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遵义——《红军长征记》中红军对遵义的记述

颜永强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摘 要： 《红军长征记》是记载长征历史的最早文献，它是由长征的亲历者执笔的亲身经历。其中在遵义活动部分的记录，不仅记录了红军进驻遵义市的历史场景，还记录了长征时期遵义人民 的生活状况，遵义的部分风物民情、地形地貌、气候变化等，对长征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遵义地方研究也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 《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遵义

《红军长征记》是记载长征历史的最早文献，它是由长征的亲历者执笔，由中国*产党共**组织的群众性集体写作，由于写作的时间是在长征后不久，书中所记录之事，都是写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其史料价值就比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献要高。

1942年出版时，编者有这样的话：“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

美国学者沈津在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序中也说“执笔者写作的时间，离长征胜利仅有数月，途经之事，记忆如昨，历历在目。执笔者多半是拿枪杆子的，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巧平常，但他们能以朴素的文字来写他们所经历的伟大的现实，故粗糙质朴、没有怎么加工的文字，不仅是可爱，而且必然是非常可贵的。因此，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长征史来说，确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是一部珍贵的、重要的历史文献。”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中，有相当的篇目记述了红军在遵义的活动情况，不仅对解放军军史、长征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遵义地方研究也有着重要价值。

一、记录了红军进驻遵义市的历史场景

《红军长征记》记录红军从北渡乌江进入遵义到南渡乌江离开遵义，中间记录了“遵义十天”、“向赤水前进”、“会师遵义”、“邓萍牺牲”、“再占遵义”、“扩红”、“遭遇轰炸”、“过茅台”等一系列事件，将红军在遵义的主要活动线路和遭遇战斗的大致情况展示出来，尤其难得的是对红军长征中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具体行动和生活状况有清晰的记录，如何涤宙《长征日记》中记录的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零乱狼藉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帐的神气。”“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毛*东泽**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那末今天也许是个小小失望。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土城街上遍挂红旗，到处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听讲演，大家睁着眼睛打量我们的全身，显示得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谭政《向赤水前进》）《红军长征记》将红军进入遵义看到的情形，进入遵义后红军的活动，老百姓对红军的态度等全面的观察记录在案。作为作者行军中的日记，并非是为记录而记录，因此特别的真切，与后来长征叙述中的“层累的堆积”（顾颉刚语）不同，极大地丰富了红军长征的细节，使红军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更为鲜活、详细的呈现，也使人们看到长征时期遵义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对红军、王家烈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等不同的态度。

二、记录了长征时期遵义人民的生活状况

贵州山多，河流湍急，过去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其地形地貌决定了经济不发达。红军长征决定放弃北过长江，转兵贵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的中央军对这块贫瘠的土地防守薄弱。遵义位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在贵州虽然是第二大城市，但人民的贫困程度仍然非常之高，《红军长征记》的不少篇目，都提到了一般贫民缺衣少食，如张山震《*安瓮**之役》记载的一个事例：“‘红军先生沾个光，讨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咦！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使我好不惊奇，原来是一个骨瘦如柴、脸似周仓样的青年男子与两个十八岁的姑娘，裤也未穿。难道是不穿裤打破封建吗？我怀疑地追问着。某同志回答道：不是呵！他们是可怜的穷人，靠挖煤赚饭吃，所以满脸都是黑，弄到几块钱又被王家烈苛捐抽去了。”雪枫《娄山关前后》也提到“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屁股总是露着半边。”曙霞的《小茅屋》也写到“小茅屋，矮茅屋，入门要低头，睡卧难伸足，起风檐欲飞，雨来漏满屋。门前野草迷山径，屋后荒山暴白骨！绕屋凄凉无所有，旦暮但闻小儿哭。寒冬聚围小煤炉，火焰常灼小儿肤，茅屋梁上少包谷，家人*体下**多无裤！借问贫穷何至此？苛捐杂税如狼虎！兄弟流离爹娘死，卖儿鬻女偿不足。”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贵州人民的生活状况，住不避雨、食不果腹、体无衣蔽，挣扎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还会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这些贫苦百姓，天然地有着对穷苦人的同情，有着对革命的向往，因此红军这支穷人的队伍能在此辗转立足、得以发展，与此密不可分。在李月波《我失联络》中的老百姓，虽然“六人吃饭，家无寸土，在此租人家的地要还租，一年不够一年吃，真不得了，难以养活一家人，也是没法子。”但是面对着失去联络、遭到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仍然是论辈认亲，帮助打听消息，带路送往部队。甚而至于“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百儿八十个新战士来的。”（雪枫《娄山关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