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融媒体记者 赵涵
2016年，时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杨建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感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国内不少科研院校存在的通病和痛点。
数据表明，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整体很低，仅为10%-30%左右。在业内看来，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造成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这一情形正在逐渐改善：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增至36.7%，创5年新高；其中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就在2022年，我国3000多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完成了1500余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比2021年增长超20%。
正如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所说，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政策、制度驱动科技成果转化
每一个科技成果就如同种子，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芽，得到转化落地。
科技成果转化法规目前正逐步配套发展，政策鼓励力度不断加大。
2016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赋予了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自主决定权，保障了市场化的科技成果定价方式，提高了科技成果完成人员的奖励和酬金比例。
同年，《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提出要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协同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科技成果中试与产业基地，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强化多元化资金投入等关键措施。
此外，针对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不明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目标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2020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全国创新能力强、科技成果多的高校普遍建立技术转移机构，体制机制落实到位，基本完善高校成果转移转化体系。
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印发《科技成果赋智中小企业专项行动（2023—2025年）》。到 2025 年，健全成果项目库和企业需求库，完善赋智对接平台体系，推动一批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到中小企业落地转化。
此外，相关部委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包括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等。
与此同时，高校也在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
例如：清华大学先后出台了《清华大学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清华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规定》《清华大学专利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近11项，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政策体系，还对科技成果按普通和重大进行了分类管理。上海交通大学从机构专业化和协同运作方面着手，建立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服务、评审、审批、决策等机制，形成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和服务流程机制。浙江大学紧紧抓住国家支持“双创”和浙江省委、省政府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重要机遇期，充分发挥国家大学科技园平台优势，搭建“原始创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全链条转化流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积极推动“科大硅谷”建设，努力形成“立足合肥、覆盖安徽、辐射全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服务安徽省“三地一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2016至2021年，清华大学共转化科技成果679项，合同金额37亿元，衍生企业218家，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4057项，电子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学科和产业领域的一批重点科研成果得到转化实施。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柏强表示：“此前高校科研人员担心成果价值被低估，科技企业则担心成果商业化效果不理想，亟须一个互信机制推动企业、高校‘向前一步’，破解成果转化堵点。”
事实上，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同时将技术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需经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需要构建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日前在公开场合指出，要积极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合作中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协同优化重大生产力和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持续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和产业间的有序衔接高效畅通。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成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调研发现，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专利。
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证明高校科技成果在有效转化方面存在较大挑战。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多样。其中，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主要职责的高校，当前在科研组织管理和能力支撑方面，存在需求冲突的问题。
在高校科研组织管理方面，高校科研面向外部市场的产业链机制不够健全。如高校科研人员在项目立项阶段，往往与企业需求对接不紧密，决策过程也缺乏专业的市场前景与产业化潜力评估，这就使得落地的科技创新活动偏离市场需求。
在高校科研能力支撑方面，目前，我国高校部分学科设置与产业发展现状不同步。部分高校践行的科学线性式的科研组织模式，其内部科技创新与外部创新形势有时各成体系，存在创新要素销蚀和资源重复浪费等问题，不利于推进产业链融合，阻碍高校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
还有就是多层次科创生态平台较少。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生态平台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十分重要。中山大学近年来通过与中国联通、广汽集团、科大讯飞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共建，共24个高水平创新平台。分别围绕智能智算、新一代汽车技术、通信技术等重点领域与企业联合开展科研攻关，提升学校在装备制造、信息通讯、医学、信息化、金融科技等方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支持作用，同时支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发挥更大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实践经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硅谷一直是全球卓越的技术创新中心，同时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正是在硅谷，硅基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等技术得以开发。
解码硅谷的发展轨迹和路径，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关键的人才智库和技术支撑。
斯坦福大学的作用就像磁铁一样，将人才、技术和资本吸引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中。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提出“广泛运用实用主义哲学，转变私人企业与大学的关系”，这一理念将传统大学引向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方向。受其影响，斯坦福大学开始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寻求研究资助。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建成（Stanford Research Park，又称为斯坦福研究园，后成为硅谷的发源地）。
随着斯坦福研究园的成立，斯坦福大学与工业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与硅谷的良性互动形成了高技术开发与产品生产相结合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这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的发展。1970年设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则实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推广。
1996年，推行斯坦福工学院技术创业计划，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以创业课程、技术转移和创业网络为核心的创业保障体系。
首先，将培养“T字型”创业人才作为主要目标。斯坦福工学院技术创业计划明确了创业型人才既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又要有专业领域的创业知识，即“T字型”人才。
其次，开设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创业课程。斯坦福大学构建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创业技能教育相结合，文理工学科相交融、综合性课程与独立创业课程相辅相成的创业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最后，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从四个方面支持师生创业：在时间分配方面，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时间到企业从事开发或经营工作，并可以在1-2年的时间内完全脱离斯坦福内部的工作岗位到硅谷创办企业或到已有的科技企业中任职；对于创业的学生给予两年休学期限，无论成败都可以继续学业。在资金支持方面，斯坦福大学设有孵化资金（种子基金），支持教师启动科研项目。在创业服务方面，大学为教师与企业的合作提供多项服务，如知识产权办公室帮助教师签署和管理合同，技术许可办公室帮助教师申请专利和许可等事宜。在收入分配方面，其著名的“三三制”规定，技术许可办公室从专利许可毛收入中扣除15%作为专利申请费和办公费用，其余的收入由发明人和发明人所在院、系三方各分得1/3。该制度确保了发明人的利益，有利于激发教师创业的欲望。
此外，斯坦福大学还建立了斯坦福创业网络（SEN），这是全校37个创业相关组织的联盟，集聚全校创业计划，共享创业资源，促进创业教育教学、科研和实践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斯坦福大学还成立了产业联系办公室（ICO），负责与产业界签订各项协议。
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起源、维持周边地区高科技产业的生存和繁荣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同时，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共生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声望和影响力。
模仿和复刻或许并不是办法。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速度举世瞩目，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推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让科技成果真正落地生根，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