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藏书家黄裳曾谈到其藏书路数“颇异于黄（丕烈）缪（荃孙）诸君”，并就其与黄丕烈（图1）的差异做出进一步解释：
就连我素来看重的黄荛圃，也明知不是一路。幸还是不幸呢？三十年后，有朋友说到拙文，戏称之为“黄跋”，不料竟引起了一位“藏书家”的“义愤”，认为比拟不伦。其实用不着“义愤”，论藏书时代、藏品品质、藏书趣味，二者相去何止天壤。以时代风习而论，黄荛圃重视的是宋板元钞，对明代浙东藏书家天一阁几乎就不着一字。当然他更无缘看到天一阁的几度劫难，终得幸存的事实。我则幸而从来青阁民国初年积存帐册中得见收购大盗从阁中盗出阁书的底册，校以赵万里所作毁于日寇的涵芬楼所藏阁书，海日楼藏书底册……并自见诸种，校成一帙“被劫书目”，虽不完不备，也不失为一种藏书掌故。这是与苏州派藏书家异趣的实例，也是藏书风气变迁的实例。[1]
（图1 黄丕烈像）
文中加引号的“藏书家”指的是已故版本学家黄永年教授，黄裳在这里极力强调自己跟黄丕烈的不同，是为了回击黄永年对他的批评，其实是藏书以外的人事因素在起作用[2]。黄裳与黄丕烈藏书路数是否相同我们下文再讨论，先关注一下黄丕烈与天一阁主人范钦的问题。黄裳显然对黄丕烈题跋读得很熟，因此敏锐地发现黄丕烈“对明代浙东藏书家天一阁几乎不着一字”。黄丕烈属于他所说的“苏州派藏书家”的典型代表，在藏书方面与范钦“异趣”，路数不同。两者的主要差异，黄裳提到一点“黄荛圃重视的是宋板元钞”，而众所周知，天一阁（图2）藏书以明代版本为主。有必要指出的是，黄裳此处是散文笔法，“宋板元钞”应该看作是珍稀版本的代称，实际上黄丕烈对稀见的明刻本明抄本等版本也很重视。但黄丕烈的收藏明本，与范钦收藏明本，含义不同。两者相距约二百五十年，有些明本在范钦时是普通书，对黄丕烈来说已为比较珍稀的版本。
（图2天一阁）
范钦和黄丕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藏书家，二者的藏书理念有根本差异，前者更注重书籍的文本内容，后者更注重书籍的实物形态，或者说更重视书籍的物质性或*物文**性。黄丕烈藏书楼一名“读未见书斋”，“未见书”就是指书的稀见性，实际上就是*物文**性。大概从明*开代**始，苏州地区的藏书家逐渐重视书的*物文**性。至明中叶，*物文**性藏书形成风气，深刻地影响了藏书史的发展。
一、书籍的物质性与藏书家的分类
人们读书，主要读的是书的文本内容，而文本相对于其物质载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换句话来说，对于同一种书来说，不管其内容是呈现在石头、竹简、纸卷还是电子屏幕上，都是一样的。这导致人们常常忽略书籍的物质性，忽略书籍的实物形态。
对于藏书史或藏书家的分类，传统藏书史论著多受洪亮吉的五等之说影响。洪氏《北江诗话》卷三云（图3）：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流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3]
（图3 洪亮吉藏书家五等说）
洪氏将藏书家分为五等，即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后代学者如叶德辉、谭卓垣、王绍曾等多在此基础上修改立说[4]。中国传统学术多不重视逻辑性和系统性，洪氏所分五等藏书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首先，考订家、校雠家只是学术研究领域或方法不同者，与藏书家并无直接关系，比如考订家中所举钱大昕、戴震，能否称藏书家还是问题。收藏家比藏书家范围还要大，有点名实不副。掠贩家只是书商，放在这里显得不伦不类。只有赏鉴家一词有些价值，可是跟其他四家并列一起，价值也难以彰显。其次，将五类性质不同的人随意分别等级，品评高下，缺乏依据。比如将书商列在最末等，甚至直斥之为“掠贩家”，只能说明洪氏未能摆脱流俗对商人的轻视。实际上，书商对古籍流通贡献良多，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至于将收藏家、赏鉴家与考订家、校雠家放在一起比较高下，同样也没有依据。此外，洪氏对宋本、元本等善本书的买卖似乎抱有很深的偏见，故将买者和卖者分别列在第四等和第五等，给予极其苛刻的评语。这说明他不懂实物版本，不关注书籍的实物形态，对书籍的*物文**性缺少切实体验，无法全面理解宋元本的价值。其实这也是许多学人常有的偏见。
从书籍的实物形态出发，关注古籍的*物文**性，我们可以发现，根据是否注重书籍的*物文**性，可以将藏书家分为两类，一类注重*物文**性，另一类注重文本内容，不太考虑*物文**性。以此来反观洪亮吉的所谓五等藏书家之说的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谓掠贩家是书商，其目的并非收藏，不应该列入藏书家，可以不予考虑。所谓考订家、校雠家，都是注重文本内容的一派，至于用文本作什么研究，考订、校雠、编纂还是其他，自然都是可以的，那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收藏家里，洪氏列举了范氏天一阁、吴氏瓶花斋、徐氏传是楼，赏鉴家里列举了黄丕烈和鲍廷博。洪氏对赏鉴家的定义是重视宋本、重视刻书年月，而不太关注内容，这与*物文**性是相通的，故此说颇有价值，但他对这几家的归类却有些混乱，天一阁固然是注重内容的，传是楼却是非常注重*物文**性的，只看一下黄丕烈题跋中屡次提及就可以明白，今存《传是楼宋板书目》一卷，即黄丕烈士礼居抄本。
将藏书家分为文本性和*物文**性两类之后，我们对藏书家、藏书史等相关问题会有新的认识。比如关于藏书家的定义，学界似乎尚无比较明确的标准，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提出三个基本条件，藏书数量较多、品质较高和对藏书有一定的应用[5]。实际上其定义仍然比较含糊，只有第一个条件，藏书数量，范氏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参考标准：“比如，汉代以前只要收藏数百卷图书即可称为藏书家；而魏至唐代，应达千卷以上；宋至清代，应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近现代则应有数千册，甚至万册以上始可视为藏书家。”[6]如果说这个标准在*物文**性藏书出现以前还基本可行的话，在明中期*物文**性藏书出现以后，问题就比较大了。比如，一个万历时期的读书人，收藏一万卷书并非难事[7]，如果一个收藏了一万卷普通本（比如建阳本）经史、类书以及小说的人，与一个收藏了五百卷宋版书的人，谁更有资格称藏书家呢？一般来说，后者无论从金钱还是精力上，都比前者花费要多出不少；其专业性也更强，因为收藏宋版不仅需要足够财力，还要有一定的专业鉴别能力，嘉靖、万历时期宋版伪造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显然，后者更有资格称藏书家。实际上，范氏对藏书家的定义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他对藏书家的搜集整理工作。比如明嘉靖时期无锡的大收藏家华夏，藏有宋以前版本古籍四十一部，并且留下了目前所知现存中国藏书史上第一部善本书目《真赏斋赋》，完全有资格称藏书家（详下文），《中国私家藏书史》却失收了。
纵观藏书史，我们还可以发现，自从*物文**性藏书出现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物文**性藏书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后几乎成为唯一的藏书家类型。在明代*物文**性收藏刚出现的时候，文本性藏书的范钦和*物文**性收藏的华夏都是藏书家。到了晚清民国，几乎每一位有名的藏书家都是以*物文**性藏书成名，藏书家的名录里只收藏当代普通书的藏书家几乎看不到了。
当书籍出现的时候，文本性藏书应该就随之出现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物文**性藏书却是在书籍史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直至明代才形成风气，此后迅速发展，成为藏书史的主流。因此，梳理对书籍*物文**性的认识的历史变迁，对藏书史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二、书籍*物文**性之观念史
在雕版印刷出现以前，书籍的复制和流通只能通过抄写，收藏书籍比较困难，大多数藏书家注重的都是文本内容，很少关注到书籍的*物文**性。由于藏书不易，这一时期私人藏书往往不如政府完备。文献中涉及书籍物质性、*物文**性之处偶有所见。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了许多古书：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8]
其中“先祖旧书”应该是带有*物文**性质的古书，而“善书”当是最早的与现在所用“善本”概念相近的词。刘德将民众献上来的古书精心抄写一份还给献书者，而自己留下“真”本，也就是古本，说明刘德看重的不仅仅是书籍的文本内容，甚至更看重其*物文**性。
西晋秘书监荀勖所编中央官府藏书目录《中经新簿》多涉及书籍的装帧如“盛书有缣帙、青缣帙、布帙、绢帙”[9]，及书籍的纸张（包括竹、帛）、字体如“有缃素书、白缣楷书、黄纸楷书、白绢行书、二尺竹牒楷书、白练绢楷书”[10]。大概因记载书籍实物形态较多，而对文本内容不够重视，《中经新簿》被《隋书·经籍志》批评“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这些对书籍的描述主要是物质性方面，或者还包含了艺术性方面的字体，但是否属于*物文**性，还不好确定。《隋书·经籍志》记隋炀帝时之书：“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11]可知其书为卷轴装，用卷轴的不同材质和颜色区分不同品质的书。这种制度被唐代继承和发展，开元时期集贤院御书：“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12]以不同颜色的卷轴、丝带和牙签（书签）来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这些是对书籍物质性形制的描述，尚未涉及*物文**层面。《隋书·经籍志》记隋平陈后所得书：“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13]虽然从实物形态的角度批评所得藏书的纸墨和书法都差，但仍然精心整理，作为“古本”收藏，说明已经具有*物文**意义。这大概是因中央政府藏书可以大规模誊抄复本，因此可以把原本作为“古本”收藏，一般藏书家很难具备这种条件，因此很难说这时候形成了将书籍作为*物文**收藏的理念。
雕版印刷出现并逐步盛行以后，藏书家越来越多，以书籍为*物文**的观念也有所发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写建炎元年（1127）携各类藏品南下，因携带不便，依次舍弃之藏品为“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14]，在书籍、字画、器物各类收藏中，书籍是价值最低者，故先弃之。但值得注意的是，监本书（国子监刻本）顺序在多幅画和无款古器物之后，说明监本书价值更大。古器物应是*物文**，则监本书价值尚在*物文**之上。当然，北宋国子监刻本多正经正史，是很多学者的必备书，李清照更看重的也有可能是书籍的文本价值，不一定是其*物文**价值。至建炎三年洪州之变，建炎元年携带之书多被丢弃，所剩者为：“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 、《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15]如果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 、《盐铁论》”为李清照常读之书，所重可能为文本内容的话，那么“南唐写本书数箧”所注重的大概就是书籍的*物文**性了。南唐写本书，距李清照已近两百年，在历经两次事变、丢掉了大部分藏品（包括大多数字画和古器物）之后，李氏仍然藏之书箧，与其夫赵明诚视若性命的十余件三代鼎彝岿然共存，可见即使在*物文**中，也是价值最高的一类。
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生于北宋书香之家，才学冠绝一时，皆好典籍，赵明诚又为宰相之子，时代、家世、学识、兴趣、财力五者齐备，其古籍收藏条件可谓一时之选，故可得南唐写本书数箧。自南宋以降，五代以前写本收藏之事几成绝响。洪迈之家世、宦途尚在李、赵之上，而所藏中津津乐道者不过旧监本《周礼》而已[16]。尤袤、陈振孙为南宋一代藏书大家，所藏最古本亦不过旧监本、古京本一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九经字样》云：“得此书，乃古京本，五*开代**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17]所谓旧监本、古京本，当皆为五代国子监刻本。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版本在其藏书中具有*物文**意义。其藏书中几乎看不到五代以前写本。即使五代刻本，也仅有寥寥数部，在其藏书中所占比例很低。
南宋藏书家著录的少量五代刻本，自元代以后，几不可闻。元以后藏书史上所见最古之本大多皆为宋本，直至清代，极少例外。宋代私家藏书目录尚有晁公武、尤袤、陈振孙三家存世，元代却无一家流传至今，给研究带来了很大不便，好在元人收藏过的一些善本书流传了下来或在文献中留下了记载。如赵孟俯曾收藏过两部名声很大的宋版书《汉书》和《六臣注文选》，后者有赵氏跋云：“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18]以“玉楮银钩”形容此书的纸张和书法之美，显然关注的是其实物形态，而非文本内容。作为一部一两百年前的古书，注重其实物形态，自然也有了*物文**的意义。《天禄琳琅书目》在此跋后评曰：“孟俯此跋作小行楷书，曲尽二王之妙。其爱是书也，至足以助吟兴，则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19]末句点出此书的稀见性及其*物文**价值。至于宋版《汉书》，赵孟俯将其小像绘于卷首，可见其宝爱尤在《六臣注文选》之上，入明后王世贞以一处庄园购得此书，可见其价值之巨[ 20]。赵孟俯重视宋版书的*物文**价值（包括艺术价值），将其与名家法帖等量齐观，还有一佳证，即其所书《汲黯传》，乃从宋刻本临出[21]（图4）。赵孟俯这种作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当时一般藏书家而言，藏书中的刻本除了当代元刻本，就是前朝的宋刻本，这种普通的宋刻本（尤其是建本）与赵氏所藏《汉书》《六臣注文选》是不能比的，一般还不会把它们看得太过珍贵。因此，以赏鉴的态度来看待宋刻本、将宋刻本当作书画一样的*物文**，这种风气尚未形成。
（图4 赵孟俯书《汲黯传》跋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自汉代至元代藏书家有关书籍物质性、*物文**性的观念演变历史。唐以前书籍很少，藏书家也很少，只有零星记载。北宋藏书家眼中的*物文**性书籍是南唐写本，至南宋，五代刻本也够*物文**标准了。而元代以后，宋本成为最高标准。自汉至元，后一个时代基本上看不到前一个时代的*物文**性书籍，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使前朝藏书化为乌有，后一代只能收拾前一代的残余，至于前一代的*物文**性善本，基本都看不到了。如南宋人于五代写本、元人于五代刻本，皆是如此。只有元代以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宋刻本成为此后历代皆可触及的*物文**性善本，直至今天。这与宋刻本时代更近、数量更大有关，更与历代藏书家的精心搜集珍藏分不开。
三、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
此时经过元末战乱，加上书籍流传中的自然淘汰，明代宋刻本越来越少，所隐含的*物文**价值在逐渐提高。明代的文化中心在以苏州等地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新的藏书风气在苏州出现得比较早。早在明初，就有顾瑛、俞贞木等藏书家收藏古书。如顾瑛（仲英）：“年三十始折节读书，益蓄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22]顾瑛在购买“古图籍彝器”时，还能鉴别真伪：“（顾瑛）家故饶财，益购古图籍彝器。既吴人嗜好，多以赝往，英自谓能辨。”[23]这里鉴定真伪不太清楚是否包括古籍，但将古籍与字画、鼎彝放在一起，显然是*物文**性藏书。不过这时候藏书家还比较少。
俞贞木藏书之风影响到了沈周[24]。文征明在为沈周（1427—1509）所作《沉先生行状》中云：“先生去所居里余为别业，曰有竹居，耕读其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25]其中“古图书、器物”并列，与顾瑛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沈周与朋友对待书籍的方式，“抚玩品题”，与欣赏古器物、字画无异，这就是对书籍、对珍贵的宋刻本的鉴赏。这种赏鉴注重的是书籍的实物形态，而非文本内容，就像赵孟俯以宋版《六臣注文选》“助清吟之兴”一样。这种用来鉴赏的宋版必须纸墨、刻印皆精，就像《六臣注文选》之“玉楮银钩”，可以“与灯月相映”。
沈周鉴赏书籍的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和他的朋友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其子沈云鸿也是这样的：“江以南论鉴赏家，盖莫不推之也。”[26]吴宽（1435—1504）、王鏊（1450—1524）都是沈周鉴赏圈子里的同道。王鏊家藏宋本甚精，如《玉台新咏》[27]、黄善夫本《史记》（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史记》王延喆跋）、《旧唐书》等。其所藏宋版《旧唐书》，即明嘉靖闻人诠刻本底本来源之一。年辈稍晚一些的都穆（1458—1525）也是鉴赏派的主将，他曾为王献臣所藏岳珂旧藏古本《国语》品题作跋云：“御史王君敬止（王献臣）得之，出以相示。观其刻画端劲，楮墨精美，真古书也。予尝访御史君，每一披诵，则心目为之开明。”[28]从这条题跋可以看出其鉴赏的具体内容，“刻画端劲”指的是书籍的字体特征和刻印情况，“楮墨精美”则评价纸墨，最后是优良的纸墨和精美的书法带来的鉴赏快感：“每一披诵，则心目为之开明。”重点关注的是书籍的实物形态以及由此带来的赏心悦目体验。其所谓“古书”，正是*物文**之谓。
文征明（1470—1559）继沈周、吴宽、王鏊而起，亦为藏书大家，其玉兰堂藏宋版精品甚伙，如《汉丞相诸葛武侯传》（图5）、《东观余论》、《刘子》《汉隽》（以上藏上海图书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抱朴子内篇》（以上藏辽宁省图书馆）、《陆士龙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今藏上海图书公司）、《唐宋名贤历代确论》《容斋三笔》《六臣注文选》《兰亭考》 [29]等。其藏书印有“江左”、“竹坞”、“停云”、“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华屋”、“梅溪精舍”等，这些钤印多有鉴赏之意。文氏为吴中风雅领袖数十年，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图5 文征明旧藏宋本《汉丞相诸葛武侯传》）
嘉靖二十八年（1549），无锡巨富华夏（1494—1567）[30]（图6）请丰坊为其藏品作《真赏斋赋》（其《真赏斋图》为文征明所绘），其中收录宋以前古本四十一部，与字画、碑帖并列。从“真赏斋”之名即可看出其鉴赏之意。《真赏斋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物文**性善本的目录，部分书有简单解题，如《史通》《玉台新咏》著录藏印“建业文房之印”及版本“南唐之初梓”；《三礼图》《五经图说》著录版本“北宋之精帙”；《九经》著录收藏者“俞石磵（俞琰）藏”及题跋者“王守溪（王鏊）跋”；《三国志》著录作“大字本，淳熙乙巳刊于潼州转运司公帑”；《花间集》作“纸墨精好”；《宝晋山林集拾遗》作“八卷，孙米宪刻” ；《东观余论》作“楼攻愧等跋，宋刻初拓，纸墨独精，卷帙甚备，世所罕见”等。最后总结道：“皆传自宋元，远有端绪。”[31]强调流传有绪，真实可靠。大多解题也都侧重鉴赏，突出书籍的*物文**价值。华夏这批*物文**性善本藏书受到了王鏊、文征明等人的影响，如其所藏《九经》有王鏊题跋，其所藏《兰亭考》为文征明旧藏[32]。显然，在藏书方面，华夏跟二人属于同一个圈子。
（图6 无锡华氏华孝子祠）
《真赏斋赋》堪称历史上第一部以书籍*物文**价值为主的、重点描述书籍实物形态的、真正的实物版本目录，虽然收书数量不多，且与字画合而未分，但其性质与此前书目皆异，在藏书史、版本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清代嘉庆年间，大藏书家黄丕烈请顾广圻为其撰《百宋一廛赋》并亲自作注，著录所藏宋本并有解题，其意即效法《真赏斋赋》并有所发展。而黄丕烈正是藏书家和版本学中鉴赏派的代表，是实物版本学的开创性人物。
江南的藏书风气逐渐向全国蔓延。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被籍没，籍没清册被整理为《天水冰山录》一书，内开列大量籍没物资，其中抄没的图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 （图7），与价值较高者如金银器、古铜器、石刻法帖、绢帛、字画等并列，列出详细书目，共收录书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册，其中宋版四十部、八百九十三册，元版十二部、一百九十一册，明初版三部、一百三十四册，新版两部、八百二十一册，抄本实录五百七册，其他抄本及未著录版本者数十册[33]。另一部分为《应发儒学书籍寺观经典》（图8），与价值较低的应变价铜器锡器、应变价笔墨砚池文具等并列，无书籍细目，只记作：“经史子集等书，计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以上发各儒学贮收。道佛各经诀，计九百一十四部套，以上应发各寺观供诵。”[34]严嵩的两部分藏书泾渭分明，第一部分是*物文**性藏书，以宋版为主，包括部分元版及抄本等稀见版本。第二部分是文本性藏书，是平常用来阅读的书。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两类藏书性质的差异。
（图7 严嵩藏本书）
（图8 严嵩藏普通书）
大致自嘉靖时期开始，从*物文**角度收藏宋本已经形成风气。而嘉靖时期，也正是翻刻宋版的高峰期，刻书从字体到版式乃至整个版刻风格刻意模仿宋版中最流行最精美的浙本。藏书界对宋版的追捧，正是翻刻宋版的动力。因真宋版存世越来越少，一般士大夫买不到也买不起，所以就做出翻刻宋版这样的仿品来满足需求。更有什者，直接用仿品伪造成真品以谋取利益，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赏笺·论藏书》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35]。
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专注于收藏以宋版为代表的*物文**性善本的新型藏书家群体形成。自嘉靖以降，朱大韶、项元汴、王世贞、毛晋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藏书家。传统注重文本内容的藏书家则以范钦、晁瑮、祁承㸁等人为代表。范钦天一阁藏书以当代刊刻的实用书籍为主，大量搜集明代地方志、科举录（图9）以及政书类书籍，故其藏书以嘉靖本为最多最有特色。晁瑮宝文堂与天一阁藏书性质相近，也多为当代刊刻书籍，同样收藏了大量明代地方志，甚至还有一批专供科举考试使用的举业类书籍。祁承㸁澹生堂藏书也以实用为主，收藏大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与天一阁十分相似。祁氏的藏书理论著作《藏书训略》第一节虽然题目为《鉴书》，但却与鉴赏派注重书籍实物形态完全不同，《鉴书》中提出的“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全部是针对书籍文本内容的，与专注于宋版等珍稀版本的赏鉴派差异十分明显。
（图9 天一阁藏科举录）
入清以后，新型藏书家自钱谦益、钱曾、季振宜、徐乾学、孙从添，至黄丕烈而集大成。黄氏自号佞宋主人，藏书楼名百宋一廛，无不显示出对宋版的崇尚。在注重书籍实物形态的同时，黄氏还致力于文本校勘，揭示以宋版为代表的*物文**性善本在文本内容方面的特点。于是黄丕烈这一类型的藏书家逐渐成为主流。至晚清四大藏书家，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无一不是黄氏百宋一廛之流裔。民国时期的大藏书家也莫不如此。至于收藏普通书籍的文本性藏书家，其藏书要么随身而没，要么不受关注，在藏书史上色彩越来越淡。
四、结语
回过头来再看前面提到的黄裳与黄丕烈藏书的异同。从文本性藏书和*物文**性藏书两种基本类型看，两者无异都属于*物文**性藏书家。不论是黄裳对黄丕烈的熟悉、对黄跋的刻意模仿，还是黄裳津津乐道的来燕榭所藏以天一阁旧藏、澹生堂旧藏等为代表的旧刻旧写本，这些书虽然在明代比较平常，但在黄裳时代却无一不是珍稀版本、无一不是*物文**，这些都显示出黄裳是一位*物文**性藏书家。
书籍本身具有文本和实物两种属性，对古籍而言，就是文本性和*物文**性。将藏书家分为文本性和*物文**性两种基本类型，是为了便于更好地认识藏书家和藏书史，并进一步对书籍史和版本学等相关学科产生有益的影响。实际上，在*物文**性藏书出现之后，两种类型的藏书家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交叉的，大多文本性藏书家都会渴望得到*物文**性的善本古籍，而大多数*物文**性藏书家也要读书、也重视书籍文本内容，只不过限于各自偏好、条件，各有偏重罢了。
[1]黄裳《梦雨斋读书记·序》，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页。
[2]关于二人这段公案，可参见曹旅宁《黄永年与心太平盦》卷二《黄门公案》，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4页。
[3]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叶一，清刻本。
[4]王余光《藏书家、文献家与文献学家》，载《图书情报工作》 2009年第11期。
[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6]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第7页。
[7]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8] 《汉书》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叶八，清嘉庆鲍崇城刻本。
[10] （宋）高似孙《纬略》卷八叶九，清道光金山钱氏《守山阁丛书》本。
[11] 《隋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8页。
[12] （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九，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旧唐书》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82页。
[13] 《隋书》卷三十二，第908页。
[14]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15]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第180页。
[16]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之《容斋续笔》卷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4页。
[17] （宋）陈振孙着，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18]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19]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第76 — 77页。
[20]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二，第22页。
[21]范景中《书籍之为艺术——赵孟俯的藏书与〈汲黯传〉》，载《新美术》 2009年第4期。
[22] （明）顾瑛撰，（清）鲍廷博辑《玉山璞稿》附《传》，清知不足斋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索书号平图013307-013309 ）。
[23] （明）刘凤《续吴中先贤赞》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5册，第189页。
[24]俞贞木有门人陈继，沈周祖沈澄曾师事陈继，沈周又曾从陈继之子陈宽学，见陈冠至《明代的苏州藏书——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生活》， 2002年台北明史研究小组出版，第100-101页。
[25] （明）文征明着，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4页。
[26] （明）文征明着，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卷二十九，第650页。
[27]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第87 — 88页。
[28]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一叶五，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08121 ）。
[29] 《唐宋名贤历代确论》《容斋三笔》《六臣注文选》《兰亭考》四书，见前引《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卷三，第39 — 40 、 51 — 52 、 82 — 83 、 93 — 95页。
[30]王照宇《明中叶古书画鉴藏家华夏家系考》，《中国美术研究》 2018年第3期。
[31] （明）丰坊《真赏斋赋》叶五至七，清光绪宣统间刻《藕香零拾》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孙米宪刻”，《藕香零拾》本误作“孙光宪刻”，据上海博物馆藏《真赏斋赋》原件照片改正。
[32] （清）于敏中等着，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二，第93 — 95页。
[33] 《天水冰山录》叶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四，清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34] 《天水冰山录》叶二百五十一。
[35] （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十四叶五十三至五十四，明万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9495 ）。
李开升，1982年生，文学博士，天一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自2005年起从事藏书史、版本学研究。着有《明嘉靖刻本研究》《古籍之为*物文**》等书。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三辑下（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