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关键是“稳就业”
（2020年7月3日）
改进供给也是扩内需
（2019年12月11日）
稳就业当从供给侧发力
（2020年6月3日）
隐性失业弊大于利
（2022年3月28日）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
（2020年6月8日）
从企业性质看大众创业
（2021年2月20日）
稳中求进关键是“稳就业”
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焦点在于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按“稳定规则”排序，“充分就业”应排在其他目标之前。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就会危及社会稳定。
“稳中求进”是中央确定的工作总基调，所谓“稳”，是指稳住经济基本盘。何为经济基本盘？从经济学角度讲，其实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达到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适度增长。若将这“四大目标”进一步分解，则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对“四大目标”与“六稳”的关系，倒转过来也许更容易理解：稳就业，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稳金融，是为了稳定物价；稳外贸、稳外资，旨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投资、稳预期，则是为了稳增长。据我所知，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对政府调控有“四大目标”并无异议。大家的分歧在于，以上“四大目标”应该如何排序？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产生过争论。凯恩斯学派主张“增长优先”，货币学派却主张“稳定物价优先”。10多年前，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优先“促进经济增长”；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表面看，以上只是目标排序不同，无碍大局。可问题是，调控目标的排序不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点与着力点也会大为不同。
从操作层面讲，对政府调控目标排序，首先需要确定排序“规则”。只要规则确定了，排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那么应该用什么作为排序规则呢？我的观点是，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小平邓**同志曾有一句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的也是以“稳”为前提。由此说，政府调控目标应将“稳定”作为排序的规则。
前面说过，学界关于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焦点在于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若按“稳定规则”排序，“充分就业”应排在其他目标之前。通胀发生后，虽然人们的实际收入会下降，但损失最大的却是高收入者。可失业不同，失业者大多是低收入者，一旦出现大面积失业，就会危及社会稳定。
同样的道理，“稳定物价”应该排在“经济增长”之前。经验表明，若将“经济增长”排在“稳定物价”的前面，政府通常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水漫灌，结果必引发通胀，而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个国家失去稳定，经济也就不可能持续增长。正因如此，中央提出的“六稳”首先是稳就业，其次是稳金融（物价），再次是稳外贸、稳外资（国际收支），最后才是稳投资和稳预期（增长）。
有一种看法需要澄清：人们主张“增长”优先，据说理由是“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显然，这是混淆了“增长”与“发展”的区别。在经济学里，增长是指GDP总量增加，而发展则是指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对此做过形象的解释：增长是指人的身体长高，发展是指人的素质提升。习*平近**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的最好诠释。
由此见，中央提出“六稳”，是根据“稳定规则”对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也是经济基本盘。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必须优先保就业和民生。为此，就得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市场主体的90%，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这是说，要保就业和民生，当务之急是保市场主体，而重点则是保中小企业。
毋庸讳言，目前中小企业确实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税费偏重，经营成本偏高，以及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为帮助企业降成本，国务院今年推出一系列举措。比如，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执行期限；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
为解决融资难问题，国务院今年相继出台了小微企业*款贷**延期还本付息和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持续增加首贷户，推广随借随还*款贷**。要求大型商业银行今年的普惠小微企业*款贷**增长30%以上，并适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的手续费。与此同时，还强调优化利率监管，进一步降低实际*款贷**利率，引导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以上举措，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我举双手赞成。不过，对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却想做一点补充。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小微企业*款贷**难，责任在银行，是银行嫌贫爱富。而银行却说，不给中小微企业*款贷**，主要是企业没有资产抵押。是的，银行信贷资金来自储户，当然要对储户负责。试想，若企业无资产抵押，日后银行*款贷**收不回怎么办？
困难就在这里：银行希望*款贷**安全，而中小微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政府现行的办法是，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无还本续贷。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而未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我想到的办法是，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
改进供给也是扩内需
19世纪初，萨伊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原理。其论证逻辑是，当社会出现分工后，人们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而从交换看，一个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是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必有需求。换句话说，扩供给也就是扩需求。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当前仍面临下行压力。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显示，GDP平均增长6.2%。为了稳增长，最近学界主张扩内需的呼声很高。扩内需当然有必要，但我认为怎样扩内需值得研究。学界流行的观点是，扩内需只能从需求侧发力。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目前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扩内需的重点是改进供给，改进供给其实也是扩内需。
我曾撰文指出，供求平衡的关键在结构而不在总量。总量平衡不等于结构平衡，结构失衡则总量一定会失衡。这是说，直接从需求侧扩投资和消费，虽有助于总量平衡，但若不解决结构问题，最后总量不可能平衡。有前车之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曾大量举债扩需求，结果弄巧成拙，经济陷入了“滞胀”。
事实上，扩需求不仅可以从需求侧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19世纪初，萨伊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原理（即“萨伊定律”）。其论证逻辑是，当社会出现分工后，人们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而从交换看，一个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是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为买而卖，有供给必有需求。换句话说，扩供给也就是扩需求。
萨伊的论证当说无懈可击，然而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萨伊定律”四面楚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一场对“萨伊定律”的革命。今天回头看，“萨伊定律”其实并无大错。要是说有错，那也是错在萨伊仅关注总量平衡而忽视了结构平衡。
是的，若仅就总量而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确是对的。但从结构看，若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比如人们卖出商品后在国内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他们就有可能转从境外购买，由于需求外溢，无疑会造成某时期国内需求不足。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翻推**“萨伊定律”，若站在全球角度看，总供给仍然等于总需求。
另有学者说，“萨伊定律”在物物交换时代成立，在货币出现后便不再成立。理由是有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人们卖出商品后不一定马上购买，而是将货币用于储蓄，这样也会造成需求不足。骤然听似乎有理，然而深想却似是而非。请问：人们将货币存入银行，银行是否会将存款贷出去？若银行将存款转化成*款贷**，总需求怎会不足呢？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萨伊定律”没有错，可为何现实中会出现生产过剩？前面我说过，萨伊讲“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是总量平衡，生产过剩虽表现为总量失衡，但深层则是结构失衡。“萨伊定律”之所以解释不了生产过剩，是因为萨伊将“结构平衡”假定成了既定的前提。
这里要指出的是，“萨伊定律”虽未研究结构问题，但对研究“结构平衡”仍有借鉴意义。“萨伊定律”讲“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若将此反过来理解，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内需不足，症结其实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道理很简单。若企业生产的产品品质不适应国内消费者的需求，需求外溢，国内购买力当然会不足。
据此分析，扩内需的着力点应放在供给侧。对此我们可以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角度解释。想深一层，企业创造供给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收入的过程，而收入水平又决定着消费水平。比如一个企业的“有效供给”（产销对路）增加，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皆会随之增加。利润增加能带动投资增加，员工收入增加能带动消费增加。由此见，扩内需的关键是要创造“有效供给”。
2016年5月，习*平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对习*平近**总书记为何强调重点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问题，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
首先，改善供给结构可以扩大内需。2010年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非昔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在不断升级。可由于国内供给结构与供给质量跟不上消费升级的变化，国内需求大量转为进口，本土产品严重滞销。基于此，如果我们改善供给结构与供给质量，让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当然能扩大内需。
其次，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内需。事实表明，消费需求是可以引导的。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早几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门庭冷落，是因为当时服务设施不配套。随着服务设施的完善，加上政府政策引导，近两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不断刷新纪录。再比如网购，由于网购打破了实体店的诸多局限，可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购物便利，故网购不仅风靡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风生水起。
最后，创造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新的供给一旦出现，必能带动产生新的需求。2016年1月，习*平近**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回溯历史，工业革命前，人们出行主要是坐马车，而今天不仅可以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40多年前手机尚未问世，那时人们对手机并无需求。自从“大哥大”出现后，新的需求和产业链被创造出来，渐渐地，拥有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通过创造供给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何不借鉴呢？
稳就业当从供给侧发力
中国稳就业的思路，是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是指以消费牵引投资，通过提振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而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则是指投资要立足于补短板，优化供给结构，让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扩大消费。
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我国也一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船慢又遇打头风，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内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稳就业，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精准施策。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讨论政府应该怎样稳就业，或者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从何处发力。
就业关乎民生，政府责无旁贷。而目前要研究的是，稳就业政府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我提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以来，中国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读者想想，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12年，时至今日我们仍处在前期政策消化期，怎会没有教训呢？
在我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与金融危机有所不同。疫情对就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像金融危机那样严重。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曾有2 000万国企职工下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也有近2 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相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让企业一度停产，但只是增加了短期失业；随着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短期失业者会逐步就业。
读者千万别误会，我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不会有金融危机严重，绝不是说政府对就业可以等闲视之。稳就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早在2018年底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优先稳就业”，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为稳就业做了部署。我这里想说的是，既然中央已有部署，我们就应保持定力，不能受疫情影响而自乱阵脚。
中央讲得很清楚，2020年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重点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要求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强调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显然，2020年宏观政策还是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操作层面，我理解有三大要点：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形成合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在推进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扩大国内需求，而财政政策则要重点支持脱贫攻坚和保障民生；第三，货币政策应松紧适度，既要防通缩，又要防通胀。
然而，学界有一种观点说，2019年12月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新冠肺炎病例不多，年后疫情迅速扩散，对经济的冲击始料未及，所以对年前确定的宏观政策要调整，应重新回到需求侧重点扩投资。此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有迹象表明，新一轮投资热正在悄然兴起，据说各地预报的投资计划已达50万亿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产能过剩产业又在扩产，有些僵尸企业也跃跃欲试，伺机死灰复燃。
一个地区经济要发展，当然需要有投资拉动。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希望扩大投资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若离开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政府调控的重心一旦从供给侧回到需求侧，投资难免再次一哄而起，结果不仅会使近几年的结构性改革前功尽弃，而且会加剧未来的结构性矛盾。有了前车之鉴，我们怎能重蹈覆辙呢？
往前追溯，从需求侧刺激投资的理论源头是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是重视供给管理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另起炉灶，创立了“需求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用财政赤字刺激投资。二战前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曾被奉为西方的国策，可不承想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于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又成为众矢之的。
平心而论，仅就总量平衡而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无大错。凯恩斯遭到*攻围**的原因是他忽视了结构分析。事实上，总量平衡并不等于结构平衡，而结构失衡却一定会导致总量失衡。后来供给学派崛起，作为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提出了从供给侧减税，可该学派也同样忽视了结构问题。现在看，里根时期全面减税虽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但结构性矛盾却愈演愈烈。
回头再说中国。中国稳就业的思路，是促进产业与消费“双升级”。这显然不同于凯恩斯，也不同于供给学派。中央强调：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是指以消费牵引投资，通过提振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而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则是指投资要立足于补短板，优化供给结构，让供给更好地满足消费、扩大消费。
我曾撰文说过，改进供给也是扩需求。以“新基建”项目为例，随着人们的消费升级，未来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中心等必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前不久，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进度，目的其实就是希望从供给侧拉动消费。不过有一点要提醒，中央鼓励“新基建”提速，绝不是搞“强刺激”，政府可以引导，也可以给予政策支持，但应尊重市场规律，让企业发挥投资主体作用。
写到这里，最后让我总结本文观点：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稳中求进”的长期方针，并非权宜之计，不能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改革；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调结构，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支持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应重点投资公共品领域，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第三，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要防止加大债务风险。
隐性失业弊大于利
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以同等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相反。若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保就业”，不仅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由于劳动力得不到优化配置，极有可能拖垮企业，反而造成更普遍、更严重的失业。
前不久国内某知名企业裁员，引发社会热议。人们议论的焦点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该不该裁员？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为了降成本，裁员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希望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两者目标有冲突，对企业裁员到底怎么看？
先说西方学者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指出，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应从需求侧发力，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扩大公共投资。凯恩斯理论的重点，无疑是保就业。道理简单：政府增加预算赤字，而弥补赤字得多收税，显然对企业不利。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理论四面楚歌。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出版了那本轰动一时的《分享经济》，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企业内部。他分析说，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产品价格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下降，企业供给越多，产品价格会越低。若员工工资标准固定，利润下降而工资不降，企业迫不得已，只能裁员。于是他得出结论：失业的根源是“工资固定”。
为了让企业不裁员，威茨曼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要点是：企业不再按人头设固定工资，而只确定劳资双方“分享收入”的比例，不管企业收入状况如何，皆按事先确定的比例分配。威茨曼预言，如果实施他提出的这一方案，企业便可以少裁员，甚至不裁员。可由于他的理论重点也是在“就业”，因此遭到企业主和工会的一致*制抵**。
在操作层面，美国曾一度推行所谓“细部分工”准则。以铁路为例，美国铁路调节理事会明文规定，铁路上各项作业皆一律实行“细部分工”，比如接听电话与扳动开关，必须由特定工种的员工分别操作。不然，若让负责扳动开关的当班工人接听电话，公司不仅要为该员工支付一天的工资，也得为负责接听电话的员工支付一天的工资，哪怕他在家休假而未赶到现场。
在今天看来，上面的规定似乎有些荒唐，可当年在美国类似的规定比比皆是。比如泥瓦匠砌烟囱，规定他不得使用石材，使用石材是石匠的专门工作；电工更换旧电线，不能拆装线槽木板，拆装线槽木板要由木工来做；管道工处理浴室漏水，不可撬开地砖，撬开地砖和铺回地砖，必须由泥瓦匠完成。
读者看明白没？所谓“细部分工”，其实并未增加就业，而是“三个人的活让五个人干”，将“显性失业”变为“隐性失业”。问题是，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呢？1946年，美国学者亨利·黑兹利特发表了《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一文，据他披露，是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坚持认为，生产效率过高会导致失业，降低生产效率能增加就业。
黑兹利特对那些国会议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以同等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相反。若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保就业”，不仅是对人力资源本身的浪费，而且由于劳动力得不到优化配置，极有可能拖垮企业，反而造成更普遍、更严重的失业。
黑兹利特的分析是对的。的确，一个国家不能靠牺牲生产效率保就业；恰恰相反，应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地创造就业。在这方面，我国国企改革是成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对国企职工实行下岗分流。下岗分流会增加短期失业，中央当然清楚，而之所以痛下决心，是为了通过搞活国企创造更多就业。
读者再想想，近年来中央为何反复强调保护市场主体，特别是保护中小企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加大了国内就业压力。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要“稳就业”当然要“保企业”。不然中小企业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迅猛发展，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还吸纳了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用凯恩斯“扩张财政”保就业，无异于饮鸩止渴，此举会挤出企业投资，结果必弄巧成拙，造成结构性失业；第二，用威茨曼的“分享制”或采用所谓“细部分工”，也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短期看，失业人数虽不会增加，但却降低了生产效率，长期看后患无穷。
可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中央提出，通过“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换句话说，保就业要以保企业为前提。相比以往西方的做法，此举确实棋高一着。按照此思路，不仅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冲突，而且也不会降低生产效率。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怎样保企业？我认为总的原则是，为企业降成本。具体讲，可从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在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同时，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国务院已明确，2022年拟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对此务必落实到位。
第二，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国内各类金融机构皆由政府授权经营，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性质。基于此，政府应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款贷**利率，减少收费。
第三，应进一步规范目前各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的收费行为，对涉企违规收费进行专项整治，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要坚决查处，且追责到人。
第四，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可以返还失业保险金，但是否裁员要由企业自己决定。隐性失业弊大于利，绝不能靠牺牲效率降低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当务之急是做好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收益的制度安排。总体思路是：当社会收益没有确定受益人时，政府应通过经营授权（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内化社会收益；而当社会收益有确定受益人时，政府应推动投资者与受益人股份合作。
开篇先提一个问题：为何传统基础设施通常由政府投资而民间资本很少涉足？读者也许会答：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品，而基础设施属公共品，所以要由政府投资。说实话，我不同意这种解释。我的回答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正外部性，而社会收益又难以内化为企业收益，民间资本当然不会投资基础设施。
早在100年前，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外部性”问题。1920年，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当投资存在负外部性时，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会让市场失灵，而要内化社会成本，政府就应对投资者征税（“庇古税”）。可科斯却不认同庇古的观点。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表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市场会自动内化社会成本，无须政府征税。
遗憾的是，庇古与科斯关注的都只是负外部性。事实上，投资除了有负外部性之外，同时也存在正外部性，正外部性会导致投资者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当存在这种正外部性时，市场能否将社会收益内化为投资者收益呢？我写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分析。
正外部性不同于负外部性。区别在于：负外部性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正外部性不会引发社会冲突。比如某企业拟在某地建化工厂，由于工厂排污有负外部性，居民有可能*制抵**建厂；而若该企业不是建化工厂，而是投资修路，修路不仅方便周边居民出行，同时还能带动土地升值，有正外部性，这样居民自然不反对修路。以往经济学家对正外部性关注不多，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正外部性虽不会引发社会冲突，但并不是没有后果，民间资本不投资基础设施就是后果之一。出现这种结果，就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有正外部性，而社会收益不能内化为投资者收益。前面我不同意基础设施是公共品的解释，说来理由简单，经济学讲得清楚，公共品是指消费“不排他”的物品，而基础设施使用大多具有排他性，怎可能是公共品呢？
有事实可以佐证。两年前我到西南地区调研，有一位县委书记告诉我，他们县盛产竹笋，市场对竹笋也有需求，可大山里不通公路，竹笋运不出去，农民赚不着钱。我问政府为何不帮助修路，他说县财政缺钱；我问为何不招商，他说山区投资修路收益低，民营企业不愿投资。
是的，投资修路的社会收益虽然高，可偏远山区地广人稀，投资的私人收益却不高。由此看，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路，就得设法将社会收益内化为投资者收益，而且要让投资修路的收益不低于社会投资的平均收益。问题是，怎样才能将社会收益内化呢？经济学传统观点说，市场对此无能为力，需由政府给投资者补贴。
不可否认，政府补贴确实是可取的办法，但我认为并不是唯一的办法，甚至不是最佳的办法。改革开放40多年，国内各地皆有大量通过市场内化社会收益的试验。下面是几个不同类型的案例，让我做简要介绍。
案例一。2005年初，湖南双峰县委、县政府决定在老县城外围扩建新城区。可当时县政府财力不足，无力投资基础设施，于是拟引进省内民营企业大汉集团投资。大汉集团也表示愿意参与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但希望政府给予新城区部分土地的开发经营授权。经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后，结果仅用三年就完成了新城区的扩建。
案例二。六盘水普古乡娘娘山，过去是典型的穷乡僻壤，而如今公路四通八达，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农业旅游年收入达4亿元。何以有此变化？原来，当地一家民营企业与农*联民**合成立了普古银湖专业合作社，企业用1亿元投资基础设施，而农民用土地入股，共同将娘娘山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业旅游产业园。
案例三。此乃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养蜂人与果园主相邻而居，蜜蜂可为果树授粉，果树可供蜜蜂采蜜，于是养蜂人与果园主皆能享受对方提供的社会收益，故两人可以互不收费。难题在于，若养蜂人与果园主提供的社会收益不对等怎么办？庇古的建议是，政府给受益少的一方补贴。可大量事实表明，在竞争机制的约束下，市场会让受益多的一方给受益少的一方付费。
读者也许要问，社会收益内化为何会有三种方式？我的解释是，正外部性投资面对的约束不同。比如案例一，由于社会收益的受益人不确定，投资者若没有政府的经营授权，社会收益将无法内化。案例二不同于案例一，由于社会收益有确定的受益人，投资者可与受益人合作，通过按股分红内化社会收益。而案例三又不同于案例二，由于投资者互为受益人，社会收益可相互内化。
上面讨论的是“老基建”。其实，“老基建”的投资原理也适合“新基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中央提出提速“新基建”。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提速“新基建”主要得靠政府投资。此看法值得商榷。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要重点投资公共品。而“新基建”项目并非都是公共品，政府可以支持，但不宜作为投资主体。
对政府来说，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当务之急是做好将社会收益内化为企业收益的制度安排。总体思路是：当社会收益没有确定受益人时，政府应通过经营授权（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内化社会收益；而当社会收益有确定受益人时，政府应推动投资者与受益人股份合作，并严格保护产权，营造公平合作的投资环境。
从企业性质看大众创业
创业者至少应具备三种能力。第一，选择投资方向的准确判断力。若方向选错，必满盘皆输。第二，整合生产要素的核心实力。若既无资本也无高新技术，你凭啥整合别人的生产要素？第三，做强企业的持久定力。创业者不可急功近利、贪大求全，而应保持定力，以不断创新推动企业做强。
政府鼓励大众创业，旨在通过创业推动就业。而对创业者来说，首先应想清楚的问题是：为何要创业？有学者认为，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已对此问题做了回答。科斯的大作我读过无数遍，确实让人醍醐灌顶。1991年，他因在交易成本和产权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
科斯是经济学大家，既然他做了回答，我这里为何要旧话重提？说实话，我认为科斯只是以企业为样本，解释了计划与市场的边界由交易成本决定，并未回答为何出现企业。事实上，交易成本只能决定企业配置资源的规模，而企业的出现并非因为交易成本。读者可以随机问一位企业家当初为何创办企业，他十之八九不会说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你信不信？
在科斯的文章发表前，学界对企业为何出现有过多种解释。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从分工的角度分析，著名的例子是制针。他说，制针共有18道工序，如果没有分工，让一个人独立完成，一天难以制成一枚针，而通过分工协作，一天可制出4 800枚针。后来经济学家厄舍据此得出结论：企业是为了取得分工的收益而存在的。
与斯密和厄舍不同，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则用“不确定性”解释。他说，经济活动通常需要协作，而协作一方面要有人作为管理者负责指挥，另一方面要有人将自己置于管理者的指挥之下。问题是，谁来做管理者？奈特解释，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管理者只能是那些对市场变化具有特殊判断力（专门知识）的人。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建立起某种组织联系时，便出现了企业。
然而，科斯却不赞成厄舍的结论。科斯同意分工能提高效率，但认为分工并非企业出现的原因。他指出，实现分工的收益不一定需要建立企业，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比如A、B两人分工，A专门纺纱，B专门织布，然后A将纱锭拿到市场卖给B，这样分工的收益也能实现。于是科斯推断说，若A、B组成企业，一定是企业替代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
科斯对奈特也提出了质疑。科斯承认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也不否认需要有人对市场变化做预判，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有判断力的人就得亲自进入企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建议”取得收入。科斯还说，企业的出现与不确定性无关，在不存在不确定性时也需要指挥，而有判断力的人之所以进入企业，归根结底，是在市场上出售“建议”的交易成本更高。
科斯不同意厄舍和奈特，而我也不完全同意科斯。那么企业到底为何出现呢？回答此问题，我认为要弄清楚三点。第一，要素所有者组建企业的动机是什么？第二，要素所有者中谁会成为企业家？第三，企业规模由何决定？只有将上面三点讨论清楚，才算真正从学理上解释了企业为何存在。
先分析创办企业的动机。可以肯定，要素所有者同意组建企业，一定是有共同的目标，不然人们不会合作。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不是节约交易成本，而是追求规模经济收益。经济学假定资源稀缺，是说人的生命有限。要素所有者要在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化收益，必须对要素进行整合。否则，单打独斗不可能达到目的。
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要素一旦整合，就需要有企业家指挥，那么谁是企业家？奈特认为，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具有市场判断力的人会成为企业家。这种看法显然不对。我的看法是，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中，何种要素更稀缺，该要素的所有者就是企业家。若资本更稀缺，则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家；若技术更稀缺，则技术雇佣资本，技术所有者成为企业家。
有了企业和企业家，企业规模由何决定？有两种说法。通常的解释是，最佳规模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而科斯却说，由企业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决定。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其实两种说法都对。要知道，科斯讲的企业规模不是产量，而是企业配置资源的规模。资源规模与产量不是一回事，前者由交易成本决定，后者则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
回头再说创业。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作为创业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种能力。
第一，选择投资方向的准确判断力。前面分析过，创办企业是为了追求规模收益，而取得规模收益的前提是产品有需求。若产品已经过剩，再增加投资必然会加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可能取得规模收益？故创业者的第一等大事是选准投资方向，若方向选错，必满盘皆输。
第二，整合生产要素的核心实力。假若你准备创业，不妨扪心自问：你是否拥有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目前资本与新技术相对稀缺，若你拥有资本或新技术，当然可以创业。但若既无资本也无高新技术，你凭啥整合别人的生产要素？别人也不蠢，怎么可能让你空手套白狼？
第三，做强企业的持久定力。企业可通过扩大产量取得规模收益，但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企业最佳产量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生产规模一旦超过最佳产量，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反而会递减。故创业者不可急功近利、贪大求全，而应保持定力，以不断创新推动企业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