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房东一家

小时候,经常看到电影李有个老房东,或大娘或大爷,与主人公共同演绎鱼水之情。没想到我们下乡后也有了房东,不过不是一个,而是一家。尽管他们一开始是我们厨房和厕所的房东,后来队上用牛棚给我们装修成厨房侯只是厕所的房东,但时至今日,我们说起来还称他们为房东。

房东家住的地方离我们住的仓房很近,过了女生宿舍邹几步慢坡巷道就到了,三面房子围起的院子里住着三户靳姓本家兄弟。

院子里有朝东(背山面水)的正房五间。房子虽然因年代久远黑乎乎的,但是从一米多高的房基还可以看得除了曾经是个殷实之家。

房东一家住在正房靠北的三间,中间堂屋,北房大炕,南房中放些粮食杂物。靠南两间住着房东的会计堂弟。由于会计娘子生孩子后因病去世,只有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会计身体瘦弱,沉默寡言,每天抱着儿子孤零零蹲在房檐下。我们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更没有进过他那个冰冷的家。

院子南面的厢房,一明两暗,住着会计哥哥一家。会计哥哥在甘峪公社当干部,平时不在家,会计嫂子不上工料理一家吃穿,只有她的女儿小云是我们干活的伙伴。

院子北面有几间低矮的厢房,是房东家的厨房和柴房。他们腾出自家的厨房给我们用,自己挪到柴房做饭。

院子东面是院墙,东南墙角有一个露天‘独卫’。

这处院子没有大门,从通向我们住房的巷道进出。

说起房东老两口,真可谓是郎才女貌。房东大爷不但农活一流,回养牛,还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队长经常向他请教天会不会下雨、什么时候播种、哪块地的庄稼该下镰这样的纯技术问题。放到现在,那就是高级顾问,要收费呢。我们的房东大娘虽然像其他中年妇女一样黑袄黑裤黑头帕,双腿微微罗圈,但却是鸭蛋脸高鼻梁,皮肤白皙,眉清目秀,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看得出来,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听村里老年人说,房东大娘娘家不在晁峪,因与村中小伙儿自由恋爱,爹娘觉得丢人,将她远嫁晁峪菩萨殿村靳家,以断念想。这一嫁就是二十多年。房东大娘不苟言笑 ,每天总是默默操持家务。或在柴房烧火做饭,霍在堂屋纺线织布,从没有见她下过地。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家女尊男卑,房东大爷不当家。

房东老两口有四个孩子。不,是五个。老大老二是女娃,可是不知为什么都是先天痴呆,也就是‘瓜姐姐’。我们下乡时,大女儿已经不在了,二女儿有十七八岁。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娃只有十岁孩子高矮,不会说话,只会叫。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处院子,一个头上沾满柴草的小女孩挥舞着双手,哇哇大叫着扑将过来,我们吓得抱头鼠窜。躲在房角探头看,房东大娘喝住瓜姐姐,安慰我们说,别怕,她是欢迎你们呢。哇,镇翻!

房东家老三是个儿子,叫歪歪。为什么叫歪歪,没有问过。我想大概是爹娘害怕他也像两个姐姐一样,才起了这么个拨乱反正的名字吧。还真灵,这孩子智力正常,只是个子比同龄的孩子矮一些。不过这已经让老两口很高兴。多年后我们回菩萨殿,没有鉴定歪歪,听说他因在村里找不到媳妇,只好当了外村的上门女婿,没有经济地位,日子过得很艰难。

歪歪有一妹一弟,都很聪明伶俐。妹妹根娥已经上学,回家就帮助她娘烧火喂猪,是个懂事的小姑娘。长大后嫁给了上川四队的一个木匠,属于先富起来的晁峪人。弟弟根学尚小,正是牙牙学语的年龄。

由于房东大爷白天下地,晚上喂牛,拿队里最高工分,歪歪和女劳力一起干活,一家人的生活在村子里属于中产阶级。

下乡这几年,我们与房东一家接触最多。虽然他们不能给我们物质上的帮助,诞生那关切的眼神,柔柔的目光,已叫我们这些游子们心中暖暖的了,所以从感情上我们最亲。

记得刚开始学打搅团,一群吃现成饭长大、连蒸馒头用凉水还是热水都不清楚的主儿,哪里会干这一只手拿个大树叉子,另一个是只手拿着个装满面的笊篱,一手转、一手抖的活呀。只好把番麦面一古脑儿倒进锅里,搅和搅和,也不管它大疙瘩小疙瘩,也不管它生还是熟就舀出来吃了。还自我解嘲:学会打搅团咱就到城里崩米花去。每到这时,房东大娘就会拿上几个馍馍走过了,一面叫我们吃,一面不显山不显水地轻轻点拨一下,渐渐地,我们就可以两手自如地分别运作了。烧火时我们用的是青棡木(段家磨的检查站对知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没有引柴,就跑到房东家抓一把山坡上割来的干蒿草。房东大娘总是说:拿着,多掐些。我们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总是借口没有针线,叫房东大娘捎带给缝上。去他们家,手冻得解不开棉猴扣子,大娘会帮着解开。

放到大爷性格温和,每天手脚不限。我们劈柴成干力气活时,他会停下手里的活,蹲在一旁边抽旱烟边看着。有哪里做得不对时,他会慢条斯理地上:那不对,是这样做咧。说着就把烟袋锅在鞋底上敲敲,别在腰里,站起身示范起来。应该说队里的男生都是他的徒弟,有问题随身请教。

房东大爷不但教授农活,还默默关心着这些远离家门的娃娃。听谭老四说,有一次去山里打柴,回来时天黑了,他们借着晁峪河的反光勉强往回返。走到上川五队时,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束亮光,原来是房东大爷看他们迟迟未归,举着马灯寻来了。老四的话:当时真是忍不住热泪激荡我心。

房东一家对我们好,我们也依恋他们家,尤其依恋那个温暖的大炕。冬天农闲,队里把有限的农活安排给农民去干,以便多挣工分。我们载着三九寒天呆在像冷库一样的屋子里,实在冻得不行,就会跑到房东家。

房东大娘坐在炕上做针线,见我们进来,你忙招呼:麻利着,炕上坐,那地下凉。我们就等这句话呢,话音未落已经蹿上炕,双脚迅速伸进了那大大的炕被里。啊,好暖和呀!

我们一边吃着大娘递过来的柿饼,一边海阔天空侃起来。芳芳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李怡方一把夺过去。咿!这书我正看呢,怎么跑你口袋里去了。两人你争我夺起来。我和王瑞琴用双脚给她们加油,一时间被子底下成了跆拳道训练场。

我们四个小学生的友谊也就是在这农家的大炕上,在争争吵吵、打打闹闹的过程中渐渐建立起来的,并且越积越厚,一晃五十年。

此时,大娘总算一言不发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默默纳着鞋底子。房东大爷蹲在门旁修理着开春要用的农具家什。院子里孩子们在歪歪的带领下闹得正欢。这弥散着烧炕柴草气息的屋,这暖暖的炕,好温馨呀!

望着房东大娘衬在窗户纸上的侧影,直直的鼻,薄薄的唇,一针一线认真拉扯着鞋底。我总想问:大娘,你这个当年的‘四妹妹’,此时此刻,还会记得那个再没有见过面的‘三哥哥’吗?

时间一晃五十年过去了,1993年我们回队时房东大爷已经过世,1998年回队时房东大娘也不在了,何映凯河谭立寅将一台电视机送给了他们的儿子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