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认同我的观点：近三十年来，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中国不经意间得到了他。
—— 诗人 肖水
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
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一个出生于华盛顿塔科马，以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为家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倒在二层阁楼木地板的时候，正是1984年尚觉溽热的九月之末。*弹子**掀翻了他的后头盖骨，那沉闷的枪响在他最后的意识里转瞬即逝。苍蝇聚集，往他的伤口处产卵，尸体开始腐烂。几乎一个月，无数朋友尝试电话联系他，但无人接听，只剩答录机里的声音单调重复。十月初，邻居被厨房里开到最大音量且日夜不息的收音机所扰，敲门，无应答，于是找到电闸，掐掉了房间的电。布劳提根的家变得一片漆黑。他曾经提到十月可能要去蒙大拿狩猎。那正是狩猎的好时机，黑熊、狼和麋鹿在山野里成群出没。答录机的电池电量渐渐耗光，诗人最后的声音仿佛一串气泡，来自水底，并最终消失在黑暗深处。
直到10月25日早上，老朋友、商业捕捞人鲍勃·君施（Bob Junsch）和他的水手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受人之托，来到布劳提根的小屋查探情况。独户小屋临山坡而建，安静异常。君施在山坡上，透过一段不带窗帘的窗户，瞥见屋内的地板上似乎流有液体，还看到了一只阿迪达斯模样的鞋。不祥的预感，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中升腾。
厨房门紧锁。君施在吉姆·奥尼尔的协助下爬上二楼。他猛地拉开没有上锁的两扇落地玻璃门，几乎被一股恶臭冲倒。苍蝇如云，脚下无数的蛆蠕动着，一具尸体躺在床边的角落里。布劳提根的面部特征消失了，颅骨上现出可怕的洞。所有皮肤都变成黑色。蛆爬到了三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眼镜的一条边框弯折，另一边的镜片则不见了。同时，奥尼尔在楼下发现电被断掉了，他推上电闸，厨房的收音机音量瞬间又放到最大，尖利刺耳，那种声音就回荡在令人作呕的空气之中。
警察很快到来。他们查看了尸体旁的手枪，镀镍的左轮手枪，装着五颗实弹，在地板上留下一个空弹壳。死者的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以及一些零钱。浴室里发现了各种处方药：三瓶*眠药安**，一瓶抗抑郁药，以及医用管、外用药膏，还有三包杜蕾斯安全套。
尸体搬运车下午来了。这是警察今年在马林郡发现的第九具无名男尸。编号9，装袋，抬上车。尸体搬运车很快离开了旧金山波利纳斯梯田大道6号。1956年布劳提根移居这里后，卷入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活动。在1960年代中后期，“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像*烧弹燃**一样，以光焰划破这座城市的夜空，因小说《在美国钓鳟鱼》（Trout Fishing in America，1967）而渐受瞩目的布劳提根，成了这场运动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而他藏身的海边小镇波利纳斯则被他称为“嬉皮士的天堂”。但现在，他的居所周围拉上了黄色警示带，房屋被官方查封。
布劳提根的小说代表作《在美国钓鳟鱼》
第二天早上，验尸官对编号9的无名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没有发现内出血的痕迹，在肋骨、胸部和脊柱上也没有发现外伤。然而，警察最后还是通过对比牙医提供的四张X光照片，确定死者就是布劳提根——那位小说《在美国钓鳟鱼》在美国售出三百多万册，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的人。
坏消息传得很快，朋友们都颇为震动。虽然他移居波利纳斯之后，与朋友们联系少了，甚至近几年显得有些离群索居，但依旧有很多朋友在挂念他。他的朋友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愤怒，他说：“理查德找到了一种迅速伤害他的朋友的方式。”
布劳提根
警察对布劳提根的死因展开了调查。
有朋友说，布劳提根提到过一些波利纳斯的女诗人曾经让他卷入某种阴谋。社区里散布的谣言还说布劳提根曾对也生活在此处的越南老兵报以鄙视性评价，还听说曾有愤怒的退伍老兵提着枪来找布劳提根麻烦。不过有朋友说此事早已了结。
警察给布劳提根在蒙大拿的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他最后一次与布劳提根通话是9月13日，布劳提根向他咨询售卖在蒙大拿的房产的事情。他暗示布劳提根曾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筹钱，布劳提根已经抵押了他在蒙大拿松溪的房子。他还提及布劳提根酗酒，但没有听说他要自杀。对于布劳提根喜欢大口径枪支，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布劳提根多次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开枪，地板上留下了不少弹孔。
此外，布劳提根的朋友大卫·费切海默（David Fechheimer），就是叫鲍勃·君施去查看布劳提根房间的那个人，告诉警察如果布劳提根死于自杀，他不会惊讶。因为布劳提根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布劳提根曾七次访日，每次均停驻数月，其1978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June 30th, June 30th）几乎成了他的日本旅行日记。即使他从日本回到旧金山，也喜欢暂时住在日本人社区的旅馆。此外，他1977年第二次日本旅行时认识的坂上明子更是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而在日本，众所周知，自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布劳提根唯一的女儿艾安西·斯文森（Ianthe Swensen）的证词，似乎确证了布劳提根自杀的可能性。她提到他的父亲陷入了经济困难，身无分文，最近他不惜变卖最后的房产并开始借钱。而且他的父亲已经意志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五年他酗酒严重。他还常说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活那么久，扬言要用一把枪结束自己。他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已经是三四个月之前的父亲节了。
还有一位朋友告诉警察，他最后一次和布劳提根电话时，布劳提根说自己前一晚吃了过量的*眠药安**，但依旧没有效果。更遥远的消息说，布劳提根二十岁的时候，曾因为扔石头砸警察局，被送入俄勒冈州立精神病院，诊断为偏执狂精神分裂症，并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即离家出走。
似乎一切都那么明朗，人们只需默默地接受。但在10月27日，即布劳提根尸体发现的第三天，关于布劳提根之死的一篇文章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文章将其称之为“跌出流行圈的1960年代的文学偶像”。同一天，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则说，“在之后（指1960年代）的岁月里，布劳提根被公众和文学批评界不公正地抛弃了，他开始情绪低落，并开始酗酒”。而知名编剧沃伦·欣克尔（Warren Hinckle Ⅲ）在一篇名为“布劳提根：长空的坠落”（The Big Sky Fell In on Brautigan）的文章中，以“被蒙大拿荒野包围的私人飞机”等句子，暗示布劳提根在一种“男子汉气质的竞争中”被摧毁。
人类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的事物，是如此着迷。
关于布劳提根之死，一家报纸的报道完全抄自美联社，但大量删节，并以“嬉皮士作家死亡”为大通栏标题，博人眼球。《俄勒冈人报》的报道也主要引自美联社，但把它仅仅当作一则讣文。一贯以稳重著称的《纽约时报》对此显得更为谨慎，甚或是犹豫，他们把这则消息放在了天气预报的上面，分类广告的前面，内容寥寥数笔：一具尸体昨天在加利福尼亚波利纳斯的一座房子里被发现，死者据信是堂·吉诃德式的反文化诗人、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
旧金山本地的报纸，诸如《纪事报》《观察者》，都是在美联社报道的基础上扩展。有报纸在提及布劳提根之死时，错误百出。当然，还有诋毁。在《观察者》上撰文的诺曼·梅尔尼克（Norman Melnick）如此写到布劳提根：“显然，他没有读完高中……《在美国钓鳟鱼》是一部写于旧金山嬉皮士盛行时期的作品。”随后，差不多所有报纸文章都引用小说家、剧作家汤姆·麦葛尼（Tom McGuane）的话：“当1960年代结束，布劳提根就成了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的小孩。”
关于布劳提根最令人惊讶的新闻报道，*十月在**的最后一个周六引爆。从旧金山的电视上看到布劳提根的死讯后，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大卫·佛尔斯顿（David Folston）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身在布劳提根出生地塔科马的母亲玛丽·卢·佛尔斯顿（Mary Lou Folston）。他母亲告诉报纸说他们经常通信，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超过二十八年没有联系了。平静地，骄傲地，她回顾了布劳提根的童年，以及他1969年后日益被全国瞩目的名声。而这一切，那个日后将被称为“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父亲”的人却并不知情，他甚至毫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竟然还有个儿子。当布劳提根的姨妈伊芙琳·福杰兰德（Eveline Fjetland）打电话给七十五岁的退休工人伯纳德·布劳提根（Bernard Brautigan），告诉他他儿子死在了波利纳斯的时候，老布劳提根回答：“谁是理查德？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五十年前，当玛丽·卢·佛尔斯顿离开他时，并没有告诉他她怀孕了，而且她已经与另一个男人暧昧不清。
布劳提根至死都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而一位又一位近于匿名的继父们，陆续穿过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布劳提根对贫困的童年讳莫如深，不断说起的只是一段去塔科马城里寻找父亲的记忆。在一家理发店，带着依恋、崇拜的目光，布劳提根慢慢接近那个据说是他父亲、满脸都是剃须泡沫的男人。当他介绍完自己，那个陌生男人将他拎了出去，但给了他一个闪亮的大银元，叫他拿着去看电影。他还对女儿艾安西说起第二次遇到父亲，是他七岁的时候，在他妈妈当收银员的饭店之外。他父亲偶然到来，将车停在了他玩耍的人行道附近。父亲和他打招呼，并给了他五十美分。然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这一切之后，他的童年与梦就一起真正地结束了。
1952年，一个叫迪克·波特菲尔德（Dick Porterfield）的十七岁少年，在尤金一座用柏油纸搭建的小屋里开始写诗。屋外是小镇里最差的街区，常陷于一片泥泞，但他经常敲击打字机直至深夜。一年前，他就已把写作当作了毕生的事业，他的偶像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不停地谈起海明威，并且在一首名为《争吵》（Argument）的诗里记录了自己曾在梦中与海明威进行了“可怕”的争吵，因为“他（海明威）认为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作家”。二十岁的时候，波特菲尔德忽然又不想写诗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诗人会停止写诗？我觉得其原因就像风为什么会在晚上停下来一样。”但事实上，这个此刻使用继父的姓氏，同年12月在高中校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光》（The Light）时署名“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男孩，从未停止过写诗。
1956年夏天，经过很多内心的波折和身体的劳顿，布劳提根终于抵达了旧金山。为此他谋划了很久，甚至彻底放弃了一次痛苦的单恋，以及从此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旧金山，这座远离美国东海岸政治文化中心的太平洋海滨城市，逐渐酝酿着一场以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和诗人、剧作家麦德兰·格里森（Madeline Gleason）为中心的风暴——“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场风暴的初期涌现出了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杰克·斯派瑟（Jack Spicer）、罗宾·布拉瑟尔（Robin Blaser）、劳伦斯·费尔林希提（Lawrence Ferlinghetti）等诗人、作家，后来又有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迈克尔·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威尔奇（Lew Welch）等新秀出场。罗伯特·邓肯、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50年代初任教于北卡莱罗纳州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还形成了美国当代诗歌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黑山派（Black Mountain poets）。这场风暴还在继续，它的顶点是擦亮了一个本来起源于纽约的文学群体——“垮掉派”。1955年11月7日，在旧金山的六画廊（Six Gallery），东来的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其他后来成为“垮掉派”主要成员的诗人们举办了一场读诗会，当晚金斯堡朗诵了其振聋发聩的诗作《嚎叫》（Howl），从而宣告了“垮掉派”的诞生。“垮掉派”迅速成为整个西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人反叛的文化标志。
初到旧金山的布劳提根经常参加在“地点酒吧”（the Place）举行的周一“长舌者之夜”（Blabbermouth Night）活动。那是一个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聚会，可以公开发表意见，或者纯粹是为了赢得当晚的奖品：一瓶香槟。布劳提根经常站在屋里的楼梯上朗诵他的诗歌。但除了朗诵，他总是沉默寡言，双手藏在口袋里走来走去，好像是躲着其他人。有人将他这种不合群的状态比喻为“一架生锈的打谷机”（a rusty threshing machine）。与他同时出现，并经常上台朗诵的还有金斯堡、加里·施耐德、迈克尔·麦克卢尔、鲍勃·考夫曼（Bob Kaufman）等一年前已经为美国带来响亮新声，日后更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们。布劳提根迅速卷入“垮掉派”的人际圈中，并被认为是“垮掉派”的成员之一。1965年12月5日，由拉里·基南（Larry Keenan）在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门前拍摄的系列照片“‘垮掉派’诗人与艺术家的最后聚会”（The Last Gathering of Beat Poets & Artists）中，我们都能看到离金斯堡不远处布劳提根高大的身影，虽然他个人从来都否认自己是“垮掉派”的成员。
这并不稀奇，因为很多被认为是“垮掉派”成员的人都否认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比如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但“垮掉派”的很多成员不喜欢布劳提根的写作风格，也不欣赏他试图发展一种“散文风格的诗歌”的努力，虽然他们欣赏他的写作中偶尔出现的令人惊讶的幽默。此外，除了加里·施耐德和迈克尔·麦克卢尔等少数人，“垮掉派”的成员对布劳提根也不算友好。金斯堡曾把布劳提根称之为“神经过敏的讨厌鬼”（neurotic creep），而“城市之光”书店的老板，后来出版过布劳提根诗歌以及《在美国钓鳟鱼》部分章节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则一直认为布劳提根“尚未发育为一个完整的作家”。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个十七岁开始就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在旧金山一步步实现了他的梦想。来到旧金山不久，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至去世前，布劳提根的作品包括十本诗集，十一本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四本选集，数部非虚构作品，以及一本诗歌录音唱片。他去世后，还有一本新发现的早年未刊稿被整理出版。
布劳提根的第一本诗集《河流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ivers），出版于1957年5月，只包含一首诗，限量印刷一百册。这首诗被分为左右两部分，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纸上。布劳提根和第一任妻子弗吉尼亚·迪翁·阿尔德（Virginia Dionne Alder）以及诗人罗恩·洛文孙（Ron Loewinsohn）将其折叠后包上黑色卡纸，再将印有“地狱出版社”（Inferno Press）字样、旁附布劳提根签名的纸质标签，贴在黑色卡纸上作为封面。这本诗集的含量、印数和装帧令人侧目，之所以被认为是“诗集”，是因为它得到了莱斯利·伍尔夫·赫德利（Leslie Woolf Hedley）经营的“出版社”的支持，并使用了包装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开始。日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成为了布劳提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延伸，极大地扩展了诗歌写作的“形式”的边界。
1958年5月至1967年4月，布劳提根又陆续出版了《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The Galilee Hitch，1958）、《躺大理石上喝茶》（Lay the Marble Tea，1959）、《章鱼边境》（The Octopus Frontier，1960）、《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1967）等四部诗集。这些诗集包含大量历史、文学的叙事，并与他之后的大多数诗一样，有意模糊了诗歌与散文的边界，并将这种变异侵入小说的领域。或者可以说，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布劳提根风格”在小说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而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8年出版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The Pill Versu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以上四本诗集中不少诗被再度收入其中。
在布劳提根所有诗集中，《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最为著名，是作者的标志性作品，也可视为当代美国诗歌的巨大收获之一。虽然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使他作为“小说家”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名声。但一年后出版的这部诗集中，除“布劳提根风格”之外，短小精悍的“*爱性**诗”大量出现，成为了读者辨识布劳提根的重要标志，也使之在美国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诗人中间独树一帜。与《嚎叫》《裸体午餐》（Naked Lunch）等涉及吸毒、纵欲、*力暴**等主题，且因内容上所谓的“低级”“下流”而引起法庭注意所不同，布劳提根的作品即使不断描写“*爱性**”，不断出现两性的身体器官或者是*爱做**过程的隐喻，但其在整体上并“不淫”，反而是“以使用幽默和情绪推动一种独特的包含希望和想象力的画面而著称”（约翰·巴伯［John F. Barber］语），从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中“好色而不淫”的诗歌孤岛。例如，诗集同名诗《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将女性口服“避孕药”，将精子在阴道中杀死的过程，比喻为一场“矿难”（mine disaster），可谓令人击节的奇思妙想。
除此之外，布劳提根的这些诗还受日本俳句以及海明威极简主义文体风格的影响，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挑战着写作技艺的新高度。在布劳提根的早期诗歌中，十至二十行的诗歌占多数，二十行以上的诗歌也不罕见，但从1968年出版的诗集《请你种下这本诗集》开始，基本都是十行以内。《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收录的首次发表的三十八首诗中，只有七首超过十行，最长的不过十八行，最短的只有三行。而在非首次收录的六十首诗里，十行以内的诗也占一半。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只存诗题、不存正文”的诗歌形式。这种零行的诗歌，借助诗题与诗集中其他诗歌形成的空间感或互文关系，而保有强大的诗意。有评论家说得好：“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从来不是艺术的局限，而是艺术家借以开疆拓土的座下良驹。”文本形式对行数和字数的限制，必将逼迫诗人驱动想象力，增加诗歌内在肌理的密度，加强语言的弹性和歧义性，拓宽诗歌的空间感，并最终将诗歌整体引向更大范围的隐喻和象征。
《请你种下这本诗集》中文版
1968年，布劳提根出版了他那本独具特色的诗集——《请你种下这本诗集》（Please Plant This Book）。这本诗集收录了八首诗，印在八个种子袋（四种花卉，四种蔬菜）上，装进一个文件夹里。每个种子袋的正面印制诗歌，诗题与袋中所装种子一致。种植指南印制在袋子的反面。印有诗歌的种子袋可以直接种进泥土。此诗集印制了五千份，皆为免费分发。它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延续，也是其写作精神“形式就是内容”的绝佳体现。
此外，《隆美尔驾车深入埃及》（Rommel Drives on Deep into Egypt）出版于1970年，《用干草叉装填水银》（Loading Mercury with a Pitchfork）出版于1976年。前者包括了八十五首诗，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呈现的风格进一步稳固，其杰出程度可与之并驾齐驱。后者非常特别，其收录诗歌九十四首，由八个有名字的部分组成，且以“乌鸦”为主角贯穿始终，可以视为在《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包含九个部分，各有标题，共同呈现波德莱尔不断变幻的形象）之后，布劳提根对诗歌结构的第二次探索。只是这次的探索更深入和复杂，以及更混沌和迷人。《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June 30th, June 30th）出版于1978年，收录了七十七首诗，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诗集。这些诗写作于1976年4月13日至6月30日之间，与他的日本旅行同步，几乎就是旅行记录，因此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显得更清晰、动人。
10月28日，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也没有通知他的父母，布劳提根的尸体在加利福尼亚的“快乐之山”火葬场（Pleasant Hills crematory）火化。如同诗歌中必须出现的某种隐喻，布劳提根的手和上下颚被当作证据封存，等待进一步检验，而它们最后都不知去向。
布劳提根的骨灰存放在一个日式的骨灰罐里。一年多前，临去欧洲和日本时，布劳提根交给朋友保存的一些物品中，除了枪和渔具，就是这个骨灰罐。死后三十年，他的骨灰依旧没有安葬。这个日式骨灰罐与一瓶清酒一起，被安放在他女儿在圣罗莎家里的梳妆台最高一层的抽屉里。一根板条钉在墙上，以防装骨灰的抽屉被拉过头。
在布劳提根从一具发黑的尸体变成一捧骨灰的同时，报刊关于布劳提根的故事依旧会零星出现。《时代》杂志于11月5日刊载了布劳提根的死讯。《纽约客》漫画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未署名文章，说布劳提根“有一种发表荒谬言论的嗜好，类似于1920年代在巴黎年轻的达达主义者们精心编造的令人严肃对待又觉得好笑的那种愤怒”。而前辈艺术家西摩尔·劳伦斯（Seymour Lawrence）更是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独创，官方声明》（An American Original, an official statement）的文章赞美布劳提根。
他说：“布劳提根是出版界之福……布劳提根是一位完美的工匠，不仅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同时还表现在排版上、设计上、夹克艺术上、广告文案上。他深度介入他的书的任何一个细节和任何一个方面。他拥有一双从无偏失的眼睛，而我们给予他很少作家能享受的自治和活动范围。……他是一位在马克·吐温的传统中出现的别开生面的美国作家，他称得上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
布劳提根的诗歌通俗易懂而又具有跳跃性、神经质，诗中隐喻精妙、新颖，与“现代生活”相关；诗作受日本俳句和海明威极简主义文体风格的影响，包含大量短小精悍的“口语诗”。
诗人肖水、陈汐精心翻译，得到诗人、学者杨小滨肯定——“完美地把握住了布劳提根诗的诗意精髓”。
新锐设计师邵年操刀设计，装帧有如一场诗歌实验，超明亮轻盈，书脊手工撕边（每本不同），内文包含黄、蓝、红、绿4种颜色的色纸，采用“锁线+胶订”的装订方式，柔软好翻。字体、版式特别设计，页码一律居左，营造特殊诗意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