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东莞丐帮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极大的社会关注，东莞丐帮乞讨每天都有任务，没完成就要被暴打等等，今天，公安机关将该案的嫌疑人刘红民以组织残疾人乞讨罪移送至东莞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以介绍打工为名骗入乞讨组织
“我是2014年8月被他们骗过来强迫乞讨的。”19岁的聋哑人阿云用手语比画着说，“当时老乡说是过来打工，包食包住。”“我儿子小乐是2013年经人介绍来广东一带打工，之后就一直联系不上他。”聋哑人小乐的父亲说。
据了解，该乞讨组织的头目之一叫刘红民，今年47岁，陕西人，听力一级残疾。从2013年1月开始，刘红民伙同郑杰(在逃)以打工为名，从陕西老家将阿飞、阿博、阿云、阿凯、阿洪、阿洋、小乐等7名患有听力、言语残疾的老乡骗至广东，强迫他们乞讨。刘红民的妻子张某，之前也是被刘红民强迫乞讨的聋人，后来自愿与刘红民结婚，就在乞讨组织里帮忙煮饭、洗衣服和租房子。
经查，刘红民等人以殴打、言语威胁、扣押身份证等方式控制这7名聋哑人，并组织他们在佛山市、东莞市等地比较繁华的地段行乞，每日乞讨得来的钱财必须全部上交。
聋哑人被恐吓殴打不敢向外界求助
“老板规定每天任务是500元至1000元，没有完成就会被打，罚洗衣服、洗碗、跪地。”阿飞回忆起被强逼乞讨的那段日子，仍然充满恐惧，“我们都被打过，用拳头打头，用木棒打背，有人逃跑被抓回来后继续打。”
据了解，刘红民和郑杰每天都给乞讨组织中的聋哑人布置乞讨任务，有的500元，有的800元，有的甚至上千元。因不能完成任务，有些聋哑人时常被打。
为了防止乞讨组织中的聋哑人逃跑，刘红民等人还扣押着聋哑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并自称有黑社会背景，如果发现他们逃跑报警的话，立即到其家中打击报复，致使这些聋哑人因害怕而不敢向家人求助。刘红民等人还威胁乞讨组织中的聋哑人，如果当中有一人逃跑，其他人也要跟着受罚。
此外，由于聋哑人与普通人在沟通中存在一定障碍，在陌生的地方更容易依赖犯罪团伙，导致他们不敢向其他人求助。
今年9月18日，聋哑人小乐的父亲接到小乐的求助后向东莞市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于次日在东莞市长安镇某出租屋抓获刘红民，并解救出7名聋哑人。
检察官提醒，对于介绍到外省外地打工，聋哑人及其家属要留个心眼，不要轻信介绍人的花言巧语，要详细了解打工的单位、工作的内容等等。聋哑人外出打工后，家属要定期与其保持联系，以免其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如果群众在街头遇到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或者进行类似上述的“爱心捐款”活动，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
检索这样一个犯罪集团的形成原因，我们会发现，背后有着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开始时，这些犯罪集团只是租用家乡的残疾人进行乞讨，这是犯罪形成的萌芽阶段;而随着乞讨所得回报的日渐“丰厚”，他们便开始“收购”外界的残疾儿童，这是其发展壮大阶段;而疯狂之时，便是这个团伙用偷、抢、甚至骗的手段将大批“无辜”之人纳入到这个团伙之中，并丧尽天良地将他们“折磨”成残疾，以获取更大的物质回报。
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犯罪团伙每天将这些“乞丐”轮流运送到各个乞讨地点，并且是面包车接送、大巴中汇集，而每个乞讨人旁边还有专人看守。这种分工明确，流水作业的犯罪模式，在长年累月的运行中，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明确的“隐藏经验”。比如他们懂得如何观察乞丐旁边的异常行为，懂得如何躲避政府及警察的跟踪，这些，既是他们愈加发展壮大的现实原因，也是其不畏外界“整顿”的核心所在。
和现实中的许多悲剧一样，人性沉沦是这个悲剧得以发生绕不开的现实成因。在每一个社会里，只要有了物质和利益的驱动，个人之恶便不会消散。而国家和相关机构的任务，便是利用政策、创制
分析乞讨乱象无人管的深层次原因
2003年3月，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缺暂住证命丧广州收容站。这一事件促成了当年6月《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不久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代替之。从此，收容站也改成了“救助站”。不过，中国不少东西都是换汤不换药，“救助站”基本没发挥“救助”的作用，形同虚设。
由于救助站规定自主寻求救助的制度，这使很多受丐帮控制的受害儿童和残疾人得不到应有的救助，而那些以此为生的专业乞丐则不需要救助。管理工作实际上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妇女儿童保护组织没有管理的权限，民政部没有执法权，公安部门则坚持没有报警就不得出警，这使很多像卢剑秋这样有着相同遭遇的受害者得不到救助。卢剑秋，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竟活生生地被利欲熏心的丐帮帮主弄断手脚，至今生死不明。（很可能因被亲人发现踪迹而被帮主灭了口，好惨啊！）还有那么多可怜的孩子，被残忍的黑心帮主们控制着、摧残着，可是，竟然没有一家单位出来制裁那些黑心的帮主，捣毁这丧尽天良的“产业链”，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与卖淫嫖娼无人管的原因一样，东莞的丐帮无人管，是因为它符合当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符合“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还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领导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异。
当地奉行的是“白猫黑猫”的市场经济法则，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其它都要为发展经济让路。东莞的大规模卖淫嫖娼促进了当地酒店业、化妆品业等等行业的繁荣，大力推高了GDP，在领导看来功不可没，只能积极保护；而“乞讨业”的繁荣，符合“白猫黑猫理论”的精髓，也为贪官污吏们收取保护费提供了渠道。一方面，丐帮帮主们为了利益更大化，选择摧残儿童以博取不明真相的路人对乞讨儿童的同情，这符合“白猫黑猫”的“理论”；另一方面，对老百姓的报案，警察之所以不管，在于警察也严格按“白猫黑猫”的“理论”处事：为老百姓干活出了劳动力却捞不到一分钱，还丢了保护费的收益，实在是费力不讨好，完全不符合“白猫黑猫”的市场经济法则，所以要逃之夭夭。
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乱象，都是多年一以贯之地推行“猫论”带来的结果！而一些人叫喊的“改革”，其核心思想正是“猫论”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