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运动失败，民营经济乘势崛起；民国民营经济失败，最后转向四大家族。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 600 多个团体，1000 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民国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做乡建。其中比较著名的，第一个是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孙发绪，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后在整个定县推广。在民国第三个年头，定县已经成了村治模范县。到了 1904 年，翟城村已经是一个大约 2000 人的村，如今是 5000人的大村。2000 人在西方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孙发绪实现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在地化自治。
孙中山的秘书黄展云先后担任国民*党**的福建省委书记、教育厅长，最后辞官，到福建长乐县的营前村，兼并了周围两个村发展临港经济，并将所有收益用于本地社会事业，做乡村自治。冯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阳实现了跨县、相当于地区级的自治，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可算成功，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兵府一家的势力，最后被*杀暗**了。
张謇早年的南通试验区，可称之为“县治的成功”；同理，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可称为“镇治的成功”。二者也是一个完全在地化的发展过程，把所有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社会基本建设等；而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则是村治的成功。以上是民国时期县—镇—村三级的地方治理实验。
黄展云在长乐所做的商业街，与我们今天的做法很相似，只是他的收益留在当地，没有被资本所占有。今天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起，这件事梁漱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就做了，他当年搞县级政府合署办公，所有部门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尽可能避免让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门。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这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毛和梁有对立，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这两条道路却显现出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在延安土改问题上，梁漱溟与毛*东泽**曾经是一致的。对于建国如何维持一个不同于西方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梁漱溟曾经和毛*东泽**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梁漱溟后来和毛*东泽**发生了冲突，主要是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贡献上。
当年的乡建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国民政府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高增长的黄金十年留下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无法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是外部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二是西方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危机，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使得经济从通货紧缩演变为通货膨胀。加之 1937 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中国的通货膨胀持续到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中国金融垮台，民国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在 1948 年彻底失败。*队军**没有军饷，摧枯拉朽一般，被游击队方式获得农民支持的*产党共**夺取了政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城市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是如何解决的？
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 88% 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 10%~12% 的城里人就够了。农民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城市人口，相当于 9 个农民养活 1 个城里人。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 1949 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 1950 年开始的，为了方便从农村占有剩余，1952 年开始推进农村组织化。直到工业化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可见，50年代是推行高度集体化的农民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国家工业资本从农村提取剩余。于是，中国成为了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工业化最难过的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初步形成工业化大生产之际，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每次经济危机的代价大都向乡村转嫁，1960 年开始的三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 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 1980 年以后，下乡知青陆续返城，待业青年总数也是 4000万。到 1998 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接着又是4500 万国企职工下岗。城市无力解决问题却宣布实现了软着陆，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 年*小平邓**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农发组的故事其实就在讲当年如何做组织制度创新的。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如何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对此我归纳为“成本转嫁论”，它所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或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核心，其运作机制已经在 2008 年金融海啸之后锻炼成熟。2015 年 10 月，西方六个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联合形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欧盟、瑞士，一旦发生流动性短缺，这些国家各自的流动性都自动等同于危机国家的流动性，以没有发生流动性短缺国家的正常利率来做支付，意味着危机国家完全可以随时消弭金融危机。在核心之外的，就是所谓半边缘国家：认同普适价值的意识形态，按西方的要求构成那些国家制度，那就是金融无边疆——把你的资源产生的收益为我占有。这种条件下，国家的实力决定了你可以作为半边缘或是半核心国家。剩下的不认同的国家就仍然构成金融高边疆——只要是用自己的本币来货币化自己的资源资产，用自己的资本市场来资本化自己的产业经济的国家，就一定会被金融资本边缘化！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金融主权，这世界没法按照西方模式秩序，金融资本核心就会崩溃。
只要在这样一个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之下，金融资本国家的制度成本会不断地向实体经济国家转嫁，于是，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正如梁漱溟所说，外力破坏造成的他毁远远不如自毁。越多地接受成本转嫁，就越多自毁。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未必都是成功的，但千万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今日强调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土社会，是有这些早期努力作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