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史
第11章 Facebook搅动投资风云
Venture capital is a team sport, and a dysfunctional team loses.
风险投资是一项团队运动，运作失调的团队就会是输家。
风险投资行业在苦苦挣扎
21世纪的前几年，20世纪90年代科技泡沫破灭的阴影还未消散。一位名叫凯文·埃法西（Kevin Efrusy）的创业者加入了阿克塞尔，这似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当时，整个风险投资行业都在苦苦挣扎，阿克塞尔也不例外，但该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们最终还是说服了埃法西加入进来。埃法西拥有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和商科学位，也有过不止一次的创业经历，但要成为一名成熟的风险投资人，他还需要5年的成长时间。阿克塞尔的合伙人称，如果他现在就开始积累经验，随着未来科技市场复苏，他将迎来自己的发展风口。
埃法西相信了合伙人们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别无选择，”他后来说，“我那时已经30岁了，妻子正怀孕。”不过尽管阿克塞尔业绩不佳，好运还是很快就降临在了埃法西身上。阿克塞尔的领导层，包括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一代创始人阿瑟·帕特森和吉姆·斯沃茨，正在认真考虑入局长期投资。这对埃法西这样的年轻员工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再只是当资深投资人的助理，而是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大额的风险投资。
从参加阿克塞尔第一次会议的那天起，埃法西就被要求参与决策。他可以提交投资提案，如果提案得到了支持，投资就真的会实现。他也可以投票反对其他人的提案，即便不是他关注的行业，他也被要求要表达观点。不仅如此，阿克塞尔甚至要求他直截了当地给出“是或否”的意见，并对自己的意见负责。“我们业内有一句话，‘如果你被当作分析师一样对待，你就会像分析师一样行事。’”埃法西后来解释道。分析师可以只是阐述争论双方的观点，但阐述别人的观点并不等同于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差异导致了风险投资人与非投资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任何风险投资其实都是站在杂乱信息之上的“惊险一跃”，最终得出一个非黑即白的“是或否”的决定。归根结底，你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你会经常犯错。而在犯错之后，你又必须在下一次的合伙人会议上克服“玻璃心”，打起精神，乐观面对依然未知的未来并为之下新的赌注。
2003年10月，埃法西任职几个月后，阿克塞尔开展了一次“思维准备”实践训练。投资团队聚集在圣弗朗西斯科金门大桥对面的高档场地野草莓酒店（Casa Madrona），它位于美丽的索萨利托小镇。因为下午在索萨利托会举办山地自行车比赛，所以一个房间还被安排用来存放阿克塞尔的两名最热衷于骑行的年轻人的自行车。但开展这次训练的真正原因是阿克塞尔在那一年截至当天只完成了4笔交易，交易数量明显少于大多数的竞争对手。会议*放播**的幻灯片上列出了其他头部风险投资公司在软件领域或互联网领域进行的62项投资。幻灯片上面还写着一些醒目的标语：“有所了解但项目跟丢了？”或者“有所了解但没有对其进行评估？”，这意味着尽管阿克塞尔的投资人们了解到了这些优质的投资机会，但没能最终实现投资。而同时，这样的梳理还揭示出一种新型在线业务的特殊前景。如果说web 1.0时代的主题是零售（如亚马逊、eBay），那么web 2.0时代的主题则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沟通交流。“在web 2.0时代，围绕社交网络的投资热潮，阿克塞尔可能已经错过了机会。”一张幻灯片上这样写道。
在认识到web 2.0是一个风口后，合伙人们鼓励埃法西和团队的其他年轻成员去紧跟这个热点。按照阿克塞尔创始人的想法，公司可以一方面通过挑选一条有前途的赛道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向年轻成员放权来拥抱风险。吉姆·斯沃茨后来说：“如果你确保了年轻的投资人正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工作，那么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就容易多了。”随着任务的明确，埃法西开始四处寻找项目目标。首先让他感到兴奋的是一家互联网通信软件初创企业讯佳普，该公司的产品能大幅降低长途电话成本，实实在在地为人们省钱。
得知阿克塞尔在伦敦的团队也在跟踪分析讯佳普，埃法西通过视频电话向伦敦总部的合伙人布鲁斯·戈尔登（Bruce Golden）介绍了这家初创企业的瑞典籍创始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戈尔登现在成了阿克塞尔向讯佳普寻求投资机会的关键人物。埃法西仍然参与其中，并坐镇加州支持伦敦方面的工作。而吉姆·斯沃茨则负责两个团队间的沟通协调，每个月都在伦敦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两头跑，来确保两边的团队能最高效地协作。
讯佳普在产品上的创新以及其产品“爆炸式”的流行给布鲁斯·戈尔登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很快就明白，讯佳普将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投资。正如他在投资报告中所写的那样，这个项目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错综复杂，原因在于：首先，阿克塞尔习惯于支持那些可靠的、履历干净的创业者，但讯佳普的创始人则被娱乐行业以侵犯在线音乐版权为由起诉；其次，阿克塞尔青睐那些致力于开发知识产权以巩固其市场领先地位的初创企业，但令人担忧的是，讯佳普的知识产权是从别的公司买的授权，而非真正拥有知识产权；最后，讯佳普的创始人在谈判中表现得冷酷无情、变化无常。“我觉得自己被人耍了，”戈尔登后来说，“与我们合作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意义并不大。”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投资。令人意外的是，“讯佳普在我们看来太奇怪了，”埃法西回忆道，“我们决定不投资它了。结果之后这家公司的估值开始‘起飞’，它的价值不断增长，每个月都在增长。”
随着讯佳普估值的飙升，阿克塞尔的合伙人意识到了他们所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在风险投资中，项目“死掉”顶多会让你损失掉你所投入的本金，但是错过一个可以带来100倍回报的项目则要痛苦得多。“有一些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当初就应该把讯佳普的人锁在一个房间里，不签合同就不让走，”戈尔登回忆道，“当时团队中弥漫着挫败感。”这种感觉，也许埃法西也记得。但好消息是，阿克塞尔独特的企业文化为它提供了一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方式，这种方式恰恰建立在从索萨利托开始的“思维准备”训练之上。
这一训练的起点是帮助阿克塞尔团队思考如何才能在web 2.0时代达成交易。讯佳普并不是阿克塞尔团队在社交媒体领域唯一错过的投资机会。阿克塞尔还向名为Tickle（蒂克尔）的测验工具开发公司和名为Flickr（弗利克）的照片分享网站发出了投资意向。与投资讯佳普一样，阿克塞尔又开始对两家公司的前景感到担忧，并且又在投资竞标中输给了竞争对手。利用“思维准备”训练，埃法西和同事们复盘总结出了两点教训：第一，阿克塞尔必须去接触那些不那么“令人安心”的创业者。经验表明，消费类互联网公司往往是由离经叛道的人物创办的，比如雅虎和eBay就是由业余爱好者创办的。第二，关于消费类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好消息是，你可以越过创业者来直接分析公司业务增长的数据。如果阿克塞尔再遇到一家每天都会有用户多次访问的互联网产品，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投资它。在一个指数法则的世界里，错过机会的隐形成本远远大于以损失投资本金为代价的风险成本。作为讯佳普交易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埃法西可以看到合伙人的思维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阿克塞尔不会再在面对下一个像讯佳普一样的投资机会时少见多怪了。埃法西后来回忆道：“当我第一次来到阿克塞尔时，我以为所谓的‘思维准备’训练是胡说八道，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2004年夏天，埃法西和妻子的家人在芝加哥度假。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向他介绍了一家名叫“聚友网”（Myspace）的初创企业的情况。聚友网是一个新型的通信平台，一种另类的社交网络产品，它正在与该领域一家名为“*友网交**络”（Friendster）的先驱产品竞争，后者由凯鹏华盈和基准资本投资。引起埃法西兴趣的是这两家竞争公司之间的差异。聚友网避开了困扰大多数社交网络产品的问题，即随着更多人加入，最初的网络社交氛围会逐渐淡化，早期用户会变得越来越不满。
“看看聚友网，”埃法西的朋友说，“他们的用户定位做得更好。”正如事先准备好的思维训练让阿克塞尔开始关注病毒式增长的互联网初创企业一样，埃法西的研究也让他真正发现了一个新机会。因此，尽管*友网交**络当时一直是社交网络领域的典范，但它所存在的问题表明，这个业务概念本身就拥有局限性。“而聚友网则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它会与众不同。”埃法西后来说道。
Facebook爆炸式流行
2004年12月，埃法西联系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钱智华。钱智华当时在阿克塞尔兼职，主要工作是帮助阿克塞尔注意有哪些初创企业的产品在校园里大受欢迎，他提到了一家叫作Facebook的企业。于是埃法西找来了一位斯坦福大学校友的电子邮件地址，利用这个电子邮件登录，他就能够访问钱智华提到的这个网站。在埃法西看来，这个加入“门槛”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通过限制斯坦福大学的用户以外的人访问网站，Facebook解决了*友网交**络面临的有不受欢迎的访客自由加入的问题，这相当于给俱乐部安装一个会员识别系统。
登录后，埃法西看到该网站被贴上了“Facebook Stanford”（脸书·斯坦福）的标签，这令他印象深刻。因为这代表着该网站不只是一个被称为“Facebook”的普通的社交网站，或是在世界范围内运营的社交网站。它承诺建立一个定制的社区，这会让斯坦福的学生们有一种加入自己人群体的感觉，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俱乐部。
埃法西决定与这项“精明的生意”背后的团队会面。但不巧，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和肖恩·帕克刚刚嘲弄了红杉资本。正如其睡衣恶作剧所显示的那样，扎克伯格和帕克最喜欢的就是冷落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埃法西用尽了所有常规的方式来试图越过这个障碍。通过一个曾经去Facebook面试过的朋友的帮助，他得到了和帕克进行电话交谈的机会，但是又被帕克爽约了。接下来，埃法西发现他的另一个朋友马特·科尔勒（Matt Cohler）最近开始为帕克工作，他想通过科尔勒和帕克认识一下，但帕克对此不感兴趣，再次拒绝了。
2005年初，埃法西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Facebook已经开始与其他投资人对话。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帕克，不过邮件再次石沉大海。埃法西只好又给帕克打了个电话，但帕克甚至没有回复他的语音留言。
埃法西于是又找了第三个门路。他得知领英的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投资了Facebook，而一位名叫彼得·芬顿（Peter Fenton）的阿克塞尔合伙人与霍夫曼关系密切。埃法西请芬顿帮他，但又“撞了南墙”，Facebook的老板们依旧不愿意和他见面，不过这一次的拒绝好歹有了理由。霍夫曼向芬顿解释说，帕克和扎克伯格认为，风险投资人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公司，也开不出一个合适的价格。霍夫曼还提到，Facebook已经收到了来自企业投资人的高报价，他说：“你们不会匹配他们的报价，这不值得埃法西再花时间。”他的潜台词好像在说，不与Facebook的老板们见面才是最符合阿克塞尔利益的做法。
芬顿把消息转达给了埃法西。埃法西坚持说：“这值得我花时间！我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时间。”于是，芬顿又打电话给霍夫曼，并转述了埃法西的话。在传达了Facebook拒绝的理由后，霍夫曼觉得可以为埃法西提供一些帮助，如果阿克塞尔承诺认真对待Facebook，不做出*辱侮**性的低报价，那么霍夫曼可以安排他与帕克进行一次会面。然而即使在这之后，会面也没有达成。霍夫曼尽了最大努力，但帕克就是避而不见。
2005年的愚人节，埃法西终于厌倦了等待。他发出的电子邮件收不到回复，帕克的电话也打不通，他已经多路并进，但是依然一无所获。他只好使出了杀手锏，决心当一名“不速之客”——不管有没有预约，他都要直接亲自去Facebook的公司总部。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埃法西问另一位30多岁的同事是否愿意陪他前去，毕竟两位阿克塞尔投资人的到访会比埃法西自己一个人去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并且，如果埃法西打算把这笔交易转手他人，他也好有个盟友。不巧，埃法西的年轻同事正忙，无法赴约，但恰巧在公司大楼里的联合创始人阿瑟·帕特森愿意陪他一同前往。埃法西认为，这正体现了阿克塞尔崇尚合作的企业文化。
埃法西和帕特森沿着帕洛阿尔托的大学路走过了4个街区。33岁的埃法西身材高大、头发稀疏、脸颊饱满、体格健壮；而60岁的帕特森则身材苗条，钢丝般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两人到达爱默生街的Facebook办公室后，登上了一段刚喷上涂鸦的长楼梯，楼梯顶部是一幅骑着大狗的女人的巨大图画。阁楼空间里摆放的宜家家具只是简单组装的半成品，就像一张巨大的拼图，已经让人完全放弃了将其组装完毕的想法。半空的酒瓶散落在地板上，这是科尔勒刚过去的28岁生日的证明。
科尔勒本人状态不佳，他正在为组装家具费心费力，还刮破了自己的牛仔裤，他的左裤腿敞开着，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穿的短裤。在看到两位来访的投资人后，科尔勒对埃法西喊道：“嘿，凯文。”尽管埃法西一直希望见到肖恩·帕克和马克·扎克伯格，但他被告知两人可能是生病了，今天都不在，于是埃法西和帕特森只得和衣衫不整的科尔勒坐了下来。
即使一副衣衫不整的形象，科尔勒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Facebook是如何增长的，并且介绍了每天活跃在Facebook网站上的用户数量以及这些用户花在网站上的时间。帕特森在早期曾做过传媒公司方面的研究，相对于他记忆中的那些传统产品，Facebook的用户参与度确实令人震惊。此外，这次面谈的所有内容都在过去两年“思维准备”训练的“射程范围”内。Facebook的创始人是离经叛道、难以捉摸的，他们的办公室的壁画简直可称得上不雅。但如果你不管他们那些行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数据上，那么Facebook无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过了一会，帕克和扎克伯格在楼梯顶部出现了，他们完全没有生病，正在嚼着墨西哥煎饼。埃法西知道他们对风险投资的问题很不耐烦，因此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向帕克和扎克伯格保证，自己明白Facebook可以创造多么大的价值，先发制人地消除了他们的疑虑。“星期一来参加我们的合伙人会议吧，我保证我们会在当天就达成投资意向，如果没有达成我就再也不来打扰了。”埃法西坚定地说。
帕克同意第二天晚上和埃法西一起喝杯啤酒。在回阿克塞尔办公室的路上，帕特森拍了拍埃法西的背，他表示，他们所做的“思维准备”训练终于取得了成效。“我们必须这样做。”他欣喜若狂。
在第二天差不多该吃午饭的时候，埃法西去了斯坦福大学。他随意拦住路过的学生，询问他们是否知道Facebook。“我根本都无心学习了，对这个软件上瘾了。”一个人回答。“我天天都在围着它转。”另一个人说。埃法西又联系到了匹兹堡杜肯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这名学生告诉他：“Facebook是10月23日向杜肯大学开放的。”“你竟然知道这么准确的日期？”埃法西问道。“当然。”她回答说，几个月以来，杜肯大学的学生们就一直期待着Facebook的开放，她和朋友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埃法西和妻子聊了聊，他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汹涌澎湃的产品需求。“我必须投资这家公司。”他下定决心。
专家型投资人躬身入局
当天晚上，埃法西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一个嘈杂的学生聚会上见到了帕克。帕克重申，Facebook非常有价值，而阿克塞尔是不会提供符合他们期望的估值的，他对此十分确信。埃法西猜想，他是真的确信这一点，还是只是想自抬身价？但不管怎样，帕克无疑是在抓住机会享受着嘲弄风险投资人的感觉。埃法西请求帕克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阿克塞尔到底能给出多高的报价，而帕克唯一要做的就是和扎克伯格一起参加星期一的合伙人会议。星期一上午，阿克塞尔团队在会议室集合，等待着帕克和扎克伯格的到来。“他们会来吗？”一名团队成员对此颇为担忧。不过在上午10点时，他们还真的来了。
如果阿克塞尔仍然坚持其传统的投资逻辑，那么这次会议无疑会失败。像穿着睡衣出席红杉资本会议一样，最重要的来访者马克·扎克伯格穿着短裤和阿迪达斯凉拖鞋便出席了会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也几乎没说什么话。当被劝说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和对公司的愿景时，他仅仅花了两分钟就敷衍了事。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阿克塞尔的合伙人被要求投资一名20岁、根本不愿意搭理他们的年轻人。但多亏了事前的“思维准备”训练，团队并没有被吓倒。“我们已经决定，与像扎克伯格这样离经叛道的人物合作并非完全不可能。”埃法西后来回忆道，“事实上，合作反倒很有可能成功。”
肖恩·帕克和马特·科尔勒身穿运动夹克配内搭T恤，倒还显得稍微正式一点，他们随后的陈述也消除了人们对扎克伯格行为方式的疑虑。他们详细介绍了Facebook是如何高效地在一个接一个的美国校园里迅速传播的：多所大学都想要他们提供产品服务，为了能加快自己通过审核的进度，学校还会提供自己学生的电子邮件、运动队和俱乐部信息、班级名单及其他信息。这样一来，Facebook甫一上线，就能在每个校园“俘获”一大批学生用户，立即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此外，尽管社区中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但Facebook的境遇却与*友网交**络面临的难题完全相反。因为多数的大学生在其他大学都有高中同学，所以当这些大学加入Facebook社群时，早期用户的忠诚度反而更高了。换言之，Facebook并未遇到用户数量和用户参与度之间成反比的困境。
会议结束时，阿克塞尔方面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共识。没有人在意扎克伯格的沉默，没有人在意Facebook办公室里的不雅装饰，也没有人担心红杉资本的老板迈克尔·莫里茨和道格·莱昂内曾警告阿克塞尔提防帕克，相反，阿克塞尔唯一看重的就是该产品的爆炸式流行。至于还未满21岁的扎克伯格而言，他的年轻只会使他显得更真实。
不过，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才能让Facebook接受阿克塞尔的投资。阿克塞尔知道自己面对的对手是一家企业投资方，并且很可能是一家大型传媒公司。帕克透露了竞争对手提供的条件：6 000万美元的交易前估值（即不算入新投入资本的价值）。经过深思熟虑后，阿克塞尔以同样6 000万美元的估值向Facebook表达投资意向，但要求比其他投资人投的额度都更高。当晚，科尔勒回复了阿克塞尔一封电子邮件：“谢谢，但不用了。”显然，竞争对手的出价是真的。到了这个时候，阿克塞尔的执行合伙人、业界“交际花”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已经查明，这个出价几乎肯定是来自华盛顿邮报公司。
第二天，阿克塞尔团队重新考虑如何提加报价。那天下午，埃法西和两名同事沿大学路一路走到Facebook办公室，当时Facebook团队正在开会。他甩出了一个新报价：7 000万美元的交易前估值，并且，阿克塞尔还计划后续再向Facebook投资1 000万美元，使其总估值达到8 000万美元。这一次，帕克终于被打动了。“好吧，这是值得考虑的。”他承认。
现在，阿克塞尔的出价已经超过了其竞争对手，但麻烦的是，扎克伯格已经与华盛顿邮报公司达成了口头协议，因为他相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格雷厄姆（Don Graham）不会干涉他对Facebook的领导。帕克的遭遇使他相信硅谷的风险投资人都是坏蛋，所以他认为也许最好还是跟定华盛顿邮报公司，哪怕接受一个更低的估值。
当天晚上，阿克塞尔在一家名叫“乡村酒吧”的餐厅为扎克伯格和他的团队准备了一个小型晚宴。虽然名字很“乡村”，但这其实是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在晚宴上，大家讨论了Facebook的增长战略，阿克塞尔的两名“东道主”埃法西和执行合伙人吉姆·布雷耶试图诱使扎克伯格加入谈话。尤其是布雷耶，星期一的会议之后，他和扎克伯格建立了私人联系，这位年轻的创始人似乎对布雷耶金色的名片盒及温和且自信的气质印象深刻。但此刻，扎克伯格却对布雷耶置若罔闻，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转而自言自语，仿佛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对话。不一会儿，他起身去了洗手间，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马特·科尔勒去找他，发现他正盘腿坐在男厕所的地板上哭泣。“我不能这么做。我都答应人家了！”扎克伯格抽泣着，他欣赏吉姆·布雷耶，但接受布雷耶的投资却让他很为难，因为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唐·格雷厄姆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情是他无法忍受的。“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唐，问问他是怎么想的？”科尔勒建议道。
扎克伯格渐渐镇定下来，然后回到了桌上。第二天早上，他与唐·格雷厄姆取得了联系，说出了他得到了更高报价的消息。尽管他尊重唐·格雷厄姆，但他意识到布雷耶在帮助初创企业成为明星企业方面有更多经验。他也知道帕克对风险投资的敌意，但他还是对阿克塞尔心存赞许，因为他们愿意用大笔资金支持自己的信念。
唐·格雷厄姆不准备卷入竞购战，他的朋友兼导师沃伦·巴菲特曾向他传授价值投资的原则，这使他对硅谷推崇的指数法则持怀疑态度。他没有向扎克伯格提出更高的估值，而是采取了心理攻势。“你知道拿他们的钱和拿我们的钱是不同的，对吗？”唐·格雷厄姆问，“我们是不会去教你如何管理公司的。”
考虑到硅谷的年轻人反叛风潮，唐·格雷厄姆的心理攻势本来是很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YC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还在用他那“糟糕的风险投资”理论谴责风险投资人给年轻企业家投入了过多资金。此外，彼得·蒂尔曾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投资Facebook，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他也强调创始人应该保留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而不是与风险投资人分享治理权。但即使在这种大环境下，唐·格雷厄姆的心理攻势居然还是失败了。在睡衣恶作剧等一系列对风险投资公司特立独行的试探后，扎克伯格仔细考虑了与风险投资公司打交道的结果，最终由衷地接受了阿克塞尔的投资。
眼见木已成舟，唐·格雷厄姆也不失优雅地将扎克伯格从道德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祝扎克伯克和阿克塞尔合作顺利。至此，Facebook的发展道路已经确定。
对肖恩·帕克来说，阿克塞尔和Facebook的交易带来了两种后果。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巩固了他作为谈判高手的声誉。他巧妙地“玩弄”着这些风险投资“追求者”，并在谈判的最后阶段获得了一系列额外的胜利，让扎克伯格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同时保有了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但几个月后，故事的结尾还是波澜再起。2005年9月，在Facebook去掉原本名称中的“The”后不久，阿克塞尔就将帕克从Facebook开除了，原因是帕克像当年在普莱克索时一样，又一次做出了古怪行为，又一次触犯了法律。他因在一栋海滨别墅内藏有*禁品违**而被捕，当时他正与几个朋友聚会，其中甚至包括一名未成年女孩，她是帕克在Facebook的助手。此前，阿克塞尔可以忽略Facebook办公室里露骨的壁画，但现在，他们认定帕克真的越界了。曾在Facebook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的阿克塞尔执行合伙人吉姆·布雷耶抓住这一负面事件，要求帕克离开公司。尽管扎克伯格希望他们能原谅自己的朋友，但布雷耶还是坚持要帮助Facebook消除公司内部的“腐化分子”。与在普莱克索的结局一样，帕克被迫放弃了一半的期权，要知道5年后，这些期权将价值约5亿美元。
对于风险投资行业而言，Facebook的交易表明，传统的风险投资人其实是可以应对年轻人的反叛的。风险投资可以网罗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们，可以培养一个30多岁的投资人并赋予其权力，也可以利用40多岁的执行合伙人的处事经验和人脉，甚至可以依靠60岁创始人的投资嗅觉，以做出好的判断。2012年Facebook上市时，阿克塞尔获得了超过120亿美元的惊人收益。由于容忍了年轻人的傲气，这一合作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
但Facebook事件也表明，至少就目前而言，风险投资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对于像帕克这种一方面把风险投资人描绘成恶棍，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因违法被警察抓捕的“不守规矩者”，风险投资人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过，10年后，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惩罚和限制的能力将逐渐减弱。
“古老的魔法”不再重演
如果说阿克塞尔具备了面向21世纪的成功条件，那么凯鹏华盈的故事则表明，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凯鹏华盈一直是绝对意义上的头部风险投资公司，其投资组合公司的市值据说占整个互联网行业总市值的1/3。然而，到2015年左右，在经过一系列平庸的投资之后，凯鹏华盈终于从榜首“退位”了。
凯鹏华盈排名的下滑尤其引人注目，是因为风险投资行业的业绩具有路径依赖性：当他们投资的初创企业获得成功时，这会让风险投资公司获得声誉，同时又让他们在投资下一批潜在赢家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有时，面对知名的投资机构，创业者甚至会自降身价，因为他们很看重知名投资人的认可。这种声誉和绩效相互促进的自我强化优势，会引发一个微妙的问题：风险投资真的有真功夫可言，还是表现最好的人其实都只是活在过去的“荣誉簿”上？凯鹏华盈的故事展现了学术研究中已经证明的一个事实：声誉的确很重要，但它不能保证永远的成功。每一代人都必须获得自己的成功。
凯鹏华盈排名的下滑通常被归因于一次极其糟糕的投资。从2004年开始，这家公司开始追求拥有所谓“清洁技术”的初创企业，从太阳能到生物燃料再到电动汽车，他们将赌注押在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上。2008年，凯鹏华盈将投资资金翻倍，专门又为清洁技术领域设立了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金的成长型基金，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凯鹏华盈的主要合伙人约翰·杜尔公开承诺过，要为拯救地球生态出一份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他喜欢引用十几岁的女儿玛丽的话：“爸爸，你们这一代人制造了这个问题，你们最好去解决它。”与此同时，杜尔坚持认为绿色发展会带来经济效益，他提醒人们，能源交易将是一项市场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量级的业务。2007年，他说道：“记得互联网吗？我告诉你，清洁技术的市场比互联网的市场还要大。”
无论清洁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它对风险投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艰难的领域，并且杜尔所一直提及的市场规模，实际上和其盈利性也是两码事。从事开发风能、生物燃料或太阳能电池板的初创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巨额亏损的风险本身就较高。此外，这些企业的项目周期长，而少数成功项目的年回报率也令人沮丧。由于清洁技术巨大的资本需求和较长的项目周期，作为补偿，清洁技术的投资人理论上可以以较低的估值进行投资，并且还可以要求企业为其资金提供额外的股本，但由于年轻人的反抗和长久以来的“友善对待创始人”的风潮，杜尔不愿以此方式投资。而令这一错误雪上加霜的是，杜尔早期对清洁技术的投资集中在缺乏明确“护城河”的企业上，这些企业从事的太阳能和生物燃料项目涉及生产能源，这是一种统一价格的商品，且其价格变化具有极大的周期性。果不其然，当油价在2008年夏天暴跌时，杜尔的替代能源项目赌注就宣告失败了。此后，大量进口的、得到补贴的太阳能电池和液压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拉低了能源价格。与此同时，凯鹏华盈在市场上一系列的挫败还源于杜尔对政策的错误预判，他高估了美国联邦政府兑现其碳税或碳监管承诺的意愿。
对于凯鹏华盈的有限合伙人来说，结果是痛苦的，他们第一轮清洁技术投资的表现尤其糟糕，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募集的基金也因此遭受损失。十几年后，在2006年就投资了该基金的一位有限合伙人抱怨说，他损失了几乎一半的本金。不过，在凯鹏华盈的第二轮清洁技术投资中，始于2008年的绿色成长型基金表现相对更好，涉足了一些有护城河的企业，其中包括很成功的明星企业。截至2021年，凯鹏华盈投资的植物肉产品公司“别样肉客”（Beyond Ment）已经创造了107倍的收益，电池制造商“量子电池”（Quantum Scap）创造了65倍的收益，而“智能太阳能”公司恩菲斯（Enphase）也创造了25倍的收益，这样的收益至少足以使一只风险投资基金在业内排名前25%，但凯鹏华盈的整体表现依然沉闷。当初在2001年的鼎盛时期，维诺德·科斯拉和约翰·杜尔分别在《福布斯》富豪榜单上排名第一和第三，而到了2021年，杜尔名列第77，而在前100名中也没有其他的凯鹏华盈合伙人。
一开始，当坏消息传来时，大多数凯鹏华盈的有限合伙人都还会坚持与该公司合作，这证明了路径依赖的力量，他们希望“古老的魔法”会重演。毕竟杜尔在投资谷歌和亚马逊上的成功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而且他本人极富人格魅力。后来，即使内部人士知道凯鹏华盈早已名不副实，但一些有限合伙人认为与这家硅谷巨擘建立关系仍有价值，因此选择继续与之合作。例如，据管理母基金的机构透露，他们旗下的一些小规模、不成熟的养老基金的投资人，听到他们的资本由传奇的凯鹏华盈管理就会非常欣喜，毕竟要不是有母基金为中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能获得这种“特权”。但是，到了2016年，就连这些有品牌意识的投资人也开始与凯鹏华盈渐行渐远，凯鹏华盈的名字已经不再有吸引力，而杜尔也从合伙人的位置上黯然退场。
在一定程度上，“清洁技术投资的失败导致凯鹏华盈陷入困境”这样标准的解释是正确的。不过，作为在第一次互联网浪潮中收获颇丰的公司，他们一方面宣扬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转头冲进了那些缺乏这些神奇力量的行业，这十分令人惊讶。所以，凯鹏华盈在清洁技术投资上的失败，也揭示了一个关于风险投资业务的微妙真相：正如以阿克塞尔对Facebook的投资为代表的许多案例所证明的那样，风险投资是一项团队运动，通常需要多个合作伙伴才能达成一项“本垒打”交易，而牵头的投资方并不总是进行投后管理的机构。为了让一个风险投团队高效地工作，合作文化是正确且必需的。这就是凯鹏华盈没有做对的地方。
在凯鹏华盈成立的最初几年，这种合作关系似乎是不平衡的。汤姆·珀金斯是真正在江湖中兴云布雨的大佬，是天腾电脑和基因泰克背后的天才主脑，他的光芒无疑掩盖了其他三位知名合伙人。但是，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其他合伙人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一定体现在投资上，而是体现在他们对珀金斯的影响上。当珀金斯的想法变得疯狂时，他们能够说服他停手；而当他发脾气威胁要毁掉一笔交易时，他们知道如何平息事态。
下面的故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1983年，米奇·卡普尔出现在凯鹏华盈的办公室，向他们推销莲花发展公司。珀金斯毫无征兆地勃然大怒：“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听一些我们显然不打算投资的公司的创始人说话。”他咆哮着冲出了办公室。约翰·杜尔在凯鹏华盈工作了三年，而现在他看起来就像个泄气的气球。他和卡普尔一起努力准备了很久的商业计划书还没完整呈现出来就已经失败了。这种时候，团队合作的价值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默默无闻”的合伙人弗兰克·考菲尔德（Frank Caufield）向杜尔保证，他会去和珀金斯讲道理，他知道如何让珀金斯平静下来并变得愉悦。于是杜尔重新振作了起来，莲花发展公司的项目也得以继续进行，大家都忽略了通过会议室的玻璃墙可以看到的珀金斯沉思的身影。多亏了考菲尔德的干预，珀金斯的这场大怒没有导致什么后果，投资莲花发展公司的交易完成了。珀金斯不稳定的情绪本来可能会让这家合伙企业损失数百万美元的收益，但却受到了其他合伙人优雅的控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凯鹏华盈实现了更好的平衡。约翰·杜尔和维诺德·科斯拉成了珀金斯的两位继任者，尽管他们都是专横、难搞又极其成功的人，但有两位“超级巨星”在位总比只有一位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可以成为对方的“照妖镜”。当然，与早期一样，凯鹏华盈依然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合作伙伴对于整个团队而言至关重要。其中一位合伙人名叫道格·麦肯齐（Doug Mackenzie），以善于提出尖锐的问题而闻名。他认为，在风险投资中，乐观主义者获得荣誉，悲观主义者才能人们脚踏实地。另一位名叫凯文·康普顿（Kevin Compton）的合伙人则是凯鹏华盈公司道德形象的守护者。“凯文是道德指南针。”一位年轻的凯鹏华盈投资人回忆道。还有人说：“我很喜欢他，他一点都不自负，是一位很好的导师。”
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凯鹏华盈失去了这种平衡，这一定程度上源于该公司合伙人数量的增长。当基准资本等传统风险投资公司仍然只有几位普通合伙人时，凯鹏华盈已经有差不多10位合伙人了，这还不算各种高级顾问和初级投资人。2004年，维诺德·科斯拉厌倦了这种笨重的结构，辞职并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在想法上制约杜尔了。同年，麦肯齐和康普顿紧随其后，创建了一家名为“雷达”（Radar）的合伙企业。杜尔对此做出了应对，他招募了一些著名人士取代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同事。2000年，他聘请了硅谷顶级软件销售大师、缔造了甲骨文公司（Oracle）的雷·莱恩（Ray Lane）；2005年，他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Bill Joy）以及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合作，后者签约担任战略顾问；2007年，杜尔邀请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成为高级合伙人，使他的团队更加完善。但事实上，这些新来者没有投资经验，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这使得凯鹏华盈实际上与阿克塞尔的理念背道而驰，后者笃信应当招募进取心强的后起之秀并对他们进行培训。(53)
凯鹏华盈企业文化的变化为后续清洁技术的投资失败埋下了隐患：当杜尔决定押宝在一个如此具有挑战性的领域时，并没有人来阻止他。人们尤其怀念康普顿和麦肯齐，因为他们曾公开对清洁技术表示过怀疑，认为它的资本过于密集，周期太长，而且太受制于政府监管，不太稳定。
事后看来，康普顿甚至认为，清洁技术投资的错误违反了汤姆·珀金斯本人传下来的“祖训”。珀金斯从没有押上全部身家进行高风险押注过，反而是利用少量资本来消除风险投资中的主要风险，这种风险被他称为“白热化风险”。此外，珀金斯并没有沉迷于新技术，而是经常警告说要想让创新发挥作用，它必须比之前的技术有根本性的改进。“如果新技术比起旧技术没有10倍以上的进步，那就等于没有进步。”他断言道。如果凯鹏华盈没有经历人才流失，康普顿和麦肯齐会当场提出这些论点。但是，没有了这些老员工的参与，“约翰的权威变得不可挑战。”一位内部人士不夸张地感叹道。汤姆·珀金斯的公司从一个“白热化风险”消除者变成了一个内部“高呼万岁”的风险承担者。
不过，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杜尔否认自己在公司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从未有过一家独大的执行合伙人或首席执行官，我从未扮演过那个角色，”他说，“我们并不会仅仅因为约翰·杜尔想投资就投资了。”但他的大多数前同事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杜尔超凡的魅力，再加上他在风险投资界的超然地位，让人对他上面的辩白产生怀疑。此外，凯鹏华盈的根本问题是企业文化问题，这一问题源于公司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影响了一切，包括那些可能挽救清洁技术损失的举措，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举措也遇到了麻烦。杜尔无法确保本地的团队能保持团结一致，而他的美国合伙人又缺乏足够高的地位来弥补他这一不足之处。同样，凯鹏华盈也未能通过对传统互联网领域的风险投资来弥补在清洁技术投资上的损失，因为过去的光辉成就让他们缺乏放下身段来与年轻创始人联系的勇气。于是他们错过了那个时代的众多“本垒打”：优步、Dropbox（多宝箱）、领英、WhatsApp、条纹支付，等等。在这一时期，凯鹏华盈取得的少有的一项成功是聘用了摩根士丹利前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她是互联网分析领域的先驱。与其他大约同期加入的老牌大佬不同，米克尔是在投资界成长起来的。她继续运营着一系列成长型基金，通过在靠后的轮次投资那些风险投资团队曾经错过的公司获利，部分弥补了凯鹏华盈的业绩。
凯鹏华盈近年来最惨痛的失败更是其理想主义和管理不善二者“惨痛”结合的集中体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杜尔发起了另一场崇高的运动：他开始寻求在风险投资行业中打破性别的不平衡。与他那一代大多数的西海岸工程师相比，他更相信聪明的女人。他的妻子曾是英特尔的工程师，他也很宠爱自己的两个女儿。此外，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显然早就应该进行这样的改革了。在20世纪70年代，技术领域一直面临高职级女性匮乏的窘境，当然，在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缺少女性。不过，随着女性在其他领域的不断进取，她们在科技领域的“缺席”变得引人注目。20世纪90年代末，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行业的女性占比是风险投资行业的5～7倍。在风险投资机构的新员工中，女性只占9%，且她们的“缺席”一直在持续。有成就的女性通常在择业的时候倾向于把风险投资行业从名单上删除，这似乎成了一个传统，就像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罗汉俱乐部一样(54)。在这一时期，一位名叫艾琳·李（Aileen Lee）的年轻亚裔美国银行家将该行业斥为“在康涅狄格州的商人父亲身边成长起来”的白人男孩的私家领地。
1999年，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了一段时间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第二个商科学位后，艾琳·李接到了一位女性的电话，她介绍自己是一名猎头，并问艾琳·李是否会考虑在凯鹏华盈为约翰·杜尔工作。
“在那工作的都是男人，”艾琳·李说，“我不会有朋友的。”招聘人员反驳了她。“如果连你都不去面试，那这样的世界永远不会改变。”招聘人员告诫道，“男人们可不会说出像你刚才那样的话。”
“她真的知道怎么打动我。”艾琳·李后来笑着说。艾琳·李去见了杜尔，决定要测试他一下。她告诉他，她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生活：28岁结婚，30岁生第一个孩子，32岁生第二个孩子。她已经快30岁了，目前还暂时落后于计划。她告诉杜尔：“我想让你知道，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赶上我的计划。”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干风险投资。“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杜尔回答道。
艾琳·李接受了这份工作，但仍然感到紧张。她是凯鹏华盈投资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的女性。她经常觉得别人在对自己指指点点。事实上，即便她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甚至是那里为数不多的几名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合伙人、最终成为高级合伙人的人，她都还有这种感觉。对于这种恼人的敌意，艾琳·李这样解释：当一个男人加入凯鹏华盈时，他很自然地就能融入团队，如果他说了什么蠢话，就只会被人在背上打一巴掌，整个气氛会很有趣，而不是尴尬；但是，作为一名女性，她永远没法指望拥有这种友情和放纵，如果她说了蠢话，她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艾琳·李只能通过谨言慎行来缓解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多说点呢？”她的同事们很好奇。艾琳·李听取了这些反馈，并发表了更多意见，但同一位同事又反过来警告她不要太武断。
过了一段时间，艾琳·李赶上了自己的计划，她怀孕了。当她休产假不在的时候，一个合伙人顶替了她的一个企业董事职位。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艾琳·李后来说道：“这会让我觉得他们甚至不记得我的存在。”
为什么凯鹏华盈在提拔女性方面走在了前列，但却未能创造出一个能让艾琳·李乐在其中的环境？回顾过去，作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和公司负责人，艾琳·李认为问题在于凯鹏华盈管理不善，而不是因为公司对女性存在什么恶意或偏见。因为让女性加入不可避免地需要公司有意识地重新制定一些惯例和规则，就像成立一个中国团队需要一个计划来管理中国团队和母公司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杜尔事务太繁忙了，没空落实这种组织改革，公司的其他人也缺乏为他做这件事的权力。“没人在意公司会成什么样。”艾琳·李后来说。
艾琳·李并不是唯一一位在杜尔手下工作过的女性。2000年，斯坦福大学的MBA学生特雷·瓦萨洛（Trae Vassallo）去听了杜尔在校园里发表的鼓舞人心的演讲。后来她走到杜尔面前，向他请教问题。在学习商科之前，瓦萨洛已获得了两个工程学位，并申请到了13个专利。杜尔意识到瓦萨洛的能力，并抓住机会把她介绍给一家初创企业，这家企业后来邀请她成为联合创始人。“如果没有约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认为在谈判桌上保持多样性很重要，”瓦萨洛后来说，“他积极寻找能帮助年轻女性的机会。”
大约一年后，当瓦萨洛离开那家创业公司时，她又再次得到了杜尔的指导。在杜尔的邀请下，瓦萨洛加入了凯鹏华盈，成了一名无报酬的常驻企业家。2002年，她因为要养育她9个月大的孩子，需要一份收入，而那时她丈夫还在商学院读书，于是杜尔给了她一份带薪工作，担任投资助理。2006年，她进行了第一次投资。“我真的觉得约翰关心我的职业。”瓦萨洛再次说道。
但是，随着瓦萨洛在凯鹏华盈待的时间不断增加，她的失望情绪开始积累。杜尔现在已经雇用了多名女性，她们都很聪明而随和，杜尔显然知道如何发现人才。但她们无法得到提拔，更糟糕的是，她们甚至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因为公司的老员工们不想为她们创造展示自身能力的空间。2008年，瓦萨洛的一位年轻同事——一个名叫鲍康如的女性投资人与一家名为RPX的初创企业达成了一项投资。但事后，却是一位名为兰迪·科米萨（Randy Komisar）的高级合伙人担任了RPX的董事会成员。2010年，瓦萨洛本人帮助凯鹏华盈与一家名为“安乐窝实验室”（Nest Labs）的初创企业达成了投资协议，安乐窝实验室是一家制造智能恒温器和烟雾探测器的公司。但是最后又是科米萨占据了董事会席位，2014年安乐窝实验室以令人满意的22倍价格出售给谷歌的时候，还是他获得了大部分赞誉。
当时，鲍康如和瓦萨洛都没有抱怨这些决定，毕竟科米萨是科技领域的一名“老手”，他与安乐窝实验室的创始人有着深厚的私交。而瓦萨洛当时确实认为，凯鹏华盈有兴趣遵循阿克塞尔模式以实现优质的管理，并且培养团队中的年轻成员。确实任何人都不应该背叛“第22条军规”，而这也就意味着：要进入董事会，你必须已经在董事会里。
2012年5月，随着一场性别歧视诉讼的结束，凯鹏华盈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极点。原告是曾参与RPX交易的投资方鲍康如，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与艾琳·李和瓦萨洛一样，鲍康如也是杜尔亲自提拔的。2005年，杜尔让她担任自己的首席特助，并强调说凯鹏华盈是硅谷为数不多的关心提升女性地位的机构之一。但是，也像艾琳·李和瓦萨洛一样，鲍康如逐渐意识到，杜尔的正派作风和他领导的公司的组织文化并不一致。正如她所说，凯鹏华盈“充满了加利福尼亚式的表面合作，在这里，一切都是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关起门来，他们就会扔掉你的投资方案，给你使绊子，要么就是让你去像西西弗一样来回搬石头，做一些耗时、低效、徒劳的任务，直到你放弃为止”。
不过鲍康如的诉讼陈情不够有利，她声称因性别歧视而无法晋升。作为应诉，凯鹏华盈提供了证据，证明鲍康如是一个难相处的同事，而她得不到晋升，是因为她的表现不足以让她得到更高的职位。凯鹏华盈通过提交鲍康如的绩效评估来支持这一论点，于是陪审团裁定凯鹏华盈在所有罪名上均被判无罪。但鲍康如的指控给凯鹏华盈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她声称，一名名叫艾吉特·纳泽尔（Ajit Nazre）的合伙人在过去5年里一直骚扰她，妨碍她的工作，尽管她一度短暂地同意与他交往。纳泽尔方面则发表声明称，他不是本案的被告，凯鹏华盈也对鲍康如的指控进行了否认。鲍康如还声称，一名更资深的合伙人向她赠送了一份带性暗示的礼物，并邀请她参加星期六的晚宴，还提到他的妻子晚上不在家。她坚称，自己对该合伙人多次投诉，都未能使公司采取措施改善女性的工作环境。同时，瓦萨洛则在庭审中证实，纳泽尔曾邀请她参加纽约的一次商务晚宴，但当两人到达纽约时，她却发现议程上根本就没有商务晚宴。据说瓦萨洛还不得不阻止纳泽尔进入她的酒店房间。最糟糕的是，瓦萨洛向凯鹏华盈的一名普通合伙人报告了这起事件，却得到了“你应该感到受宠若惊啊”的回复。而一直到这整件事情败露之后，纳泽尔才被驱逐出公司。
凯鹏华盈并不是唯一一家对性别问题处理不当的公司。阿克塞尔对Facebook那些不得体的壁画满不在乎的态度也告诉人们，对女性的轻视在科技界被视为正常现象。在鲍康如案审判后，瓦萨洛对硅谷的200多名女性进行了访谈：在这其中，60%的人发生过非自愿的*行为性**，33%的人担心自己的安全，60%的人对公司在骚扰投诉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保罗·冈珀斯（Panl Gompers）发起的研究表明，男性风险投资人未能与女性同事进行有效的合作。对于男性风险投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合作伙伴有良好的投资业绩，那么他们也会获得更好的业绩，这凸显了团队合作的优势。然而，女性风险投资人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好处，这大概是因为男性合伙人并没有和她们分享自己的人脉或想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拥有多个女性合伙人和正式人力资源系统的企业中，这种女性劣势就不存在了。正如艾琳·李、瓦萨洛和鲍康如所怀疑的那样，风险投资行业这种依赖俱乐部式非正式人际关系的运作模式对女性很不利。
约翰·杜尔的理想主义是真诚的，也是比较令人钦佩的。他满怀激情地相信，风险投资推动创新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这会让清洁技术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他认为硅谷排斥女性的风气其实是浪费人才。尽管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但这是正确的观点。通过大力支持清洁技术和女性进步，他确实也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例如安乐窝实验室的智能恒温器就成功了，而且早期的失败其实也为更成功的第二轮清洁技术投资扫清了障碍。同样，尽管凯鹏华盈最终未能留住这些有才能的人，但杜尔聘用女性最终还是对女性有利的。到2020年，有4名曾在凯鹏华盈工作的女性经营着自己的风险投资机构，3名女性跻身全球风险投资人前100名。但是，杜尔仅仅理想化地拥抱了变革，却没有花力气去细化落地方案，这样的做法几乎毁掉了他的公司。风险投资是一项团队运动，运作失调的团队就会是输家。
就阿克塞尔而言，在投资Facebook后的几年里，公司“茁壮成长”，这证明了团队合作的力量；它在不依靠某一两个强力投资人的情况下就投资了一系列“大满贯”公司。阿克塞尔的前7项投资，每项都产生了超过5亿美元的利润，并且是由7组（实际上是8人，因为其中一个项目是两个人的成果）不同的合伙人主导的。与凯鹏华盈相比，阿克塞尔雇用的女性更少，但在赋予她们权力方面则更为成功，他们让两名女性晋升到了公司的最高层。阿克塞尔培养和信任年轻投资人的文化似乎成了其成功的秘诀。吉姆·斯沃茨回忆道：“与Facebook或任何其他投资相比，我更为这种文化传承和在企业中成长的每一个人感到自豪。”
阿克塞尔的胜利和凯鹏华盈的失败彰显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动荡变迁。科技泡沫的破裂、年轻人的反抗、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清洁技术的虚假繁荣、行业中令人担忧的性别对立和来自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将强者和弱者区分开，表明仅仅依靠路径依赖效应是不足以保证绩效的(55)。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面临着像创始人基金这样的新贵的挑战。诚然，风险投资这个投资于颠覆性创新的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地被颠覆。而到了2008年，当风险投资行业还在应对这些冲击时，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崩溃。风险投资行业将会再次改变，不过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
风险投资箴言
· 任何风险投资其实都是站在杂乱信息之上的惊险一跃，最终得出一个非黑即白的“是或否”的决定。
· 在一个指数法则主宰的世界里，错过机会的隐形成本远远大于以损失本金为代价的风险成本。
· 如果新技术比起旧技术没有10倍以上的进步，那就等于没有进步。
· 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一方面通过挑选一条有前途的赛道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向年轻成员放权来拥抱风险。如果你知道年轻的投资人正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工作，那么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就容易多了。
· 仅仅依靠路径依赖效应是不足以保证绩效的，风险投资这个投资于颠覆性创新的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地被颠覆。
The Power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