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租房缴纳多少税 (在北京租房多少钱一平米才算合法)

在北京租房单人,在北京租房预算1000

你能轻松拿出7400元,只用来支付房租吗?

在北京,实现“租房自由”的门槛为 7400 元。

地铁是北漂们最主要的通勤工具,房子离地铁站的距离是影响租房的关键因素。3月13日,贝壳研究院以北京市6000多个小区、12万套房源为样本,做了一份租房报告。

报告显示,在北京,想要住在距离地铁站1千米内,平均月租金水平要达到 3800元 以上,且每靠近地铁站点500米,单位租金增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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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数据表明:如果你在租房上的预算不足2500元,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距离地铁站3千米开外的地方,找一个单间。

我们以2500为临界点,用受访者能接受的房租收入比上限50%(不到10%的人能接受房租花费占到收入的50%)来换算,月工资低于5000的人,在北京上下班,要先用小黄车或其他方式解决那三公里的路程,接着才能挤上地铁。

考虑到交税和五险一金等因素,月薪6000其实才更符合这个标准:找不到月薪过六千的工作,就不要去北京了。因为即使你花一半的工资用在租房上,通勤也极其不方便。

早在18年,北京平均通勤时间就已经接近45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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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研究证明,那些 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的人,五年内离婚率比不需要通勤的人高出4成。

通勤时间是如何影响婚姻的?

国外有人专门对通勤时间做过研究,还建立了分析模型(Ross & Zeno,2008)。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劳动经济学的“偷懒模型”:

员工通常会把“通勤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过长的通勤时间会让人产生义务加班的错觉,为了平衡掉多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通勤时间长的人,更容易在真正的工作时间内偷懒。

这个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不过即使不被影响工作效率,过长的通勤时间也会挤压掉原本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无暇顾及生活和家庭。借由通勤时间和房租同地铁站距离的关系,我们能从某些角度解读出房租的重要性。于是,月薪6000,这个数字就成了北京的一道分水岭,低于这个数字的人,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接受超出心理承受范围,用超过一半的收入去支付房租,再用仅剩的工资应付生活;要么接受过长的通勤时间,在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中消磨青春,再也分不清工作和生活的区别。

中国是个大国,这里的大指的不是国土面积的大,而是我们都生活在局部。且不说从城市到农村,哪怕是从 CBD 下班后骑车回到几公里外的城中村,生活的面貌、方式、态度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02

要想在北京实现租房自由,即可以租到全市95%以上的房源,对应需要每月房租7400元。按房租收入比接受上限50%(房租花费占收入50%)计算,想要实现租赁自由,月收入至少达到 到手1.5万元

但如果按照人数最多的30%(有44%受访者希望房租花费占收入的30%以下)计算,月收入至少要达到 到手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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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薪酬网数据,2020年,北京税前平均工资为1.3万元。即使按这个数据来算,北漂们仍普遍无法实现租房自由,他们租不到满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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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薪酬分位值,这个平均工资已经属于高分位了。最能代表普通人工资水平的中分位其实是 税前8000元。 交完税和五险一金后,正常北漂到手收入大概在7400左右。

结合本文第一张图,北京地铁站各范围内房源租金情况,对普通人来说,即使花去一半的收入,也就是3700元,用来支付房租,能租到的房子也在地铁1公里之外。

3月27日,即将4月的北京,最高气温也不超过15度。漫长的冬季跟春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分界线。而绝大多数北漂们,都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室外或骑车,或步行,解决从家到地铁站的那1公里。

从能租到的房子就能看出,普通人在北京过得其实挺不容易的。而要想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就必须精打细算,因为距地铁0.5到1公里区间平均租金为3780元—— 再多挤出100块钱用来交房租,就能离地铁近500米

再接着,就是通勤时间缩短,工作效率大概率提升,同时还能匀出更多时间经营个人生活。

每一个北漂,都不得不重视房租的变化。居住环境或许很难发生质的变化,但每涨100或降100块,都可能意味着自己的通勤时间将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生活质量。

2020年3月17日,一位刚刚工作不久的女白领,在自如“管家”的带看下,重新看了一间位于通州,13平米的房子,价格为2160元每月。根据租金,我们可以推断,女生住的地方大概率在地铁站三公里外。

13日当天,房子还没有整理,于是女生请管家先整理好,她准备过几天就签约。到了19日,签约时,这间13平米的房子从每月2160元涨到了2660元。

在不到一周时间内,自如手里的房子直接涨价500元。

2660,原先能住进离地铁3公里内的租金,现在还是那套地铁3公里外的13平小房间。

原本就高的租房自由门槛,被自如等租房平台进一步拉高。

03

根据艾媒咨询的统计,截至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超过2.2亿人,其中有2.1亿租赁人口,房屋租赁市场可租赁面积有67.3亿平米。

到2022年,预测流动人口将达到2.4亿,租赁面积将达到80.6亿平米,租赁人口将达到2.4亿平米。

租房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大市场。为此,几大中介公司展开了疯狂的房源抢夺战。在一线城市,几乎全部的可租房源都被这些公司牢牢掌控。

在蛋壳利用疫情发国难财的时候,还有两则消息十分引人注意。一是 在美东时间1月17日,蛋壳公寓敲响了上市钟声,成为2020年第一只在纽交所成功挂牌的中概股。另一则消息就很意外:仅2019年前三个季度,蛋壳公寓就亏损了25个亿。

除了一直在亏损的蛋壳,在长租公寓市场,截至到2019年末,高达69家公寓机构“离场”,其中存在高租低收、滥用租金贷、跑路等占了约60%。

不继续亏钱撑下去,就暴雷。那么是谁在支撑这些中介公司的亏损?

答案是金融机构。

就像早期的滴滴打车,前期占领市场份额阶段,背后的资本并不计较成本。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有一项能被自己垄断,未来的回报都无法想象,最直接的,就是他们可以像自如一样随意涨房租。

此外,这些中介公司也有帮背后的金融机构做业务。他们会为房客提供分期租房,房客选择分期租房后,中介已经从金融机构那儿拿到了一整年的房租了,至于房客每月按时交的房租,其实是还金融机构的*款贷**。

是要租房自由还是生存自由?

房租变金融贷 ,不止北漂,那些怀揣理想、不愿安于现状的年轻人,都要在自如们的阴影下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