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意识非常重要。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是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
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认识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如何通过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建构的。
因此，还原女性本真的身体，即去社会化、意识形态化成为女性书写身体的一个重要目的。
01
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一个新的认识，即认为对女性身体的译读是一种权力之争的空间。西苏的名言，“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应该被人听到”，似乎成了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某种寓言，也是某种出发点。在西苏看来：“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
应该说女性在颠覆男权这一战役中首先采用的*器武**是身体这并不偶然。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即：写女性自己的身体。这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写作的是女性，也即叙事主体是女性；其次写作的主体对象是女性，也即叙事的主要客体是女性。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专属女性的领域，它具有男性不可窥测的一面。
关于身体，在布鲁克斯看来它本身是一个文化的建构，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建构。也就是说身体本身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它之所以有了各种各样的内涵，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文化的象征，赋予了它各种各样的权利的关联，因此，身体是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化的。
就像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力，她是没有身体的——没有她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是看她的男人们社会性的、幻想性的建构。又如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是试图在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式的文本中，摸索着建立一种关于个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的符号学。
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中，比如宫廷诗、花间词等，多数是把女子作为描摹的对象，这种对象的处理实际上是把女性与物等同，即女性被他者化。
而九十年代的女性叙事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叙事的一个点，这是颇具意味的，它不仅仅是对女性压抑地位的一种反抗，更是一种企图为女性立言的手段。因此，女性的身体成为女性解放之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02
可以说“裸呈”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挑战。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叙事关于身体这个课题的探讨大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摸索阶段。
这里以铁凝为例，她对于女性身体的探讨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玫瑰门》中司漪纹呈露在公公面前的女体是一种作为对公公所代表的权利的反抗，也是作为女性抗争最初和最终的*器武**。而竹西的裸露则是一种女性对于自身身体美的发掘和认知，它优美而强悍，是与蓬勃的生命力相连的。
而在《麦秸垛》里，沈小凤的失踪似乎是铁凝的心病，也即对于女性实现性自由之后的结局该怎样。应该说她的失踪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铁凝在探讨女性实现身体、性的自由的问题上，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也即她并不知道这种身体的自由到底能走多远。
《棉花垛》中通过米子、小臭子，探讨了女性身体的物质性和无知性，她们的放纵的裸呈仍然是他者化的，物化的。而乔的裸死似乎揭示了女性对于自身的性在强大的男性权利阴影下的惊慌与恐惧，这是一种原始的恐惧。类似的《润七月》也给读者一种女性的阴影，即女性身体对于男性眼光的恐惧。
应该说铁凝这一系列的对于女性身体的探讨对于九十年代女性叙事对于身体的关注是有发轫的意义的。
直到99年《大*女浴**》的出版，尹小跳似乎跳出了铁凝之前的困惑，裸呈的小跳是自信的、自我的、主体化的，通过自身人格的升华，女性的身体回归内心，或者“内心深处的花园”正是女性通过身体的革命所要到达的目的地，这样的身体才不会是空洞的，女性为获得话语权所采取的手段，她找到了出路。
其次，相对铁凝以第三人称洞窥女性身体的理智和谨慎，陈染、林白的写作则更多是感性的、私人性的，或者说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也可以说她们代表的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她们注重表达女性的一己之感，采用自传或半自传的叙事手法直接把女性的身体以及身体微妙而独特的感受推到读者眼前。
她们已经不是用一种局外的眼光和心智，而是直接诉说自己的身体，用文字记录女性身体，试图撰写一部独属于女性的历史，这是一种弥补女性在历史上永久缺席的努力。因此，她们笔下的身体被赋予了颠覆男权视野下对于女体的色情的、卑贱的、物化的定义。她们是在男性象征秩序之外无功利地自由行使身体的权利、探测自身奥秘的证明，被论者定义为“女性自恋的神话”。
因此，她们的叙事常带有决绝和权威的性质，不仅仅是为获得一种话语权。
戴锦华、孟悦在八十年代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努力，在陈染、林白这里获得了另一种表达。在盛英看来陈染、林白小说里涉及女同性恋、自恋*慰自**等性活动、性走向的叙描，实际上也是争取女性性权利的另一种呈露。[11]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说吧，房间》等，陈染《私人生活》、《潜性逸事》等作品中关于女性身体体验、以及同*爱性**的书写，都体现了女性对于发掘自身身体、获得自我的一种愉悦的体验。
最后，这种对于女性身体经验的稍嫌露骨的描写似乎也提供给了男性一种窥看的理由。女性身体和性被商业化的事实，大概也是肇始于此。
这种露骨，就像男性视野对王安忆“三恋”的愤怒与不满，原因绝非仅仅是对女性这种话语权对自身权利的消解的惊恐。而这种对女性身体大张旗鼓的呈露，到了卫慧、棉棉的笔下，竟致演变为一种卖弄、一种商业化的炒作。
身体，成为粗俗性描写的载体，裸呈的女体成为卖点，最后，女性身体重新陷入被利用被制作的窠臼里。
女性身体的商业化，此为中国九十年代女性叙事革命之路的一次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