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王维大帅哥

通过王维的渭城曲我们就可以发现：唐朝是一个胡风极盛的朝代，也是一个集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帝国。同时，唐朝的酒 文化也极其流行，我们所熟知的李白、王维不仅仅是唐代的大诗人，也是酒中豪杰。

唐朝酒文化在继承了前人丰硕成果基础之上，对其充实演变，使其更具有时代特色。酒业蓬勃发展是唐朝酒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唐酿酒行业主要包括官酿、坊酿，可以说酒文化是唐时期社会的缩影。

酒受制于社会各方面又影响社会各方面，其影响所及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仅如此，唐代民族往来频繁，酒文化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与酒业相关的胡人

虽然胡人来自遥远的异域他乡，但他们在大唐各地的分布数量却是十分惊人的，其中有许多胡人都是自愿归入唐朝户籍，仅入户长安的户人就有数千户。

他们出于某种目的来到唐朝境内，或从政，如有很多部落首领来投诚，都被大唐招为将领，五品以上的官员有数百人，数量几乎与汉臣持平;或从商，或来学习。

影视图：唐代胡人不远千里前来

其中从事商业、饮食业的胡人居多，这其中不乏有以卖酒为生的胡商，胡人所经营的酒肆被称为“酒家胡”，而在酒肆之中以歌舞侍酒为生者被称为“胡姬”或“胡伎”。这些与酒业有关的胡人，之所以能在唐朝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是享受了唐朝所给予的各方面优惠政策。

1、胡商

胡商又作商胡，亦称为胡客、胡贾，又称蕃商、蕃僚、海僚等。泛指入大唐内地贸易之西、北诸族商贾，中亚、西亚、非洲东岸之国外商贾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这其中，昭武九姓的胡商居多。

大到都市，小到县城，都能窥见胡商的影子，但他们主要是游走于大城市之间，作为商人，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

史载，公元760年，叛将田神功在扬州作乱时，扬州城中波斯商人和大食商人被其部下杀死，数量达数千人，根据这一史实，便可断定居住在其他繁华城市乃至整个唐朝疆域，外国商人的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胡商之所以能遍布唐朝各个角落，这与唐朝对外开放、对内招商的民族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为其在中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莫高窟壁画上的胡商

如公元834年，太宗颁布了一条诏令，诏令*特中**别施与了在岭南、扬州等地经商的胡人以及来自海外的蕃客一些优惠政策。太宗认为他们“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长官给予这些商人贸易上的自由，且不进行苛捐杂税。唐朝政府不止一次地颁布减免税收的规定，如德宗云:“通商惠人，国之令典。”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除马市外其他商品内容的交换场所，如岭南地区设置了“撩市”，以方便胡商在此处集中贸易。此外，唐与吐蕃于互市之地一一赤岭立碑明令，规定两国公平交易，友好相处无侵暴。这些法令都大大改变了胡商的处境，从而加强外商来华的经济往来，带动唐朝商业发展。

大唐的繁荣吸引无数胡人通过经商渠道来获得巨额财富，太宗皇帝初登大宝之时，随着高昌国国王来朝勤见后，便带动无数的“商胡”来华商贸或生活。广州作为重要港口城市，无疑是大量外国商客的聚集之所，蛮胡贾人常乘船而来，在广州各个港口进行商品交易。

当时经商的胡人中，主要以经营珠宝商、药材、钱庄为主，但也有做餐饮业的“胡商”，相对来说是些小本生意。从长安城东城门到曲江这一条繁华街区上，道路两旁多是贩商行商的胡”，其中自然少不了卖酒的胡商。

2、胡姬

姬指的是貌美的女子，故而胡姬指的是美艳的胡人女子，她们能歌善舞，技艺绝佳。

唐代胡姬

起初胡姬只是被胡人当作“礼物”进献给唐朝，以求得增进与唐朝之间关系，进而达到加强贸易、政治联盟等目的。魏微曾说出周边民族之所以络绎不绝来唐朝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朝贡中的珍贵物品，如大宛的宝马、西域的明珠翡翠，还有犀象、藏葵，进而在成功获得唐朝好感的基础之上，对于达成贸易等协议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相对于珍器古玩，带有灵动气息的胡姬更让人眼前一亮。

于是在公元645年，高丽国派遣使者送来两位美女进献给太宗皇帝，自此之后，胡姬便常出现在皇亲国戚、*官高**贵族所举办的宴会之上，除了活跃席间气氛、为整个宴会添姿添彩之外，实际上是为了“献姬”背后所隐藏的真正目的。随着胡人大量涌入李唐境域内，胡姬在民间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她们的交际范围不再仅限上层社会，但她们的活动场所，依然是以宴饮之处为主，逐渐地，胡姬与唐代陪酒女子的工作性质有交叉、相似之处，于是唐朝社会酒业便出现了“胡姬”当护的现象，实际上她们就成为了经营酒业的胡商。

长安城里有许多胡姬靠经营酒业来谋生，她们之所以从事酒产业，一是她们自身所具有的才艺赏心悦目，二是当时社会有饮妓陪酒的风俗。

“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劝客，所得钱物，率归胡妇。”《坚瓢集》

胡姬后来就被泛指为“当护卖酒”的女子，且多为年轻者。李白、白居易二人都曾亲眼所见正当妙龄的女子当护。

陪酒的唐代胡姬

当护卖酒，自然也要侍候客人饮酒，胡姬侍酒情形，诗人也都有过详细地描述:李白不仅听过胡姬的双重弹奏，还对酒肆貌美如花的胡姬深感心动;贺朝夜晚到胡姬所在之酒店，看到“上客无劳散”、专心听其弹管弦唱曲的情形;岑参也遇到过“胡姬酒护日未午”、“胡姬护头劝君酒”等等。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胡姬所在之处均是酒肆、酒护，所做之事便是通过她们特有的异域风情招揽顾客进店消费。胡姬逐渐被唐朝社会所重视、追捧，但其风光之余，亦充满艰辛之处，如李贺诗中描绘胡姬四年家乡之情景:卷发碧眼的“胡儿”，站在窗边望远处家乡的方向，粉泪低垂，煞是心酸。

另外，胡姬作为女子游走于各种场合之间，常被有势之人欺凌，如汉朝将军酒曾调笑年十五的“胡姬”，这是胡姬当护再真实不过的社会写实，为了生活，这些都是必须要忍受。此外，张枯更是说出她们情感生活中的不易，“郎意在浮花”，招客侍酒的职业特殊性注定她们在自身情感生活中的不自由。

不论是卖酒为生的胡商，还是当护劝酒的胡姬，都是当时极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他们既有商人特征，又带有胡人的风俗习惯，不仅推动唐朝酒业的发展，更是充当了“使者”的角色，如此民族间往来让日臻成熟的唐朝酒文化传至世界各地。

二、“胡人”对唐朝酒文化的贡献

“酴，酒母也。醾，酒本也。酦，重酝酒也。酎，酝酒也。醅，未泲之酒也。醪，汁滓酒也。”

不同的酒有不同的称谓，但是酒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没有贵贱之分，也没有任何的文化隔阂，即使是存在民族差异性，但“酒中趣”却是一致的，依然能在同一个酒桌上共饮美酒。白居易曾发出过“不食胡麻饭，杯中自得仙”的感慨，可见酒的吸引力胜过遍布大街小巷的胡食。

果品酒

1、果品酒

唐人以饮谷物酒为主，果品酒甚为稀少，其所饮果品酒，几乎来自于西、北地区的非汉民族，如哈萨克、俄罗斯、锡伯等，胡人他们以牛、马、羊为食，虽然不以农耕为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酒的喜爱。他们所酿之酒多是果品酒或是以动物乳液所酿制的酒，东北地区亦能够自行酿酒。

林虑浆:高适在《营州歌》生动描写了营州(今辽宁朝阳)游牧民族射猎时酣饮的热烈场面，“胡儿骑马饮酒”，将饮酒与生产活动、军事训练紧密连接在一起，优胜者大抵以美酒作为奖赏物之一。据宋代陶毅记述:高丽国派使者韩申一向大唐来进贡新品，是高丽国的佳酿一一林虑浆，并将此酒亲手交予皇帝品尝。

青田酒:《太平广记·青田酒》云:乌孙国有青田核，却不知其树木和果实的形状和样子，它的核容量如同可装五六升水的葫芦，把核掏空后往里面注水，随后就变成酒，喝完核中酒之后再注入水便可，但不可把水放入核中太久，否则就会变成苦酒不能饮，此酒被称为青田酒。

“至中国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则有酒味出，甚醇美如好酒”

唐刘章曾得到两枚青田核，可以供十二位宾客共饮之，两枚核可以轮流储水成酒，是招待人数较多时极为方便的酿酒器、盛酒器.

葡萄美酒

三勒浆酒:产自波斯国。三勒浆是用三种水果酿制而成的，这三种水果名称分别是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据说鉴真大师在广州大云寺曾见到过一棵诃梨勒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

“诃梨勒树，南部亦有之……子如大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这三种药植物全部生长在当时唐朝控制之下的安南地区。

葡萄酒:原产自西域，受西汉时丝绸之路的影响，葡萄酒开始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因而葡萄酒在古代是弥足珍贵的果品酒之一。到了唐代，直到太宗破高昌后方知葡萄酒味，高昌还有一种葡萄酒是葡萄干冻酒，对于此酒，高昌使者解释说:

“葡萄(作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入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

凉州葡萄酒:与此同时备受推崇的还有凉州葡萄酒，此酒也因张赛出使西域而逐渐被世人所熟知，王翰在《凉州词》诗中所提到的葡萄酒是凉州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

虽然果品酒类中以西域葡萄酒影响最为深远，但位于唐朝南部的一些外国国家所产出的果品酒，同样被当时人们所推崇称赞。扶南国有“土瓜根酒”，其颜色微红。除此外，还产石榴酒，在《扶南传》中载:顿孙国素有石榴树，取其树汁放在盆中几日，经过自然发酵便成美酒，名为“石榴酒”。武则天、杨贵妃是石榴酒的忠实爱好者。

不论是北部民族部落，还是西域、南部的一些国家，以上所述皆为唐代果品酒类型。这些果酒不仅给唐朝人留下深刻印象，且这些果酒一般都不用曲粟，是自然而成酒。动物类酒主要为乳酒，乳酒的主要原料是来自饲养的羊、牛、马等动物的乳液，其酿制之法也是将其放入容器之中，经过一段时间，自然发酵，酿制成酒，同石榴酒的制作之法如出一辙。由于西部、北部地区多在草原戈壁之中，其土壤气候条件均不适于粮食生产，故而他们多饮果品酒或乳酒。通过与大唐的密切往来，“胡人”所独具民族特色的酒使唐代酒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异彩纷呈。

三、唐朝酒文化对“胡人”的影响

唐王朝作为经济、文化发展鼎盛的大国，对周边国家、域外民族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这节将从酒令、酒礼俗两方面体现唐朝酒文化对“胡人”的影响。

1、酒胡子令

酒令早在先秦时期就己兴起，在两汉期间逐步成型，待到唐朝之际，便达到到鼎盛。酒令是唐人首先发明并付诸实施的佐筋活动，它以文学表达为底蕴，以游戏娱乐为形式，形成文化与品位相融合的智力游戏。这种游戏不仅仅考量游戏者的酒量，还考察游戏者对酒令、音律、诗词歌赋等各方面的了解，涉猎面极为广泛。

酒胡子，像不像不倒翁？

酒令的出现，给中国饮酒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空间。有关酒令的发明，《唐国史补》曾言:早在唐之前就存在“扬解绝缨”等酒令形式，但是具体操作流程并不知道。唐朝刺史邓宏庆，乃壁州人士，他总结行酒令之法莫过于“平、索、看、精”四个字。这使得酒令内容有所完备，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大致的酒令形式有抛打令、头盘、律令三种，整个酒令的行使，在于宴席之上酒令者的“发起者”，但更在于其“主持者”fil。由于酒令是酒文化明显的表现形式，故清朝人俞越据此认为这是唐酒令的开端。酒令登入酒场之后，很快就成为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

唐人酒令繁多，有雅有俗，从高雅文人到乡村氓夫，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酒令来进行酒场游艺，为此，各种祝酒兴的酒令纷纷活跃起来。白居易有诗载当时的酒令有卷白波、骸盘、莫走鞍马，除此外，还有闪令、旗旖令、抛打令等酒令形式。

宴席之上献筹交错、莺歌燕舞，人们便再也按耐不住礼法规矩了，正如诗词所描绘的“醉翻槛衫抛小令”，便是说人们醉后行令时忘乎所以的情景。在进行酒令游戏时，唐人借助某些器具的功能，使酒令活动更添趣味，其中就有筹署、酒胡子等酒令工具。

酒筹是相对于其他以游戏为主的酒令较为高雅的一种赌酒方式，一般通过猜谜、作诗、对联等内容来完成。酒筹并不直接言明其内容，而是让参与者去猜，猜得对错与否都需要用相对应的方式来回答出题者，形式与“对诗”相似。由于酒筹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故而发展不如其他大众化的酒令普遍。

古代酒宴

到了唐代，酒业的发展快速带动社会饮酒之风，几乎是“全民饮酒”，饮酒的普及性致使酒令广泛流行于社会之中，并出现多样化形式。酒胡子就是在此种社会环境之下所产生的、具有极强的民间普及性酒令。酒胡子，有“补醉仙”之号，又有“指巡胡”之称，是唐人发明的一种酒宴上劝人饮酒、行令的酒具。

酒胡子原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有之。《太平广记》载兰陵王制作了“舞胡子”，此物便是兰陵王依据“胡人”样貌所做的劝人饮酒工具。实际上对酒胡子有相关具体记载是在唐朝时期，由于“胡人”善饮酒，加之受唐朝影响便更喜饮酒，但他们却不讲究酒令，故而唐朝人以此为契机发明了酒胡子。酒胡子的上半部分形貌依“胡人”雕镂而成，高鼻深目，下半部分则重心较低，由此形成上轻下重状态，倒下去又会立刻恢复站立姿态，“久之乃倒”。酒席之上，让酒胡子旋转起来，

当停下来时，它手指着哪位客人则此客人便要无条件饮酒。因此酒具久摇不倒，形貌奇特，不类常人，故酒席间常博人欢笑。《敦煌曲子词》中把酒胡子比喻成喝醉酒的“胡人”思乡之态。《唐擦言》中有详细地描述其玩法的过程:把酒胡子置于众人之中心，并言明规矩:倒下手指所指之人，需无条件饮酒，因为酒胡子摇摆不定、久之乃倒，于是众人皆随着酒胡子的旋转摇晃而激动不己。

根据胡人的样貌制成的不倒翁

此处还提到因为酒胡子的外形是根据胡人的样貌制成的，“亦有意趣”，虽然史料中没有详细地说明酒胡子为何会制作成胡人样貌，但笔者分析，唐朝人之所以会发明此酒具，一是缘于唐朝自身酒令发展的丰富性与完备性，二则要根据唐朝人为什么不把酒胡子的外貌雕刻成本土人士的样貌来分析了，可能唐朝人潜意识里对胡人还是存在着民族差异性，再者就是没有所谓的民族差异，只是以趣味作为出发点而制作的“木人”饮酒小玩具而己。

唐张弩在《朝野金载》中记载:洛阳县令殷文亮，喜欢饮酒，心灵手巧，曾“刻木为人”，是“酌酒行筋”的妙趣酒具。张弩卒于开元年间，其著作《朝野金载》所记述之事肯定是开元以前的事迹，而对酒胡子的记载多在开元年间或之后，所以极有可能酒胡子的制作是受此“刻木为人”影响，即使是与前人“刻木为人”无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但足以说明的是酒具的制作的最初目的为了能够引起饮酒之人的好奇心，使人们参与其中，活跃酒席上的气氛，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诗人对酒胡子也多有吟咏，如卢注在《酒胡子》诗中描述:酒胡子外貌“鼻尖眼碧”，虽然它被能工巧匠雕刻得惟妙惟肖，且衣着华丽，但它有口不能言语，有眼不能分辨黑白，被称为“酒胡”却不是酒壶，不能像酒壶一样“酒滴入肠川诗人所言中多透露出对酒胡子这个无生命气息的酒具的同情之心，这多少与上文笔者分析的第二点有些贴合之处。

徐黄《酒胡子》所言酒胡子乃是用来娱乐游戏之酒具，元镇《指巡胡》还道出操作酒胡子不能偷奸耍滑的游戏特质。诗人以各自不同的心态来刻画酒胡子，在表达诗人自身情感的同时又绘出此巡酒器具所具特征。

除此外，酒胡子被用作劝酒的工具传至后世，如宋朝时期的张邦基曾这样描述过:将其刻木为人，置于盘中，拨动此物使之左右摇摆，配合着传筹酒令，所至之人则需接受席间的举杯献酬;如果没有筹令，则酒胡子在“倒而指者皆饮”，谓之劝酒。从张邦的记述来看，不论是从形状制作，还是功能用途上，均与唐朝时期的酒胡子无甚区别。

而到了清朝时期，酒胡子功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文人赵翼描绘一种儿童嬉戏时的玩具一一不倒翁，其外貌特征是醉汉形态，且“按捺而不倒”。赵翼根据考订得知不倒翁乃是根据从唐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劝酒器一一酒胡子演变而制成。

虽然唐代之后的酒胡子不再是饮酒逗趣的工具，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普及开来，从酒桌之上转变成孩童嬉戏的玩具，其在民间的使用范围变得更为广泛。虽然用途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增加趣味性”，这与唐朝极其丰富多样的酒令内容依然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酒令发展到如此境界才能创新出酒胡子这样新奇有趣的行令酒具。

2、酒礼俗

礼对于中国古代来说，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讲的便是“礼”的约束性。“酒因礼而设，礼终而酒退”，说的就是酒与礼的关系。饮酒自然也有礼，有些酒礼经过发展演变，常常形成一种习俗。唐朝时期，其酒礼俗随着彼此交往逐渐传至周边各族，如“蘸甲”、顺酒酒俗，均被当时强大的周边民族所传承至到现在。

当时能与唐抗衡的周边民族主要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四部族，其中吐蕃，乃是藏族在古代历史长河中实力最强、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陆赞曾言:部族中最为强盛者，“莫大于吐蕃”。吐蕃虽势力强大，但由于境内气候多变、空气稀薄、寒冷等恶劣的地理环境，致使农业发展不稳定，影响各种经济活动，于是吐蕃常依靠与李唐和亲等手段获取唐朝援助，或者通过对外扩张来发展自身。

唐王朝对吐蕃支持与援助几乎涵盖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吐蕃曾向唐皇帝提出请求:由于吐蕃之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之一”，故而希望大唐能够传授养蚕纺织、造酒等方面的技术，以此来发展壮大自身的酿酒业。

影视图：文成公主

此外，吐蕃与唐朝和亲更是加速了唐酒文化的传播，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而这其中便包括酿酒技术，青稞酒就是在此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传，青海省互助县的青稞酒制作之法乃是文成公主所留下的酿酒技艺。吐蕃素来种植“青稞麦、叠豆、小麦、荞麦”等这些耐旱、耐低温的农作物，青稞作为高原上主要粮食作物，吐蕃将其酿之为酒不足为奇。

受唐王朝的影响，吐蕃社会生活之中的酒礼俗是从李唐承接过来的，均与“华人”无甚差别，其一便是蘸甲。蘸甲，是敬酒时的一种礼节，一般指的是举办宴席的主人，把酒斟满，用手指象征性的在杯中蘸些酒，并快速向所敬之人弹出酒滴，随后饮尽杯中酒，不仅表示出敬意，同时以此示意宾客们可以开怀畅饮。

刘禹锡诗云:“蘸甲须欢便到来”、徐铱诗云:“蘸甲递筋纤似玉川、杜牧诗云:“为君蘸甲十分饮”、张孜诗云:“蘸甲斟琼液”、白居易诗云:“十分蘸甲酌”。

这些诗所描绘的均是主人在招待客人之时，用“蘸甲”礼俗来表达对到来客人的热情与欢迎，以此显示对来宾的重视。此种酒礼至今仍能在当今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藏族所办酒宴之上延续着“蘸甲”礼俗。

藏族便是用“蘸甲”礼来盛情迎接客人，以表敬重、爱戴之情，这与唐代“蘸甲”礼俗的使用如出一辙。其二便是顺酒，顺酒是我国许多非汉族的一种用细管吸酒的方式。顺酒的用具是由吸管(竹管、藤枝、芦管等)和盛酒器皿(酒坛、酒壶、酒瓮等)两部分组成，顺酒时将吸管插在盛酒器内吸饮。最开始顺酒只是一种浓度较低的谷物酒，顺酒又称芦酒、钩藤酒、杆杆酒等。

“蘸甲”礼

这种饮酒方式历史悠久，文献中多有记载。杜甫“芦酒多还醉”以及白居易“藤枝酒注蹲”句都提及这种饮酒习俗。在《土家族酒文化》一文中提到顺酒习俗由来己久，具体日期只能确定到唐代及之前，兴盛于土司时期，土司制度从元朝开始实行并直至清朝时期，顺酒在经过三个朝代的发展，早已普及到中国各民族酒俗之中，如当下的藏族等少数民族，均是受土司时期顺酒习俗的影响，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是吐蕃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之中发展最为强盛的阶段，吐蕃作为藏族的祖先，不论是蘸甲，还是顺酒，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唐代酒礼俗对当时的吐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换言之，唐朝对藏族酒文化的影响不仅延续至今甚至会一直传承下去。

结语：

唐朝国力强盛，政治制度比较先进，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所创造的盛世之况举世瞩目。文化上，对各民族和西方的文化艺术兼收并蓄，民族问题上，采取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族间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

如此背景之下成长的酒文化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增添了一笔别样的韵味，可以说，酒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