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李振山的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三男一女，与母亲相依为命。女儿居长，于当地嫁人。其余三兄弟，老大李振海年方14岁，老二李振江12岁，老三李振山9岁。又过几年，家中日子依然紧巴，为谋前程，兄弟三人一路乞讨，投奔在嵩山少林寺习武练拳。李振山聪明伶俐，掌门师傅格外看重，仅三年就练就一身好功夫，19岁时业已使出千斤重力了。
三年学得武艺，兄弟三人辞别师傅下山，接上母亲，与姐姐、姐丈居住在一起。他们干木工，下田种地，日子稍有好转。经流昌镇大户张七爷父亲找门路，兄弟三人投奔了北京城的一家镖局。出道后的第一桩镖，是阿拉善旗老王爷过世，护送扎里达牙罗瑞卿小王爷由京都返回阿拉善旗定远营王府。一路风平浪静，回到目的地，小王爷出于感激，在乌拉河西畔拨了一片地，让他们安家立业，这就是后来的王爷地挑来图牛犋。第二趟镖是护送伊克昭盟杭锦旗王爷进京朝圣后返回王府。路经张家口途中，遭遇歹徒抢劫镖驮。李家兄弟拼死护守，镖驮虽保住了，可二哥李振江遇了难。在绕道神木逗留期间，遇到县知事遗孀，约二十五六岁，颇有些姿色，身边带着一个5岁男孩。娘家人见两个保镖魁梧英俊，就托县师爷高聋子为女儿说媒，经王爷撮合，做了李振海的妻室。当下办了喜事，暂居县知事公馆。李振山决心要为二哥李振江*仇报**。他只身一人返回二哥出事地界，寻找仇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四处打探了十余天，终于有了线索。仇家惯使一把单刀，功夫与李振山不相上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下激战十几个回合，李振山头上挨了一刀，立即逃出圈外，找了个僻静地儿，休息片刻，思谋了对策，返回又战，几刀下去将仇人劈死，为哥哥报了仇。第三次保镖，承保的是清政府一位出任四川的知府。途经山东兖州时，遇悍匪十几人打劫镖驮。李振山弟兄二人挺身护卫，但因寡不敌众，新任知府被强盗掳了去，李振海逃往陕西神木。李振山见保镖不成却惹了祸事，便偷偷窜到萨拉齐隐身。李振山心灰意冷，无意于再干保镖卖命的营生了。他早听人说后套是个米粮川，一直向往这个牛羊成群的地方。当下又是这般窘境，便下了决心，毅然随大户李红娃进入后套，来到五原大户王同春家当了长工。一次，他与同伙游玩，显示了两招武艺，得到围观者的喝彩，由此得了个“山侉子”的外号。王同春得知李振山学过少林武功，就委任他为私人保镖，而且还让他担任了牛犋头和管家。王同春是当时河套地区有名的大地主，与他经常来往的人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蒙古人。李振山曾给蒙族王爷*过保**镖，深知蒙人厚道实在、德行好，他认为要想在河套立稳脚跟，必须得巴结上几个蒙古贵族。没几年，他就和蒙族生意伙伴混得滚瓜烂熟。前来王家谈生意的蒙人，不论男女，一问李三（李振山）不在，连生意也不做了。就这样，李振山在当地的蒙古人中有了良好的口碑。光绪十八年，王同春因挖了穷人陈四（陈锦绣）的眼睛，李振山认为王为人太恶，于是摆脱王同春，投奔了杭锦旗蒙古贵族王爷章盖。他一面对章盖百般奉承，取得其信任，一面又与章盖老婆私通，因而获取了章盖2顶蒙古包、200多只羊、40余头牛、15匹马，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家业。光阴荏苒，他又和一个年仅30岁的蒙古牧主拿林包图大臣的姑姑姘居上了，取得对方的欢心和信任后，接收了这个女人的全部家当。这样，李振山在临河县魏羊地（今城关镇境内）一带，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土地和牲畜。随即开始雇工，一边种地，一边放牧，渐渐跻身于地主的行列，过上了吃穿无忧的生活。不久，他又包下蒙古贵族的20多顷土地，转租给佃户。这时李振山的家业，已发展到60余顷土地、70多头牛、30多匹马、300多只羊，此为李家初盛时期。当时的河套平原，红柳丛生，芦苇遍地，四下人迹稀少，百里之内只有一座喇嘛召庙。庙里的活佛和喇嘛整日诵经念佛，很少与社会上的人接触。只有不做喇嘛的蒙人，才与汉人来往，彼此做些互通有无的交易。李振山和李振海与府谷人魏二交往甚厚。时值春夏之交，财主魏二与强家油房（今临河区曙光办事处境内）的强二，因放坝浇水出现纠纷，引发武斗。李家兄弟为维护魏二，打败了强二。魏二感激不尽，与李振山结为拜把子兄弟，并将五六顷上好的耕地作为报酬送与他。这样，仅两三年光景，李家就发展成为一个东至准格圪旦、西至大渠畔、南至魏羊地、北至丹达木头，拥有近千顷地的大地主了。李振山在挑来图牛犋办了一个蒙古买办点，带六陈行业，起名号“德义泉”。将蒙古人的牲畜、皮毛等土特产运往包头，从包头购回蒙古人喜欢的糖茶、布匹等，两地往返营运，双重获利。家大业大后，李振山在熟人介绍下，纳神木县知事遗孀为小老婆，于光绪十一年生得一男，名曰李银科（官名李增荣）。当年，李振山回了一趟河北老家，将离散多年的老母及姐姐，接来魏羊地安家落户。光绪年间，阿拉善旗达王聘请李振山兄弟到王府担任武术教练，王爷将挑来图一带20余顷蒙地送给李振山经营。为了广开财路，扩大产业，李振山在包头设立了“德和泉”字号，这就是李记“德和泉”的起源，李振山后来将老柜设在临河的丹达木头。李振山开创家业的规模，当时在后套仅次于王同春。长子李银娃（官名李生荣）一生碌碌无为。次子李银科（官名李增荣，别号仁甫）是一个办事老成、见机钻营、野心勃勃的人。李增荣其实不是李振山的亲生子，12岁那年由神木来到临河。李振山见增荣聪明伶俐，甚是喜爱。其嫂看出了他的心事，认为儿子跟着三叔有出息，于是将李增荣过继给了李振山，并随子搬迁到魏羊地居住。李增荣在李振山的调教和影响下，15岁成了种地能手，18岁当上了引头人，23岁娶了媳妇，两年后媳妇病故。李增荣当家后，凭着自己从李振山身上学到的“生意经”和处世哲学，很快就和五原县垦务局长（当时临河属五原管辖）、大地主伊新才结成莫逆之交。五原县设置地亩局，李增荣被推选为临河地区董事。在垦务局放地的时候，李增荣乘机买了800顷地，又包下蒙旗干召庙、小召滩、马场地等大量土地，使得临河“德和泉”老柜（现白脑包镇水桐树村）成为他扩大事业的发源地。李家到了李增荣手上，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为了打通诸环节关系，李增荣认马福祥（时任绥远都统，后调往宁夏）为干爹，并与驻军头子马鸿奎、王英结为盟兄弟。民国十一至十四年间，哥老会在后套横行无忌，借帮会之名，四处敲诈勒索百姓。面对黑道，李增荣也能加以笼络。民国十三年，冯玉祥*队军**过境退往陕甘宁时，后套的哥老会兴风作浪，纠集了一帮乌合之众，成立起独立队。他们奸淫掳掠，拦路抢劫，到处“请财神”（黑话，即绑票）。大户、地主和稍有余钱的人们，一听见“请财神”三个字，无不毛骨悚然，就连穷人也害怕独立队，而李记“德和泉”则旁若无事，其中原委可想而知。用李增荣的话来说，就是“既要逢迎坐轿的官宦，也要为下拉棍的穷人。人有贵贱，各有用处，尤其不能得罪拉棍的人。得罪下这类人，随时有打掉你前门牙的危险”。曾在河套逞凶一时的匪首杨猴小带有千余人马，自封为骑兵师长，听说“德和泉”有匹千里驹（闻名的走马），便派人去借。而李增荣则很慷慨地让长子李干臣亲自送马上门，以讨取匪首的欢心。对于背着口袋上门要饭的乞丐，包括无路可走的大烟鬼，李增荣也不时给点施舍，用以解消对“德和泉”的仇恨。在“德和泉”东、西两柜均设有“大伙房”，屋内“丁”字大炕可供百余人住宿，都是用来支应穷汉们吃住的。在迎官接贵方面，李增荣更是见风使舵，百般讨好。民国十四年，萧振瀛来临河建政。时值秋季，李增荣早早迎在“德和泉”大门口接待，并让人打扫出上房，免费作为县署办公地。由于李增荣大献殷勤，当萧县长以“永、庆、太、平”四字划分临河为一、二、三、四行政区建制时，李增荣被任命为临河一区董事。政治上的如鱼得水，加速了李家经济势力的扩张。自此，李记“德和泉”成为权贵盈门、财源兴旺的豪门巨富，步入了兴旺发达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为了开垦荒原，移民实边，指派贻谷为农垦督办，钦令达拉旗、杭锦旗报垦放地。后套先后放垦3次，每顷地只向挂领人征收50至80元地价，并发给土地执照分期交付，5年还清，而土地所有权则归私人所有。李增荣在垦务局三次丈放土地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大肆购买土地，最多一次竟买了800顷。由于地多片大，鞭长莫及。为了便于管理，李增荣将地分为雇工自营地、包租转租地、佃农承种地等几种类型，并分设魏羊地、王爷地、东柜、西柜、九季、后束坝、郭延驹、小召滩、新台地、南台地、北台地、应四地、西牛犋等十几处牛犋，遍及临河、杭后、磴口的城关、建设、丹达、黄羊、白脑包、干召、小召、挑来图等8个公社。就以临河丹达木头老柜附近的牛犋来说，就有南牛犋（白脑包镇永胜村）、七里生宫牛惧（白脑包镇新利村），其地界范围，南至吴马贵（干召庙镇永丰村），北至公产房世城西（白脑包镇前进村），东至兰琐河，西至黄济渠，一直延伸到邓泥圪卜一带，有可耕地面积1000顷。加上干召庙周围的约600余顷，魏羊地（今城关万丰村）300顷，东小召承包之善召地40余顷，水桐树大队自营地120余顷，公产60余顷，份子地挂名60余顷，共计2200余顷。关于磴口挑来图一带土地，因数据不详，尚未计算在内。李记“德和泉”的常年自营地，约有800顷（8万市亩），多是黄土拉亥河畔到兰琐河之内的土地。每年各个牛犋雇用的长工，不下250人；农忙时雇用的短工，通常也有500上下。每顷地平均产量，按50石计算，年收获粮食可达4万石（每石300斤），除去籽种、长（短）工费用开支1万石，净余3万石的纯收入。承种“德和泉”的佃户，据说当时有500余家，包租、转租和自有出租土地大约1000余顷，每顷地以低租额10石估算，每年可收租粮1万余石。而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备耕备荒囤积一部分外，其余大批从黄河水路运往包头出售。民国十八年，内地遭荒旱，粮价飞涨，每石粮食售价高达30块银元。“德和泉”自备两只大船，从河路上运走粮食、皮毛等，购回布匹、烟茶及其他杂货，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德和泉”所占有的土地，相当部分是从牧主召庙手里包来的。例如，包干召庙地100多顷，一年只出20两银子，即可收取租粮500多石，简直是暴利。由此，李记“德和泉”成为旧政权时代临河县的一大“霸天”。牧业方面，牛、马、羊、骆驼成群。据不完全统计，有牛500多头，骡马120多匹，骆驼80峰，羊1100余只，常年圈存猪200多头。副业方面，东柜、西柜几个主要牛犋点，都有油坊、缸坊、粉坊、碾磨房，以及铁、木工房，分别有专人看管。林业方面，西牛犋树园300余亩，丹达280亩，魏羊地85亩。仅林木材收益，一年不下1000银元。另外，果树栽培上，丹达老柜还试种了3亩海红子，收获颇丰。李家四世同堂，16口人，却养活着大小管家、各种头目、厨师、丫鬟、老妈、裁缝、车夫、随从、兵丁等60余人。各个牛犋的管事头目，有“外头”（丈量土地收租粮）、“跑渠头”（专管渠道浇水）、“下马头”又分作站院头、管库头、上马头、引人头（管出勤生产）等，都是为李记“德和泉”效劳的忠实“腿子”。丹达木头李记的总柜筑有围堡，庄子的周围是高1丈、宽8尺的围墙，周长1里多。围堡四角，筑有岗楼。李家大院分里、外3层院落，有房100余间。最外层是长工宿地、大伙房、牲口棚圈。西院是账房、油坊、缸坊、库房、粮仓。东院是李增荣家眷居住的地方，门口设兵丁站岗，不允许佃户与长工们随便进出。炊事分3个灶，长工吃大灶，伙食粗茶淡饭；管账先生和管事头目吃中灶，饭菜较好。李家大小人等吃小灶，每餐精米细面，猪羊鸡鸭，不时还有些山珍海味。民国八年，李增荣修建水桐树庙。民国十一年，又改建为李家宗庙。庙中养活着12个和尚，陈俊为主庙的当家和尚。开挖丹达木头渠。民国十三年，在绥远都统李鸣钟的支持下（此时马福祥已调往宁夏），李增荣一边派李子英、张头等人看地形、踩渠路，一边组织财力、人力、物力，开挖丹达木头渠。李增荣贷了大部分款，又向众人集资了一部分。当时出钱最多的有史存娃、老赵海、温厚堂。其余人等，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七凑八拼，把这条渠挖成了。渠长80多里，日出民工300余人。渠成放水，灌溉面积达1000顷地。开挖三大股渠。此渠系李增荣、赵银富、田喜亭三股合资挖成，杭锦旗王爷及各大臣给予了部分资助，还有世城西的田喜亭、蔡柜、郭延居、白桥宝等人也支助了部分财物。经数年挖掘，于民国十九年完工。此渠由马场地起，经临河县永圣、永嘉两个乡境至挑园公，渠长90里，宽4丈，深5尺，灌溉面积500余顷。整修魏羊渠。宣统元年由魏二开挖，中间淤塞十余年之久，不能灌溉。后由李家后辈李庆荣修挖畅通。该渠由塔尔湾起，经永兴乡到临河城关西门外止，渠长28里，宽1丈，深4尺，灌溉面积80余顷。接续兰琐渠（即永兰渠）。此渠原是天然壕沟，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由垦务局挖成。宣统二年由李振山接续修挖。民国二年，李增荣任经理，续挖。由永济渠西起，经永胜、永宁、永康、永福、永嘉等乡，至达拉地为止，渠长75华里，宽4丈，深5尺，灌溉面积900余顷。此渠的大部分财力由马福祥和杭锦旗王爷承担。李增荣之所以如此重视水利，是因为他知道后套农耕文明来源于黄河灌溉，因而他不惜投入巨资和人力开渠引水。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是一个懂农业的精明人。而对所有渠道的洗底、加背、清淤等，更多的因素是出于对“德和泉”自身利益的长远考虑。李增荣头脑灵活，他瞅准商业周期短、利润大的优势，在河套地区广布商号。当时名气较大的有包头的天义祥、永丰泰、义降祥、永合泉、复兴和粮店。临河的“德和泉”老柜，分设油坊3座、碾房2座、磨坊2座、缸房1座。以“德和泉”投资或为财东开设的商号，在临河县有元兴西、蚨来号、干泰兴、同合酱园4处，在米仓县有德义泉，在陕坝有义合成。在五原有两处（现名号不详），由李家女婿*党**行先经营。李记“德和泉”商业资本的铺陈，曾一度从后套扩展到张家口和天津一带。民国二十五年前，河套地区尚未贯彻禁烟法令，李增荣突然看好*片鸦**生意，他将本地种植的*片鸦**，以每两1块银洋的价格大量收购，贩运到东北，再以每两25元以上的价格出售，赚了一大笔钱。李记“德和泉”发家致富，皆以土地剥削和商业投机相结合，因而获得了巨额财富，成为后套地区的唯一暴发户。“德和泉”的房产，也是十分惊人的。除临河的众多房产外，仅包头：在口袋房巷花银1万两，买下一座毛织厂；花银5万两，买下“德和长”成绒毛店的两套大院；花银12000两，在召梁买下房产100余间，在南圪洞购买房产211间；花银3万多两，买下“天德成”乔家大院东、西两个套院。另外，还在东河区马王庙街路南买下三大院，东门大街买下两座院落。所有这些固定资产，每年可得房租5000银元以上。李增荣过六十大寿时宾客盈门，盛况空前。李家大院铺排开场面，唱了七天大戏。送寿礼的人络绎不绝，仅幛子就收了300多块。过完寿没几年，他患了半身不遂，真是乐极生悲。李增荣为了安排后事，还特意开了一个砖窑，准备烧砖砌砌墓。葬墓很讲究：按三代序列建成正墓、配墓，大大小小十多个墓坑，每个坑子都是用砖拱起来的。正墓面积有三间房那么大，全以青砖砌成。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李增荣在目睹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浪潮后，忽然后怕起来，他一方面想积点阴德，希望儿孙们有个好着落；另一方面也担心穷人造他的反，革他的命。他把积欠“德和泉”多年、无力偿还欠账的户头一笔勾销，将账目全部焚毁，以缓解穷苦人对李家的抱怨。据说烧掉的账目，债户欠粮约3万石之多，欠款有2万多银元。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8月，李增荣病亡，丧葬场面比过六十大寿还风光。他大限之前，自知来日无多，让人从包头请来几个画匠，开始糊裱葬品，仅做纸火就用了两个多月。据说丧事整整办了七七四十九天。至10月18日发引，每天都有专人守灵，和尚、道士轮流念经。出殡前的半月内，天天杀猪宰羊，大办宴席，吊丧的人有四五千人。据说傅作义、马鸿逵也派了代表参加。灵前及庄子布满了挽联和人们送的黑绸布幛子，灵棚全用白布包扎。出殡那天，走在最前面的是“开路菩萨打路鬼”，童男、童女、纸人、纸马、金银山、金银斗、摇钱树、长钱幢子、绣球蟠子、雪花蟠子、四合头院，其名目繁多，无以数计。一人抱两个纸火葬品，竟排出了3里多地，一直排到沙丘墓地，后面人还未挪动一步。殡仪队以“龙头凤尾杠”48个人抬重，和尚28人，装成28宿。鼓乐三班，吹吹打打，送葬的亲友哭哭啼啼。治丧期间，常素庙和水桐树庙的和尚、干召庙的喇嘛全部出动。李家搭台唱戏，筱月仙的山西梆子昼夜演出，二人台地方戏穿插其中。一时间，朋亲底亲，四村百舍，前来奔丧者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东家为就餐的人们发了食证，从早到晚“流水席”源源不断。此次治丧，据不完全统计，耗费资金折合银洋1万多元。为了维护秩序，官方还派去警察10人、士兵两班，专为李家维持场面。李元贞别号干臣，其弟李国火，都是李增荣的亲生子。李干臣20岁以前，先后在包头回民小学、中学读书，21岁入黄埔军校，但未接受过一天军训。民国十六年，代父李增荣担任了临河县财政科长，不到两年又调任临河县教育局长，后又任水利局长、永济渠管理员等职。抗战前名义上担任过马鸿逵十五路军参议、绥西区防副司令。抗战时期，接受了十七集团军总部参议的虚衔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团长的官职。1938年，门炳岳任绥西警备总司令时，曾令其自筹人马，委以抗日游击支队长。1939年冬，日寇入侵后套，揭开了五五原战役的序幕，李干臣联络当地吕宝山部田有明等人，组成地方武装，从新公中扰袭五原。战役结束后，解甲还乡。李干臣自幼野心勃勃，一心想登上政治舞台。但由于父亲李增荣的阻拦，一直未能得志。几次招兵买马都是空有虚名，或昙花一现。李干臣一生享乐成性，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是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虽然迎娶了大、小老婆，但不时还要嫖暗娼、逛窑子，寻花问柳。平日里，他讲究排场，奢侈挥霍，经常到外地购买滋补食品。尤其好在酒席上以酒司令自居。对赌博更是热衷有加，押宝、推牌九、打麻将样样精通。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仅4年光景，李干臣就将包头的家产挥霍大半。一次，他在古城湾赌博，输掉银洋数千元。每年为母亲过寿，大肆铺张，耗费了巨额钱财。李干臣抽大烟，吸料面，经常和赵钰、崔汝骥等吸食*片鸦**的浪荡子们混在一起，结为狐朋*友狗**。李干臣体重210余斤，体型肥胖，在后套地区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出门骑一匹大走骡，随身带贴身护卫武文斌。1939年，傅作义来套主持绥远军政，强调禁绝“烟、赌、赃”。烟、赌成性的李干臣唯恐被绳之以法。于是，带了些细软，直奔宁夏的干爹马鸿逵，一直躲到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东进察绥时，其父李增荣卧*不起病**，才赶回临河掌理家业。1947年秋，李增荣寿终正寝。李干臣办理完丧事后，匆匆赶去包头，拍卖那里的家产。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即将结束，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李干臣看到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又回到临河收拾家产，装运骆驼10余峰、马车7辆，将丹达木头“德和泉”老柜所有的贵重财物星夜运住宁夏。1949年，蒋家王朝垮台，李记“德和泉”和其他地主阶级一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1950年，在*产党共**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李干臣怀着侥幸心里返回临河，假惺惺地向区干部提出“加强农村治保、组建集体农场”的建议，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土地和枪械合法化，并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参加了临河县人民代表会议。会上，*党**委书记李桂芳反复阐明*党**的政策，强调地主阶级决不允许转移“五大财产”。会后李干臣立即砍伐树木，收拾财物，准备变卖了财产后，到外地隐姓埋名。当土改工作队进村时，李干臣慌忙逃往外地。1951年“减租反霸”时，工作队从李干臣家查获手枪、步枪各1支，大烟土2箱，银洋1000多块，银子一罐，绸缎无数。李干臣因“私藏枪弹、破坏生产”被拘捕归案。1952年1月21日，李干臣被提交群众大会批斗后，依据“镇反”条例，执行了枪决。自此，李记“德和泉”三代在临河的封建势力烟消云散。欢迎各位读者朋友评论留言关注支持[作揖][作揖][作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