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作为生物，从胚胎到发育完全，再到逐渐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丧葬文化也是人类独有的传统文化之一，面对死亡与遗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
我国在早期主要以土葬为主，因为在中国的丧葬文化中，人死后需要等待灵魂转世，遗体是不能随意处理的，建国后慢慢以火葬为主，这个方法更为高效环保，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少数民族还流行着*葬天**，水葬，海葬，树葬等等。
人们对待遗体大多数的态度都希望其能够安息，捐献器官这一行为尚且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更何况是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界，成为一名“大体老师”。
而负责制作人体标本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份职业不仅需要丰富准确的医学知识，还需要精湛的实操手艺和强大的心理。
我国人体标本制作师职业的现状与未来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与迷茫。
人体标本与伦理道德的对弈
人体标本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制作人体标本，也就是临床医学界俗称的“大体老师”。
这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通常来说遗体捐献者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有两种归宿。
其中之一的归宿，也是绝大部分遗体，都会被人体标本制作师做成标本供医学生学习使用，当使用到一定年限时会和其他遗体一样火化，进入公共墓地，每年会有学生和老师祭拜。
另一种归宿则是作为商业展览使用，将自己的遗体作为展品在死亡展览中展示，为死亡艺术献身，不过这只是绝少部分遗体，且一般在国外较多。
由于中国传统的遗体文化，如果说捐献器官尚且会被一些人所接受，那么捐献遗体，并且遗体要被做成标本供一批又一批的活人观摩学习， 这就是绝大部分人所不能接受的了。
以一组数据来举例，截止2021年4月，我国器官捐献登记人数突破315万，在过去的2020年中首次突破了百万，可能是由于疫情的肆虐使人们懂得生命的可贵。
即使自己身陨也希望自己的器*能官**救助更多的人，但这组数据仅仅是器官捐献人数。
以北京地区举例，2021年北京地区登记捐献器官捐赠的人数达到11万人，而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为2.8万人，以一叶便知秋。
北京地区作为医疗教育资源相对发达，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 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尚且如此之低，那么放眼全国也可知遗体捐献人数寥寥无几。
职业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历史与现状
人体标本的遗体来源本就稀少，人体标本制作师更是稀缺，事实上这个职业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
人体标本制作师最早可以追溯至1993年的德国，一个名为哈根斯的人体标本制作师在海德堡大学创立了解剖研究所，从此就一直从事人体标本制作。
但最初的人体标本制作的用途大多数都是作为商业展览，直到后来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才将其作为医院和大学学生学习的大体老师。
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哈根斯来到中国投资建厂，在大连市建立了冯·哈根斯大连塑化生物有限公司，大连医学院还将哈根斯聘为客座教授。
哈根斯就这样往返于德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人体标本的制作，直到这时候，人体标本制作的初衷已经完全变了味。
按着哈根斯所说，人死后遗体对医学界做出贡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在他往返于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这段日子里，无数德国人对东方遗体的标本感兴趣。
他也借此机会开了几场全球人体标本巡回展览，以一种商业化的模式对待遗体，这一行为受到了多方谴责，也有人指出他制作标本的遗体来源不明。
国内较为著名的人体标本制作师是王耀，他40多岁才开始接触人体标本制作，并且没有医学背景的他，完全是依靠自学医学知识才得以掌握这门技术，在开始工作时也困难重重，但所幸坚持了下来。
目前国内每年用于标本制作的遗体仍较少，遗体稀缺，标本制作师更为稀缺，这些制作出来的标本绝大多数被用于医学生学习，为我国生物科学，医学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王耀的工作历程看人体标本制作
40岁之前的王耀一直是一名楼层管理员，作为一个楼层管理员，王耀并没有医学背景， 只是通过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接触到医学，并且自学人体血管的构造。
2008年他被人介绍到华西临床医学院工作，正是因为自己对医学的自学，他比一般的医学生对人体构造更为了解，于是成为了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人体标本制作师。
标本的制作本身就是一道复杂的工序，更何况是人的遗体，一般来说一具遗体从最初的状态到能够成为大体老师的程度，一般要经历两年左右的时间，制作过程也很复杂，其中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一般最好的遗体处理时间是死亡后6-8个小时之内，这个时间段的遗体可以保持其肉体不变质不腐烂。
但由于中国的丧葬习俗，一般要为去世的亲人举办丧事，就算再简单举办也要过了“头七”，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还魂日”。
所以一般能够送到标本处理间的地方的遗体，大多超过了6-8小时，这时候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变质，只能将身体上的血肉剔除，否则无法继续制作。
在这个过程中遗体会持续散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这对于制作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在制作遗体标本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首先第一层困难就是生理方面的。
面对难闻的气味，即使穿好了防护服，带了两三层口罩，还有面罩，气味还是会从缝隙中钻进鼻腔，甚至进入到体内。
在剔除血肉的过程之中，这种气味还会伴随着深入处理而加剧，引起人极大的生理不适。
王耀在一开始进行工作的过程当中就要面临这一大挑战。
据他所回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甚至不敢在制作标本之前吃饭，否则真的会有呕吐的冲动。并且在操刀的过程之中，王耀惊讶于手术专用刀的锋利和人体组织的脆弱。
第二个困难就是心里不适。 这涉及到遗体标本制作的第二道工序，那就是将剔除血肉的标本需要进行水煮。这一行为无异于在挑战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行为，那就是烹饪。
王耀在心里不断的安慰自己，这只是制作遗体标本中一个重要的过程，但真正把标本放入水煮之后，随之而来心理异样的感觉也不断冲击着王耀的内心，并且在水煮的过程之中还要一直观察标本，防止其出现任何意外。
再加上整个遗体标本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制作者心理的过程，许多标本制作者在一开始往往无法忍受心理不适，王耀也不例外。
他只能不断的安慰自己，这是在为国家的临床医学做贡献。
第三个困难就是疲劳。 国内的，人体标本制作师本就稀缺，一个经验成熟的标本制作师更是难得，工作量也会相应增加。
王耀在工作中时常加班，他每年制作人体标本的尸体达50具。
本身一个好的人体标本制作就是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制作师集中精力，不出现任何一处纰漏，否则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这个年近半百的细心男人总是在工作异常认真，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关乎到未来学生课堂上的成效。
高强度精细的工作对人身体的疲劳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长时间的加班与年龄的不断增长，都让王耀多次发出放弃的念头。
但为了对得起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为了自己能对国内临床医学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王耀也总是笑着说：“工作累一点没有什么，好好休息就是了，第二天接着干。”
人体标本的最后一步就是加固遗体，也就是通常以整个遗体作为大体老师的遗体，制作师要对其进行骨骼关节连接处的加工与固定，否则人体组织会散开。
完成加固工序后需要将遗体放置在真空脱水的环境中2-5周左右的时间，此时距离生者死亡已经过去了1000多个小时。
两年过后，遗体标本就正式制作完成，可以用于医院和大学医学院的实习生。
学生进行学习，大体老师经过一系列操作的洗礼，终于能够开始“教书育人”，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感谢遗体捐献者和制作师的贡献
有些遗体是自然死亡，而有些遗体是非自然死亡，甚至有的遗体被送入标本制作室时，并不清楚他姓甚名谁，以及他的死亡原因。
王耀不想去问，也无法开口。因为只要进入这间制作室的遗体，都是值得尊敬的。
在制作人体标本之前，制作师们通常会对遗体鞠三个躬，感谢他们献出自己。
在整个标本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师精细、熟练、一丝不苟的工作手法与态度，也是对遗体的最大的尊重。
由于国内的人体标本来源几乎都是自愿捐献，并且这些人体标本最终会流向医学院的学生课堂上，所以学医的学生通常对大体老师尊敬有加。
医学院的学生在学期的解剖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被老师带领认识自己的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是一位特殊的老师： 他们不会说话，不会教书，甚至也没有呼吸， 但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地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临床医学人才。
相较于书本上理论知识的枯燥无味和难以接受，在上解剖实操课时，大体老师精细的人体构造组织往往能够让医学生理解书本中的知识，对医学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每一节解剖理论课，学生们都会对大体老师鞠躬问好以及道谢再见。
大体老师的使用年份是有限制的，他们最终的归宿也和平常遗体一样被火化，只不过他们会被安排到专门的公墓之中，每年老师都会带领医学院的学生进行集体扫墓。
大体老师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也对我国临床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人们的教育水平，素质都在不断提高。
近年来，许多养老院的老人主动联系工作人员，要求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或遗体，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登记了*体器人官**捐献。
因为经历了疫情，每一个人都知道了生命的可贵，都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上许许多多与自己一样善良的人做出一点贡献。
遗体捐献者的奉献精神让人可敬 ， 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同样令人为之称颂。
家人的不理解，工作内容的特殊与强度都在冲击着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内心，有许多和王耀一样的人体标本制作师都默默在一线岗位坚守。
他们也曾想过放弃，但看着眼前的工作，为了能发挥出自己的贡献，帮助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为我国临床医学献出一份力，还是会坚持下去。
以王耀的例子来说，作为一名楼管员，他一开始成为人体标本师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多赚一点工资，补贴家用。
但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这份职业对人类医学的特殊意义，逐渐将身心投入这份伟大的职业中。
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希望为社会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想要去哪儿，人们心中的暖流终将会汇聚成一条长明的河流，温暖着每个途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