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为*党**生活的人》已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成为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小说反映的30年代初日本工人阶级在*产党共**领导下同军
国主义、资本家及其鹰犬的斗争，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是启发人们走向斗争的号角，小说中塑造的优秀*产党共**员佐佐木安治、须山、佐藤等形象，是人们生活的楷模。这些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公而忘私、团结友爱、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他们的伟大理想，刚毅意志，机灵密智，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最好材料。
《为*党**生活的人》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因为它有高度的革命思想内容，而且也由于它散发着强烈的艺术芳香，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
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它的形象应是典型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它以真实、自然朴素的美打动读者。高度的艺术性在于它不炫耀技巧、不事外部的雕琢；由于内容与形式完全契合让人感不到技巧之所在，艺术的感受使入顾不得对技巧作推敲；或者，寻找技巧的，总是感受到思想感情与艺术形象。《为*党**生活的人》就是这样的作品。
当然，作为理性的评析和专门的艺术鉴赏，我们还是得费力从作品中去探求它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的。这样才能更深刻而进一层地理解《为*党**生活的人》这部作为艺术品的小说．
在文体的艺术人《为*党**生活的人》很突出的特点，是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我”为中心展开情节，从“我”的眼光的镜头角度观察和描写周围世界。的确，它和日本文学中传统的“私小说”不同，私小说以自我为中心，多写身边琐事。而《为*党**生活的人》不是佐佐木安治的自传，不是琐屑小事的繁冗记录，而是一部工人阶级斗争史；突出的是革命事业而非“自我”。但在艺术上，“私小说”是一种“心境小说”，《为*党**生活的人》是继承和发扬了“心统小说”的艺术技巧的。“心境小说”这个概念是日本作家久米正雄在1925年的《文艺讲座》上提出来的。他说；“‘所谓’‘心境小说’，事实上是我暂时这样给它定的名称。……作家写对象时，与其把对象如实地浮现出来，不，即使如实地浮现出来也没关系，但同时更主要的，却是要把自己那种说得简单一些是“心情”，说得罗苏一些就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情也表现出来，这就是心境小说。所谓，‘心境’……意思是指在创作当时的内心境界”。①一方面如实地、直观地描写对象，一方面又要在现实主义原则下表现心境，更得将这两方面高度融合起来，这就是“心境小说”所要求的艺术技巧。《为*党**生活的人》就是在客观描写和显示心境二者的结合上，表现出高度技巧的小说．
在这方面，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的结合俯拾皆是。如“我”与须山从工厂出来遇见了特务，特务“朝我们这边看。他那种似看非看的样子，实在叫人讨厌。我赶快和后面走上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说着话，边提高警惕，用左眼梢留神看特务。那特务也似乎对他这种每天例行公事感到腻味了，露出一副厌倦的无所谓的神气”。这里既描写了“我”和特务的斗争以及斗争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而且也显示着我的“讨厌”特务用左眼梢警惕特务的那种心境，以及从这心境观察特务、体会特务“似看非看”和“赋味”、“厌倦”的心情和神态．通过一定心境去描写，在描写中又显现心境，使二者密不可分，这是小说通篇表现的特点之一。
直接剖析内心世界的活动内容，把人物的所思所想具体展示出来，也是表现心境的重要方式。小说中写道：当太田叛变，危及“我”的安全与地下组织时，那天“我”的交通费不够，只好走着回去．一路上“我”的“神经显得异常敏感”，把碰到的每个生人都“觉得”好像是特务。“我”不断地回头“注意”看身后。“我”边走边分析情况，认为敌人为了赏钱定在搜捕他。不过“我”又想到，这么“心神不定”，是很危险的。”走进卖年糕汤的小铺子， “让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才回了家。这里，写走路，没有描写路边所见的景象，
只是写主观的感受，写精神状态，把心境和盘托显了出来。
小说在写人物心境时，常常用联想回忆方式，引出彼时彼地的事来同现实的感受相比较，这样，心境的内容就丰富了，心境的表现也就深刻了。如写到“我”忙得每天联络十二三
次，深夜回来，“脖领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这不是旁观的观察，而是主观的感受)，“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用“针刺”形象地写感受)，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从自己的疲劳，“想起”父亲种秋田，回家后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进门就趴下睡着了。进而，对比父亲拼命干活为逃脱剥削，而“我”也劳累，甚至与母亲、弟妹、爱人等
完全断绝了，但为的是反对地主资本家。再进而“我”认识到已没有了个人生活，连四季阴晴也成了为*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对季节的敏感和前年在狱中对季节的敏感明显的不同。在
这里，回忆本身是一种心境中的活动，而回忆出的内容又和现实的感受(劳累、敏感)加以对比，这既使现实的心境具体化了，而且也扩大了心理内容，超越了现实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把人物的经历、活动、感受．思绪统一地融合了起来。
在客观揭示对象时，在其中自然流露出心境，而不是特别的议论抒情或直示主观感受，这是心境小说最根本的一种特点。如写笠原到咖啡馆上班，回来得很晚，到家里“把手提包
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耷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把腿伸到“我”面前，“我”“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盖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这里写的全是笠原的活动，没有写“我”的感受和活动，也没有写“我”的思想或回忆。问题不在笠原的活动中显示着笠原的感受和思绪，更在流露出“我”的心境。他同情笠原的劳累，疼爱笠原而抚摸她的腿，听着膝盖的咯咯声，如刺心般地心痛，还有让爱人供养的丈夫的愧疚。这些心境，说明观察者的镜头或“视点”朗既是客观地描写对象的，同时这个镜头是有感情的，是从一定心境来观察那对象的。自然，在用对象构成文学形象时，其中暗含着观察者的心境。
此外，写最激动人心的母子之情、男女之爱、生离死别，写梦境、遐想、沉思，更是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是心境小说所包含的。
《为*党**生活的人》在描写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具体性。别林斯基说：“具体性是真正诗的作品的主要条件，没有具体性的作品是技艺之作”②。这里所说的具体性，不是历史具体性(作品内容的具体性)和形式具体性(艺术形式上的形象性与细致)，而是思想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是二者隐秘的、不可分的、必要的融合。没有这种艺术具体性的技艺之作，是人
造花朵，有色香而无生命．按照必然性规律的自由创造，使得思想就在形式之中，生命力就在形象性之中。真正艺术的作品，就在于它没有任何非必然的话语、声音、线条，这些话语、字词、意象就是作品的生命的外现。
我们来欣赏一下作品所写的母子会见的场面，从而探讨一下小说的艺术具体性：
本来“我”正在被特务追捕，不愿与母亲会面，但最终被须山说服，于是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平常不去”的地方会面。母亲由须山用汽车接来，“我”按时到了“这家小饭馆”。母亲“在桌子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忧郁”，“我”看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说不出的感情”。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包袱，拿出其中的水果和“煮鸡蛋”，“硬塞”到要走开的须山手里。母亲慢慢说开了话，说了担心儿子被捉，以及女婿答应看她的事，我“注意”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吞吞吐吐”，原因是，见不到儿子，想；见到儿子，又怕因会面被特务发觉。故而，她不时“注意”别的桌上的客人。有人进来她就“瞅着”说：这人不要紧吧?那人相貌很凶。“我”说话声大了，母亲则要低声些。临别时母亲在身后叮咛“我”：以后要把走路摇肩膀的毛病改掉。对此，母亲还“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这里写的是普通的母亲和普通的儿子的相会，但也是不平凡的相会。作者给这次会聚设计了小饭馆的场景，细致写到母亲的坐处，坐的神态，脸色，以及她的衣服、包袱，取包袱
里东西的方式，包袱里的物品和“煮鸡蛋”，还写到母亲说话的样子和她的担心，更写到对儿子的叮咛以及叮咛的事。这一切是如此朴素、真实和具有特色。母亲的忧愁、欢悦、对儿子的爱和深明大义、儿子对母亲的复杂感情，以及这一聚一散之中所有的说不完的思想感情的波动起伏是深沉而含蓄的。然而，这些细节、道具、用品、神态、话语、动作，是作者选择来表现他那富有特点的思想内容的手段，也是生活本身的构成因素。思想与形式、内容和技巧在这里是有机地融合起来的。你要分析那些场景、细节、道具、话语，就是谈到了思想内容，而论到这特定的母子会面的内容，也就谈到了它的表现为具体的上述描写艺术。在这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它作为艺术品的生命力是同它的表现形式与技巧一同出现的。因此，这种具体性是美的．艺术的。
当然，艺术的具体性，离不开形式和技艺上的具体性。现实主义的艺术就是要求在形象表现上的细节真实与有特点的具体。在这方面，小说的技巧在于：
一、抓住细微动作上的特点使形象立体化，如：在人多处，“我”同须山谈话，“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告诉“我”胡子被捕。一个“揉”和一个“看”的动作，表现了须山的警惕性和机智。又如：我看见“喜欢摇晃右肩膀的S走过来。这既写了S的特点，也写了“我”这个地下工作者观察的敏锐与细致。再如，写“我”在笠原家过夜，“我”为逃避特务追踪，要求在笠原居处过一夜，此时，笠原“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咽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横坐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她的羞涩、吃惊、由不解到明白，以至侷促，就具体化了。过了一会儿，笠原“跑”下楼对房东说，哥哥来了，要过一夜。老宏大婆打量她，她脸上很“紧张”。这里，把欣喜和担怕也写得活灵活现。用细微动作显示不便说出的思想感情，把抽象的内在思绪与感情外观化、具体化，人物形象也就立体化了。
二．信手插入细节使顺便带出的事物化成眼见的具体形象。如写“我”去找笠原，走进小胡同，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我”去问他。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
在上面拍打”。“我”问到第二遍，他才朝饭堂说了什么。里边有人隔着玻璃，朝“我”瞅了瞅，怀疑地说笠原出去了。这里写顺便涉及的老爷子，却插进拍贴了膏药的肩膀这一细节，
把无关紧要的背景人物浮现到前景来，让读者具体地看到他的神气和作为。再如，概括叙述到女工们的劳动强度比以前更加强了，被剥削得更厉害了，这时，小说插入细节说，以前干活还可以“在衣带上挂个小镜子，不时地拿起来照照。而现在连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也没有了。”这里， “小镜子”挂在“衣带上”,“擦汗”用“袖子”以及前后的对比则使“劳
动强度”—词形象化了，具体化了。
三、用夸张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强化它的具体性，使之给人以深刻印象。如写须山去看望“我”的母亲，“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腹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长，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这里不仅细写眼、腮、颈．头，而且突出肿、垂、瘦、掉，并把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夸张其特征。一个思念儿子的母亲形象具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谁也忘记不了那将要从瘦脖子上掉下来的头像又如写“我”吃茄子，不但强调茄子“很便宜”，而且具体写“五
分钱可以买二三十个”，写把茄子塞进楼下房东大婶的“糠”酱里，“早晨、中午和晚上”三顿饭，都吃酱茄子，“接连吃了三天”，身体受到影响，“一上楼梯就气喘、出汗，感到吃不消。”尽管肚子饿，“身子发软”，可是每天仍吃老一套。这里并非写得罗苏，而是在强调和加重。突出气喘、出汗、身软之后，第四天又吃酱茄子，这就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四、针对不同事物与景象使用多色调的描写以达到具体性。如写声音：“我”正洗脸，就听到窗外的脚步声，其中有“穿木底草屐的声音”、“穿鞋子的声音”，也有“大声地谈话声”。这里音色的辨别十分具体。如写伊藤被敌人拷打，则侧面写，写她约母亲一同洗澡以告别，而母亲看到女儿的光身子，“一下子就瘫软地坐在地上“。原来伊藤遍体都是青紫伤斑。这里，用母亲的“瘫软”侧面写出女儿受刑，用青紫伤斑侧面写出刑重伤惨，具体衬托出女革命家伊藤的坚强。如写伊藤找对象时，“我”开玩笑负责介绍一个好样的，“这时，伊
藤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看了我一眼……。”这里用了含蓄的写法，再加一个删节号，韵味无穷。刚刚伊藤还同“我’、须山三人大笑，而突然为一句话而“苦恼”看人，这是为什么?是伊藤爱“我”而嫌“我”不理解女郎的心?还是伊藤怪“我”玩笑开得过火?在含蓄之中，伊藤的苦恼反而会被领会得更具体。总之，辩证地写、侧面地写、含蓄地写，各种色调使不同事物
与景象具有不可重复的具体特点。
此外，小说中巧妙地比喻(如说须山脑袋里装了许多玩意儿简直就像一本“剪报簿子”)，准确的选词(如说笠原是个“气象台”，感情脆弱，好犯急躁)，制造新典(如把工人由
爱情问题引导到待遇问题的讨论的“敲边鼓”，两个朋友的“轮流坐牢”)都赋予了小说以具体性。
在结构艺术上，《为*党**生活的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整体性。结构的艺术，是把各个部分和因素配合成为整体的艺术。这个和谐的整体，不是外部的装配，而是作品艺术构思的有机成果．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生活实践中凝炼出的思想种子，落入艺术家心灵的丰饶生活素材的土壤上，它在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中，滋生成长，“终至出现了一个完全特殊的，整个的，自成一体的世界，其中一切部分都适合整体，而每个独立自主的部分一方面是自成一体的形象，一方面还为了整体当作整体的必要部分而存在，助成了整体的印象。”②
作为部分和因素而言，《为*党**生活的人》写了许多人物，其中有着重刻画的“我”，须山，伊藤，笠原，“我”的母亲等，也有只勾勒儿笔的人物如胡子、太田、房东大婶、S、咖啡店女老板、伊藤的母亲、女工小绢、小君、僚友会的清川以及仅仅提到的工人、M、警察、特务。僚友会和青年团的*动反**分子……。小说还写了众多的场面，其中有约会、谈话、秘密接头、写传单、乘车、恋爱、洗澡、吃东西、睡觉、小便、打架、*工罢**；写了众多的场景，其中闹市、小巷、饭馆、剧院、房内、咖啡店、工厂车间。此外，还有作者的议论、分析、信手拈来的插曲或插话，以及特抄全文的厂长布告。这一切是如何组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同另外部分是怎样有机地过渡的?这里自然涉及小说的布局技艺，都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在各个部分与因素的联接上，作者以“我”的活动为线索，以“我”的接触和视野为组材的范围，同时又结合了仓田工厂的斗争，以工人斗争的发展为背景和基础．各种人、事、景和议论、评述，均围绕着这条线索，都在这个特定的背景和基础上联接成为整体。有了一定的线索和基础，革命斗争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工厂内的公开斗争和工厂外的秘密斗
争，就紧密结合了起来；情节的发展就成既有内在必然逻辑又有外在的可见形式的过程。“我”与母亲，与笠原的关系是私生活也是由革命斗争决定的。“我”在工厂外斗争，并联接广阔的社会；通过须山与伊藤，又概括了工厂内的斗争。情节的发展与推动和作者议论评述的联连，也以“我”这个线索为轴心。“我”的“事”和“我”的“分析”便成为了整体。如太田被捕，可能供出“我”的秘密住所，因此“我”便找须山和伊藤商议搬家。在这段情节中，作者分析太田，分析搬家的必要，并举出两个例子说明不搬家的坏处，更深入解剖对人的信任与警惕。这段细致的分析议论部分和情节的发展部分，由于“我”的活动与因素而统一了起来。以“我”为轴心看，小说采用了像自行车轮般辐射式的结构，由“我”和各种人分别连接起来。
其次，在一个个场面与段落的组合上，作者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不同内容、不同景象、不同情调的画面剪辑在一起，通过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使被组合的场面与段落溶成整
体。试看第六章，它接连写了：在伊藤家由她的梳妆台谈到给她介绍个对象；“我”走到“银座”闹市区“漫步”；与笠原的矛盾；吃酱茄子；到M家吃面包；对牺牲的理解。这五个画
页和一段议论，从外部看各个画面是独立，没有联系的。但用两个女性对比的原则，用革命生活与私生活的矛盾的情势，来组合这些画面，在对比与衔接的“蒙太奇”之中，让人玩昧“我”的处境与观感，思索同志、爱人对“我”的态度和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有了这内在的生活逻辑，不同面面与段落的剪辑，使第六章成为完整的情节的环节。全小说九章都是如此，它们又组合成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完整的艺术整体。
在这种组合中，作者善于天衣无缝地信手插入与画面无关系而与主题或情节密不可分的人和事。如写房东大婶来感谢“我”给小孩糖的画面。“我”正在写稿，大婶上楼来道谢。此时，立即插入正在狱中斗争的H同志。他在敌人的搜捕中，竟然带同住的人去看戏。 “我”学会“普通人”与人打交道的办法，自然对大婶恭谦说，一点糖何必道谢。这里，H同志的
“普通人”作风与“我”的生活艺术的提高是紧密相连的，故而可以组合一个看戏，一个恭谦这样两个无关的画面，使之成为整体。
在组合中，作者还把对立的情绪交织在同一画面之中，使不谐调的调谐了起来。如“我”与须山在伊藤家研究斗争工作，但“我”正受杀人案连累被捕，不能上厕所，以免碰上熟人。于是只好在便盆里小便，让伊藤与须山转过脸去。女工伊藤耽吃吃笑，须山捂鼻子说“好臊”，“我”却边推尿盆边说：“麒麟牌的生啤酒！”，于是三人大笑起来。这里，房外是一片紧张的空气，房内在并不轻松之中却大轻松了一番。把紧张与欢乐两种对立的情调用交织的写法，组合在了一起，显出人物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
再次，小说中，在由前一个场面向后一个场面的发展上，在由一个情节向另一个情节的转换上，《为*党**生活的人》不采取逆转、回溯、穿叉、跳跃的办法，而是自然地顺序过渡。小说有补充性解释，联想式的插曲，而没有情节顺序上的倒叙，双线的交替，越过某些环节的急促跳跃发展。它不似山涧悬瀑，乱石急滩，而似平原小溪，潺潺而自然地向前流淌．仓
田工厂的斗争由鼓动、组织到发展至白热化，“我”与母亲之间由思念、会见、分离到牵挂，“我”与笠原由相聚、同居、矛盾到分裂，伊藤对“我”由接触、工作到给钱，买衬衣时没
有说的感情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在自然过渡中转换它们的一个个场面、一个个环节的。就以一个场景来看过渡也是如此自然。如决定了斗争之后，须山分手走了，剩下“我”和伊藤并肩默行。伊藤平时走路如男子阔步，今日却走着道道地地的女人细步。临分别，让“我”等一会儿，她走进一家小铺子，买了一包东西塞给“我”。“我”回到家，打开包，忽然把伊
藤和笠原比较了起来，感到笠原的远离，和十天没见笠原了。过渡是自然而巧妙的，“细步”和“衬衫”是过渡的极有含意的桥梁。
当然，我们在对《为*党**生活的人》作文艺欣赏之际，不可讳言，这位不满三十岁的仅受到商业学校教育的青年作家在繁忙紧张的地下工作之余，写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毫无瑕疵的，比如后半段写工厂斗争一段，由于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因而艺术性较弱，给人影响不够深。但是，这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就不是只有思想性和战斗性可以讨论，如前所述，它在文体上，描写上和结构上的艺术成就是深值得发扬的。
①转引自《现代日本文学史》，吉田精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0页。
②别林斯基：《波列沃依的作品》引文见，《别林斯基论文学》，粱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③别林斯基：《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的作品》，引文同上书，第206页。
（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