这是因为电车驶过剧院广场时我坐在后门那儿了。按规定，在剧院广场售票员应当站着，因为这是莫斯科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乘客总是不等电车停稳就上下车。
后来我们这些年轻的售票员头脑一热，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可行的办法，好让自己在忙碌的一天中稍稍喘口气，我们事先和司机说好，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两三分钟从终点站出发，或者像电车员工常说的那样，“不遵守时间间隔”。
司机开着车全速前进，我们很快就赶上了同一线路的前一辆车，这时就可以轻松悠闲了。前一辆车把所有的乘客都拉走了，而我们则可以跑空车了。车厢里空空如也，很安静，闲得都能读报纸。
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是不会被人捉住把柄的。但我们，当然了，正如常有的情况，“橙子皮也会滑倒人”，有时在莫斯科城里一连跑三四趟空车。这样一来，我们的进款就比其他售票员少多了。领导立刻开始怀疑这里有问题。最终我们被当场捉了个现行，被狠狠罚了一笔钱。
这些倒霉事都跟那个百元大钞老头无关。但是有一天，老头上了我的车，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比平时更可疑，带着更明显的不祥的预兆，可他却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对我这个售票员的善意。也许是因为我检票时漏掉了他，所以老头免费坐了不是一站，而是两站。老头下车之后，司机——一个阴郁沉默的人——哗啦一声拉开前面的门，隔着整个车厢对我喊道：
“现在要小心点了，售票员！可别出什么倒霉事！”
随后他又哗啦一声关上了门。
我一整天都在提防着倒霉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我安下心来。半夜时分，我们驶离了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班了。
车厢里没有几个乘客，也没有任何不好的预兆。我甚至怡然自得地小声哼起来了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歌曲：
你们呀，我的机灵鬼儿小鸟！
请帮我兑开这些钞票……
在奥尔里科夫胡同附近上来一位身材敦实的先生，他穿一件翻领大衣，带一顶雅致的圆顶礼帽。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副老爷派头——微微浮肿的眼皮，身上的雪茄味，外国样式的白围巾，还有一根银镶头的手杖。
他拄着手杖，迈着足痛风病人才有的步态穿过整个车厢，一屁股坐在出口的位子上。我走到了他面前。
“免票的！”那位先生有点磕巴地说，根本不看我一眼，而是望着窗外，车窗上映照出不断闪过的夜间灯火。
“请出示免票证！”我也同样带点磕巴地说。
那位先生抬起浮肿的眼皮，极端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应该认得我是谁，亲爱的，”他恼怒地说，“我是市长布良斯基。”
“可惜，您的额头上并没有贴着市长的标签，”我不客气地回答，“请出示免票证！”
市长大发雷霆。他断然拒绝出示自己的免票证。于是我叫停了电车，请他下车。市长坚持不肯下去。这时乘客们也像往常一样都干涉进来了。
“他才不是什么市长呢！”车厢里头一个声音讥讽道，“市长应该坐他自己的马车。别的不敢说，这点我们可清楚的很。这样的市长我们见多了！”
“少管闲事！”戴圆顶礼帽的先生大声喊道。
“我的爷呀！”一个提着一篮子苹果的老太太吓坏了，“好大的嗓门！有钱人总是小气的很。买票花五个戈比他们都心疼。他们的钱就是像这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一戈比一戈比积攒起来的。”
“兴许他口袋里连个屁都没有，”一个戴便帽的青年讥笑着说，“我替他买张票吧，拿着，售票员！找零留给他当伙食费吧。”
最后，这位盛怒的市长只得下了车，砰的一声摔上了车门，力道震得窗玻璃嗡嗡直响。为此他受到了司机的责骂，司机冲着他的脊背骂他无赖，连他的圆顶礼帽和那张养尊处优的脸都成了挨骂的理由。
过了两天，米乌斯电车场的领导把我叫了去。他留着一脸火红色的大胡子，很爱嘲笑人。他厉声对我说：
“217号售票员听好了！现在给你第二次警告处分。在这里签个字！就这样！到伊维尔圣母像前点根蜡烛吧，谢谢她保佑你，此事就此了结。哪见过这样的事？居然把市长撵下车，还是在半夜，还是在第三小市民街，那条街上就是大白天都会有人粗鲁地骂你、推撞你。”
电车场领导要求我把市长事件的细枝末节都讲给他听。我给他讲了一遍，顺便还提到了那个百元大钞老头，并告诉他说，售票员们都认为这个老头会带来霉运。
“我听说过这个可恶的老家伙，”电车场领导说，“怎么才能教训一下这个逃票高手呢？”
八号线的售票员们早就想整一整这个老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我也想出了一个法子。我把它告诉了电车场领导。他只是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
第二天早晨，我签字领取了一百卢布的零钱。
我一连等了那个老头三天。到第四天他终于出现了。
他毫无防备，还是那么亲切平和，上车就把那张“叶卡捷琳娜票子”递给了我。我收了钱，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对着光瞧了瞧，随后便塞进了包里。老头惊讶得连下巴都掉下来了。
我不慌不忙地数出九十九卢布九十五戈比，随后又重新点了两遍，便递给了老头。他的表情很狰狞。整个脸都变黑了。他眼睛里的凶光让我绝不想以后跟他狭路相逢。
老头默不作声地收下钱，默不作声地塞进口袋，数都没数，随后便向出口走去。
“您去哪儿？”我礼貌的问，“您终于有票了。您想坐几站都行。”
“瘟神！”老头用沙哑的声音骂道，随后打开前面的门，在第一站就下车了。他这么做显然是习惯使然。
当电车启动时，老头用粗手杖使劲敲打着车厢侧壁，又一次喊道：
“瘟神！*子骗**！你等着瞧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据说，有个售票员在这件事之后还看到过他。
老头精神饱满地步行去上班。他的大衣口袋里仍旧插着一份叠的整整齐齐的《俄罗斯新闻》。
票号123715的百元大钞被当作战利品公开展览，挂在米乌斯电车场罩着铁丝网的公告栏里，那里通常都是张贴各种命令文件的。它在那里挂了好几天。售票员们拥挤在纸币钱前，“当面”辩认着它，笑成了一片。而我则得了个并不光彩的“机灵鬼”称号。不过后来这件功勋却帮我躲过了被开除的命运。那次我主动搭乘了二十个全副武装的人，而且全部免票，结果却撞上了稽查员。
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从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上来了一群士兵，他们都是行军装束，背着*弹子**袋和步枪，新大衣上紧束着皮带。这是一群预备役士兵——留着大胡子，风尘仆仆，在陌生而复杂的莫斯科有些胆怯。他们要从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坐车到布列斯特站，然后从那儿再去作战部队。三名战士有妻子送行，她们围着保暖披肩，只露出一双眼睛。她们紧紧拉着丈夫的大衣袖子，默不作声地陪着他们。战士们也同样默不作声。
我同时犯了两项渎职罪：让这些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免费乘车，另外，还搭载了全副武装的人员——而这是被严令禁止的。
在叶卡捷琳娜广场上来一个稽查员。
“别费劲了，”我对他说，“反正战士们都没买票。”
“丹麦国王为他们付钱吗？”稽查员平静地问。
“对。丹麦国王付钱。”
“有意思！”稽查员说，随后他记下我的工号，便跳下了行驶中的电车。
很快，我又被那个火红胡子的电车场领导叫去了。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不时扬扬眉毛，似乎在斟酌着什么，随后用“您”称呼我说：
“您不能再和乘客打交道了。这毫无疑问！你已经有，老天爷呀，三次警告处分了。”
“毫无办法！开除我吧。”
“开除很容易。但为什么要开除呢？我调您去医疗救护车那里上夜班。您将负责把伤员从火车站运送到各个军医院。您还是个大学生吧？”
我同意了。我觉得这份工作要比乘客、车票、零钱打交道疲惫繁琐的差事好得多。
我满心轻松地把自己的挎包交给负责人，就回家去了。
我沿着格鲁吉亚街走着。风不断吹动着煤气路灯的火苗。弥漫着轻微瓦斯味的夜晚的空气似乎向我预示着未来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转变，我也许会远行，会有新的际遇。([俄]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