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人类是唯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其他物种施以阉割术的动物，也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身或同类性别特征的动物，其用以改变性征的技术手段也是阉割。追溯阉割的起源，我们会发现，人类祖先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历史是一段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过程，而自从掌握了植物动物的驯化技术以来，就在数千年的短暂冲刺中，一下由原始人跃入了文明。也就是说，对动植物的驯化导致人类本身的驯化。至于究竟是人类从阉割动物的过程中找到了阉割自身的方法，还是通过自身的阉割推及对牲畜的阉割，至今也难有定论。

开创阉割文化先河的中国先民

阉割在本质上既是生物-物理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其时空分布也很有特点，在某些文化的特定时期流行，在某些文化中受到强烈排斥，在某些文化中与文明的进程相伴始终。从有关阉割术的记载时间来看，西方最早的相关著作是亚理斯多德的《动物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书中提到猪与驼的去势。中国文明的起始标志——甲骨文中便已有阉割术的明确例证，其时间早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古书《周易》中提到阉猪性温顺，虽有利牙却不伤人。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阉割文化，对其国家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改变动物的野性和狂暴，中国先民除了在驯化史上采用阉割术，还发明了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即以强迫的手段限制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使之完全处于人的监管调控范围之内。“牧民者”从牧畜经验中得到的阉割术与圈养术转而施于人，演变为残忍的文化控制手段。从古汉语中有关人和动物阉割的词语来看，华夏先民对阉割的认识显然大大领先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其分类之具体，区别之细微，绝无哪种民族文化和与之相比。汉语中对动物施以阉割的别称就多达十几种，而英语中仅有一二种。阉割现象的历史紧随着两足动物的进化足迹，直接切入人类文明的进程，衍化出蔚为大观的阉割文化。然而，直到20世纪初叶精神分析学问世之后，阉割问题才第一次出现在当代思想史的舞台上。

弗洛伊德从他的临床实践中捕捉到一种现象，经过精神分析式的理论发掘，从中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阉割情结，并大胆猜测：在人类家庭的原始时期，忌妒而残忍的父亲实际上常常对发育中的男孩进行阉割。那种作为原始人习俗的，在人的青春期频繁实行割礼仪式，也是一种阉割的遗风。对阉割的惧怕，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病形成的最常见最有力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阉割是否真实进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恫吓，而男性在儿童时期真的相信它，青春期的割礼——尽管不是阉割——但作为具有纠正和惩罚意味的割礼，也成为男孩青春期的阴影。

女性是被阉割了的男性吗？

吉泽·若海姆在他的人类学的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人有许多根本不穿任何衣服，也不存在文明社会中普遍的对性器官的羞耻感和与之相应的好奇心与神秘感。但在那里也发现了以性器官为中心的仪式行为和阉割观念。更奇特的是他们有一种以男性本位的妇女观：把女性视为被阉割了的男人。这在某一角度也佐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的“阉割情结”体现在对自己不具有男性性器官的某种缺失感，她们长时间地相信自己也可以获得跟男性器一样的东西，这种愿望一旦不能达成，便会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被升华或转化为某种不顾一切的动机或献身于知识或职业发展成女强人。

原始神话以天真无邪和自然而然的态度面对人类性别的差异，相形之下，文明社会中保存下来的神话由于经过道德和宗教观念的过滤改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回避性的表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性主题尚未完全隐退，在表现神灵家族中的父子代际冲突时，常看到以阉割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在希伯来和中国神话中，基本上把性主题和性器官从前台排斥了出去，成为被压抑到集体无意识中的东西。文明社会之意识形态与史前社会意识形态相比，似乎是一种被阉割的东西。

进入文明社会，出于“文”的需求，赤裸裸的性器官及其血淋淋的阉割逐渐被逐出意识的舞台只是那种罪与罚的因果关系依然世代传承下来，并以宫刑的法律化形式留存在现实之中。中国历史上，直到隋朝的的文帝开皇年间，宫刑才被明令废止，从官方的法律条文中删除。然而法律上的废止不等于现实中消失。洪武九年，朱元璋曾下令把修造南京皇宫的两千工匠尽数阉割，幸亏臣下力谏，才使两千男子免遭宫刑之难。可见，阉割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文明社会中依然被权利所利用，成为统治者息怒泄愤的个人选项。

阉人的社会需求

阉割不仅出于惩罚罪过的单方面需求，还可以作为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的有效调控手段，非洲的一些农业社会中流行一些残酷的女性阉割方式，部分或全部阉掉女性阴核、实行外阴缝合术等等。受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启示，学者们意识到此类奇风异俗的文化效应，为维持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的比例平衡，其终极目的是保证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人口激增而下降。

阉割还可以满足某些特殊的社会性职业需求，西文中“阉人”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其原义为“守床卫士”。是古希腊人指称东方宫廷中那种侍卫职业，由于宫中侍卫这个职业在帝王看来需要忠诚可靠，并且对后宫嫔妃不构成性威胁，所以古代王室流行对侍卫施以去势术的习俗。这是“守床卫士”一词最终转义为“阉人”的职业背景。中国古代宫廷中由阉人充当的职业明目很多，故有奄人、寺人、阉尹、中人、中宫、内臣、内监、太监、宦者等等。在古埃及、波斯、巴比伦、印度等国家都流行过类似的官方职业。

对阉人的另一种职业需求是歌手，在音乐领域为了让歌者保持其男童声音，在他青春期前就对其进行阉割。这种残忍的习惯源自罗马天主教堂禁止女性加入教堂吟唱，需要男性扮唱女高音。阉人歌手的存在为现代作曲家重写歌剧带来困扰，因为用正常女性和男性的声音都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它们都缺乏阉人歌手那种独一无二的音色。职业阉人在西方文明中的废止时间与中国的宦官制度终结时间大致上同步，而此种男唱女声的现象在中国戏曲中，不用生理上的阉割改造，男演员也能用尖音假嗓唱出充分女性化的声音。

阉割对文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复杂而多样的。作为文化现象的阉割并不排除某种生物学根源的可能性。根本性的差别不在于毁伤男性器官的程度，而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能够把这种毁伤同类性器官的争斗手段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化的技术，并出于种种目的大规模运用此技术，这已经不能说仅仅是男性生理的一大悲剧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