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历史故事，追思世纪伟人”之71
《毛*东泽**选集》永放光芒
“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来自《毛*东泽**选集》里的一段话，再简单不过的一段话，却流传成了经典。抛开政治意义不谈，这句话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符合人类语言表达的规律，参透了记忆密码。
这段话，白话表达，村妇老农都听得懂，只有听得懂，才能传得广。
若把这句白话翻译成官方文字，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地统一战线。”放到现在，至少需要初中及以上的孩子才能理解。如果放在100年前的根据地，老乡多半是听不懂的。但朋友与敌人，多与少，是人人明白的概念，朋友多、敌人少，一说就懂。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苏区红军面临战略转移。为了安抚人心，制造舆论，当时的报纸刊登文章说道：“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而战略转移就是其中一种。”
这冗长的句子，不但佶屈聱牙，而且晦涩难懂。但毛主席却说了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连三岁孩子都懂，都明白，都知道：“红军打不赢了，得跑，得离开这里。”再通俗一点，就是逃命、活命。
像这样极具口语化，顺溜有趣，只有说得顺，才能记得住。与“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同意俗语还有很多，比如“朋友多一点，敌人少一点”“朋友千个少，敌人一个多”“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些俗语文法似乎更高，更加“文绉绉”，却没那么容易上口，也不容易记忆。而“多多的”“少少的”采用叠字的修辞手法，而叠字是最符合人类最初的记忆习惯的。比如孩子学习语言之初，都会说“吃饭饭”“找妈妈”，语句简单，容易模仿和扩展。
同时，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俗语的价值之一在于能够改编套用，便于强化观点。“多多的，少少的”这类叠字语句，套用起来很容易。比如“牛皮吹得大大的，条件谈得好好的”“薪资水平高高的，工作任务少少的”等等。更有趣的是，一旦有人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类句子，高大严肃的形象与略显俏皮的语言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本身就使人印象深刻。
当然，这样语言还具有指向性，留出想象空间，只有引人深思，才能无限流传。
“朋友”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多”与“少”的标准又是什么？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衡量标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每个个体都能够在自身所处环境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出自己应该采用的一套“战略”。而这种战略，在实际生活中的指导意义是极强的。比如面对市场竞争，要团结友商A挤压对手B，抢占市场份额，还是要笼络对手B，发展友商业务，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延伸。
在明确方向的同时，能留有空间，能人去分析、琢磨，这句话也就刻在了无数人的心里。
像这样的语言，在《毛*东泽**选集》中俯拾即是。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政治晦暗，硝烟弥漫，身处乱世，众生迷茫，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个人的命运系何处。在这一片混沌之中，毛*东泽**纵览古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用一支笔，助力波澜起伏的民族独立史。读《毛*东泽**选集》，心弦时时为文字拨动，深刻感受那种穿越时空、撼人心灵的思想力量。
1944年版《毛*东泽**选集》是由当时的*共中**晋察冀中央分局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编选，并经毛*东泽**、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及*共中**中央宣传委员会审批后于1944年5月排发，7月出版，9月正式对外发行，全书共分5卷，收文章29篇，约50万字。它是目前所知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编选的《毛*东泽**选集》，因此在对毛*东泽**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产党共***党**史研究以及毛*东泽**同志生平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由于这部《毛*东泽**选集》印刷数量较少，精装2500本、平装2500本，再加之岁月流逝，目前存世以不多见，因此也是红色收藏家梦寐以求的顶级收藏珍品。况且这部红色绒布精装本《毛*东泽**选集》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封面、书脊上烫金印刷的“毛*东泽**选集”等字依然保存完好，闪闪发光，也更增加了收藏者渴望将其收入囊中的欲望。
1960年，《毛*东泽**选集》四卷本由毛*东泽**亲自主持编辑，在羊城广州审定出版。
毛*东泽**与广州颇有渊源。实际上，不仅《毛*东泽**选集》第一版第四卷是在广州审定的；《毛*东泽**选集》的开篇之作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在广州写成的，那是在1925年，这一前一后时隔35年，都在广州。
1960年1月27日，这一天是除夕，毛*东泽**一大早就来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招待所。在广州的一个半月时间内，他要么住在小岛招待所，要么住在鸡颈坑的广州军区招待所。他先是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同身边的“秀才”们即陈伯达、*乔木胡**、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以及*共中**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谈；然后从2月27日开始，在鸡颈坑审读《毛*东泽**选集》第四卷文稿，参加者主要有康生、*乔木胡**、田家英。3月8日，在小岛招待所审读完毕。小岛招待所即今天的珠岛宾馆，虽位于广州闹市区，但闹中取静，曲径通幽。毛*东泽**审读完《毛选》第四卷后，于次日上午乘专列离开广州。
《毛*东泽**选集》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毛*东泽**选集》第四卷又讲了什么内容呢？毛*东泽**自己对《毛选》第四卷又如何评价呢？
《毛*东泽**选集》共四卷，第一卷收录的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第二、三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第四卷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前三卷涉及的历史距离新中国成立较远，分别于1951、1952、1953年出版，第四卷涉及的历史距离新中国成立较近，50年代初出版时机还不成熟，在第三卷出版7年之后才于1960年编辑出版。《毛*东泽**选集》第四卷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记载，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形势。毛*东泽**对这一卷特别钟爱，他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可见，相对于《毛选》第一至三卷，毛*东泽**最喜欢的还是第四卷。
《毛*东泽**选集》第四卷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政专**》《在中国*产党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样的重要理论文章；也有《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重要的政论文；还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闪耀着思想火花的重要文章。
例如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东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产党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第一，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是由中国*产党共**代表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别的什么阶级来领导；第二，所针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翻推**这三座大山；第三，*翻推**这三座大山之后，所要建立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
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中，毛*东泽**巧妙运用中国人熟悉的“纸老虎”形象，提出“一切*动反**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在中国*产党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文章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历史将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毛*东泽**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而“不要在背后议论”，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东泽**选集》全四卷于1960年出齐后，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位20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的非洲外宾说：“整个非洲解放运动是以毛主席所阐明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动反**派都是纸老虎’为指导思想的，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的话得到更多地运用。”这位外宾所说的“一切*动反**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出自《毛*东泽**选集》第四卷。毛*东泽**不仅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记住了“一切*动反**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还直接创造了paper-tiger这个形象的英文单词，该词还被收入了英文词典。
1977年4月17日，《参考消息》报道：“首都热烈欢呼《毛*东泽**选集》第五卷出版！”
与前四卷出版，时隔17年。
1944年第一次出版，与1960年四卷出版，相隔16年。而第五卷出版与前四卷出版，则相距17年。
花絮：2013年6月9日，在毛*东泽**同志诞辰120年前夕，由德嘉拍卖有限公司，在山东德州举行的红色经典古籍字画春季拍卖会上，一本蓝缎子面精装《毛*东泽**选集》，拍出了135万元高价，加上佣金16.2万元，总成交价为151.2万元人民币。这次高价成交，实现了红色收藏单册毛著拍卖的历史性跨越，创出了天价新高。
这本就是世界上毛选系列的最早版本，即祖本，于1944年5月初版。由胡锡奎、邓拓等人精心编辑、出版。
众所周知的《毛*东泽**选集》，是一部深刻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煌煌巨著。1944年７月，这部书的最早版本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编辑出版，至今已整整80年。
1944年初，*共中**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加强对边区整风运动的思想领导，经*共中**中央批准，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毛*东泽**选集》，这在*共中**历史上尚属首次，意义十分重大。为慎重起见，分局*党**委决定由当时任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胡锡奎主持编辑工作。
胡锡奎，1896年出生于今孝感市区，比毛主席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产党共**，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回国。先后任北平、唐山等市*共中**地下*党**市委书记。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
1944年初，胡锡奎接受编辑首部毛选任务后，当即与《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一起，对《毛选》的选题、编辑等指导思想、体例等方面认真商讨，一丝不苟。从1944年春开始着手编订，随后不久，邓拓被派往边区*党**校学习，编辑校核等工作就落到胡锡奎一人身上。在短短的三个月里，胡锡奎一遍又一遍认真精选篇目，确定内容，定下了入选著作的数量，第一版选集一共收录了毛*东泽**同志的29篇文章。他还亲自确定编排体例，审校了全部入选著作的正文及注释，并最后负责完成终审与出版事宜，于７月初正式出版。7月以后正式对外发行。共印刷了5000册，精装、平装各2500册，该书为蓝缎子封面精装（布面）一册合订，平装分五册装订。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采用的是小32开，封面没有任何装饰。每册最前面是一幅铜版精制的毛*东泽**在延安近照的肖像，下书“中国人民领袖毛*东泽**同志”。像页后面依次是肩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五个分卷各有详细目录。正文中每一篇著作的题目占一整页。全书共796页，约50万字。
由于条件所限，初版印数并不多，发行后很快售罄，于是决定再版。同年９月２６日，胡锡奎签发了再版消息。再版仍由胡锡奎主持，体例未作大的变动，内容较初版丰富，共增加了９篇著作，分为６卷，还在扉页上印制了毛*东泽**同志的照片。1946年８月，胡锡奎将再版的纸型带到了张家口。不久，他奉调任热河省委书记，而把书的装帧、印刷等事项交邓拓完成。其中，杨献珍、*依林姚**、丁玲等人曾参加了再版的校勘，由蔡若虹设计封面。再版的装帧和印刷较１９４４年版要精美。1947年３月，再版仍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出版，一些解放区相继翻印。李立三还在东北将《毛选》译成了俄文。当然，与现在人们使用的《毛*东泽**选集》相比，80年前的那部《毛选》，无论初版或再版，内容、体例均不尽完美和科学，但事属首创，毕竟值得史学家大书一笔。胡锡奎与邓拓为宣传毛*东泽**思想是功不可没。
这部《毛*东泽**选集》的编辑出版，是边区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掀起了根据地人民学习毛*东泽**著作的热潮，在中国出版史上也占有独特的地位，它翻开了毛*东泽**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
其实，上级决定让胡锡奎主要负责*共中**历史上首部《毛*东泽**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不是偶然的，也是和胡锡奎同志长期担任宣传思想工作形成的严谨科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有关。早在1940年，胡锡奎同志即担任*共中**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在这段时间，胡锡奎同志兼任机关刊物《战线》和《半月时事》的编审。
在编辑工作中，他一贯认真核稿，有许多工作上的佳话被传为美谈。在1940年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
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
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
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
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
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过了4年后，上级决定由胡锡奎同志任《毛*东泽**选集》的主编工作，其实是对他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的结果。
1950年，在原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的基础上，在上级领导下，他和同志们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其后的十余年里，胡锡奎同志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
特殊时代后期，他正式提出了陈伯达的问题，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斗争，曾铿锵有力地说：“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现行反革命”。1969年，在“*人帮四**”一伙的折磨下，发生大吐血，拖延很长时间，才被送到监狱犯人医院。医生认为是早期胃癌，应当进行手术治疗。可是医生的意见不能执行，不准动手术，拖延了八个月后，致使病情发展，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
1970年10月23日，胡锡奎同志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4岁。1979年１月２５日，由*先念李**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胡锡奎等５位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高度评价胡锡奎“是中国*产党共**的优秀*党**员，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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