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艺术在我国源远流长,先秦寓言、古代诗歌以及历史散文中均不乏见,但用以展现小说中的世态人情则始于晋代而盛于明清。其中《*瓶金**梅》的讽刺尤为辛辣恣肆,其深刻广泛的社会意义与悲喜兼备的表现形态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讽刺的社会功能与艺术魅力。唯其如此,鲁迅先生才不无嘉许之辞,所谓“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
《*瓶金**梅》中最为常见的是用喜剧性讽刺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马克思认为喜剧对象的特征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喜剧性的旧事物实质上是“指望以外表的充实及有现实意义来掩盖自己内在的空虚及一无可取。”(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笑笑生的创作实践正与这类理性论述暗合。他笔下的不少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喜剧特征。或者言语和行动自相矛盾,或者作态跟实质截然相反,以致给人以滑稽之感。尽管作者对这种不和谐的谬误并不直接加以评论,但读者却能强烈地感受到其内在的可鄙可笑。
如西门庆有一次与应伯爵谈到他对于同僚夏延龄的不满:
“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他贪滥蹋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
一个靠行贿才得一官半职的恶棍居然议论另一赃官“贪滥蹋婪”、“不问青水皂白”,并大谈什么“刑条”、“体面”,岂非咄咄怪事!
又有一次他对吴月娘谈起林太太的儿子王三官时,也是一派正人君子的口气:
“人家倒运,偏生出这样不肖子弟出来。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见入武学,放着那名儿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自东京六黄太尉侄女——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把他娘子头面都拿出来使了,今年不上二十岁,小小儿的,通不成器!”
这一席冠冕堂皇的话却是出自一个一惯作奸犯科的*狼色**之口,不是令人忍俊不禁吗?难怪吴月娘听了也抢白他是“乳儿老鸦笑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至于他与狎妓的蔡御史互相标榜以王羲之、*安谢**石的情景,则更是一出把肉麻当有趣的滑稽剧,使人在笑声中看透这类禄贼伪人的丑恶本质。
在《*瓶金**梅》所展现的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中,有的人物虽然出场甚少,但同样能以其强烈的喜剧性而令人难忘。右相李邦彦便是如此。当杨提督被劾倒并殃及西门庆的亲家陈洪时,西门庆自知不妙,即派来保等人打点着金银宝玩进京斡旋。这时蔡京“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故李邦彦独掌“阁中之事”。来保于是通过蔡京之子蔡攸的关系与蔡府管家高安一道去李府拜谒:
高安就在傍边递了蔡攸封缄并礼物揭帖,来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邦彦看了,说道:“你蔡大爷分上,又是杨老爷亲,我怎好受此礼物?况你杨老爷,昨日圣心回动,已没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参语甚重,已定问发几个。”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面写着:“……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椽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乞敕下法司,将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来保等见了,慌的只顾磕头,告道:“小人就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则个!”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
这又是一个仕途蟊贼的典型,刚说罢,“我怎好受此礼物”,旋即便“收上礼物去”,尤其荒唐的竟“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以子虚先生冒名顶替朝廷要犯而居然能瞒天过海,这不仅揭露了权相的装模作样与贪赃弄法,而且也是对虚伪腐败的封建法制的绝妙讽刺。
在表现人物言行、表里之间的强烈反差时,笑笑生有时还借助于不和谐的环境气氛以加强讽刺色彩。如对王招宣遗孀林太太便是在多方对照中披露其病态人格的。她第一次与西门庆幽会时,一边说什么“争奈妾身未曾出闺门,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一边却“眉目顾盼留情”,进而“笑雨嘲云”、“挨肩擦膀”。而他们苟合地点却是在招宣府的“节义堂”内。这之前,作者曾以粗细结合的笔墨渲染出一派正统肃穆的环境气氛:
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汾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就蟒衣玉带,虎皮交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傍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无论是祖爷画像的气派或匾额及对联的内涵,都与林太太与西门庆的苟且偷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既是对这位诰命夫人急于解决性饥渴而又偏要自立“贞节牌坊”的畸形心态的有力揭露,也无情地嘲弄了封建纲常礼教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笑笑生讽刺的笔锋不仅针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作伪者,而且砭及众多看似卑卑不足道的无耻之徒。譬如陶老者看热闹便是一个喜剧性场面:
须臾围了一门首人,跟到牛皮街厢铺里,就哄动了那一条街。这一个来问,那一个来瞧,都说韩道国妇人与小叔犯奸。内中一老者见男妇二人拴做一处,便问左右站的人:“此是为什么事的?”旁边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者点了点头儿,说道:“可伤!原来小叔儿耍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那傍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说道:“你老人家深通条律,象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那老者见不是话,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
陶老者自身*伦乱**却还若无其事地议论他人,结果引出尴尬的局面而其丑态益彰。在*欲人**横流的时代,“陶扒灰”现象无疑是有典型性的,它与西门庆、林太太等道德沦丧者的淫糜伪善、恬不知耻相映相足,使人看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病态,从而表现出作者忧愤的深广。
《*瓶金**梅》的讽刺之妙还体现在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提炼出颇含滑稽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
有些市民生活中含有乖谬因素的细微末节原本不引人注意,但经作者“特别一提”,其可鄙可笑及不合理的实质即昭然若揭,并由此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试看书中不少喜剧性人物都是伴随着生活细节而跃然纸上的。
第十二回写应伯爵等人请客的场面就十分细致而富有谐趣。作为食客,应伯爵等怎么会慷慨地解囊请客呢?原来李桂姐当众讥讽应伯爵等“从来不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于是激起众食客的“豪举”。应伯爵率先“向头上拔下一根闹银耳斡儿来,重一钱”,然后有“谢希大一对镀金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旧汗巾儿,算二百文长钱,孙寡嘴腰间解下一条白布男裙,当两壶半坛酒,常时节无以为敬,问西门庆借了一钱成色银子,都递与桂卿置办东道,请西门庆和桂姐”。区区微物或借来的零钱与他们发狠做东道的口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好笑的还有席终后的情景:
临出门来,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应伯爵推斗(逗)桂姐亲嘴把头上金啄针儿戏了,谢希大把西门庆川扇儿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里照脸,溜了他一面水银镜子,常时节借的西门庆一钱八成银子,竟是写在嫖帐上了。
笑笑生通过这些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示出这些好占便宜、悭吝寒碜而又要打肿脸充胖子的市井小人的卑琐人格。
王婆唯利是图,无油不揩的性格特征也每每见于一些典型细节中。请看“王婆打酒遇大雨”这段文字:
且说婆子提个篮子,拿着一条十八两秤到街上打酒买肉。那时正值五月初旬天气,大雨时行。只见红日当天,忽一块湿云处,大雨倾盆相似……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买了一篮鱼肉鸡鹅菜蔬果品之类,在街上遇见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巾裹着头,把衣服都淋湿了。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云飞来家,进入门来,把酒肉放在厨房下。走进房来,看见妇人和西门庆饮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饮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湿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赔我。”西门庆道:“你看老婆子,就是个赖精。”婆子道:“我不是赖精,大官人少不得赔我一匹大海青。”
自家带秤购货以求等价交换,这在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原不足为怪,问题在于王婆用的是一杆特制的“十八两秤”,买一斤可占二两便宜。还令人发笑的是衣服淋湿了竟要讹人一匹大海青。这两个细节相映成趣,活画出王婆刁钻贪财、歪搅蛮缠的市侩兼媒婆的本色。
《*瓶金**梅》中的讽刺性细节尽管给人以细致精微之感,但文笔却大都简洁凝炼而无拖泥带水之弊。不少场合,细节描写仅寥寥数笔,便使病态人物无以遁形。如西门庆的书童男扮女装向众人劝酒时,应伯爵也斟酒要他吃,他先是说“小的不敢吃,不会吃”,接着“只顾把眼看西门庆”,得恩准后才“慢慢低垂粉头,呷了一口”。真是要言不烦!在此,一个缺乏独立人格、安于卖乖作态的“男妾”顿时呼之欲出。再如韩道国出场的细节也写得维妙维肖。一大清早他便“穿着一套儿轻纱软绢衣服,新盔的一顶帽儿,细纲金圈,玄色缎子履鞋,清水绒袜儿,摇着扇儿,在街上阔行大步,摇摆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正当他“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向人吹嘘如何深得西门庆赏识时,忽来人说出王六儿与韩二被捉奸的消息,他听了“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话没说完便“慌忙而去”。一派市井之徒的庸俗鄙陋与轻狂浮躁。当他去*院妓**找应伯爵出主意时,“伯爵吃的脸红红的,帽檐上插着剔牙杖儿”。两句话一个特写镜头,便是一幅帮闲食客的绝妙写照。还有些“皮里阳秋”的文字,单从本回本节尚不易领会作者讽刺之妙,但如联系其他场合下的有关形象,便不难悟出意匠之所在。如对“春梅正色骂李铭”一回,我们就不宜只囿于一时一事而把它当正面文章去读。
李铭本是丽春院的乐工,也是西门庆的二房妾、*女妓**出身的李娇儿的胞弟,被西门庆请到家中教授春梅、玉萧等人演奏乐器,只因将春梅的手“略按重了些”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那月娘房里玉萧和兰香众人……都往对过东厢房西门大姐房里掴混去了,只落下春梅一个和李铭在这边教演琵琶。李铭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宽,把手兜住了。李铭把他手拿起来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来,骂道:“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戏调**我?贼少死的王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哩?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的手来了。贼王八,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等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贼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王八来?撅臭了你这王八了!”……李铭唬的往外去了,春梅气狠狠直骂进后边来。金莲正和孟玉楼、李瓶儿并宋惠莲在房里下棋。只听见春梅从外骂将来。金莲便问道:“贼小肉儿,你骂谁哩?谁惹你来?”气的春梅道:“情知是谁,叵耐李铭那王八!爹去好意吩咐小厮,留下一桌菜并粳米粥儿与他吃,也有玉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玩成一块,对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儿也怎的?玩了一回,都往大姐那边厢房去了。王八见无人,尽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饶了他?那王八见我吆喝起来,他就夹着衣裳往外走了。刚才打与贼王八两个耳括子才好。贼王八,你也看个人儿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教你这王八在我手里弄鬼!我把王八脸打绿了”。
从回目字样看,作者似乎在肯定春梅的正派端庄,再粗看本节内容,春梅似乎也真能注意“男女之大防”俨然一位凛然难犯的贞女,而“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但若联想一下她平素的品性,结合她先后与西门庆、陈经济戏谑以至淫乱并与守备府仆人周义私通的情景加以分析,即不难悟出其人绝非“无缝儿的蛋”。辱骂李铭不过是她的故作姿态而已。其实李铭只是将她手“略按重了些”,她便千王八万王八地骂,并添油加醋地对潘金莲等人说对方“尽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看着我嗤嗤待笑”。可以想见她说玉箫等人“对着王八雌牙露嘴”等等也多含主观色彩。春梅如此张大其词,意在抬高自己的身价,同时也迎合了潘金莲的心理,她知道潘金莲一向鄙薄李铭的姐姐李娇儿。可见所谓“正色骂李铭”不过是一场一举两得的喜剧表演,只能体现春梅的装腔作势与势利、刁横。有人认为骂李铭一节文字表明春梅开初还是有一定的贞操感,能正色防邪云云,这是由于没有兼顾其他场合的形象并透过表层深入内涵去评人论事,未免失之以偏概全,以致误解了作者的讽刺手法。
吴月娘虽然不同于潘金莲、庞春梅的淫恶,但对她性格中的弱点,笑笑生同样有所揭露。譬如对春梅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她的浅薄与势利。对此,我们也须要通过前后比较来体会。
当初吴神仙相面时说春梅“早年必得珠冠”,她却轻蔑地说:“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后来春梅被卖到周府,果真当上守备夫人,因替潘金莲上坟而与吴月娘邂逅永福寺。这时吴月娘一句一个“姐姐”,说什么“一向奴多缺礼,没曾看你,你休怪”;听春梅谈到今后要“往家里走走去”,她又不安地说:“我的姐姐,说一声就勾(够)了,怎敢起动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当春梅游旧家池馆时,她更是谦恭有加。忽而吩咐两个*女妓**“把好曲儿孝顺你周奶奶”,忽而又叫她们“斟上酒你周奶奶吃”,唯恐侍候不周。春梅越是以礼相待,她越是拘谨不安,言辞不当,显得过分殷勤而又笨拙可笑。
以上喜剧形象几乎全是通过客观冷峻的写实来表现的。作者既未纵笔夸饰,也没游离于情节去另发议论,而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潜在的揶揄之情。这颇类似于中国画中“以形写神”的白描技法。
客观冷峻的写实固然是喜剧性讽刺中有效而可贵的表现形式,但有时为了凸现生活现象的实质或人物性格内涵中最本质的特征,也可以艺术地夸张。关键是要夸不失真,夸以传神。《*瓶金**梅》中不少传神的人物描写便也带有夸张色彩。有时笑笑生简直是用类乎漫画的写意笔法去挥写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第五十三回中西门庆与钱痰火拜神的情景,便仿佛一幅杰出的讽刺漫画:
钱痰火通陈起头,就念起入忏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礼”来,看他口边涎唾卷进卷出,一个头得上得下,好似磕头虫一般,笑得那些妇人做了一堆。西门庆哪里赶得他拜来,那钱痰火拜一拜,是一个神君,西门庆拜一拜,他又拜过几个神君了。于是也顾不得他,只管乱拜,那些妇人笑得了不的。
钱痰火是个痰火很重的蹩脚道士,其形态动作本身就滑稽十足且令人恶心,而西门庆却甘受愚弄,步趋之际动作又极不和谐,因此更显得荒唐可笑。唯其笔势奔放,情溢辞外,才将本是市井棍徒的西门庆那鄙陋无知的内在本质,表现得如此鲜明生动。其他如无赖儿白来创穿戴的寒伧奇特、老丫头玉簪儿装束的俗不可耐、佛堂上众和尚乍见潘金莲时的“七颠八倒”、酒席间应伯爵“如线儿提的一般”起坐不停等等,无不洋溢着夸张的情味与嘲谑的语气,由此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还有些夸饰表面落笔于场景,机锋所向却在人物。如西门庆在太师府所看到的情景:
但见: 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门前宽绰堪旋马,阀阅嵬峨好竖旌。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栋;醒酒石,满砌阶除。左右玉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罗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悬挂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弹短铗尽皆名士。……又走过几座门,转过几个湾,无非是画栋雕梁,金张甲第,隐隐听见鼓乐之声,如在天上一般。
这里,绘声绘色地表现出蔡京府那种奢靡豪华的气象。与其说这是太师官邸,倒不如说更象珠宝商场内辟秦楼谢馆。笑笑生用这种夸而多讽的笔墨,充分烘染出生活现象的本质。从侧面映托出朝于斯、夕于斯的主人的精神面貌。
喜剧性讽刺中的夸张与白描虽然特色各异,但目的却都是为了揭示事物的内在实质。因此二者不难和谐统一,相辅相成。如上文所涉及的西门庆拜神的夸张性描写之前,原本就还有一段类似白描的文字:
西门走出来拈香拜佛,书童背后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气象。钱痰火见主人出来,念得加倍响些。那些妇人便在屏风后瞧着西门庆,指着钱痰火,都做一团笑倒。西门庆听见笑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发话,只顾把眼睛来打抹。书童就觉着了,把嘴一努,那众妇人便觉住了些。
这里,钱痰火的装模作样、西门庆的郑重其事以及妇人的轻狂、书童的乖觉,都写得自然逼真。正由于有这一段细节描写作铺垫,后面富于夸饰色彩的特写镜头(上文已录)才不显得生硬、陡然,而具有由微而著、由渐而烈的层次感,从而逐层递进地揭示出西门庆这个金玉其外的千户,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愚夫浊物。
讽刺艺术中除了喜剧形式之外,有时还以悲喜剧的形式出现,即喜剧深层蕴蓄着巨大的悲剧成分,欧洲启蒙主义者谓之“流泪的喜剧”。《*瓶金**梅》中也颇不乏这种悲喜剧性的讽刺,不少被*辱侮**、遭损害的小人物的喜剧性形态中都隐含着深沉的悲剧内容。
宋惠莲便是一个悲喜剧因素结合的艺术形象。这个来自市井的女佣,为人轻浮、浅薄,慕虚荣,图享受,乏贞操。一进西门庆家,她就仿效潘金莲等人,“把鬏髻垫的高高的,梳的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鬂描的长长的”;和西门庆勾搭上后“越发在人前花哨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全无忌惮”,时而叫傅伙计替她张望卖粉的,时而叫贲老四替她叫住卖花的,时而嗑瓜子将皮儿吐一地让画童替她扫,平常不是买剪裁花翠汗巾之类,就是买四五升瓜子散人吃。其服饰也日益阔气:“头上治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绸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大樨香捅子三四个,带在身边”,俨然贵妇派头。装束既华贵,行动也不再限于锅前灶上,“逐日与玉楼、金莲、李瓶儿、西门大姐、春梅在一处玩耍”。在主子面前也同样得意忘形,她对着西门庆笑话潘金莲不过是“意中人儿,露水夫妻”;元夜赏灯时又公然将潘金莲的鞋套在自己的小红鞋上穿,借以炫耀一双小脚;在看主妇们掷*子骰**时,她也不甘沉默,站在旁边“故作扬声”地说三道四,逞能卖乖,以致被孟玉楼抢白得“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飞红了面皮往下去了”。对她的这些弱点,笑笑生有时带有明显的嘲讽口气,有时则半是欣赏半是揶揄。在花园打秋千最是她春风得意之时:
这惠莲也不用人推送,那秋千飞起在半天云里,然后抱地飞下来。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可人爱。月娘看见,对玉楼、李瓶儿说:“你看媳妇子,他倒会打!”正说着,被一阵风过来,把她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红潞绸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玉楼指与月娘瞧。月娘笑骂了一句:“贼成精的!”
一个身份低贱的仆妇居然如此风光!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与尊卑有序的封建家庭能久长吗?然而浅见的宋惠莲但知飘飘然于眼前的“殊遇”,根本没理会潘金莲、孟玉楼、孙雪娥以及惠祥等人对她忌恨之深;更没意识到私通西门庆与保护丈夫实难兼得。因此发生在她身上的一系列喜剧*生活性**现象后面原已潜伏着巨大的悲剧因素,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出现彻底的转化。事实上,宋惠莲同女眷们作乐园中不久,孙雪娥便偷偷向来旺“透露蝶蜂情”了,致使他醉后口出恶言,随即被积怨已久的潘金莲唆使西门庆陷害入狱。丈夫蒙受不白之冤后,宋惠莲才恍然间从“半天云里”跌落到现实的尘埃上,不再苟安于自己用惨重代价换来的虚荣与享受。整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黄着脸儿,裙腰不整,倒趿了鞋,只是关闭房门哭泣,茶饭不吃”。西门庆去劝解时,被她直斥为“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最终自缢而死。
宋惠莲以死抗争的悲惨的结局意味着她那庸俗浅薄的外表下还深藏着一种贫贱夫妻之间的挚朴情义。这种从下层社会带来的情义虽然平常被污浊的环境和她自身的弱点所掩饰,但当丈夫濒临绝境时,它便因愤火烧尽杂质而以本色突现。难怪贲四嫂说:“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谁家媳妇儿有这个道理?”连曾经同她闹翻的惠祥也无不钦佩地感慨道:“这个媳妇比别的媳妇儿不同好些。从公公身上拉下来的媳妇儿,这一家大小谁如她?”的确,在攀上西门庆的有夫之妇之中,除她而外谁还曾顾及过原夫的死活呢?且不说潘金莲对武大的心狠手辣,即使平和懦弱如李瓶儿,不也是对卧病含冤的花子虚绝情寡义吗?正是潜在的下层民众所常有的感情因素与道德力量,铸成了宋惠莲性格中富于光彩的一面。唯其如此,她的追求与命运才比《*瓶金**梅》中的其他受害者更具有动人心弦的悲剧色彩,使人在笑过她的缺陷之后必然作冷静的沉思,进而重新认识其总体价值,正如作者最后借用白居易诗句对她的叹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但悲剧也不必只限于创巨痛深的惨状悲情,而同样可以象喜剧那样蕴含在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现象中,恰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中所说的:“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瓶金**梅》中的悲喜剧大都也正是以平淡的表象出现。如李桂姐便是一个看似平淡的悲剧性喜剧形象。
李桂姐本是丽春院的年轻*女妓**,开始也曾风光了一阵,西门庆为了迁就她竟将潘金莲写来的帖子“扯的稀烂”,又被她以言相激去家里剪下潘金莲的一大绺头发。她便“把妇人头发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践踏”以求快慰。最使她得意的还是被吴月娘认作干女儿的时刻。当西门庆当上理刑副千户时,李桂姐为了进一步巴结他,便买了礼品去拜认吴月娘为干娘,“把月娘哄的满心欢喜”。一时间她也天真地认为自己果真改变了卑贱的身份。书中展示的先是一个喜剧性场面:
那李桂姐卖弄他是月娘的干女儿,坐在月娘炕上,和玉萧两个剥果仁儿装果盒。吴银儿、郑香儿、韩钏儿,在下边杌儿上一条边坐的。那桂姐一径抖擞精神,一回叫:“玉萧姐,累你有茶倒一瓯子来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一些我洗这手。”小玉真个拿锡盆舀了水与他洗了手,吴银儿见众人都看他睁睁的,不敢言语。桂姐又道:“银姐,你三个拿乐器来唱个曲儿与娘听,我先唱过了。”月娘和李娇儿对面坐着。吴银儿听他这般说,只得取过乐器来,当下郑爱香弹筝,吴银儿琵琶,韩玉钏儿在傍随唱,唱了一套《八声甘州》(“花遮翠拥”)。
高坐炕上的李桂姐此时真有点千金小姐的派头,忽而叫吴月娘的丫头倒茶递水,忽而叫*院妓**的姐妹奏乐唱曲,众人都眼睁睁看着她“不敢言语”。这得意之中除了表现出她的轻薄、浅陋及虚荣之外,也流露出她对自身地位的自轻自贱与急于摆脱固有状况的心理。
可悲的是正当她陶醉于幻想的时候,应伯爵连连让玳安来传唤她到前厅去与众人递酒。而吴月娘怕影响了欢乐气氛,也不便相护,只叫她递了酒快些下来。李桂姐“轻摇罗袖,高捧金樽,递乔大户酒”时,应伯爵又故意当众揭短:“乔上尊,你请坐,教他伏侍。丽春院粉头,供唱递酒是他的职分,休要惯了他!”接着还继续不停地奚落,终于使她无法再眼高于顶而只好正视无情的现实,以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红了脸”。
还有一回,应伯爵居然“把桂姐说的哭起来”。当时李桂姐与孙寡嘴等人被王三官的妻家告到京城,说她们诱使世家子弟吃喝嫖赌。京城发下拘票来捕人,李桂姐只好“云餐不整,花容黯淡”地躲进西门庆家里。应伯爵于是又趁机数相嘲谑。当李桂姐在花园为西门庆弹唱时,他从旁边硬插入一曲《南枝儿》:
风月事,我说与你听:如今年程,论不的假真。个个人古怪精灵,个个人久惯牢成。倒将计活埋,把瞎缸暗顶。老虔婆只要图财,小淫妇儿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觅井。几时把业(孽)罐子填满,就变驴变马也不干这个营生!
应伯爵不愧是老奸巨猾的风月里手,句句针对*女妓**真实处境,深深触动了桂姐内心的隐痛,致使她在不屑置理的对手面前也不禁潸然泪下。可见表面轻松平淡的卖笑生涯其实深藏着无限的屈辱、悲辛。笑笑生对以此谋生的典型人物李桂姐既多嘲讽,亦含同情。作为社会的人,李桂姐诚无个体价值可言,但作为悲喜剧型的艺术形象,她在古代风尘女中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以上论述了《*瓶金**梅》讽刺艺术内涵的深邃与形式的多样,这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不足之处。作者在冷嘲热讽之际往往流露出一些不健康的情趣,从而导致了某些章节格调不高。如授秘药给西门庆的胡僧被写得形容怪异,原来竟是摹拟阳物所致,而永福寺的长老法号“道坚”也是有所影射的,正如张竹坡指出的:“*肖一**其形,一美其号”。其中固然含有对西门庆以及诲淫帮闲的佛门败类的挖苦,但毕竟也因此而大大冲淡了讽刺的严肃性。再如六十九回描写林太太穿着打扮原本客观自然,但随后又插入两句轻薄猥亵的评议,辞气粗鄙不堪,与上下语境极不和谐。这类现象在书中时有所见,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作者的恶趣,不免有损全书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