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迁西文史内参》（迁西县政协文史委主办，张志会主编）2012年第3期（总第006期）
作 者：张艳娥
撰稿时间：2011.12
本文作者（右一）1966年在昌黎专区医院进修时与遵化县两位同事的合影
旧社会，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社会地位，就是在家庭里也常受婆婆气、挨丈夫打，因而，上吊、喝卤水寻短见的时有发生。
尤其是生孩子，是每个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的鬼门关。农村妇女生孩子只有靠老娘（接生婆）接生，接生时使用的工具根本不消毒，而且是把炕席一揭，让产妇躺在尘土飞扬的炕草上，把手伸到产妇阴道里去抓去摸。有的老娘手上还戴着顶针儿、镯子。这种生育环境和接生方法，很容易把破伤风杆菌污染给新生儿，造成产妇阴道感染。所以，新生儿因破伤风死亡、产妇因产褥热死亡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状况，即使在解放初期，因为医技人员，特别是懂科学接生方法的妇产科人员奇缺，仍没有多少改变。1954年，有一次我和朱梦秋大夫去忍字口村接生，产妇难产，我们处理不了，只能让他们转到唐山。产妇的丈夫给我们跪下了，求我们救他媳妇一命，但我们当时真是无能为力呀！不通汽车，转唐山谈何容易，产妇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事隔几十年，但至今仍心怀愧疚。
基于这种情况，县里决定举办一个新法接生培训班。1954年初，培训班开始招收学员。这次机遇决定了我的人生，尚在懵懂之年的我，在三屯营卫生所报了名，从此便与妇幼保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参加新法接生培训的人并不多。除我之外，记得还有六区（兴城片）的贠秀兰、吴景环、傅翠荣，二区（太平寨片）的傅桂芝、秦德荣、万景新等，大约10人。讲课的大夫主要是朱梦秋。她总是边讲课边带我们实习。半年后，我们都回到原地从事新法接生工作。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却只有我们五六个人。因此，当时远不能满足全县产妇的要求。
李庚同志调到迁西以后，1956年初，县里决定以她为首组建妇幼保健站，迁西的妇幼保健工作从此有了组织保障。
我是最早被李庚同志选调上来的，之后是贠秀兰，以及唐山卫校毕业的耿淑筠。大约一年后，耿淑筠随军去了，保健站只剩了我们三个人。
那时我们主要以图片展览等形式，开展妇幼保健知识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同时也做些接生的工作。有一次，为了给一位产妇接生，贠秀兰只好把幼小的女儿扔在了家中，回来时女儿却掉在了炉坑里。因为她非常敬业，后来调到东荒峪片。那里的群众对她也是一片称赞。
1958年，防疫、妇幼两站合一，名曰“防疫妇幼保健站”。那年春天，我们在夹河乡褚庄村举办了一次新法接生员学习班，参加的大约有80人。李庚站长讲妇产科及婴幼儿保健知识，以及计划生育，由我做些示范。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邻村搞了些孕产妇调查，以给学员增加产前检查和接生的实习机会。培训时间大体一个月。这次培训，不仅在一定范围内普及了新法接生知识，宣传了计划生育，还培养了大批骨干，从而彻底打破了由老娘接生的局面。
李翠琴，新集乡马蹄峪村人，培训结业后回村从事妇幼工作。由于技术好、威信高，以后又到新集卫生院上班，几十年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直至退休。
褚玉芝，夹河乡褚庄人，培训结业后回村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以后曾随军数年，丈夫转业后又回迁西，被安排在兴城地段医院（后改建为妇幼保健院），也是几十年从事妇幼保健工作。
我是1956年被调到妇幼保健站的，一度在卫生科办公。在那里我与我的另一半不期而遇了。他是1956年从河北省残废军人学校转业来的残废军人，由于在部队是军医，在没正式分配之前也在卫生科待分配。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那时我俩却从来没说过话，当然也就更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7年下半年。后来，是肖（秀荣）副县长的一句话，促成了我们的婚姻。
她问李庚站长：“你们那个张艳娥有对象了没？”李庚说：“没有呢。”肖副县长说：“咋不给李金芳介绍介绍呢？”李庚说：“我还真没想到。”就这样，由我们站长介绍，我们俩开始接触。他大我5岁，又是残废军人。特别是他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好，有一个老祖母，还有一个光棍儿老爸，和一个盲人弟弟。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我确实有些顾虑。我妈见过后，也说他面老，但没干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感觉这个人还算比较老成，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曾对我说，他的残疾一旦复发，就可能瘫痪，我则表示如果瘫了就伺候他一辈子。就这样，1957年底我们结婚了。
婚礼还算隆重，医院和防疫、妇幼两站的人员都参加了，他用一个月的工资（64.5元）宴请了大家。婚后我才发觉他是一个工作狂，只知道工作，不懂得爱情。人们常说“先结婚，后恋爱”，可就连我生孩子、做手术，他都没照顾过我。因此，从那时起，我就立定一个决心：自己必须坚强，力挺这个家。那时我们没有节假日，物质生活也极度贫乏，但我们总算挺过来了。
1958年底“双迁合并”，原迁西县防疫妇幼保健站解体，我随丈夫去了迁安。1959年春，河北省卫生厅在石家庄举办妇幼干部学习班，我被选派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主要由省级大医院妇产科专家授课，内容除妇幼保健基本知识外，还讲到了婴幼儿疫苗，特别是卡介苗接种的课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又到昌黎专区医院妇产科进修了一段时间。两次学习和进修，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却丰富了我的妇幼保健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对后来的工作实践起到了很大作用。
1967年，原卫生行政和事业单位与县医院共同组建了“县卫生防治院”。原医院内派性严重，工宣队、军宣队先后介入。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军宣队的主导下，县防治院把部分医护人员下放到了基层。我丈夫曾被游街批斗（那时他在县卫生科负责），因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在下放人员时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把我下放到了他的老家忍字口卫生所，我带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去了。到那儿一看，那哪儿像个家呀！狭窄的屋子里，炕头上一头是八十多岁的奶奶婆，一头是瞎小叔，而且家徒四壁，生活极度困难。*草我**草安置一下住室就去公社和卫生所报到了。
忍字口是个大村，周围还有六七个自然村，卫生所只有3个人。因此，我既要负责妇幼和计划生育工作，又要为人做疾病治疗。那几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雨雪风霜，不管哪个村，只要有人找我，从未拒绝过。几年下来，我已记不得接生过多少孩子，治疗过多少病人了。但我敢说，我从没耽误过病人，从没发生过医疗事故。时至今日，忍字口的老人们对我还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时老百姓口粮指标很低，能吃到的只有蒸白薯和白薯面疙瘩汤。作为李家媳妇，我既要照顾好奶奶婆，又要省吃俭用帮衬大伯子一家。除此以外，我还得尽量省下来一些粮票补贴丈夫。至于我的两个儿子，就只有托付给我的老爸老妈了。我亏欠儿子的母爱，至今心有余痛。
后来，上级决定由唐山工人医院在新集建立一个小型医院。当时是为了战备，还是为了支援山区，至今不得而知。这样，原有的地段医院就不得不撤销。可不到一年，他们就撤走了，设备也拉走了，这个片的防疫、妇幼和计划生育工作立刻出现了空档。为此，县卫生局决定建立临时工作组，因此我又被从忍字口卫生所调到新集临时工作组。
新集片下辖6个公社七八十个行政村，工作难度很大。1971年冬，一场大雪过后，我出诊时险些掉进路边的一口大井，因为高度近视，在皑皑白雪中，我根本辨不清道路。
再后来，随着恢复重建新集地段医院，原新集工作组撤销，我回到了县城，在兴城地段医院从事门诊医疗工作。
为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后来县里决定以兴城地段医院为基础，组建妇幼保健院。保健院除产科、儿科外，还设有其他科室，并有较好的设备，负责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和住院病人的收治，同时负有对全县妇幼保健工作的组织指导责任。可以说，保健院的建立，是迁西妇幼保健事业的第二次飞跃。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迁西的妇幼保健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很快迈入全省先进行列。
本文作者（前排左三）1959年参加河北省卡介苗训练班时与唐山专区学员合影
面对迁西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作为一名从事妇幼保健工作近40年的医生，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也对我县妇幼保健工作的艰苦发展历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结，尤其怀念那些对迁西妇幼保健工作有过特殊贡献且已故去的先辈们。
1949年初，迁西县建立医院，朱梦秋大夫最早来到我县从事妇产工作。几十年间，她把自己的心血全部贡献给了迁西妇幼事业。从1954年新法接生培训班开始，我就与朱大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以后近10年，我们又同在医院工作，她的敬业精神一直令我敬佩，所以我遵她为师。她晚年患病，我和丈夫曾一起去看望她。
徐志超，老干部黄祝平的夫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城市助产士，1950年随转业的丈夫来迁西。1954年，我从新法接生培训班结业回三屯营后，和她共同挂了一个接生站的牌子，从此我们合作共事。她接生老练。我是初生牛犊，和她一起工作，我受益匪浅。后来我调妇幼保健站。但几十年间，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在她病重时，我们也曾看望过她。
现在，两位老师均已仙逝。而作为她们学生的我，也已年逾古稀。每当想起她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崇敬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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