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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塑造者」
坚持某项运动，要克服困难、耐受困难，才会有快感。
——汪建
汪建曾在接受《十三邀》许知远的采访时，在两人沿着呈DNA螺旋状上升的阶梯向前走的时候，许知远瞥到下方一楼大厅里竖立的猛犸象雕塑，上面印了四个字：永存永生。
许知远问，“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
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别的象代孕不了它。”
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从汪建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就毫无玩笑之意，仿佛这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事。
即使现在还没能再造猛犸象，汪建也已创造了许多可被视为辉煌的成就：1999年，汪建和华大最初几位创始人以民间身份争取，最终代表中国参与和完成了占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工作量的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破译工作。2003年在SARS爆发期间，这个刚成立4年的民间科研机构在国内第一个破解病毒样本的基因组，又在随后15年间先后完成“水稻基因组”、“炎黄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等项目。
酒神品质领导者——汪建
汪建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非常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即使有很多的质疑和反对，但他选择屏蔽这些声音，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去坚持自己要做的事。
曼弗雷德·凯特·德·弗莱斯曾把企业家称作“勇猛的突击队长”，但在1985年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企业家精神的消极作用》。
2005年，约翰·加特纳发现，精神病教科书中“轻度躁狂”病人的描述与报纸杂志中对互联网企业家的描述有相似性。比如，两者都颇具感召力和说服力，都充满活力，睡眠少，并且两者都将自身的精力投入到雄心壮志中，并且相信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加特纳的结果显示，轻度躁狂者和企业家也有一些不好的特质。比如，他们做事不顾后果，易被小挫折激怒，在判断不足时就贸然行事，而且通常不怎么关注自己行为导致的负面结果。他们总觉得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是在对抗他们，而不会去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真诚的不同意见。
但曼弗雷德·凯特·德·弗莱斯在《性格与领导力反思》中提到， 具有酒神品质的经理人， 既 可能为组织创造奇迹，又可能给组织带来灾难。 他们的决定和行动，最初也许被解释为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但最后也许会变成灾难性的。 如果他们能从错误中学习，培养反思能力，当警铃响起时能够刹车，创建具有情绪稳定作用的生活环境，那就可能成为组织的巨大资产。 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成就导向，在逆境面前的积极态度，以及他们鼓舞调动他人的能力，有助于组织打造人才方面的竞争优势。
在《战略历程》一书中，在企业家学派的章节叙述中，总结出了企业家个性的众多品质包括：控制欲、对独立自主的渴求、对成就的渴望、对权威的愤恨以及适度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动作迅速，能很快辨认出机遇并立即去捕捉。但在进行决策时有着很强的偏好：首先他们过分自信，其次他们从个别现象归纳出一般性结论。在贯彻一个具体决策以及劝说旁人也对这个决策感兴趣时，过分自信可能会带来不少好处。有时侯，人们往往在为更加理性地进行决策而积累必备的数据时，机遇就悄悄地溜走了。
汪建，就是一位大胆而有魅力，拥有酒神品质的领导者。 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创造的激情，渴望做出点什么，能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他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坚持，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会用他所坚信的理想和使命感染着华大基因的每一位员工，甚至渗透到了员工管理的细节当中。
这样的领导者，使投资人又爱又恨。爱的是他的激情和创造力，同时也会他的大胆和拒绝别人插手公司的管理而担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酒神品质的领导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叛逆的青春岁月
20世纪50年代，汪建出生在家庭环境还不错的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四野大队南下湖南湘西的干部。直到20世纪60年代，汪建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供给制下英国进口的炼乳。
后来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汪建的父母受到了连累。而他在14岁那年下乡当了知青，突然从物质充裕的生活进入一个被饥饿、寒冷包围的新世界。
当时的他，年龄很小，经常会受别人欺负。在没有父母只有靠自己的农村，孤独的汪建只能想尽方法来保全自己，他默默地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他必须当上老大，这样别人就不敢小看他。
于是他就开始思索如何当上老大，并且要让别人对你心服口服。这时，正好碰到了一个好时机。插队时汪建遇到一位退伍伞兵，对方自认见多识广、力气也大。汪建感到不服气。
他想，为什么不搞他一下呢？
他决定和伞兵打赌：将*管雷**的导火索点燃，放在箩筐下，两人盘腿坐在箩筐上，在众人的围观下，看谁先弃筐逃跑。
汪建坐那儿，面带笑容，十分淡定。随着导火索嘶嘶的声音不断从下面传来，对方心里越来越慌，终于憋不住，就跳下去了。最后汪建赢了。
他赢了后，就故意表演，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直到咣的一声，那个箩筐在空气的推动下，弹起来一米高，他才稍微动了一下，从此以后，他的江湖地位就这样打下了基础。
其实，为了在这场斗狠的表演中，赢得潇洒且彻底，汪建曾经多次试验*管雷**的威力，他早就知道，箩筐和屁股都炸不坏。
汪建，就是这样一个不服输，敢于挑战的人。
直到1976年，汪建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就读。当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录取大学生看不起工农兵大学生。有一次，汪建和颜光美（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77级同学一下课就直接插在了两人前面，争斗由插队逐步演变为对工农兵大学生的人身攻击。
汪建力气很大，当时就把人家从队里拎出来，对方很没有面子，于是就跟他打起来。来了两三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虽然汪建个子不是特别高大，但是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都很强。就这样，他就在食堂里面把他们揍了一顿。
但汪建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对颜光美说，“湘雅录取线只要55分，如果我们有机会高考，才不考湘雅！”于是颜光美找了一份77级的高考试卷，在学校篮球架下面用了15分钟就做完了。又由汪建执笔，分别给校方和小平同志各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学校找他们谈话，说不管工农兵学员，还是高考录取的大学生，都是*党**的孩子，不要这么对立。
不服气的汪建和颜光美后来成了医学院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二。这两个人也从那时因脾性相投，成了一生的挚友。
那时的汪建就是一个独立 特行 的人，对奖学金、助学金嗤之以鼻，拒绝当团支部书记，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面，已经算非常的离经叛道。
与基因的结缘
当汪建还在读书时，在当时的死亡病理讨论课上，大家要跟同学和老师报告各自的病人，汪建所碰到的案例包括心脏病、哮喘、结肠癌，也包括先天性阴道闭锁，病人的男友请汪建吃饭，探听这病能不能救，救不好会是什么样——在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疾病其实是典型的基因病。
那时汪建一周的生活费加起来是十几块钱，他花了30块钱买了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把每一个病理，就是诊断、治疗、抢救、死亡，死后总结，都写下来。
他也一度研究过气功。1984年，气功风靡当时的中国。汪建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被借调，但却逐渐感到气功的可疑之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组来北京拍摄气功主题的电影，为了戳破假象，汪建坚决要去当那个志愿者。
汪建当时落枕了，气功师一摸，然后就发功了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暗示汪建，就是说你有感觉，汪建说没有。他就揉，揉的话也没感觉。他就捏、掐，掐了也没感觉。他说，“你要再说没感觉，皮就拧掉了。”
汪建说，皮拧掉也没感觉。最后就出血了，出血了，汪建依然依然说没感觉。然后他们就要把汪建赶出项目组。
汪建说你们这个都是骗人的。后来他们到哪儿，汪建就跑去揭发他们。
气功无用。大医院里的人间痛苦，让他认为临床医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之后，又意识到中医也对此无能为力。
所以汪建以后更是坚定地确定了基因学的的重要性。
接触人类基因组计划
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当代第一波留学热潮在1985年之后出现。
那时，汪建已回到湘雅医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科研天赋，很快论文数量已经足以破格提副教授。但与此同时，汪建也在准备出国留学。
他去医学院办退职。对方告诉他，讲师以上是不能退职的。拖沓的人事手续办理足足延绵了半年。
那年夏天，汪建再去时，发现他们居然在那儿分西瓜，把他气懵了，想到以*考前**研究生就是他们不让自己考，他在办公室把他们西瓜都给砸了，他说上班期间，你们分什么西瓜？你们是办还是不办？
1988年，汪建如愿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两年后进入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检测等等。
但6年之后，他决定退出基础科研领域。直接原因是在追踪英国科学家范恩和学生蒙卡达的研究中，他发现从阿司匹林再到伟哥，他们共同的一个领域，持续催生几项重大的科学发现，推出了3种重要药物，自己已完全不是对手。
美国生活对此时的汪建来说太过贫乏。他需要找到新的刺激点来推动他前进。
这时候，改变汪建的人生转折点出现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并于1990年正式启动，但在近10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组织行为和具体计划出现。这是20世纪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类共同体气质的行动计划，与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20世纪人类三大工程。
承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意最初来自好友于军，他对汪建说，“我是公费出来的，我们不给国家做点事，我们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说做就做，做什么呢？把基因组计划搬回去吧。”
1993年前后，汪建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和艾滋病试剂生意，第一桶金赚得轻松。
在后来创建华大的四位创始人——于军、杨焕明、汪建、刘斯奇中，汪建最初扮演着联络者的角色。从1994年到1999年最终拿下1%人类基因组计划，四人的关系至少从空间来看是不够紧密的，杨焕明在欧洲，其他两人在美国，汪建在北京。
1994年回国的汪建，在开公司积攒经费的同时，也在与国外的其他几人保持联络，获取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最新进展。
有一天，汪建觉得自己不能再无目的地准备和被动等待下去了，他已经憋太久了，他给杨焕明打电话，“我说你不回国，告诉你，我就带一把刀到你实验室，我剁了你的实验室。我不剁你，我把你的实验室给砸了。他说你敢，我说你看我 敢 不敢。到底干不干？不干就真的没机会了。我说，你们要不干，我也就不干了，我们就散。他说干什么呢？我说要干就干大的，干1%。他说1%你开什么玩笑。我说你只要答应干就行了，真的。”
两人又给美国的于军打电话。当时的状况是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人，于军觉得这简直就是发疯。汪建说，“于军你别管抽疯不抽疯，要不然我们就散了。“ 最后于军还是答应了。
1999年的上半年，美国召开论证会，要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汪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回忆，他曾给国家相关部门通宵写报告，未获任何回应，“所以大家决定倾家荡产，砸锅卖铁，这事情也要做，要是没有作为，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们决定不依从传统的申请流程，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1999年9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
在丹麦攻读遗传学博士、熟悉国外基因研究学界的杨焕明以中国科学家身份在这个会议上说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几乎可被称作一个谎言，当时这几个异想天开的科学家并没有国家批准，但于军获得了其博士后导师梅纳·欧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设计和领导者）的支持，本身也在核心实验室，杨焕明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汪建已从公司获得第一桶金。
1999年9月9日华大基因在北京顺义空港的一间厂房里成立。
2000年6月26日上午10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已经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 克林顿在致辞里特别感谢了“一群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在评价这一历经10年时间完成的科学成果时，汪建说，“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一天”。
华大南下深圳
在华大基因历史上，2007年离开中科院体制，南下深圳 ，算得上一个大事件。
在这之前的2003年，因为非典期间华大破解病毒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和捐献30万份试剂盒，当时国家主席还参观了华大。
随后，华大进入中科院，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任副所长。加入中科院前需要进行个人材料的答辩和审核。答辩会上，汪建决定按自己一贯的风格进行，重点在20个字：华大基因，建制齐全，战功显赫，装备优良，接受招安，再创辉煌。
说完后，现场所有人哄堂大笑。汪建记得有两位院长还跟他开玩笑，“你是对的，我们对你的操心是我们的认识不足，向你道歉。”
但自从进入中科院以后，汪建和华大一直是体制内研究机构中的异类。几乎每一年，他们都在中科院所有研究所中考核排名倒数第一或者第二。
更糟糕的是，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出现，汪建热切建议中科院抓住技术迭代的时机购买仪器占据先机。
随后有人举报他贪污基因所经费。尽管最后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他知道他必须离开了。 2007年，从中科院离职的汪建和一部分员工来到深圳。
彻底脱离了体制，真正属于汪建的时*开代**始了。到了深圳，他有了新的身份和自由，他把他的个性和追求，以及他相应的呈现和表达发扬到了极致，比如不准系领带，不坐电梯等等。
紧接着，深圳市政府的资助都会逐年到位，华大从一间鞋厂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出发，最终在深圳扎下根系。
汪建在基础科研、论文撰写和购买仪器扩大产能方面发挥得更得心应手，华大逐渐成为中国基因科技研发领域的前沿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测序机构。
与王石的友谊
王石和汪建的友谊始于登山。
2010年，56岁的汪建决定与王石、自己的学生陈芳等人从珠峰南坡登顶。那时他刚刚因滑雪而腿部受伤，走路有点一瘸一拐，又加上高原反应，胃肠道反应，导致上吐下泻。
糟糕的身体状况，让汪建连登山前的适应训练也无法参加。
即使如此，汪建也不打算撤退，在他的字典里，似乎就没有放弃二字。
4年前，他试图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准备过程中就表现出头晕、呕吐，那一年还有队员出现了事故，从海拔8000米处滑倒，竟一路沿着厚厚的积雪滚回了海拔7540米的3号营地。当时，包括著名登山家、队长王勇峰在内的队友都劝汪建不要冒险登顶。但汪建不听，他依然要选择登顶。
而这次在珠峰营地休整一个半月后，汪建的状态开始变好，只是因为脚伤和背包负重的缘故，走路仍呈摇晃状。
在那次登顶前夜，汪建曾找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王石谈判，“明天，我们登顶时，你能不能让我先走20分钟？”
王石问，“为什么？”
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时，是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这次如果你让我先走，我就创造了一个新纪录。20分钟后，你登顶，你就打破了我的纪录。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钟的纪录。”
王石本想同意，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王石认为平时训练时，汪建总比自己慢40分钟，如果让汪建在山顶待20分钟，就意味着自己要等1个小时，在那种海拔，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就在王石次日登顶过程中，他四周观望，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他想汪建最后应该是放弃了。但当他即将登顶时，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提前1小时就出发了——站在顶峰，卡着腰，骄傲地笑着。
他是汪建。
谈人生
有一次，汪建和比尔·盖茨交谈时，他问比尔盖茨，是挣钱容易，还是花钱容易？
比尔盖茨想了想，告诉汪建：“ 挣钱容易，微软可控，但想花钱不容易，我花了十多年，花出这个能影响世界进步的软件，可它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我。”比尔盖茨的话给了汪建很大的启发，改变了他对金钱的看法。
汪建希望他人生最好的结局是: 人没了，钱也没了。如果人没了，钱还在，那就惨不忍睹了!
什么叫人生？在他看来就是 :生下来，活下去，活得长，死得快，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
现在的他已经活了快靠近全球平均数的年龄，不愁吃，不愁穿。而现在令他发愁的是吃得太多，发愁身上戴的东西太多，家里的日用品太多。
认识到他身边的物质过多这点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把汽车干掉，徒步行走；第二件事就是把所有的鞋子干掉，有一双鞋就够了，一年四季都不换，冬天是它，夏天是它，登山是它，任何正规场合也是它。一双鞋穿几年，90块钱买来的鞋，折算成一天一分钱，一直穿下去，这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简单，是他如今最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