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赶 大 营”
杜雪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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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多年前的清同治年间，已入暮年的大清国正处于内外交困局势动荡的风雨飘摇中。
同治三年（1864），陕甘爆发回民起义，并引发了*疆新**局势*乱动**。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覆灭后，其余部汇合“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后进入陕西、山西。满清的一连数十座城池陆续被起义军占领，全国各地呈现出拥兵割据、相互攻杀的局面。
同治四年（1865），受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且位于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乘机侵入*疆新**，先后占领了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城，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进而又攻克了乌鲁木齐及*疆新**北疆大部分地区。同时，沙皇俄国也趁火打劫出兵侵占了*疆新**北部的伊犁地区。一时间，英、俄、阿古柏三股势力同时对*疆新**进行疯狂的掠夺，*疆新**陷入了被肢解、被瓜分的境地，清廷逐渐丧失了对*疆新**地区的统治。
社会的动荡，战乱的影响，灾害的频发，导致中华大地尤其是渤海之滨地区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在中国西部边陲频发战事，东部海上也岌岌可危的同时，清廷却出现了要“海防”还是弃“塞防”的激烈争论。
在“塞防”与“海防”的激烈争论中，最终以一向主张坚守西部“塞防”与“海防”并重的左宗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治五年（1866），主张巩固“塞防”与“海防”并重的浙闽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次年加授钦差大臣，受命收复*疆新**。
由此，历史也掀开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辉煌一页——“赶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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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趁刚剿灭“捻军”，回师西安之际，坐镇保定，分三路进剿陕甘回民起义，攻夺被义军占领的一座座城池。
同治七年（1868），天津杨柳青人安文忠初次跟随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左宗棠的部队随军售卖做起了生意，时称“跑西北”。这便是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先导，也为此后诱发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传递了信息，寻找出路。受安文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杨柳青人跟随他来到了西北大营兜售生意，因为他们是跟随着军营在做生意，所以被称为“赶大营”。
迪化文庙
进剿平叛的清军，除了粮草由自己解决外，其余所缺的手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药品，还有青菜果品等杂物，即使官兵手中有钱，也是无处购买。安文忠随军兜售生意跑了三年，收获甚丰。他回到杨柳青后，更加受到人们的羡慕，自然又吸引了更多的人跟随他到西北大营来做生意。在清军出关之前，已有四、五百位类似安文忠这样的杨柳青人汇集到了西部大营周围，另外还有来自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的商人，约有千人之多。出关前，清军前线总指挥、马步总统领刘锦棠鉴于*队军**日用品缺乏，一旦部队出关，面临茫茫戈壁，人烟稀少，*途征**遥远，归期无定，军需供应将更加困难的实际，提出招募和鼓励商贩随军售卖的建议，报请左宗棠核准，把招募的商贩纳入*队军**后勤管理。从此，“赶大营”得到了军方的正式认可。
清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甘肃肃州发出西征大令，遭遇华北特大旱灾的杨柳青灾民纷纷涌向西征大军周边，“赶大营”商贩一时达到了三千多人，形成了一个高潮，一齐跟随在了西征大军的左右。
当七、八万西征大军连绵数十里浩浩荡荡向西进发时，军需粮草，后勤辎重给养，随军售卖日用杂品的商人便构成了一个异常庞杂浩大的系统工程。
面对国家危难，一大批饥寒交迫处于绝境的杨柳青人，背井离乡，身负道义，肩挑货担、背篓一边行军一边经商，沿途售卖针头线脑和生活用品，以补军需不备和边民奇缺，也跟随着收复失地的西进大军走上了一条漫无人烟的艰难路途。
光绪二年（1876）六月至九月，清军由吉木萨尔、阜康、古牧地、迪化之间摆开了长达五百里的战线，随军商贩多集中在奇台兵站，冒着战火轮番上阵，把地产杂品、副食品、蔬菜送往军营，有些货还是通过车马运输从关内进来的，原本可以多卖些钱的，可他们知道官军是为了征讨阿古柏入侵者，所以竞相支持清军。
光绪二年六月，清军光复乌鲁木齐后，“赶大营”首批商贩也随之进了城，军方专门划出了一段街道，供商人们集中交易，允许官兵上街购物，“买卖街”进而形成。同年九月，随着清军逐步收复北疆、南疆的大片失地，部分天津杨柳青商人们也如一枚枚商业的种子随风飘向了天山南北的各个地方，出现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空前盛况。
收复*疆新**的战事停止后，杨柳青人也纷纷由随军售卖改为了就近入城经营，结束了冒着战火贩售的阶段。
在随军售卖的艰苦过程中，杨柳青商人们先后随西征大军共经历了较大战役28次，大战百余次，光复*疆新**南北大城16座，收回国土36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在收复*疆新**失地的居功至伟的战役中，杨柳青商人们的功绩彪炳史册，功不可没。
驿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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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进入*疆新**后，多在进驻城市后临近军营的地方划出一个区域，作为“买卖街”，供商人们在驻军周围经营，也方便官兵们采买。这些“买卖街”后来都逐步扩展形成了较大的买卖商圈。再后来，这类买卖街进一步发展便变成了一个个大型集市。
在*疆新**历史上曾留有“左公载柳三千棵，引得春风度关”的诗句，我想这里的“载柳三千”是否还有一种左公给*疆新**带来春风的同时另外还带来了三千天津杨柳青商人的一种别样深意呢？！因为在*疆新**，同样也还有赞誉杨柳青人勤劳的“三千货郎满天山”的诗句。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清军扫清了南疆，阿古柏入侵者土崩瓦解，全疆平定。停战后，清军的军需供应趋于缓和，杨柳青人逐渐把经营的对象由*队军**转向了当地民众。局势稳定后，左宗棠为稳定边陲，兴修水利，恢复农牧业发展，安规流民。因*疆新**本地商品缺乏，当地边民也向无经商的习惯，这便给杨柳青人提供了大好的商机。
*疆新**首府迪化（乌鲁木齐）是天津杨柳青人定点经营的起点，即“天津津帮”的发祥地。迪化是通往南北将各地的中心要道。战后，迪化城内地旷人稀，地多无主，入城者可以任意圈地建房。最早在迪化圈地建房的，就是天津杨柳青人安文忠等，他们在如今的乌鲁木齐大十字一带用草泥搭建起一间间简易平房，既住宿又囤货经营，从而结束了过去商人常住官店的历史。此后又有几个被清军裁撤的杨柳青兵弁挨着安文忠建起的草房，进而在那一地区一家接一家连片盖起了草房，店店相连，摊位相邻，互通有无。而后，又陆续有五百多户杨柳青人在此建房，售货摊点逐渐扩展到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拉洋片“：内地文化进入*疆新**
那时，较有声望的天津杨柳青商人有周氏四兄弟：周乾义、周乾喆、周乾风、周乾玉和张立亭、曹仲山、曹瑞三、牛德奎、乔如山、王一冠、李祥甫、郭德奎、周质臣、王锦堂肖连第、王兴芝、及最早到这里的安文忠、李汉臣、杨潤棠、郑子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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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疆新**建省后，*疆新**地域辽阔的南北将被分为四道辖五十多县，乌鲁木齐市原有的“大十字路”扩改为“大十字街”，商业的繁华为杨柳青人的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光绪十年，*疆新**建省初期，由于地方行政机构尚不健全，清政府竟将内地各省按户部提供给西征大军所需要的军饷交给了天津商帮来协助办理，使天津商帮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杨柳青人自陆续进疆以来，经历几年的随军售贩和摆摊经营，很多人都积累起了丰厚家产，这为他们创立商号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自*疆新**建省到民国初年的四十多年间，杨柳青人开办店铺、挂牌经营的势头长年不衰。每年仍有不少的杨柳青人继续“赶大营”，仍是肩挑小篓进疆。进疆后，他们有的仍是做肩挑生意，有的依赖乡情关系，到杨柳青人开办的店铺里去进货，数年后，待资金丰实再自立店铺。有的则投亲靠友、充实到原有的店铺就业。
由于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社会需求异常旺盛，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已经构成为*疆新**商业主体的众多天津杨柳青商贩，在光绪十年（1884）前的十多年间，第一代随军进疆的杨柳青人，大部分都改成了”坐商”,成为了*疆新**商业的奠基人和“天津上帮”的骨干。
由于天津杨柳青商人的进疆，*疆新**原有的商业发展格局也慢慢得到改变，原有的单一经商格局逐步往亦工亦商、向饮食、服务业分流。杨柳青商人自己最初在家乡学过的手艺也慢慢地发挥出了作用。如自制京津风味的糕点、酱菜、副食调料、酿造烧酒、收售毛革，加工金银等等，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增强了竞争实力。各种技艺的开发，又为“半工半商”组合，为工商分流和形成更多的经营门类，创造了条件。
1911年，集聚*疆新**的杨柳青商人和各个商号联合起来，成立起了“商会”组织。这是*疆新**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企业“商会”，距今也近百年。
正是因为杨柳青人的进疆，他们不仅把一种新的商业经营模式，商业规则，商业文化带到了*疆新**，同时他们也把内地中华文化历史上一些丰富的民俗活动还有一些最新的文化活动带到了*疆新**，如电影院、年画店、书店、风筝铺民间音乐班、工艺美术社等，极大的丰富了*疆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杨柳青镇的繁华街景一角
那时候，在迪化“大十字街”，形成的一系列天津商号令老一辈人耳熟能详，如位于津帮八大家之首，专门经营绸缎布匹、京货的“永裕德”；以经营京沪百货、京广杂货、俄英洋货、绸缎布匹、海味水产等为主“同盛和”；以专门经营各类调味品的“复泉涌”；以主要经营绸缎呢绒、纱罗布匹、日用百货的“德恒泰”；以经营日用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等的“公聚成”；以经营津沪百货、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等的“升聚永”等。
在宣统二年(1910年)，经历了"王高升纵火案"后，津帮“老八大家”是元气大伤。在老八大家的基础上，津帮“新八大家”又很快脱颖而出，他们依次是：永盛西商号，裕昌厚商号，福泰成商号，德兴和商号．德聚和商号，同泰兴商号，宝聚丰商号，庆春和商号。
随着由商人们由行商改为坐商，杨柳青商人们原有的进货渠道和经营网络都有了新的调整，从“倒短”到长途贩运，从零售改为批发，生意是越做越大。互有交往的商户之间为减少成本，采取“共同”进货的方式，各抽人力、资金，一体行事。远至京津一带采购货物，共同承担脚力、厘捐、税金，若有损失，共担风险。很有实力的大户，便自购自销，并以批发为主。多数较小的店铺，无力自行远途采购，则向批发大户进货，且建立稳定的进货关系。他们之间形成了许多互有联系、互相依靠的松散群体和经营网络。逐步分化为批发商、零售商和批零兼售三种类型的商户。此后也有些商户专门发展成了以仓储转运为主的商号，使经营体系更加完备。
在经营管理上，杨柳青人采取京津内地的经商习惯和模式，进行了人员、资金、经营网络的磨合，构筑了一套既正规、又完整的运行体系，强化了经商机制，为“天津商帮”的更大发展，夯实了基础。
“赶大营”在*疆新**历史上曾形成过三次大的高潮，每次持续的时间在二、三年，三、五年不等。而每次出现高潮的诱因，都是天津杨柳青一带遭受了特大水旱灾害。
在中国历史上，“赶大营”曾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是在征战年代，从肩挑小篓发展到坐商，在*疆新**历史上破天荒出现了京津风貌的店铺；第二次是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天津商帮”，构成了遍布全疆的经商网络；第三次便是工商分流，发展到“百艺进疆”和多种经营的格局。连续出现的两次高潮，使“天津商帮”发展到“黄金时代”。
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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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大营”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留下了一代天津杨柳青人艰苦创业的经典故事。他们爱国爱乡，扎根*疆新**，献身*疆新**，开创并奠定了*疆新**近现代商业的基础，创造了我国商贸史上的一个奇迹。
“赶大营”，是在左宗棠率领清军征讨阿古柏入侵者收复*疆新**失地的背景下兴起的。它萌发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兴起于光绪元年（1875年），全盛于光绪十年（1884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兴盛转向衰落。
清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收复*疆新**全境后，“三千货郎满天山”，*疆新**的各地商业也随之渐渐兴起。光绪十年（1884年），很多杨柳青商人们纷纷由行商改为座商，逐步形成了规模很大庞大、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实力翘居“*疆新**八帮”之首，其余的燕、晋、鄂、湘、豫、陕、陇各帮，都没有形成与达到与津帮商户相抗衡的实力与社会影响。
《*疆新**图志》曾记载说：“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后来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为了谋生存求发展仍有大批的天津杨柳青商人肩挑背篓，采取边走边售的方式，不绝于途经河西走廊进入*疆新**。他们这些人虽然不是跟随大军来到*疆新**的，已经无营可赶，则背称为是“上西大营”，或叫做是“跑西大营”。那时候，“西大营”俨然成了*疆新**的一个代名词。凡是从*疆新**回去的人，当地也称他们是“大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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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帮八大家"是"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改营坐商后建起的最早一批商号，《*疆新**通志·商业志》记载说，"津帮八大家"生意红火，资金大都超万元，经营遍及天山南北，为迪化商业奠定了基础。津帮商人自从担篓进疆以后，就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有了交易往来。八大家的店堂都有熟通维吾尔语和俄语的职员，有些店堂甚至要求全体店员学习维、俄用语。
在论及当时天津杨柳青商人们在乌鲁木齐经营的商业兴旺景象时，茅盾先生曾在《*疆新**风土杂记》中说：“*疆新**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疆新**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人于*疆新**。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4,11之市集．又察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气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疆新**汉族巨商之始祖。其后'回疆'既定，'赶大营'已成过去．仍有'冒险家'画依样之葫芦，不辞关山万重．远道而往，但既至镇西或迪化，往往资斧已罄，不能再贩土产归来。则佣工度日，积一二年则在本地为摊贩，幸而获利．足可再冒险矣，则贩新省之土产，仍以行商方式回到天津，于是换得现钱再贩货赴新省；如此每年可走一次，积十年亦可成富翁．在迪化为坐庄矣。但此为数十年前之情况，如此机会，早成过去。”
来往货物的客栈（*疆新**迪化老照片）
在*疆新**的天津商帮俗称“天津帮”，而在北京、天津地区，则又称他们为“*疆新**帮”。“赶大营”既是天津杨柳青商人们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挑战贫穷的一次伟大实践，也同时是汇集凝聚了众多天津杨柳青人勤劳、质朴品质，舍生忘死胆魄，聪明、智慧性格的一次集中检验。他们在*疆新**的经商成功致富，是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不背包袱，思想解放的最终结果。
“赶大营”由萌发到兴盛直至最后衰微，前后竟长达100多年时间。“上西大营”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历史上都统称为“赶大营”。而就在“赶大营”由盛及衰的过程中，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也踉踉跄跄走过了辛亥革命的*翻推**帝制，民国革命，五四运动，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等一系列天翻地覆的重大历史变化。
“赶大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幅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恢宏画卷。那些远离家乡行走在荒芜戈壁的一代代杨柳青人，或冒着枪林弹雨的腥风血雨，或冒着绿林响马的刀光剑影，或忍受着一望无际和酷暑的折磨，他们在用自己的耐心一寸寸丈量着自己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与忠诚。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劳实现了一个个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他们通过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的同时，也承担起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厚重责任。
“赶大营”凝结着一代代杨柳青人找寻机遇，刻苦努力，悲欢离合，家族兴衰的曲折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于*疆新**地方治安恶化、军阀独裁*制专**和“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天津商帮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打击，营业逐渐萧条，由于货源断绝，回货受阻，资金大量积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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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对中华历史的重大贡献。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谋生，也不单单是为了个人的发家致富，当年左公收复平定*疆新**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版图，他们的肩膀他们背篓他们“货郎担”为运送大量的军需物品付出了巨大心血。这也无异于是齐鲁沂蒙的乡亲们用手推车推出一个新中国那样，天津杨柳青人用自己的双肩参加了清代的一次卫国战争。左宗棠收复*疆新**失地的战争，是满清自*片鸦**战争以来唯一的一次所向披靡彻底打败入侵者、完全的收复失地取得的一次彻底胜利。
“赶大营”的出现，不仅推动了*疆新**的商业开埠，促进了杨柳青古镇的发展，增添了津门的繁荣，使乌鲁木齐市向西部大都会进化，也带动了陕、甘、宁等河西走廊沿线地区的发展。
津帮商人的致富．他们既不是因为自然条件优越，也没有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旧中国，像“赶大营”这种没有组织胜有组织的移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年代之久，涉域之广，路途之遥，惊险之多，艰苦之极，从者之众，获利之丰，影响之远亘古未见。
“赶大营”，既是天津杨柳青人的辉煌，也是*疆新**人民的骄傲。时光辉映，百年风云。现今，我们追忆“赶大营”往事，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