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乐趣得自己找
作者：姚光瑜
靠我们这些初中还没毕业的“知识青年”，能改变社会主义农村这面貌？下乡时那打了鸡血的豪情壮志，荡然无存。
一九六九年*革文**时期，我们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我与西南建筑设计院的发小和小学同学赵怀政一起，响应号召，来到眉山县崇礼区复盛公社万红大队五生产队插队落户。
下乡第一天：我大为诧异，看来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不严峻。 公社地处眉山县城的东面，与仁寿县龙镇场一河交界，属浅丘地貌，是龙泉山脉向南延伸的尽头。
下农村的第一天，我们乘坐的*用军**解放牌大卡车，直接开进了公社（观音场），生产队派来迎接的社员早已在那里等候。队上距离公社五里，来迎接的社员一路敲着铜锣，惊来沿途村民出来翘首观望。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路都显得手足无措。我们一行直接来到队长时学文的家，队长预先安排了现磨的豆花晚饭，算是给我们接了风。
生产队由杨家湾和时家沟组成，共有200多号人口，人多地少，住的全是草房，是一个比较贫困的生产队。
我们被安排住在时队长家里，他把堆牛草的两间小草房打整出来供我们安生。进门是厨房，屋里有一土灶，上放一口大铁锅，我们炒菜煮饭都靠它。土灶右边放一大水缸，灶的火膛口，吊有一黑呼呼的硕大土茶壶，是农村利用余火烧热水的标配。灶房左边是卧室，高处有一小窗，由于墙厚屋檐低， 白天几乎没有光线进来，进屋都要点煤油灯，以至于早上天大亮了我们都不知道。我和赵怀政同挤一张大木床（后来又加了一张床），铺上稻草放上草席，再放上各自的被盖，算是安顿了下来。
晚上，时队长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前来给我们介绍了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队上除一户中农外，其余全是贫下中农，有少数几个贫农，解放前当过“棒客”，抢过人，但不是土匪，连个富农都没有。我大为诧异，看来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不严峻。
一穷二白：印象最深的是顿顿吃红苕当饭的日子，一年要吃四五个月。
什么是一穷二白？到了农村安家落户才有体会。整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全是土墙上盖的草屋，连个小钟都没有，家家户户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把手电筒。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就靠一盏随风飘摇的煤油灯。
那些年因历来政治运动和*革文**运动的折腾，农村普遍贫困。社员们养鸡下的蛋和一年分的一二斤菜籽油，舍不得吃，几乎都拿到市场上卖了，换点煤油和盐巴，家家炒的都是红锅菜。生产队距离眉山火车站四十多里，队上绝大多数妇女没看见过火车。上厕所方便，全用的竹片片。
一天早上，我们去公社观音场买豆腐乳回来当菜吃，路上遇见生产队一社员返家，他有点得意地告诉我们，说去供销社赊得一斤煤油（一角四分钱），我听了有点吃惊。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社员到供销社买生活必需品赊账的多，供销社有专门的记录本，但那要关系好、人熟才赊得到。后来我在他们的记录本上还看见居然有赊火柴的，火柴一盒才二分钱。
刚下农村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国家商品粮，每月32斤。按城里的习惯，我们一天吃三顿饭，社员们都吃两顿，因为粮食不够吃，晚饭就免了。生产队一年人平分谷子二百来斤，只够吃三四个月的白米饭，其余全为红苕和玉米。我俩每天都要吃晚饭，门槛上常趴着四五个小娃娃，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好奇，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肚子饿，来守嘴的。时队长的三岁女儿，小名“金莲女”，晚上饿得遭不住了，经常追着她妈喊：“煎个饭来刻（吃）喂，煎个饭来刻！……”，她妈理还不理她。哪像现在的小孩，爷爷奶奶端着饭碗，跟在屁股后面，求着小祖宗：“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嘛…”
印象最深的是顿顿吃红苕当饭的日子，一年要吃四五个月。我们与著名的苕国仁寿县交界，一年分个千把斤红苕是少不了的。这儿的红苕又红又甜，我们没有地窖，容易腐烂。一天三顿泡菜下耙红苕，吃个十天半月没问题，吃上三四个月就难受了。上山干活胃里漫酸，顿顿红苕，天天冒酸，直吃得我伤心，吃得我发呕。以至于后来调回成都工作，三十年就没碰过它。不过现在的养生理论对红薯有很高的评价，说它具有抗肿瘤功能。这是有点道理的，因我近十来年的体检表明，五脏六腑没有发现一个多余的疙瘩，可能与那玩意儿至今还没排净有关。
生产队山头上有一所大队的小学校，有一排教室，只一位中年女教师姓饶，什么课都教，一间教师的住房和小厨房。没有操场，没有篮板，连个三合土的乒乓球台都没有，按现在的标准属于“三无”。方圆七八里地的娃娃都来这里上学，教室有一排十来米长，一米多高的木窗，采光通风良好。但窗格上没有玻璃，连旧报纸都没有糊上，那时农村压根儿就没有人能订得起报纸。冬天的山头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多数娃娃还打着光脚板，他们紧缩着脑袋，卷着瘦小的身体，坐在长木凳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这阵阵寒风让孩子们上课听进去了没有。他们个个用衣角遮盖、双腿紧夹着一个烘笼（竹编的圆笼，内放一土陶碗，放几根木炭，点燃可取暖），时不时地还拈开小衣，往里吹两口空气，以免那烘笼中的炭火熄灭了。
眉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全省“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县，竞穷得这副板像，靠我们这些初中还没毕业的“知识青年”，能改变社会主义农村这面貌？下乡时那打了鸡血的豪情壮志，荡然无存。
1984年回生产队，站在我的家门口
大胃·科波菲尔 十六岁下农村，正吃长饭的年龄，农村的新米香，没有菜，白饭一顿也能*它干**六七两。
有一天，公社通知全体知青开会，会议内容是当时很流行的“忆苦思甜”。公社领导找来一位六十来岁，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来忆苦，讲述他们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地主的残酷剥削，恶霸的轮番欺负，时不时地还受老天爷的*躏蹂**。讲着讲着就讲倒了拐，把六一、二年“过细粮关”的龙门阵摆了进来。“那二年生，报纸上乱说，谷子亩产可达万斤，秧子蔑蔑（密密）地栽，结果农村莫得收成，农民分不到口粮，常常靠挖野菜剥树皮裹腹，我饿慌了还吃过观音土，农村上饿死了多少人……”。老农的忆苦让我们了解了解放前后当地的社会民情。故事一讲完，伙房炊事员挑来几大木桶冒着热气、黑漆漆的野菜。一人一大碗，要求吃干净。公社领导带头鼓励多添，我们在坝坝头转圈圈地躲闪，勉强把那碗又苦又涩的野菜咽下了肚。
大会继续，老农开始思甜：“解放后*产党共**来了，工作队给我家分了三亩二分地。我天天在自己的地里刨啊刨，当年粮食就刨丰收了，生活得到改善，成了家，现在孙娃子都有几块家的了”。老农黄牙巴嘻起（微微张开），攃燃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杆儿上的叶子烟，深深地叭了两口，结束了他的龙门阵，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老贫农的思甜龙门阵刚摆完，伙房的炊事员就将回锅肉、烧菜、炒菜、白萝卜汤等一脸盆一脸盆地端上了桌。
饭菜一上桌，叽叽喳喳的会场安静了下来，一个二个正襟危坐，不开腔了。不要慌，公社宋书记还慢条斯理地总结了好几条，宋书记开会是出了名的话多，人称“宋半夜”，那个年代，在回锅肉面前，哪个还听得进去他的废话，下面的噪音盖过了他的讲话，最后他只好发令开饭。大家拿起碗筷，嚓嚓嚓地干了起来。没有语言，没有笑声，个个狼吞虎咽，大约半个小时后，大伙缓过气来，有了说笑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举目望了望四周，各个桌子上的盆盆盘盘都扫荡一空，连萝卜汤盆盆都来了个底朝天，只残留下几片生姜和葱节子。
离我们这一桌十来米远的厨房，门口站着的炊事员说话了，他手指着我们站着的方向吼道：“那个吃九两（饭）的，下来要给粮票哦”。我这一桌后面还有好几桌，人多，也不知道他是指的哪个。吃九两？大家都笑了起来。开会前通知说明了的，会议吃饭不给钱，但要付粮票。“就是你”，那炊事员提高了嗓音手又指了过来，我们这一桌的八九个知青全都转身向后面望去。“就是你！”，那炊事员急了，跑过来拉了拉我的上衣，轰的一声，大家又笑了起来，“老姚大胃，大卫·科波菲尔！”
这次思甜饭教训深刻，有相好的同学提醒我：打牙祭多吃肉啥，咋按倒饭在整呢？
学做农活：秧子栽不直，是会影响美观和产量的，直到离开农村，也没有把打端秧这门子绝活学会。
我们这些城里面来的小青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干农活确实是个很大的锻炼。 那时农村有出早工的习惯，由于没有钟，出工就凭队长的一觉醒来。时队长是贫农出身，早年到成都华兴街学过裁缝，解放初期跑回来分了土地。中等个子，体型精瘦，没有太大的劳动力。但能说会道，这是他的强项。去公社开会，是他的最爱，开会一天工分也算十分，人称“耙耙”工分，活路越忙，他的会还越多。他有一毛病，神经衰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站在山坡上惊唔呐喊的：“做活路的，走得了！……。”我们常常睡得正香被他叫醒，睡眼惺忪地拿起锄头，摇摇晃晃地跟在人后爬上山坡。活路也不知干了多久，冬天干出一身的热汗，内衣都打湿了，天上还挂着明月和繁星，看不见一丝曙光。大家都没有吃早饭，饿得吞清口水，我俩经常咒骂时队长，是*妈的他**“时扒皮”！
出早工要天大亮了才收工，眺望山沟，竹笼笼里的草房上云绕着炊烟，晨阳照得山沟一片金黄，雄鸡高歌，鸭儿戏水，一派穷乡美景，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下农村正是人民公社时期，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一户只有几分自留地，种点蔬菜、烟叶等日常生活的农作物，家家都精心耕耘，作物间种高低搭配，边边角角一寸也不浪费。我们也分得三分自留地，可我们种的是懒庄稼，全点些玉米或黄豆之类。玉米还没成熟，嫩玉麦就烤来吃完了，连种子都不留。黄豆更简单，杵个窝窝，撒把草木灰，放几颗豆豆，盖上点薄土，不用管理，就等着丰收了。平常吃的蔬菜就靠赶场天去买来吃，最爱买的是夹江豆腐乳，又嫩又鲜又下饭，买满一知青盅盅，要吃十天半个月。调回成都工作后，同样二三十年不沾，吃伤心了。
刚到农村，我们什么农活都想摸一摸。什么使牛操田，使用脚踏打谷机，还和同龄年轻人比试挑担子……。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打端秧，生产队只有两三个年轻人打得好。打端秧就是找一块大田，长度在几十米到一百来米，端秧手站在田头，瞄准大田对面的一棵小树或一棵小草作为目标，然后下田背对着目标插秧子。一排栽五窝，退着栽，栽到对面田埂，右边一行笔直的正好对准目标的中间。秧苗整齐亮行，间隔疏密得当，比用线拉的还直。
打端秧这活路我每年都用心地学，但悟性不高，块块田的秧子都被我打成了“牛屙尿”。秧子栽不直，是会影响美观和产量的，直到离开农村，也没有把打端秧这门子绝活学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七一年农业学大寨，都江堰东风渠的水经成都、双流、彭山、仁寿等地，要引到我们生产队，可使我们生产队几十亩旱地变水田。沿渠的各县、区、公社，组织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开山修渠，我们生产队被分配到前面距离七八里地的小山坡上开渠。每天上午用钢扦和二锤打炮眼，下午把炸开的石头人工抬走。一上午我们要打上十来个炮眼，中午吃饭前将一筒筒*药炸**放入孔洞中，连上*管雷**和引线。引线放得长短不一，前面的长，后面的短，以便点燃后撤离和计数。中午收工点炮的活路，我和老赵是天天积极地揽到手。点燃所有引线后，快步跑进二三十米远的公路排水沟小洞中躲藏，双手掩耳，细数爆炸的震荡声。有时响声少一炮，等待一会儿前去查看，结果有两炮是同时爆炸的。但有时候的哑炮是引线燃尽，*管雷**出了问题没炸。
那时年轻，点*药炸**在想象董存瑞，不知道有生命危险。旁边大队有一中学生，下午放学回家，上东风渠帮家里挣工分，结果被炸身亡，尸体用破竹席裹起，放于公社中学校三合土的乒乓球台上，我们亲眼所见，惨不忍睹。
东风渠修好后，迎来开闸放水这一天，全生产队社员都高高兴兴地上渠观看放水的盛况，等了一天，也没见水的影子过来。晚上公社来通知，前面几十里地另一公社的农民，早把水渠堤坝挖开了，要求我公社各生产队派人沿渠前去镇守。我和老赵被安排到十来里路远的一段水渠上，守了一通宵。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前面有生产队为抢水把堤都炸开了，我们东风渠尾巴上的生产队今年通水无望了。直到第二年我离开生产队，也没看见渠水流过来。 这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村人为了生存，什么出格的事都干得出来。
赶场天的聚会：龙镇场的知青聚会一直进行到我们离开农村，四十多年前的龙门阵今天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平时，农村最热闹的日子就是赶场，每周一次的赶场天，农村人背着装满鸡和蛋的掩背（竹编背篼），挑着自留地收获的瓜果、蔬菜、烟叶等农产品的担子，到场上去卖，还有的穿着新衣服忙着赶路走人户。条条通往场镇的大小路上，一大早都是牵线线的人流，四面八方地向场上涌来。最早农村赶场日期没有规定：有的场赶一、三、五，有的场赶二、四、六，几乎天天都有场赶。*革文**中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统一规定每周星期天赶场，防止有人头天赶这场买了东西，第二天拿到那场卖，不做农活，投机倒把赚差价。 赶场天也是我们知青聚会的日子，一来买点生活用品，二来中午下馆子打顿牙祭。我和老赵赶场下馆子，通常两荤一个汤，分别来份肝腰合炒和拌白肉共六角，添一碗不要钱的洗锅水穿的葱花汤，汤足饭饱后，两点左右赶往龙镇区公所，与等在那里的本公社知青朋友们聚会。
龙镇场地处仁寿县西面，是区“革委会”的所在地，与我眉山县复盛公社一小河为界，距离我们生产队只八里地，每周都来这里赶场。我们常聚会的区公所是民国时期的老公馆，在进场十字路口右边的一条小街上。进大门是长方形的小院，有几棵高大的楠木树，两边是走廊，各有一排低矮的，既是木栏又是宽面的长凳。少有人进来，清静凉快，是聚会的理想之地。
每次赶场我们都要打整一下，穿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上我下农村前在成都买的假军帽，蹬上一双平常舍不得穿的蓝色球鞋，称称展展地上街。穿军衣戴军帽是当时年轻人最提劲的打头，我们没有真军装，只能以假帽乱真。
有一天，我戴上新搞到的一顶真军帽，穿上最后一件干净的衣服，和老赵一起去龙镇赶场。平时我最怕的就是洗衣服，每次都是穿脏了堆起，没有穿的了才一起洗。
头天晚上下过一场大雨，今天早上出太阳了，我们穿戴整洁，心情舒畅，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我走前面，老赵断后，一出家门就踏上了泥泞的道路，小心地前行，生怕弄脏了我那干净的球鞋。走到一处水田的缺口，上面水田的水横过小路，哗哗地流向下面的水田，好在有两个干净的大鹅卵石在中间，可以踩上跳过去。没想到那石头表面干净其实溜滑，我一跳上去就滑了个四脚朝天，从头到脚一身的稀泥，那顶戴去显洋盘的资格军帽，也飞进了水田，把那老赵笑得弯了腰。没办法，只有回去在衣服堆里选两件脏得好点的，蹬上出工穿的破解放鞋，又戴上假军帽二次出发。
那顶新军帽是我前几天心惊肉跳地搞到手的。几天前，我和老赵从成都返回生产队打谷子，过眉山城区出东门，是一片岷江开阔的河滩。公路穿过河滩直达江边，两边是部队的农场，种的苞谷和搭的蔬菜栈栈（竹架子）。有几个当兵的在菜地里干活，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但看不见人。
下午烈日当空天气闷热，他们把军衣军帽挂在公路边菜地的栈栈上。我前后瞟了一眼路上没人，迅速下地里取了一顶新军帽，丢进掩背头快步离开。这里距离生产队三十五里，还要渡过岷江，岷江到了眉山城区形成内、外两条江，江面宽阔，当中有一个大岛是一个生产队。没有桥，过江靠一大木船，行人和汽车都得上去才能过江。船上有多名船工，他们戴着厚厚的手套，双手拉着连接两岸的钢缆，人工用力拉钢缆，驱动木船前行。河滩上部队的菜地距码头只有二三百米，那天渡船来得特别慢，慢得我心里砰砰直跳，怕那当兵的追来无路可逃，好在有惊无险，顺利地渡过了两条江。
我们的赶场天聚会每年摆的龙门阵重点不同。第一年我们常摆的是每月32斤商品粮不够吃，咋个办的。每人150元安家费（国家拨生产队为知青盖房子的）是咋个花的等等。
有一天，没到月底我们的米缸就见底了，只有厚着脸皮去找队长想点办法。哪知那时扒皮马着个脸，告诉我们：“生产队没有多余的谷子，只有谷种子，没吃的找公社（领导）”。我俩只好爬坡上坎屁颠屁颠地来到公社，找到宋书记。宋半夜只听了一半，马上把手一挥：“你们回去，把那时学文给我喊来！”。当天下午，杨会计就通知我们去工棚，称了三十斤谷子背回来。看来那时扒皮今天是挨了宋半夜的一顿洗刷，“背时，*日的狗**不懂得知青政策！”
赶场天聚会，我把这故事分享给了大家，添点油加点醋，大伙听得笑成一团。有人说你们这办法好，有困难找公社，爱哭的娃娃有糖吃。还有的说，你们胆子大哦，敢到公社书记那里告队长的状，我提劲了：“那有啥法，兔儿憋慌了是要咬人的哦！”
老鲍（鲍安民十三中初六六）他们跃进大队给知青修房子最积极，下来不到半年就把房子给他们修好了，他和长生娃（严长生十三中初六七）300元的安家费全部用完，队上还贴了些钱。现在他们要买点小农具什么的，一分钱都不能报销。老鲍告诉我们，不要急着修房子，有住的就行。
我们队长精灵得很，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在农村难酷（呆）三年，就住我这儿”，言下之意用不着给我们盖房子了。这是他打的小算盘，其原因是住他的房子生产队是给了房租的，当时也是他的一笔收入。我们也乐得他的人情，经常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到杨会计（兼出纳）那里报账，杨会计从来不打我们的麻烦，反正这钱本来就是知青的。到我们离开生产队，安家费基本上已经用光了。
第二年赶场聚会摆的龙门阵是天南海北。老鲍是主讲，他博览群书，熟读三国，《出师表》倒背如流。又会操扁挂（武术），他爱摆的三国故事，人物形象生动，语言精彩，具有吸引力。常常在中途突然站起身来，挥舞双拳，单腿来一个扫荡，做一两个扁挂动作后，坐下来又摆。老鲍的搭档长生娃，赶场爱东盯西盯，摆的龙门阵是上场看到的那个成都十六中的粉子（漂亮的女知青，十六中下仁寿），这场没来，今天又发现一个比那个更粉的…。有一天聚会，他居然问我认不认识我们大队九队的自贡知青陈红，说她算我们公社女知青第一粉，，还要我哪天带他去见识见识。我们大队的自贡女知青，我都不大熟悉，他们跃进大队距离我们十多里，他娃比我还清楚。
隔了几天那长生娃居然真的跑来了，在我们这儿蹭了一顿午饭后，带他一起去了九队。陈红和另一个自贡女生同在一个队，我们的到来有点突然，开始都有点尴尬，但那长生娃一坐下来就东说南山西说海，几下就把气氛说热和了。我把细地看了一下陈红，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为人谈吐大方，确实很粉。长生娃小提琴拉得好，懂一定的乐理知识，陈红的歌唱得好，曾经在公社表演过“李铁梅”。长生娃发挥他的特长，摆点五线谱、摆点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摆点唱歌的节奏、音准、音域…，越说越来劲。我和老赵不懂音乐，在旁边瓜坐，开不了腔，暗暗地佩服他在粉子面前的表演具有吸引力。直到快吃晚饭了，在我们的提醒下，才离开了九队。
第三年赶场聚会，大家摆的龙门阵就集中在了招工信息上。眉山县革委招待所，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招工组，大家议论纷纷，盼望着能有招工组到我们公社来。
终于有一天，公社通知开会，来了一个招工单位：东风木材厂，听说是军工单位，造*榴弹手**把把和枪把把的。一大早几十个知青高高兴兴地准时聚集到公社开会，会议中途大家纷纷表了态，“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有录取继续修地球也无怨言……”。下来后大家才反应过来，不知这“木材军工厂”在哪里，纷纷写信四处打听，后来才知道该厂在峨边彝簇自治县，大渡河边，大凉山下，我们的心凉了半截。一个月后招工的结果出来了，录取了成都知青严长生、刘起初（十三中初六八），他们的出身都是无产阶级。本地回乡知青二名，自贡知青还没份儿。结果那长生娃没去，只刘起初去了，工作几年后调回成都自来水公司。 龙镇场的知青聚会一直进行到我们离开农村，四十多年前的龙门阵今天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伏龙场上的知青纪念碑
选民兵排长：其实，这民兵排长只是个名，既无权又无钱，也没有兵，连一天的耙耙工分都没有占到。
七十年代初，中苏边境为领土争端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政府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每天夜里， 我都用自己安装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偷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主要是收听有关达曼斯基岛（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前线战事的消息。
有一天晚上，公社武装部王部长来我生产队，召开有关备战备荒和国际形势的介绍会。大会在工棚的晒坝头举行，坝中间放了一个绑着腿的破木桌和一条木凳，桌上放一盏透亮的煤油马灯。王部长和时队长坐在桌边的长凳上，王部长主持会议，他首先向大家讲述了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国民兵建设的重要决定。随后传达了县革委会要求在每一个生产队建立民兵组织，选举一名民兵排长的指示。条件是：“大公无私，最好是退伍军人……”。
选民兵排长一提出，闹哄哄的会场安静了下来。这事好像与我们无关，我和老赵躺在阴暗角落的谷草堆上，闭目养神。对王部长的提议，社员们半天没有反应，有人开始小声地摆龙门阵了。隔了好一会儿，王部长又进行了鼓动：“没关系，人人都可以提名，大家都可以选嘛。不要有顾虑”，还是没有人发言。又等了一阵，王部长不耐烦了，他站了起来，提议由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杨朝友同志来担任民兵排长…。他的话音刚落，杨家湾的杨大娘猛然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吼到：“不行！杨麻子也要当民兵排长？他解放初期是干啥子的？棒客！在兔儿坡干了些啥子事，他自己知道，到朝鲜他是咋去的，让他自己说！……”。
会场立刻变得混乱起来，人头攒动，议论纷纷。杨麻子也坐在会场的角落，不敢开腔。其实，杨麻子也是穷苦人出身 ，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选他来当这个“官”，也就占了他参加过志愿军。大会拖拖拉拉地又开了一阵子，已经很晚了。时队长站起来收场了，他说“既然这样，那就选老姚来当！”。这会开到这里已经深夜了，社员们早就不耐烦了，大家边回答边提起板凳拍拍屁股站了起来，“要得…要得……”，回答声一片。妇女们也收拾起针线活，打开手电筒一个跟着一个地离开了会场。
其实，这民兵排长只是个名，既无权又无钱，也没有兵，连一天的耙耙工分都没有占到。我在农村这几年，生产队连吵架斗嘴都没见过，咋有这么深的矛盾？想不明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目中是“高大上”，到过朝鲜参战的都是英雄。有这瑕疵，现在想来是正常的，瑕不掩瑜。
第一次看中医：看来这乡村老郎中还是有两“刷子”的。
一九七零年的中秋节，农村里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气。天一黑，人们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我一下午做活路就身感不适，到了晚上发起高烧来，望着门外的月光，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下决心去公社诊所走一趟。借着明月，经五里小路，来到山坡上的观音场。
观音场很小，只有十来户人家，没有赶场天，眉仁公路穿场而过。场上只公路右边有一排陈旧的青瓦房，街上空无一人，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诊所在末尾的倒数第四间铺面，我敲了敲那漏缝的老门板，半天才出来一个面容憔悴干瘦的、留有山羊胡子的老头。我说明来意，他转身回屋点亮了煤油灯，我才看清这诊所黑漆漆的，有十来个平方。进门左右两边各有一米多高的旧木柜台，右边柜台后面，是带裂痕玻璃放西药的小立柜。左边柜台后面是大立柜，上面是一格一格的装中药的小木抽屉，西牙漏缝的。老头告诉我，“西医老师回崇礼家头去了（二十多里），你愿不愿意？（看中医）”。没办法，头疼脑热的，只好在木凳上坐了下来，伸出手臂在柜台上放平，由他摸脉。他身后有张
小木床，铺的黑床单，盖的黑被子，挂的黑蚊帐。那蚊帐上还打了几个大补丁，灰尘蛮厚的，本色是白色，挂上去可能就没有洗过。摸完脉，他用毛笔在纸上书写方子。我看见他鼻孔前的胡须上，挂有一粒没擦干净的鼻涕在反光。然后他照单子抓了两付中药，用纸包好，纸绳捆上，收我一毛四分的药钱。临走时，还听见放中药的立柜下，有老鼠发出的嗞嗞声。
我提着中药顺路走下山坡往回赶，月光通明，山沟沟里一片寂静，只有我的脚步声。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包药的纸摔破了，纸绳也断了，草草根根的中药撒了一地，有近一半的中药掉进了水田。我赶紧脱下上衣，将地上的中草药，连同尘土全都捧了起来，赶回了家。进屋就将中药倒入大铁锅中，加水点火就开熬。咹到（估计）熬好后喝了一大碗，上床睡觉早已是深夜不知几点钟了，朦胧中只觉得出了一身的汗。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身的轻松，恢复正常。 生平第一次看中医喝中药，就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看来这乡村老郎中还是有两“刷子”的。
穷欢乐中饱口福：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虽单调，但也能找到乐趣，只是需要自己找。
六七十年代在农村，生活单调，一到晚上，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屋外伸手不见五指。我和老赵只有在草屋里围着煤油灯，哼唱几曲当时知青流行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还唱点《南京知青之歌》，我们将其词作了修改，填上成都知青的语言。我们都是“烟锅巴”嗓子，一个唱得比一个左，但激情不减，经常还二人扯起嗓子高声齐唱，唱得小小的茅草屋产生了共鸣，以抒心中的忧愁。第二天一大早，队长老婆时妈妈看见我们就问，“老姚老赵，昨天晚上你们想家了哇？”
每年过了小满，栽完秧子后，五六月份要薅秧田，每人手里拿一根一米多高的竹竿，挽起裤腿，光脚杵根竹竿下田，用脚薅水田里的杂草和稗子。每块田站满一排八九个人，男男女女齐头并进地用脚向前薅，有说有笑的，边薅边摆龙门阵。那个年代农村没有文化生活，社员们做活路多摆些已婚男女床上的“怪”龙门阵，嘻嘻哈哈的，时间才混得快。我们没结过婚，只有暗笑，不敢接嘴。
有一天我们在一块大水田里薅秧子，有个青勾子娃娃过来告诉我：“老姚，陡坎上有蜂儿子”。梯田三面是矮田坎，有一面是三四米高的陡坎，上面长满杂草。我上前去看了一下，在离水面一米左右高的杂草中，有两三个野蜂子在打转，“没得啥子嘛”。那娃急了，说这蜂儿子挖出来，够四五个人吃一顿的，营养好得很。我们虽半信半疑，但经不住野味的诱惑。
到了晚上，找两个相好的同龄人，打起火把，带上那个青勾子，一起去到白天的那块水田。六月初头光脚晚上下水田都还有点冷，叫那青勾子下去，在有野蜂子飞的陡坎下，水面往下插上几根竹竿，上面放些干柴和稻草，点燃火扇扇子。大火熊熊，那野蜂子见火纷纷飞了出来，大部分烧死，其余飞走了。而后递下锄头开挖，火光中，一块块蜂窝递上来，装了一大箩筐。吓了我一跳，这蜂窝十几公分厚，直径一米多，野蜂在地下咋建成的？
抬回来一块块地抖，白胖胖的“蜂儿子”抖了半洗脸盆，我烧火老赵掌灶，简单，放点菜油，轻轻炒一下，加点盐即可食了。味道好极了，放几个进嘴里，咬一下冒白浆，犹如呡到了猪油，比白天泡菜下玉米糊糊好吃多了，高蛋白得嘛。那三个年轻社员吃得猛，我们一碗还没吞完，他们一斗碗就整光了。
再过段时间到了夏至，天气暖和了，水田里的秧苗一尺多高，黄鳝冬眠后出洞了，又开始夹黄鳝。约上三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他们做竹夹子，找松明子做火把（松枝砍后留下的丫，有松油），我们准备刀具。等哪天白天大太阳，晚上没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就开干。到时候我们两人一个火把，一个竹夹子，每人腰上拴一个竹巴篓，挽起裤脚，二人一块田地照。那黄鳝见到火把一动不动，（如果有月亮，它能感觉到水声，就会钻进泥洞里），竹夹子一去，轻松地夹进了竹篓。
那竹夹子上有齿，只要被夹住，黄鳝泥鳅扳都扳不脱。两个来小时就夹满了竹篓。回来我和老赵拿出早已磨好的电工刀（下农村前就买好了的），架起带钉子的长条木板，一人点一个煤油灯就开剐，剖开去骨，这活路有点费时间了，剐完黄鳝都后半夜了。我烧火，老赵主厨，倒上菜油，剥两把大蒜，烧出来一洗脸盆的大蒜烧鳝鱼。那味道香啊，我和老赵端起碗是狼吞虎咽，那两个同龄社员如饿虎扑食，搞得我不得不提醒他们，“慢点…慢点！…”，直吃得几个热血沸腾，这一夜睡觉都舒服。
那二年生农村人不吃黄鳝泥鳅，一来不会剐，二来没有油，三来不会烹。龙镇场上的黄鳝才卖七分钱一斤，却无人问津。
还有个夜生活就是抓青蛙。那要等到打完谷子，过了“处暑”，青蛙又多又肥，无需准备工具火把，也不用赤脚下水田，只需一把手电筒，一根一米多长的细竹竿就可以了。同样要白天大太阳，晚上没月亮，天一黑，伸手不见五指，田野里已是蛙声一片。再约上两三个好伙伴，腰上拴上竹巴篓出发了，一人走一条田坎，电筒要亮，聚光成一圆点，走路要轻，有响动田坎上的青蛙要跳入水中。我们轻手轻脚的一条条田坎地照，那青蛙被电筒照着后一动不动，有的还转过身来把电光盯倒。一竹竿打下去，“呱”的一声，四脚一伸晕了过去，用手提起蛙腿放入巴篓里，一般一条田坎能打一二个，两个来小时就打满了巴篓。拿回来剐也简单，菜刀将蛙头一宰，用手将皮一撕，内脏刨出就干净了。
照样我烧火，老赵掌灶，坛子头捞点泡姜泡海椒，自留地里摘点青海椒，一会儿油爆青椒田鸡起锅，每次要整它一大洗脸盆，那嫩、那香的油爆蛙肉味道，今天都是高档的美味，何况那个时代呢。 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虽单调，但也能找到乐趣，只是需要自己找。有拉琴的，有找到一本小说读几遍的。农活不忙时串串队，到其他知青生产队小住两天，也是高兴的事。
我的搭档赵怀政：他做什么，我都跟着学做什么。
我的同学赵怀政，身高1.82M，是全公社知青第一帅哥，我们既是发小，又是同班同学。本来我们都下凉山州，嫌远就跟着十三中下的眉山。他不善言语，为人忠厚，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生活。在农村干农活，无论是担粪挖地 ，还是栽秧打谷，一身的臭汗和泥土，再累每晚收工回来，洗了脸脚上床前，他都要把衣服裤子叠好，压平，美其名曰“明天早上再穿裤儿要现刀刀”。我是衣服一甩，裤儿一蹬上床扯“扑憨”去了。冬天草屋里潮湿，每出太阳，他都要把被子和衣物拿出来晒晒。每隔一段时间，老赵还找点农药“六六六”粉回来，撒在床上的稻草垫里，以除跳蚤。他做什么，我都跟着学做什么。
老赵还是烹调高手。我们搞点什么好吃的，春天夹的黄鳝，夏天抓的青蛙，赶场天割的鲜肉，都由他大显身手。他炒的菜，味道不摆了，我只能坐在灶门前烧火。他经常边炒菜还边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做菜的诀窍，“咸鱼淡肉”，是他的口头禅，烧鱼味道要大点 ，葱蒜、泡姜泡海椒不能少。烧肉味要淡些，必须放点糖，炒荤菜起锅时都要滴几滴醋能提味……。这些生活常识我是一概不知，以至于我多年后成了家，荣登“家庭妇男”，还是得益于他的烹调理论罢的底子。
2004年我和老赵回生产队，同当年的好伙伴合影，离开农村已32年了。 一九七二年眉山知青大招工 ，我上调成都参加工作。生产队领导为我送行，参加的有正负队长、会计、社员代表，老赵等（老赵晚一年调回成都）。割了几斤瘟猪肉，打了几瓶苕干酒，炒了一大洗脸盆蒜苗回锅肉，那瘟猪回锅肉又嫩又糯又香，我是酒足饭饱地离开了生产队。 下农村是我们人生道路中最大的转折 ，我们从父母的羽翼下走了出来，开始独立地步入社会。一个特殊的时代，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经历。在农村的几年时光，我们确实得到了锻炼，了解了农村，懂得了农民。但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和黄金时期的学业，同样地荒废在了这广阔的天地。岁月蹉跎，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作者：姚光瑜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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