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 2019年7月21日，“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会议为期两天。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共同主办。
◆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总经理屠光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出席会议并致辞。
◆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上海的法人实体，所属研究机构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口设立，并将遵从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专设长三角一体化研究院、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2019年7月21日，“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会议为期两天。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共同主办，新浪财经提供媒体支持。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总经理屠光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出席会议并致辞。
吴清指出，上海将全面贯彻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从“五个维度”持续发力，确保到2020年建设形成“6+1”格局的国际金融中心，顺利实现“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上海落户，对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希望未来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能够做实做好，除理论研究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产品实验。
屠光绍指出，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上海市场体系，应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以增强市场功能，创新市场产品和工具以满足资产配置和投资需要，扩大市场开放以更好推进国际化进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既需要市场体系，还需要各类与市场发展相关的服务形态和机构支撑。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落户，能为上海市场体系建设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李扬首先对上海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对实验室的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感谢，他指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上海的法人实体，2017年10月筹办，2019年5月获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他表示，“立足国际金融中心，建国际一流金融智库”，是建立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初心。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所属研究机构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口设立，并将遵从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专设长三角一体化研究院、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开展长期系统化研究。
随后，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黄浦区委书记杲云、黄浦区区长巢克俭、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赵万兵等有关领导一起，共同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立揭牌。
作为服务于国家与上海的非营利高端金融智库，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将充分运筹京沪及国内外研究资源，紧紧围绕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秉承科学性、建设性、独立性和开放性原则，展开高质量、专业性、系统化、前瞻性研究，为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服务，为强化国家战略谋划和风险管理能力服务，为提高我国经济和金融研究水平服务，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应用性咨询服务。
本次研讨会上，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学术研究单位等多位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将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阶段，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以及“发展金融科技，打造上海资管和金融创新中心”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本文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2019年7月21日，“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开幕，会议为期两天。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共同主办，新浪财经提供媒体支持。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总经理屠光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研讨会上，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学术研究单位等多位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阶段，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以及“发展金融科技，打造上海资管和金融创新中心”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研讨主题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持人：殷剑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保险报》*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进元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但任重道远，在此过程中既要重视大型金融机构领头羊和稳定器作用，又要重视中小金融机构在激发经济的创新动能中发挥的作用；既要重视中小银行的发展，又要重视中小保险机构和中小证券机构的发展，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调整金融业结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信息供给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组成部分。财经类媒体应在信息选择的方向性、信息内容的准确性、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信息供给的全面性、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加工的专业性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高金融信息的供给质量。新形势下，高质量的信息供给是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中国保险报》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讲好金融改革发展的故事、搭好银行保险业交流合作平台、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帮手。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 崔嵬
首先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落户上海表示祝贺，并希望双方在相关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在谈到金融科技推动市场发展时，他指出，技术创新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驱动力。随着科技与金融融合不断深入，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地解决金融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在拓展金融机构普惠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传统金融机构目前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众多科技巨头和公司也是跑步进入赛道，可以说当前技术创新有可能正孕育着一个经济长周期的到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振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把“长三角一体化研究院”放在若干研究中心的首位是非常正确的。习总 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真正的一体化，需要竞争机制，更需要多方紧密合作，共同搭建要素市场、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在一体化发展中，上海要发挥牵头、带头作用，未来若干年要依托江苏、浙江、安徽等周边经济强劲地区的力量来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要注重创新链、产业链和金融链的深度融合。创新链主要聚集在大城市，产业链则向更多中小城市转移，背后需要金融、基础设施将二者衔接。金融是上海最大的优势，我们要更多关注上海金融如何更好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服务于实体经济。
徽商银行董事长 吴学民
徽商银行将竭尽所能从金融角度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成立及其课题的研究和应用，必将助推长三角金融机构更好地发展。下面，我提三点建议：第一，共建共享。希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能够牵头共建长三角区域金融研究合作平台。促进银行与信托、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的同业合作。在金融市场、信息科技、财富管理等一系列方面加强合作，促进成果资源共享。第二，人才交流。我们希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能够发挥牵头作用，引进一些高端人才和我们一起交流。第三，实证实践。目前商业银行都在转型，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研究：一是全渠道、全业务、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问题，二是以支付结算为依托的直销银行、移动金融、交易银行再造问题，三是以平台化、智能化为支撑的个人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问题。
上海期货交易所监事长 陆文山
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后要注重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解决当前要素市场“多而散，大而弱”的问题。作为相对较齐全的要素市场，需要注意统筹资源，要素市场之间要形成互动。此外，还需要在国际上提升地位，要有国际竞争力，除了硬环境建设，更主要是软环境建设。金融法制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不仅仅是要素市场多与大，一定要做强，让市场感觉规则是公开的，程序是透明的，执法是到位的，制度的约束是严谨的，才可以打造真正核心竞争力与全球影响力。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副总裁 纪康文
第一，探索非标市场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当中怎么作用。非标市场和要素市场如何联动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怎么谋取更大话语权？第二，探索非标市场怎么服务上海成为全球资管中心。特殊资产对外资吸引力越来越大，该领域值得共同研究。第三，探索长三角一体化中非标市场如何成为试验田。长三角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产品这么丰富，金融机构、金融要素这么多，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精准服务很重要，怎么精准法？
蚂蚁金服副总裁 梁世栋
金融科技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的结构和效率。从结构上讲，要解决融资结构不平衡、机构类型不平衡以及产品体系同质化的问题；从效率上讲，一方面在于优化金融生产要素配置，另一方面更需通过技术进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进而，科技是提升金融供给效率的根本手段。以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移动支付的应用提供了便捷的支付方式，极大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其得以惠及长尾客户。最后，科技只是金融业的工具，金融科技可能会改变业务模式，但金融的本质不会改变。“BASIC”（即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作为未来改变金融业态的关键技术，其本质是重构信任机制，提升信息获取及分析效率。技术发展虽然带来不确定性，但金融科技在监管领域的应用可以“以科技对科技”管理风险。
金融壹账通监事长 黄润中
5G的到来及ICT技术的不断迭代，将给金融科技带来颠覆性的变革，考虑到高带宽、高速度和低延时的技术特性，将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快提升市场效率，更精准匹配金融供需，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5G技术的发展，对金融机构的科技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来说，与外部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是他们快速拥抱5G、缩短技术差距的最便捷手段。作为中国领先的面向金融机构的科技服务云平台，金融壹账通将帮助金融机构优化资产结构、管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助力金融机构拥抱5G时代，持续为中国金融业创造价值。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理事长、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 黄金老
近年来，数据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弱化；企业要谋求发展，就需要依靠外部融资，从而导致资金推动型企业盛行。在“去杠杆”的政策背景及社会融资紧缩的情况下，即造成资金推动型企业的资金链短链，出现大量债务违约，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同时，也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此困境的出路是债务重整。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组建债务管理办公室，强化协调和指导；二是重组债务企业管理层，转移部分控制权；三是设法提供增信，保持续贷、继债；四是分离企业资产负债表，保住优质主体；五是出售资产，清欠债务以及增加资本金；六是债转股、债转贷和折债、信贷条件重定。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裁 薛瑞锋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有幸集“天时、地利、人和”应运而生，未来还需晨兢夕厉、秉持初心，以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战略目标，切实做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致力于服务金融创新和金融人才培养，致力于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应用性咨询服务。
研讨专题二：迎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阶段，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主持人：杨燕青，《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资本市场开放，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起到明显推动作用，例如，股市债市的规模扩大和效率提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金融监管提升和制度完善；新理念、新业务、新流程还将有助于促进金融创新向深层次推进。根据国际经验，市场开放也会伴随而来一些消极的效应：一是信息不对称，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误判和非理性预期会对市场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导致市场波动加大；三是国际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波及境内市场。这些问题均需长期关注与防范。从战略层面来看，需坚持开放的正确方向；但面对国际环境恶化，长期内还需保持清醒、加强审慎，把握好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市场成长、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管水平等方面的协调。解决好以上问题，使监管继续完善、市场日趋规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更好推进。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乔依德
发展资本市场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意义，但具体运作不应泛政治化，要减少政府干预。建设资本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建设金融强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金融中心的实质是配置全球金融资源，其中的二个关键因素是：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和金融要素高度集聚。而在这两个方面，上海都有短板。因此，上海和中央有关部门应合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前搞好科创板就是证券业的最大政治，对于搞好资本市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意义重大；二是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给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尽可能的便利；三是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促进上海的金融集聚。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只是上海的任务，而是国家的战略，意义重大，必须认真抓好，一抓到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晓晶
过去4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逐步显性化为各类风险，而债务高悬就是这些风险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国的发展型政府，突出了赶超发展，并承担了由此所产生的各类风险。政府更多地在意资源配置而忽略了风险配置。当前风险配置与相应的资源、机会、收益的配置非常不匹配，原因在于：1）政府对资源配置（包括信贷资源）的干预，扭曲了风险定价；2）政府隐性担保，进一步加剧了收益与风险的不匹配；3）金融体系自身发展不足（因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合理配置风险）。未来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再承担所有的发展风险，而需要风险共担。根据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风险共担（或风险再分配）就需要对资源、发展机会及其收益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混改、发展PPP，以及对一些垄断行业实行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同时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取消隐性担保。合理的风险配置意味着政府的全面转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张平
展望2019年下半年，实际GDP稳定，但要关注GDP环比创新低和名义GDP收缩造成的压力。全球经济下半年放缓，对中国呈现更大的冲击，远比中美贸易争端更为严峻。包商银行事件引起市场风险溢价大幅度飙升，2A及以下债券市场丧失流动性，将引起信用收缩性风险。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与经济走势亦步亦趋，没能脱离宏观调整的步伐，其从价格分配向创新盈利的高质量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在政策方面，上半年财政全面加码激励，下半年应该观其减税效果，靠专项债走“正门”维持基建投资保住经济6%的增长基准。金融层面则要逐步形成政策可预期性与监管中性的相互协调框架，积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激励公司转型，边改、边惩罚性救助，平稳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此外，提高制度质量最为重要，可以实现转型和防范风险的双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煜辉
中国未来可能形成资产风口的三个方向，一是自贸开放，融入新秩序，即要以上海为“排头尖兵”，带领两江长三角一体化融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秩序。二是自主可控，即要进行深层次的教育改革、科研体系改革，重建基础原创系统。三是再造资本形成发生器的新引擎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强大投行和创新资本的形成是实现资本市场核心功能的关键，赋予了头部券商重大使命，逐步形成创新型资本形成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生产更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信息资本、知识资本，填充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荣盛发展首席经济学家 尹中立
将类似BAT的优秀公司筛选出来推荐给A股市场，在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同时，有效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此为设立科创板的初心。为有效遏制IPO过程中的财务造假行为、减少各种寻租行为以及降低IPO定价的估值水平，科创板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设计了“跟投”制度。但“跟投”制度对投资银行的行为约束作用有限，投资银行可能会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丧失其“看门人”的独立性。科创板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是高效的退市制度。只要退市制度能够严格实施，“风险溢价”就能得到准确反应，股市才能准确定价。并且，未来科创板市场的估值将与成熟市场接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将与科创板接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胡志浩
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指标并未出现恶化，但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预期正在急剧增长，并迅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作为金融市场的定价基础，发达经济体收益率水平和斜率的下降，已经充分反映出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未来再次面临衰退的担忧。对于上市公司盈利增长的担忧也让美国估值高企的股市不再具有吸引力。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趋势可能会呈现两种结果，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依赖于宽松政策环境，维持信贷链条基本健全，确保资产价值不出现断崖式调整，在低烈度危机中化解矛盾，资金将继续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这是概率更高的可能。而这一环境下，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资产的吸引力将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另一种概率更小的情况是不可测因素导致全球交易成本急剧增加，全球资产面临全面重估，避险因素成为配置最主要需求，那时候全球资产的配置逻辑将发生变化。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中心主任、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潘英丽
当前全球宏观经济指标并未出现恶化，但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预期正在急剧增长，并迅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作为金融市场的定价基础，发达经济体收益率水平和斜率的下降，已经充分反映出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未来再次面临衰退的担忧。对于上市公司盈利增长的担忧也让美国估值高企的股市不再具有吸引力。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趋势可能会呈现两种结果，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依赖于宽松政策环境，维持信贷链条基本健全，确保资产价值不出现断崖式调整，在低烈度危机中化解矛盾，资金将继续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这是概率更高的可能。而这一环境下，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资产的吸引力将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另一种概率更小的情况是不可测因素导致全球交易成本急剧增加，全球资产面临全面重估，避险因素成为配置最主要需求，那时候全球资产的配置逻辑将发生变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晓春
金融中心有三大基本功能——清算、交易、资源配置。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市场上的融资来源、融资去向或投资标的都是跨国界的，融到的是国际间的资金，资源是进行国际间的配置。下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考虑两个着力点。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即上海成为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即上海是“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产品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未来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本文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微信编辑：张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