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中，曾出现了一个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帮派——天地会。这个由明末遗民组成的帮派在历史上也真实存在过，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还多次组织对清政府的反抗活动，甚至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建立。"天地会"的存在，让我们看到在明清更迭时期，"遗民问题"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同时，它也随着满汉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越来越明显。故此，康熙帝发布了"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措施。

"博学鸿儒科"是清初的重要政治事件，称得上是明代遗民蜕变的枢纽。因为，清朝从创建王朝到入主中原，是由武功压服到文治德服的战略布局过程，而康熙帝"博学鸿儒科"的举办，则意味着这一布局基本完成。"博学鸿儒科"是清政府的曲线治国，因为三藩之乱的爆发，使得康熙认识到了清政府的"不得人心"，于是，他通过开"词科"的方式，名为招揽明代的大儒耆老，实为"招揽人心"。此举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为清王朝的统治冠以汉文化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通过对汉文人的体制化，来促使他们对自身身份的心理转化，争取汉文人对清朝正统的认可。所以，"博学鸿儒科"虽然有考试的形式存在，但实质却是"游宴"。它既是皇帝的自省之举，也为笼络人心。

康熙朝推行"博学鸿儒科"的原因

清代的博学鸿儒科，是区别于科举制的选才制度。发行于康熙十七年五月，用诗词的方式，来招揽一些已经成名的大儒或者文化名人。而康熙朝推行"博学鸿儒科"的原因，和历代粉饰太平的原因不同，是三藩之乱给康熙带来的反思，意在笼络汉族文人之心。

1，清代的"博学鸿儒科"虽是沿袭自汉唐以来的制科，但是二者目的不同

首先，"博学鸿儒科"虽是沿袭自汉唐以来的制科，但是二者目的不同。历代统治阶级出台的政策，总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背景，而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的实施也不例外。原本，"博学鸿儒科"并非是清朝的专属政策，它作为一种与寻常科举制度不同的考选人才制度，也有"特科"的别称，且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清代之前"博学鸿儒科"是历代统治者粉饰太平、炫耀自己文治、选拔人才的政治手段。

而清代的"博学鸿儒科"，虽然名义上是承袭于唐宋的"博学鸿儒科"，但是其目的却与前朝粉饰太平、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为，当时清政府正在经历平三藩的战事，在这样一个战乱的严峻时期，清政府没有用"博学鸿儒科"来粉饰太平的必要。且，清朝入关后，从顺治三年，到实行"博学鸿儒科"的康熙十七年，清政府举办了三十多年的科举制已经为清政府招揽了基本的人才。所以，在平三藩的战乱时期，结合清朝入关后的人才储备情况，可知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的目的并非揽才。而是因为长时间的"三藩之乱"，不仅消耗了清政府大量的兵力、物力，还让康熙看到了清政府"人心向背"的事实，这才有了"博学鸿儒科"的实施。

2,清朝的"博学鸿儒科"是三藩之乱带给清朝统治者的经验反省

其次，清朝的"博学鸿儒科"，是三藩之乱带给清朝统治者的经验反省。其一，这和清朝博学鸿儒科颁布于"康熙十七年五月"的时间有关。上文已经提过，清朝"博学鸿儒科"的发布时间在清朝的三藩之乱时期。当时的清政府正在经历平三藩的战事，康熙十二年，吴三桂打出旗号："共举大明之*物文**，悉还华夏之乾坤"，凭借着满汉矛盾发动了叛乱。而且，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三位大藩王的势力，遍布中国的南方、西南地区、陕甘地区，平三藩的战事从1673年一直持续到了1681年。这消耗了清政府巨大的财力物力。

其二，康熙亲政之初虽致力于缓解满汉矛盾，但并未根本解决满汉间的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刚刚亲政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满汉关系间的紧张关系，还一度实施了一些调节的措施，比如重用汉臣，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在康熙朝早期鳌拜集团对汉人的歧视态度。但是，满汉矛盾是明灭清兴之时就随之而来的，再加上中国汉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华夷之辩"的文化观，对于异族入侵一直秉持着否定的态度。所以，康熙亲政时的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满汉之间紧绷的关系。

其三，三大藩王以"满汉矛盾"为旗号发动如此大的*乱动**，让康熙认识到了得士族文人"人心"的重要性。因为，"三藩"以满汉间的矛盾为焦点，不仅触发了清朝入关以来就面对的满汉问题，也刺激了汉族遗民的心中隐痛，上文提到的吴三桂举出"共举大明之*物文**，悉还华夏之乾坤"后，各省都有叛兵接连助力，这样的情况让康熙看到了人心向背。再加上上文提到的战争持续时间久，让清政府疲于应对，康熙帝对清朝的满汉关系产生了反思，他认为："士为四民之首，欲取民心必先争取士心"，意思是得到士族文人的民心是清政府长久统治的重中之重，只需要迎合明朝遗民的故国之思，再在仕途上另辟蹊径予其出路，就能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自然迎刃而解。

所以，博学鸿儒科名为通过诗词科"揽才"，实为"揽心"。经过康熙的御定，博学鸿儒科甚至成为了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稳定满汉矛盾的经验。比如，《清圣祖实录》记载了康熙的话："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康熙将用人之道视为治国之道。于是，在平叛之际，康熙下令不拘一格收揽人才："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着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以副朕广揽人才之意。"康熙直接说明，汉人中的有节之士、有才之士，只需要被保举就可以被授官。因为，明朝重"气节"，明代的遗民不屑于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更不屑于花钱捐官，所以一大批文化名人隐居山林，比如，著名的顾炎武、朱彝尊。所以，康熙才在吴三桂打出恢复汉族的旗号后，才思考开始笼络他们的对策，而吴三桂突然暴毙时，康熙认为笼络人心的时机已到，下令实行"博学鸿儒科"，意在"嘉惠士林，消弭反侧"，通过对士族文人的施恩，使得反对意识消弭，于是推行了博学鸿儒科。

康熙朝推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

康熙朝推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是因为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认识到了"明朝遗民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满汉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于是，他认识到了清王朝巩固统治的一大方法就是，为清王朝的统治，冠以汉文化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消除汉文人心中清王朝是异族入关的心理。想要通过"博学鸿儒科"的形式，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招揽遗民中的文化名人，通过对汉文人的体制化，来促使汉文人对自身身份的心理转变，争取汉文人对清朝正统的认可。

1，"遗民问题"由来在中国由来已久

首先，遗民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因为，中国历代朝代更迭十分常见，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一来，就产生了"遗民"。其一，遗民之所以能被统治者重视，是因为遗民有着特异的潜质和行为方式，比如历代的移民多以隐居的形式表达对新朝的不依附，他们或隐居山林，或寄身于伽蓝，亦或直接闭门谢客。一来，是名士文人在表达*国亡**之痛，二来，是朝代更迭之时，容易有杀身之祸，于是大批遗民怀有观望的态度。

其二，因为新朝刚刚建立之初统治尚不牢固，于是遗民成为了游离于国家秩序和体制之外的政治异己力量。在新的王朝建立之初，遗民这样的群体对统治者来说是极大的威胁，一旦被有心之人利用，非常不利于政治权威的确立和巩固。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遗民问题，而看一个新的王朝是否站住了脚，对遗民这样自由群体的调动和管制是很大的参考标准。可见，遗民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

2，清朝入关之初，也面临着严峻的"遗民问题"

其次，清朝入关之初，也面临着严峻的"遗民问题"。清朝入关后，随着康熙三年李来亨全家*焚自**，标志着南明政权在大陆的抵抗结束，清朝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威胁基本解除。于是，对清朝怀有抵抗心理的文人遗民，成为了清朝当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也是当时清朝最活跃的政治异己力量。并且，这个遗民群体数量还很大，仅仅文人士族群就多达两千多人，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或是前朝大儒，或是前朝文化名人，在民间、朝堂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是其中之一。连康熙本人都认可遗民在社会上的地位，《清圣祖实录》记载："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一时"，说康熙认为这些文化名人名重一时。

故而，数量巨大、有巨大影响力的移民们，无疑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上文提到的三藩之乱爆发后，当时的一些遗民们互相联系，有冒进叛乱之嫌，所以将遗民们纳入政府的管辖，让他们接受清政府的体制管制是当时尤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康熙才推行"博学鸿儒科"，意在通过给予遗民群体官位，来笼络遗民群体的人心，进而削弱遗民群体的不臣之心和社会影响力。比如，《全祖望．词科摭言》记载："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可见，清政府推行"博学鸿儒科"，意在收揽人心。

3,康熙推行的"博学鸿儒科"，收揽了大量的遗民

再者，康熙推行的"博学鸿儒科"，收揽了大量的遗民。甚至，包揽了很大的范围，比如，曾经在明朝入仕的遗民，未在明朝入仕的遗民等等，都被列为清朝收揽的范围内。《清史稿》记载："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而一些不出名的遗民，尽管在当时已经被录用，但是却并未被列进相关名录中去。

这也和康熙决心收揽遗民的态度有关。康熙因为三藩之乱认识到了遗民问题的严重，加上他本人是认可这些遗民在社会中的名望的，于是待他们很是宽容，《清圣祖实录》记载："当时法律之宽，圣心爱贤之笃。"比如，著名的顾炎武、黄宗羲、李颞、王弘撰、魏禧、徐夜等，或未荐先辞，或以病为由而"行催不到"，或"到京称疾不与试"，康熙都没有责罚他们，甚至还夸赞他们的才学，引用他们的弟子。可见，康熙对于收揽遗民的决心，这对后来遗民问题的解决，汉文人对清政府的认可，有很大的裨益。

康熙朝推行的"博学鸿儒科"的性质：一次游宴气象的"考试"

康熙朝推行的"博学鸿儒科"的性质：是一次游宴气象的"考试"。在试题内容、试场气氛、阅卷状况等多方面，都非常宽松。而这些都具体表现在录用率高、录用对象的地域倾向于江南地区、侧重在野之士等方面。

1,清朝对于"博学鸿儒科"的荐举带有明显的强制性

首先，清朝对于"博学鸿儒科"的荐举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比如，清朝对于"博学鸿儒科"举荐人的品类没有做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杂流卑官亦许呈荐"，对举荐官员的品级、官职、所辖范围都没有做严格的要求，这很大增加了被举荐人的数量。再者，清朝还从制度上助力了"博学鸿儒科"的举荐量，比如，"地方有司对名登荐牍者，催逼敦促"，在地方上要求官府必须多加督促；比如，"则封疆大吏报其起程之日，其解骖则部臣奏其抵京之日"，要求官员随时对被举荐的人的行程做具体的报备；对于被推荐的遗民的待遇也很好，"荐举优异 以使其无衣食饥寒之虞"，每月发放旅费、衣食费、柴炭银、俸银及银米等等。可见，清朝政府对此次的"博学鸿儒科"采用了强制性的态度。

2，从考试氛围看，清朝政府精心挑选考试日期、赐宴款待，提高考试的舒适度

并且，从考试氛围看，清朝政府精心挑选考试日期、赐宴款待，提高考试的舒适度。比如，《清史稿》记载："膺荐人员已经陆续到部，欲行考试，因天寒晷短，恐其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在考试时，清朝政府还考虑到天气寒冷的原因，对于考试人员行文有影响，推迟考试的时间等等；比如，《清史稿》记载"引上体仁阁赐宴，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设馔十二簋，皆大碗高攒......陪宴者大学士、掌院学士各二员。"清朝政府还专门设宴款待他们，菜品十分丰富，陪同赴宴的人员，都是大学士、掌院学士等级别的人。

3，从试后阅卷与录用情况、考试内容看，清政府持迁就的态度

再则，从试后阅卷与录用情况看，清政府持迁就的态度。考完试后，由吏部收录试卷，翰林院进行封卷，康熙本人亲自阅卷。而甄别的标准也很简单，只看诗作是否和韵，是否有违禁用语的出现，有没有错别字即可。比如，严绳孙仅仅作诗一首，而且并未将试卷写满，康熙以其"文词可取"而特令他授为翰林。并且，录用率非常高，举荐的人有203位，录取的数量竟高达50人，录用率近四分之一。在录用对象的地域上，也多倾向于江南人士，因为南明曾在江南地区存续多年，江南地区的百姓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很深，为表大度改善关系，才重用江南地区的人。上文提到的录用的五十人中，江浙两省合计38 人。最后，在考试内容上，多为经、史、诗、赋、策论，难度降低，《清史录》记载："取士最宽，而最为后世所传述"，一句话就概括了"博学鸿儒科"的难度很低，以及清政府想要通过此来招揽人心的态度。

但是，也代表了博学鸿儒科只是一次象征性的特科，是三藩叛乱之际清廷为缓和满汉矛盾，利用遗民大儒的影响力，来向汉文人展示自己怀柔态度的一种举措。故而，"博学鸿儒科"只是一次带着游宴气象的考试。

总结

综上所述，博学鸿儒科只是一次象征性的特科，是三藩叛乱之际清廷为缓和满汉矛盾，利用遗民大儒的影响力，来向汉文人展示自己怀柔态度的一种举措。故而，"博学鸿儒科"只是一次带着游宴气象的考试。但从揽心的效果看，"博学鸿儒科"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博学鸿儒科"作为改变遗民现象的契机，使得原本对清政府有敌意的人开始转变立场，甚至对清政府俯首称臣。不仅彰显了清朝政府关心遗民文人的胸怀，也为汉文人认可清政府奠定了心理基础。不仅消除了反清的意志，还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融。许多原来对清朝抱有对立情绪的遗民士人，或态度软化，或立场转变，甚或俯首称臣，最终淡出清初历史舞台。