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
刘志清
钱钟书先生大名可谓众所周知、声名远播。一部小说《围城》就是深刻揭示世态炎凉的画卷，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以此，我从老先生的《围城》说开去。
其实，《围城》仅仅是钱先生一生中唯一把玩了一次的长篇小说，而且是仅把玩了一回就能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对我来说这也太神奇了吧？简直让人真是不可思议。纵观近当代中国文学史，我认为是无人再能出其右之才的人了啊！可以说明，没有洞彻人性真知灼见之心，没有穿越人性之旅的宇宙思维之辩，没有超越时空目光之炬，是不可能成为深层次揭示出一个虚伪时代的断章，成为划时代的问鼎之作。
可以说，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意蕴深厚、耐人寻味的小说。在这本书里，有人读到了“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劣根性。”有人认识到中国某一部分社会的弊端，有人看到了中西文化中的丑陋，有人悟到了人类心理的某种共通性。笔者认为，从作品的整体构思和造成人物悲剧的因素来看，《围城》是一部探讨现代人类命运深含哲学意蕴的现代主义杰作。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全书中心象征体的文风是解读小说“围城”的关键：
1、小说中的“围城”意象：首先是指婚恋问题，用书中的话来表述，即婚姻如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其次，是指书中主人翁方鸿渐生命中更广泛的“围城”：即学业和事业。方鸿渐不想拿博士，只想痛快游学，但不得不买一张假文凭，想在三闾大学认真教书，却被校长无情地解聘，最终的结果是学业未成，事业颓废。
2、人生处处是围城：“围城”二字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时代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是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但作者以小说的语境氛围，通过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困境的进一步关照，深入反思了有关人类和人生永恒性的问题，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体味出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与终极关怀。
二、“生命”围城的悲剧性：
一是进与出的困境：在《围城》中，不管是对于爱情、事业，还是婚姻、家庭，作品中的主人翁方鸿渐所追求的目的，最终都是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全书处处设置着人生“进”与“出”的选择和困境，弥漫着出入“围城”的悲剧气氛，从而体现出人类生命的尴尬与荒诞。
二是人生的边缘：在长篇小说里，作品的悲剧情结拓展了作品的领域，从而提升了作品的层次。钱钟书先生在文章中曾怀着沉痛的心情，描写出方鸿渐在这样的处境中的感受：”人人好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这种孤独感包含了人类内心深处灵魂的寂寞，又有对世界、对人生希望的虚无感觉。
三是独特的人生观与哲学观：1、与同时代作品相比，钱钟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和解剖人的劣根性。2、从探因方面来说：通过从钱钟书的游学经历，来探讨《围城》中所体现的西方文化，散发出来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光芒。
有学者称之：钱钟书先生的经典之作《围城》，向我们揭示了以方鸿渐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爱情、事业、家庭上面临的人生困境。作者以《围城》文本为出发点，从社会的压抑、文化的冲突和人物自身性格的矛盾等三方面，解析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的悲剧成因，从而深刻体会其悲剧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就是摆在今天的当下来说，仍然是一面能映照当下人性生态的时代明镜。
有时，我真悟不明白，如果钱老先生在小说创作上再用一番心力，绝对能弄出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钱钟书长篇系列小说文集”之类的大部头来嫌几个钱，而且嫌的是咱小老百姓望尘莫及的大钱。这与当下那些全凭雕虫小伎骗取百姓银两和社会荣誉的伪道学者们相比，以沽名钓誉，用假名、假学、假功夫、假把式等形态，戏子加*子婊**等作派，去迷惑从众人群的那些魑魅魍魉之徒相比，钱先生就是钱先生，可以一个“不”的文人风骨，从此自我结束那些热闹非凡的所谓”文坛“过程，让今天的人们对他的学识与风格始终成为一个“谜”。
谜就谜在钱先生在抗战后的上海孤岛和沦陷区，创作包括《围城》以外的一些散文和小说，出版过散文、短篇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之后，从此，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方面的华丽转身，是他人生观念上的一次大转变。所以说，观念决定认知，认知才会有所行动。如果他当时没有远离喧嚣处世心态的认知，另辟蹊径的勇气，就很难有后来独树一帜的风景，开宗立派的举动。因而，一个内省自知的动力，使钱先生最终成为了一代宗师，树立了“钱学”的时空地位，成为多少人都无法超越的“中国文化的昆仑”。
因为“钱学”不仅仅属于中国，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世人对他博大精深的学术喻为“中国文化的昆仑”并非夸大其词。下面，让我们一起到“钱学”的海洋中去沾点书香之气吧。
“钱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对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来说，真正能读懂并了解“钱学”内涵与广博学问的人并没有几个。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用“真”、用“心”、用“诚”、用“神”去感知、去分析、去批判评说的“实学”之道又有几个？。甚至不怕你见怪，在思想文化或“文、学、言、论”的领域里，它无数次地证实了：别人有的，我们民族也有；洋人想过，我们早想过！“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系辞》中的这几句话，是“钱学”探讨共同“文心”、“诗心”的一个理论根据。
不是吗？现代派讲“意识流”，我国古人讲“思波”；西方文论标“想象”，我国古人则由“死象之白骨”而“想”其生“象”活“象”；“嗒嗒派”创“同时情事”诗体，我国明清人叫“话分两头”……林黛玉断气，贾宝玉结婚，正是“同时情事”；西方文艺心理学说“距离感伤”或“时空心理”，孔子登高山而悲叹或所谓“颜渊白头”，早已是先知先觉。黑格尔哲学论“正、反、合”千言万语，老子哲学有“反者道之动”之论，五字包括。甚至连弗洛伊德的当世“显学”，我国古人已早示端倪……。总之，“钱学”是这样一门学问，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超越心物对抗的二元性而达到“鉴赏移情”之圆融者，未可一窥其斑之奥妙也。
其实，“钱学”者，不是“钱学学派”或“钱钟书研究”之称，也不是用《围城》或《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写成的八股文，而是钱钟书先生全部著作的总称，主要体现在独具魅力的“钱学品格”上。一种融学理、学养和人生阅历镕铸的非凡境界：包融着知识化、科学化、人格化的境界；哲学、美学、诗学的境界。而决不是脱离人生、人心和社会的玄谈空议。（陈子谦语）
所有了解钱先生或认真读过他的书的人都知道，先生对于学术以外的毁誉是不大介意的，无论是“心服之赞词”还是“心痒之恨词”，从不当作一回事。尤其对于那些大而无当的“褒夸之词”，他认为只不过是矫情缘饰而己，望而却步。欲提高我们民族的鉴赏力（审美能力和思辨能力），读钱先生的书的确会受益非浅。然而，学术文章乃天下之公器，会心者可以得运之，不会心者读到死也不过是“两脚书橱”之造型罢了。否则，正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钱钟书先生习性最明显的特色，就是“钱学品格”最现实的卓越证明，也是无与伦比的美学高地。
从80年*开代**始，专致“钱学”之研究者陈子谦先生曾对我说：凡从事学问研究的大多都有一种体会，学问之事绝不是大喊大叫的东西，它有自己特有的属性，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和接受的属性。它甚至是令人十分苦恼的事，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持之以恒。钱先生把读书作学问比喻为叫驴推磨，苦了累了，抬起头来自我嘶吼几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埋头推磨，直至被挥鞭者认为“驴已老矣，该御磨杀驴”为止。
当然，在做学问的队伍里面，不泛也有许多滥竽充数之徒，把做学问当作附庸风雅的“时尚品”。尤其那些以所谓专家、学者自喻的“假道学者”们，一旦感到做学问与当和尚、道士、尼姑一样的清苦时，厌倦后悔者大有人在。有如朱熹体说的“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的情绪出现时，干脆捐书不读。而真正的读书人、学问家，是不会有如此悔恨之感的。他们甘于寂寞如钱钟书之辈等大贤一样，不会为外物所诱惑，而以“内心本自足，非欲勿外求”的心境与洒脱，在自我修行的过程中，享受宁静之远的人生探询之路。大翻译家傅雷先生有句名言：“没有肉体的静止，不可能有思想的深刻”真乃至理名言。
然而，“钱学”也不是什么神秘宗言，既非“神龙”，也无须“参禅”方可入道。钱学乃“通人”之学，无法有法，有法无法。只须老老实实地去读书，去思考，便可渐窥旨趣。但你要想把握好“钱学品格”，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企及。这主要是我辈的心境、才情，已无法与先生那一代人所能同日而语。才——不足以融贯中西，学——不足以变通古今。对“钱学”能“墨守”一二，而不“失守”三四，也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钱学”的认知，我曾得益于同乡陈子谦先生的引导。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赶考成都“中戏考场”的报名之时。在成都闲瑕之中，慕名专程拜访了陈子谦先生。相处有半月之久。从那之后，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学者与学问的概念。二人虽无传统拜师之礼仪，但心中却有了师徒之实。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与陈子谦先生尚在书信往来。每次接到他的回信，都是以书法行楷之笔赋我，并以半文言文示我。每次回信之中，在言词之间饱含着真切的励志之语，仿佛让我感到“你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
记得其中有一封信笺中对我是这样称赞道：“后生可畏，当非虚言。以弟之少年才气，日后定能发黄钟大吕之声，亦不可小觑也！”这是当年青春之时的我，得到了誉为“钱钟书第一大高徒”的陈子谦先生的赞誉与鼓励，让我受益终生。从而也坚定了我在文学之路上的信念与追求。可以说，子谦先生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让我在“入世与出世”的过程，无论遇到多少困惑与阻力，我总是以笑对人生的态度，“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后悔！”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有时，精神无形的力量会让人气脉通畅，内心充盈，信念坚定。让我在敬仰钱先生大智慧的同时，感受到陈子谦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身后，支撑我后来的人生力量一往无前。然而，仅此一次当面聆听子谦先生的教诲之后，因种种因由，我出行*疆新**以求生计，从此失联，再无机缘相见。但在我心中，念念不忘的陈子谦先生，实乃我文艺理论的启蒙导师。
几年前，听说他在完成专著《钱学论》并出版之后，我特意在书店购得一本，视为难得的珍藏之物。近年方才知道，先生已于2008年8月13日因病离世了，让我倍感惊异。每每想起与陈子谦先生短暂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深感一位真正学者的治学理念与治学态度，让我的一生以此为楷模！从此“世上无子谦，人间存《钱学》“。
如果说天堂有相会的地方，那一定是子谦先生与钱老先生忘年之交畅怀之圣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