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欧洲排外主义回潮对华侨华人的影响及其应对与反思
作者：文峰，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民族》2019年第三期；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经济低迷、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多重因素促动了欧洲排外主义的回潮。 以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等为宗旨的排外主义给欧洲社会及其内部移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欧洲移民群体一部分的华侨华人也难逃其殃，甚至可能成为“替罪羊”。尽管华人社会也作出了一定应对，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华侨华人在不断成长与反思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自身内部团结，融入主流社会与政治，联合各方反排外力量，借助更多治理平台，改善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推进所在国制度公平以及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一、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跨国移民的发展，但社会整合的失败割裂了国家民族的完整性，引发西方本土主义的复苏。移民增长带来的就业竞争、福利危机、安全威胁，政治文化上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政治危机，以及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因素都促进了欧洲排外主义的回潮。2000 年，联合国*权人**高专办曾指出，尽管我们坚持不懈地做出了努力，但各种形式的当代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反犹主义以及各类相关的排异性均未消失，甚至有所扩大且新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
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与对外移民的发展，海外涉侨权益保护事件大幅增加。2012 年至 2016年外交部全球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分别为 26821 件、41703 件、59526 件、86700 件和 10万余件(其中欧洲占 23%左右)，呈现“量率齐升”加速发展的严峻态势。这充分凸显侨胞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与急迫性。目前关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的学界研究多从“问题本位”的导向上去描述问题现状和探究机制构建。而对导致问题的外部性根源及其影响机制的“他者”视角研究明显不足，以至于对频繁出现的侨胞权益侵犯事件难以作出准确预判与评估。作为中国海外利益的“承载者”和“拓展者”，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安全及环境变化与之密切相关，但他们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诸多误区与矛盾。因此，加强对其住在国社会政治环境的调研与侨胞权益冲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近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再到 2017 年的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大选，都彰显着排外主义势力的抬头。基于此，以排外主义回潮最为显著、移民问题最为复杂和侨胞权益保护愈益问题化的欧洲作为观察区域展开相关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排外主义:概念内涵及其在欧洲的回潮特征
(一)排外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内涵
1984 年，卡什莫尔在其著作《种族与民族关系词典》中将“排外”界定为一个“描述害怕(或憎恶)据认为非我族类的人或群体的癖性、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心理学概念”。1986 年，欧洲委员会《反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宣言》中“排外”是指“敌视和排斥陌生人和一切从外国来的人”，是“对陌生人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担忧和自保本能的三者的结合”。在概念界定上，排外主义是指土生族裔或先来的移民对后来的移民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歧视与排斥。其本质是通过限制或阻止那些在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与自己不同的移民群体入境定居，避免他们加剧在政治权力、土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竞争，保护本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和血统等方面的同质性。
在现实当中，排外主义是与多种社会思潮密切联系，相互交融。一是新种族主义。它是对人类流动性的反应，其行为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其特点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翻转(“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并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二是极端民族主义。它总是假设存在不同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差异，明确强调民族起源和政治文化历史，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要求实施关于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排他性措施，主张坚决捍卫民族的文化特征，排除共同体中的非本民族成员。三是民粹主义。它宣称“人民的意愿高于任何其他标准”，但其构建的“人民”不包括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如移民、腐败的精英集团等，并视后者为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反对代议制民主，并认为一体化、全球化、外来移民或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等“特殊利益团体”伤害到“我们”的“人民”。对这几种思潮的态度也被认为是区分极右翼政*党**的基本标准，这些思潮实质上都是排外主义的延伸或演化。
排外主义的根源来自差别感。这种差别关系还应该得到两种“信念”的补充，即异质厌恶和民族仇视:任何差别都可以成为排斥他人的理由;对所有外人敌视，对外表不同或民族渊源不同的人类群体的仇视。从排外主义的概念来看其性质，它包括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心理层面的排斥是针对族群的类型化的、稳定的和负面的态度，以某种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过分简单化和夸张的群体形象为基础，是一种族群敌视的态度维度。行为层面的歧视排斥是支配群体的成员或其代表采取的行动或做法，对从属群体的成员产生有差异的及负面的影响。从理论和经验上看，排外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体系上的排斥，即限制外来群体的进入;二是权利和特权体系上的排斥，即限制外来群体的权利。当前项行动失效时，内部成员可能诉诸后项排外行动而拒绝外来移民平等地获得内部成员所享有的权利。
(二)从“思想”到“行动”:当前欧洲排外主义回潮的特征表现
首先，排外主义的思想内核和言语行动更具隐蔽性和策略性。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而是以夹杂的状态出现，可能混杂在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相关领域之中。其理论形式和主张也不明确，很难被人立即识破指责。英国*派右**一直鼓吹“英国文化”和“民族共同性”，坚决否认它仇视移民社群、要求控制移民数量与种族主义有任何关系。德国极右翼排外组织“欧洲爱国者*制抵**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的反“伊斯兰化”也被转换话语，即“种族主义不再从人种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进行论证，而是以伊斯兰文化的落后性作为主题”。法国的极右翼政治采取“差异的种族主义”形式，这种排外论调的核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物—文化认同而反对“文化混种”。它并不把“别人”说成劣等，而是鼓吹绝对的、不可化约的“自我”差异和不同文化特性的互不相容。此外，多数排外的极右翼政*党**表面上也强调对民主宪政秩序的遵守，不承认自己是极右翼的。法国国*阵民**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就认为国*阵民**线与其他主流政*党**没有任何区别，舆论将其视为极右翼政*党**是不公平的。
其次，持反移民、反全球化等排外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快速崛起，推动民众排外情绪大幅上升。在国家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在奥地利、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取得重大突破。2016 年 5 月，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候选人霍弗尔获得 49． 7%的选票;2017 年 3 月荷兰大选，极右翼自由*党**获得 19席，比上次大选增加 4 席;5 月法国大选，国*阵民**线进入第二轮，并获得34． 5% 的选票;9 月的德国大选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获得 13%的选票和 94 个议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并成为第三大*党**。在欧洲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极右翼势力也斩获颇丰。2014 年，参与欧洲议会选举的极右翼政*党**有 26 个，共获得议席 135 席，占议会 751 席的18%。受政治气氛影响，排外情绪不断上涨。影响排外主义的因素包括结构层面和个体层面结构层面指经济发展状况、移民规模、社会安全等;个体层面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政治倾向等。目前欧洲两方面因素都比较糟糕。一是经济发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2014—2016 年欧盟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 5%、2． 2%和 1． 8%。
难民危机又引发连环恐怖袭击、性侵犯罪案等一系列社会安全问题。二是人口老龄化、高失业率、削减社会福利等助推了民众的排外情绪和政见右倾。2013年 10 月，法国伊福普民调所为《现实价值》杂志调查显示，法国人 2006 年以来对移民很“感冒”，三分之二的法国人认为移民待遇比他们好。
第三，极右翼势力之间加强跨界合作与政治联盟，推动排外主义的“欧洲化”与“国际化”。在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来自九个国家的极右政*党**组成名为“自由和民主欧洲”的议会*党**团，2014年又更名为“自由和直接民主欧洲”，目前有英、法、德、意等8 国共45 名议会代表。2017 年1 月21 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科布伦茨首次举行峰会，口号是“为欧洲自由”，目的是加强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联系。勒庞在会上呼吁欧洲各地选民“觉醒”，效仿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时两国选民的行动。此外，欧洲排外主义势力还重视与外部交流合作。2010 年 8 月，法国国*阵民**线、英国国家*党**、奥地利自由*党**等欧洲 8 国 9 个极右翼政*党**赴日*拜参***国靖**神社，与日本极右翼团体商讨合作。
第四，排斥外来移民的舆论抹黑、*行游***威示**和*力暴**攻击事件大幅增加。2015 年《查理周刊》枪击案后，勒庞就说出了“他们向我们宣战了”这样危言耸听的话。2014 年 10 月，在德国德累斯顿，有当地民众举行*行游**，纪念“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兴起 4周年，此后德国的慕尼黑、波恩、柏林、科隆等城市每周一就有反移民排外*行游**，甚至出现袭击难民营的事件。波兰极右翼运动则主导纪念 1918 年波兰独立年度*行游**，高呼“波兰人的波兰”，匈牙利极右翼政*党**“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和意大利新法西斯政*党**“新力量*党**”的成员甚至也参与*行游**。此外，希腊、爱尔兰、荷兰、捷克、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先后发生反移民*行游***威示**。
欧洲极右翼排外主义回潮的原因众多。延斯·吕德格伦将其归纳为:后工业经济的影响;固有认同的瓦解、文化的碎片化与多样化;社会文化界面裂痕的出现或彰显;政治不满与觉醒的扩散;主流政*党**在政治界域中相互协调的不足;仇外与种族主义的流行;经济危机与失业率的上升;反对新左派与绿*党**;比例选举制的实施;突破旧有政*党**界域的公决经验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排外主义的回潮已经撕裂了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影响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
三、政策转变与行动实践:排外主义回潮对华侨华人的影响
在欧洲，华侨华人历经数百年历史发展并为当地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可能形成了一些招致“排斥”的族群特征:一是华侨华人群体规模不断壮大，目前约 300 余万，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移民规模和所占人口比重与当地民众对移民的接纳度与权利分配成反比。
二是华侨华人经济虽然愈益增强，但在某些经济领域的急剧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产业结构的生态平衡，对本地的经济行业造成一些冲击。三是华人群体内部相对封闭，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故而难以与当地社会群体相互接纳，充分参与到所在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当中。四是华人政治意识薄弱，政治参与度低，维权手段有限。这种政治沉默经常被视为软弱，因而在社会矛盾尖锐时容易成为“替罪羊”。极右翼团体利用排外情绪煽动民众对外来移民、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并借助*意民**支持将排外主义转变为具体政策。从排斥内容上看，排外主义对华侨华人的影响可为政治排外、经济排外、社会排外、文化排外等方面。
(一)政治方面
排外主义势力通过组建政*党**、政治联盟、参加联合政府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政府移民政策制定，推动移民政治的右倾化，涉及内外移民控制和移民权利获得等多个层面。具体政策调整表现为:加强欧洲共同外部边界控制;打击境内非法移民，扩大驱逐和遣返力度;提高难民申请门槛;严控移民人数，限制家庭团聚;控制居住、社会、医疗、教育权限;提高获得公民身份、入籍门槛等等。而各国主流政*党**也迫于极右翼政*党**压力和选民舆论刺激，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上不断调整立场，甚至在政治纲领、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上跑偏，倾向排外主义。2007 年，萨科齐在法国大选举中“借用”勒庞(Le Pen)在移民政策方面的强硬立场赢得大选，执政后他在移民政策上更偏右。对华侨华人而言，一是移民控制治理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国移民，尤其是通过非正规渠道、难民身份入境人数急剧减少，直接影响华人群体和与其相关的行业发展。2017 年意大利帕多瓦等多地华人中介因居留造假上被判刑，400 多华人居留权被废除。二是居留入籍门槛不断提高，造成华人社会人员变化。英国从 2012 年 4月开始取消 PSW(Post Study Work)签证，获得本科以上学位的非欧盟国家海外留学生在毕业之后无法再享有在英国找工作或开展商业活动的两年有效签证，这也给雇佣华人的企业带来一定压力。三是排外主义以文化、民族或种族界定群体，极右翼政客散布排华政治舆论，煽动选民仇恨，扭曲攻击华人候选人，不利于华人政治参与及权益维护。2017 年法国大选期间，国*阵民**线激进派人士将华人作为攻击对象，称中国人在巴黎就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已渗透到各个行业。
(二)经济方面
排外主义势力逆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发展趋势，将失业问题、社会安全、福利问题等社会问题归因于移民问题，对外推行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对内挤压移民经济。对于大部分华商，他们的经济生态环境恶化并且未来发展充满变数。意大利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Bossi)抱怨道:“来自欧洲中心的超级市场和巨型超级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它们的全球商业网络，可以带来巴黎的蜂蜜，汉堡的火腿，荷兰的牛奶。再见了，意大利的商业，帕达尼亚的农业!”
法国国*阵民**线的选举手册宣称:“400 个移民 =400 个失业者。”由这种舆论所导致的经济政策变化主要表现在:欧盟内部出现分裂，一体化进程减缓;削减社会福利，打击*税偷***税漏**等非法行为。对华侨华人而言，一是中欧贸易战加剧及在某些领域的限制，直接影响了华侨华人贸易经济发展与领域拓展。近年来，欧盟不断修改对外贸易条例，严查产品成本构成、加大国有企业出口限制、调整重返欧盟市场审查时间、实施更严密的新型非关税措施、严格限制第三国转口等。2017 年 12 月 12 日，欧盟又通过了对非成员国商品反倾销和发补贴保护修改规定，将“倾销”定义为以低于国内售价的价格出口销售。如果价格出现了“严重市场扭曲”，欧盟调查员将参考国际基准价格来计算。这给从事中欧贸易的华商带来了巨大冲击。二是华人经济与住在国经济关联度不高，居住国对移民经济的宽容度缩小，许多社会矛盾被转移至华侨华人身上，他们的经济发展环境变得恶化。2011 年 11 月，英国出台技能厨师申请新标准，提高年薪和英文水平等要求，限制海外厨师入境，给中餐业带来较大冲击。三是政府以企业违法犯罪、规范化等各种名义展开检查，变相打击华人企业，保护本土企业。自2008 年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多国都对华商频繁开展各类大规模检查。检查的范围，参与的部门不断增加，不仅打击个体华商企业，还从整个经济链条入手，包括与违法企业涉及的上下游企业商户，相关律师、会计、金融等机构，以上做法不排除政府受到当地排外主义势力的影响。
(三)社会方面
排外主义势力借助各类舆论媒体宣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思想，扭曲*谤诽**移民形象，煽动民众*行游***威示**，仇视外来移民，甚至诉诸*力暴**攻击，引发族群冲突。这些都不同程度地给华侨华人族群形象、生存环境、人身财产安全等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极右翼排外主义势力利用舆论媒体，公开发表论调贬低华侨华人，加深当地民众对华人群体的敌视情绪。再加上华人移民挤占了当地市场份额和少数华人的不文明举动与违法犯罪行为，都减损了华侨华人的正面的形象。排外势力借机制造舆论，说华侨华人素质差，不允许华商聚居生活和生产，不允许有规模的唐人街形成，等等。2007 年 8 月 26 日，《明镜》周刊就刊登了以“黄色间谍———看中国如何窃取德国科技”为题的文章，诬称在德华人为间谍。2013 年 12 月 1 日，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主席恩里克(Enrique)在普拉托华人工厂火灾导致 7 人遇难后说道，这里的中国工人所住的阁楼让人联想到奥斯威辛的集中营。二是社会环境恶化对华侨华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移民安全问题涉及移民政治、移民经济和移民文化等因素。随着大量外来移民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不敢侵犯当地人，多数瞄准其他族裔的移民下手。而华侨华人属于等级制度上层的支配群体和底层的从属群体之间的“中间人族群”，更是被侵犯的目标。
(四)文化方面
排外主义强调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纯洁性，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混合，主张保持种族隔离，限制外来族群文化发展，这对于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保留和宣扬中华文化、融入当地社会都具有一定影响。一是排外主义势力极力宣扬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抗议外来文化的威胁，对华侨华人造成潜在的心理压力。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宣扬“西方是基督徒的西方”，充满了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波兰独立日*行游**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右翼组织为代表展现反移民立场，不要伊斯兰教，不要无神论者，波兰是天主教徒的。二是移民政策提高移民居留入籍的文化门槛，排斥低素质华人移民。2013 年英国政府宣布，来到英国的移民必须先接受英语能力测验，才能申请与收入相关的福利津贴，2016年又强制要求持配偶签证的移民，必须在两年半内提高英语水平，否则面临驱逐出境。三是国家减少对移民文化发展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给华文教育及相关文化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以最推崇多元文化的荷兰为例，从 20 世纪 70 年*开代**始政府一直都提供“外侨母语发展计划”津贴。但到 2003 年，右翼政府认为计划阻碍了第二、三代外侨融入荷兰社会，故而停止实施。2011 年 2 月14 日时任副首相马克西姆 － 费尔巴哈表示，多元文化政策在荷兰失败。移民必须接受荷兰的价值观，政府将重新推广以荷兰本土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社会政策。新移民将自行负担学习荷兰语言和获取荷兰社会知识课程的费用。
四、应对局限与结构性反思:欧洲华侨华人如何面对排外主义
(一)华侨华人的应对实践与局限
首先，因为排外主义非常隐蔽且有策略，尤其是间接的制度性歧视(结构性歧视)排斥，使用一些和族群性间接相关的其他方式，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无意识的，也很难被发现。采取歧视行动的个体或群体都不认为自己是歧视者，被称之为“受害者受谴责”法则。
其次，排外主义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有政府行为，也有族群或个体行为;有心理层面的，也有行为层面的，涉及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到华侨华人住在国与祖(籍)国等利益关系。排外主义界定标准的不清晰无疑增加了华侨华人社会的应对难度，甚至可能导致各族群间相互误解，双方产生冲突。
政治上，面对欧盟及各国移民控制政策的收紧，华人移民方式逐渐规范，同时提高融入与参政维权。但问题依旧很多，因为逾期不归和非法就业的人数仍然不少。他们甚至通过不正规渠道获取身份，有的干脆一直“黑”下去。这些非法移民一旦被查出，又会被当地舆论媒体放大、抹黑。华人参政也受制度条件影响，欧洲多数选举以地域划分，而华人散居，难以形成合力选出权益代表。此外，华人参政存在较多顾忌，尤其担心政治立场一旦偏离，可能会招致对立政*党**抨击或引发对其不利的社会舆论。2017 年 9 月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事件中，多数华人立场是反对独立，但囿于多种原因，依然不愿参与投票和反独立*行游**，声音难以得到回应。
经济上，面对内外部市场与政策的多重压力，华商努力多头并举实现突破。主要包括:转型升级，加强合作，走专业化、多元化、跨国化等发展之路;学习政策法律知识，规避风险;走规范化道路，加入当地行业协会等组织，提升对国家政策制定的话语权。但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非一蹴而就，只有少数华人企业成功，多数仍然处于煎熬阶段。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企业中，赢利、保本、亏损企业各占三分之一，市场竞争激烈，随时可能被淘汰。面对检查时，部分华商不惜*力暴***制抵**。但在政府公权力面前，多数华人企业失分，自身问题不断，故而常得不偿失。
社会上，面对舆论媒体摸黑和人身财产受侵，多数华侨华*权人**益保护意识增强，积极参与维权行动。首先，通过当地媒体、社交平台及相关人士对抹黑华人言论进行反击。2016 年的普拉托华人与警察冲突事件后就有华二代采取了此类反击行动。但族群偏见具有类型化、稳定性、负面性等特征，一旦形成难以消除。其次，强化华人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升级居住环境的安保设备，加强华人组织与政府部门联系并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近年一些华人经济聚集区组织华人安全讲座、安装报警系统，成立治安巡逻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有些“以暴制暴”措施的合法性存疑，部分华人的过激行为还带来负面影响。
再次，举行*行游***威示**，要求政府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侨界先后组织多次“反*力暴**、要安全”大*行游**，呼吁当地政府加强保障华人人身财产安全。但由于环境的恶化以及政府内部排外势力的潜在歧视，外来移民的呼声往往得不到足够重视，短期内未能发生明显改观。
文化上，针对多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取消，华侨华人通过自力更生，同时借助祖(籍)国力量支持族群文化发展。目前欧洲 450 余所华文学校基本上是通过自筹经费、社会捐助、与当地合作、祖(籍)国支持等多种渠道维持运作。但在积极推动族群文化发展的同时，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民族文化过度张扬，尤其是有些奢靡排场会被排外主义势力借用，煽动当地民众和其他族群的忌恨，招致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攻击的靶子就是那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陌生人，那些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家园而又不能在文化上被同化的外人。二是过度的族群文化维系可能不利于华裔新生代融入当地社会，尤其是在华人聚居区，身份定位常常陷入迷茫。
(二)结构性反思:华侨华人应对排外主义的几点思考
人类学家马文·哈瑞斯说:“所谓偏见仅仅是我们持有的为了证明我们伤害的人们不值得受到更好的待遇的一种合理化行为。”但偏见与歧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在法律及其他社会机制使这些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实质改观的情况下，人们针对这些族群的行为有所变化。，因此，欧洲华侨华人与当地族群关系的改善不仅需要通过努力改变态度，更需要通过改善这些关系的结构来加以推进。
首先，推动华人多层次政治参与，融入住在国政治体系，制订华人参政策略，设计政治议题，提升华人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和制度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不仅取决于政治资源的拥有量，也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包括运用这些资源的目的、技能、效率和影响范围等。政治议程是民主制度影响范围最广的层面，其形成与选民态度、公众舆论、公众和政府间的政治讨论等密切相关。政*党**可以把一些议题提到政治日程上来，变成优先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欧国家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对极右翼政*党**上台有一定的制约，华人也要表示支持欧洲国家主流政*党**及社会对极右翼排外主义的制衡与约束。英国选举制度就对力量较小的政*党**起到“栅栏”作用。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任何“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存的政*党**，都是违反宪法的”，并设置 5%的门槛进入议会条款。法国的两轮投票、多数决定的选举制度也阻止了国*阵民**线取得更多席位。华人参政力量也应该善用当前相关政治体制，争取友好政治力量，制衡右翼政*党**的影响。此外，国内相关部门及使领馆需要正面引导，推动华人社会内部的沟通与合作，端正对居住国“国家效忠”和对祖(籍)国“族群感情”之间的关系，以防遭到排外媒体攻击。
其次，积极了解欧盟多重治理模式，加强与欧洲各类反种族主义、反排外主义机构的沟通交流。可借助公民社会民主力量，*制抵**反对极右翼排外主义势力的极端行动。一是善用欧洲反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机制。欧盟有欧洲反种族主义和排斥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了种族主义与仇外监督中心，这些机构负责观察欧盟境内种族主义、仇外和反犹主义状况，制定应对策略。欧洲议会及其下属机构欧洲托管委员会也可协助欧盟，并与联合国制定反对种族主义和取消种族歧视的法律。二是借助欧洲反排外势力的民主力量、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舆论。如果仅从制度层面来反对极右翼政*党**，那么就有可能损害民主自身。可以选择更多的途径，尤其是来自公民社会的力量，将其嵌入国家行为，这种*制抵**将会更加成功有效。此外，与极右翼排外主义力量增长的同时，公民社会中各类反排外主义力量也正快速兴起，包括反种族主义机构、压力集团、监控机构、非政府机构等。三是充分利用欧盟的多层级治理模式，加强与欧盟、成员国及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多层次互动协调，协同其他族裔参与组织相关团体，共同增强话语权，推动华人移民权益的保护。
第三，华侨华人依法自律规范经营，重视融入制度管理，适应住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多方合作共赢。并且强调自己在欧中关系发展中的角色价值，提升在住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首先，华商要认识到华人经济不是过客经济，而是居住国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只有融入到居住国经济当中，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其次，华侨华人企业不仅内部应该加强合作，还要加强与住在国、中国及第三国相关行业的合作，强化品牌意识，扩大生存发展空间。最后，华侨华人应抓住欧洲经济亟待复苏和祖(籍)国“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彰显优势，为住在国作出更大贡献，提升当地主流群体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第四，华侨华人积极拓展社交和提高社会融入感，注重与当地社会和其他族群的和谐共处，奉献当地社会以及提升华人群体的正能量影响力。首先，华人要努力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居住国文化，多参与主流社会活动，走出“内循环”小环境。华人社团要积极开展民间交流活动，为其成员创造与外部社会接触的机会。其次，重视回馈当地社会，改善族群形象。华人形象实际上也是个经济问题，不仅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还要将部分盈利回馈社会。最后，注意民族文化的宣扬力度。当前欧洲多国强化移民的国*意民**识教育。华人在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更要适应、接纳当地文化习俗，不宜过度强调自身民族差异性。
第五，构建全媒体舆论平台，树立族群正面形象，有理有节开展反歧视排外斗争;华侨华人要强化依法维权和集体抱团意识，与当地政府部门及使领馆建立联系机制，增进相互信任，配合相关执法调查行动，提升维权效率。强化华文媒体的独特作用，利用“多元化”，打“族裔牌”，努力争取和借助主流媒体和当地友好人士等重要维权力量，扭转华人的负面形象，消除社会偏见。加强与公权力机构和支持华人的政*党**合作，加强与使领馆当地政府的沟通，自身努力改变某些陋习，减少安全隐患，遇事及时报警并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构建安全联动机制。最后，华侨华人要加强团结、理性维权，同时还应尝试走进其他族裔，共同为构建安全的社会生活环境发声。
五、结 语
欧洲排外主义的回潮既是对欧洲一体化以来诸多问题交织的历史批判，也是公众对当前社会现实不满的极端选择。排外主义表现既直白又隐秘，影响广泛而深刻，其反欧盟、反移民和反多元主义的宗旨都对外来移民产生直接影响。从近年来不断曝出的海外侨胞遭受侵权事件来看，华侨华人也难以独善其身。路易·沃斯曾经这样评价少数群体的境遇，“他们由于身体或文化特征区别于社会中的其他人，因而受到有差异且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集体歧视。”
这隐喻着欧洲华侨华人有可能随时成为排外主义回潮下的“替罪羊”。而他们之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是因为他们缺乏拒绝或*制抵**那种待遇的权力。因为任何一个被社会界定为区别于支配群体的群体，在权力上处于劣势，所以得到的稀有资源少于群体应得的份额，并且社会界定的差别将这种待遇差异正当化了。多族群社会中各个族群能否和谐共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有足够力量将族际冲突控制在容忍范围以内的中央政府。欧洲华侨华人因其自身内部差异性太大，这个群体在适应、融入、规范、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太多的软肋。但值得肯定的是，欧洲华侨华人正在不断地成长和反省，并逐渐步入主流社会与政治舞台，推进制度公平，赢得欧盟及各住在国政府与社会、祖(籍)国以及国际社会等多方力量给予更多关注。当然他们还需更加内部团结，联合更多反排外的正义力量，借助更多的治理平台来维护属于他们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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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